第十五章 甘孜会师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刘统 本章:第十五章 甘孜会师

    红六军团西征——二、六军团湘西会师——一个传教士在红军中的经历——红军的女儿——二方面军与红军总部接通联络——进入贵州、云南——红军北渡金沙江——严重的减员和损失——过雪山——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红四方面军自1936年3月到达道孚、甘孜、炉霍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一方面因为南下苦战,部队需要休整,更主要的原因是等待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共同北上。

    红二、六军团是由在湘鄂苏区坚持斗争的两支红军部队——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组成的。虽然他们是最后北上的一支红军大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六军团就已经踏上了征途。

    1934年7月,在湘赣边区永新、宁冈一带活动的红六军团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训令,要他们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在那里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被迫步步收缩,处境越来越困难。在军委命令中,对红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和地域都作了具体规定。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于1934年8月7日率领全军9000多人踏上西征之路。开始大家对军委意图并不了解,萧克后来才明白:“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先派出了两支先遣队:一是方志敏的红七军团;一是红六军团。他们的任务是吸引敌军,开辟新区,为中央探路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他们都是孤军奋战,中央苏区不可能增援和接应他们。打得好就独立生存,打不好就全军覆没。方志敏向敌军力量强大的东北方进军,不久就陷入国民党军重围,在怀玉山失败。六军团向湘西山区进军,处境就好多了。

    遵照军委指示,六军团出发时带上了所有的坛坛罐罐。萧克回忆:“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走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10里路,它就掉队1、2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军,把红军的机动灵活性全限制住了。到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境内,山路崎岖,更走不动了。萧克等领导人当机立断,边走边扔,甩掉这些笨重家当,部队才轻装像个打仗的样子。他们把情况报告中央,但中央不理会,在后面跟着大搬家。国民党报纸讥笑红军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简直窝心透了。

    红六军团西行,引起湖南、广西军阀的紧张。他们调兵遣将,前堵后追。本来六军团准备在零陵一带抢渡湘江,但敌军已在湘江西岸重兵布防,只得放弃渡江计划,转移到湖南、广西交界的阳明山地区,想在那里站住脚。到那里一看,人烟稀少,地瘠民贫,实在不好生存,于是六军团继续西进,跳出军阀包围圈,由广西进入贵州。六军团机动灵活地跟敌军捉迷藏,兜圈子,搞得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疲劳不堪。但是,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六军团陷入湘、桂、黔三省军阀24个团的包围之中。这次失利的原因是红军指挥员的麻痹大意,萧克说:“我们以为广西军在我们南面,没有预计要遭遇廖磊,因之也没有作战预案。前卫部队遇到邮差,说前面没有敌人。结果邮差刚走,战斗就打响了。”

    战斗开始时红军处境极为不利。六军团被截成三段,前锋部队在参谋长李达率领下冲出包围,去湘西寻找贺龙部队会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主力和直属队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了严重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质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52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同志浴血奋战了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而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到的谷涧水沟通过。直到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一个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经过这场死里逃生的战斗,到与贺龙会师时,萧克清点人数,只剩下3000多人,比从湘赣边区出发时少了一半多。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黔东的印江县木黄镇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3军(红二军团前身)会师了。当时红3军还有3200人,他们的情况不比六军团好多少。1932年,贺龙、段德昌在洪湖根据地搞得轰轰烈烈,红军一度发展到2万多人。自从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分局代表夏曦来到洪湖,开始大搞肃反。他给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的帽子,严刑拷打,大开杀戒,著名的红军将领段德昌,国民党出重金买他的头而不可得,却被夏曦在肃反中杀掉了。洪湖苏区的干部战士被夏曦杀了3000多,师团级的干部大部分被杀。村苏维埃的干部也被杀掉十之八九,包括贺龙的两个兄弟。甚至贺龙的生命都受到威胁,贺龙元帅沉痛地回忆:“那时,苏区丢了,干部杀完了,只剩下4个党员(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的也不敢承认是党员,好像一个小孩子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红3军听到红六军团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我们出发是过去撞红六军团去的。我们出发走了一天,六军团来了。第一次李达带二百多人找到了我们,第二次郭鹏,第三次任弼时、王震、萧克都来了。”两支历尽千辛万苦的部队会合后,好像久别重逢的亲兄弟。

    会师第二天,任弼时、萧克致电中央,汇报与贺龙会师的消息。他们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不料10月26日军委来电,反对他们合并。电报说:

    A.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的直接指挥。

    B.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

    此时,中央红军刚刚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军委的命令是要六军团继续充当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吸引和牵制敌军,以减轻中央的压力。二、六军团领导人共同研究了电报,认为军委的命令是不适宜的,于是联名复电:

    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人一、二个支队。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事实证明,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央也就没再坚持。根据军委指示,会师后的红军统一由红二军团指挥部领导。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六军团缩编为三个团,组织机构初步建立了。两军团会合后,表现出高度团结一致的精神。任弼时主持会议,严厉批判了夏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受害和受打击的同志恢复名誉,驱散了蒙在干部战士心头的乌云。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湘黔边区发展扩大苏区,很快控制了桑植、大庸、慈利、常德等县城,贺龙在家乡搞革命,如鱼得水,摆脱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死守一块根据地的被动局面,带领部队往返穿梭,专找敌人的弱点和空子打。贺龙生动地比喻说:“打鱼的下拖网,鱼还跳出去嘛。我们比鱼还差?我们随便可以出去嘛。我们出去如鱼得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左倾路线)硬是把苏区吃得光光的,这家一升那家一斗。把人家埋的坛坛都吃了好,还是开大仓好?”

    二、六军团会合后的一年中,形势一度发展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红军北上后,蒋介石腾出手来,调遣四个纵队围剿湘黔苏区。国民党军大筑堡垒,封锁红军的出路。湘西大小土匪也各据一方,与红军作对。红军生活越来越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贺龙、任弼时等决定退离湘黔苏区,到贵州中部去开辟新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转移,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在四支长征队伍中,红二、六军团可算是一支最奇特和富有传奇色彩的队伍。在近2万人的部队中,不仅有红军指战员,还有背着烟枪的新兵、国民党军的中将师长、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传教士、白发苍苍的开明绅士和不满周岁的女婴。

    红军来到湘西,首要任务就是扩大红军。但这里的兵源实在不理想。萧克说:“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交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于是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烟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同志搞的。”

    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县境内行军时,突然遇到一位外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他是英国出生的瑞士人,虔诚的新教徒。怀着美好的理想,他自愿远渡重洋,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贵州传教。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薄复礼,取孔子“克己复礼”的典故。这些虔诚的传教士以其宗教热情,居然遍布中国最荒凉的角落,真是令人吃惊。这天,薄复礼和妻子参加了一个宗教仪式,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与红军不期而遇,当了俘虏。

    红军抓住这两个外国人,非常高兴。在他们眼里,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可以当作人质,让国民党拿钱来赎。萧克回忆:“坦率地讲,这时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只是红军开价太高,当审问薄复礼的吴法官(应该是军团保卫局长吴德峰——作者注)宣布要十万元赎金时,薄复礼不顾死活地喊道:“十万?不可能!”第二天红军攻占旧州城,又抓住了新西兰传教士海曼一家。红军释放了薄复礼夫人和海曼家属,但这两个传教士是不见赎金不放人的。

    后来,一个偶然事件使薄复礼与红军改善了关系。在黄平教堂,红军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地名都是法文标的。萧克听说薄复礼懂中文,就派人把他押来。薄复礼回忆:“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在运动中避免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然,萧克的魅力感动了薄复礼。于是,他开始用生硬的中国话为萧克翻译,萧克仔细地记录。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干了大半夜。工作之余,萧克问起薄复礼的身世,两人聊了起来。一位红军将领和外国传教士的心在逐渐沟通。

    半个世纪后,当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北京采访萧克将军,谈起长征中的这一夜,萧克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时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旧中国中学课本上的地图。32开本,只能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薄复礼帮助译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此后,薄复礼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红军分战利品时,也给了他一大块牛肉。行军中他的鞋坏了,吴德峰命令一个战士脱下套鞋给薄复礼,而那个战士却痛苦地赤脚走山路。后来,吴德峰还给两个传教士找了骡子骑,赎金也降到了6000元。

    在教会同仁的奔走努力下,一部分赎金送来了。红军决定释放年龄较大的海曼,押着薄复礼继续行军。这样,薄复礼随红二、六军团共同长征,横穿了整个贵州,进入云南。1935年3月21日,当红军行进到距昆明仅数十里时,薄复礼突然被萧克召去,他被告知:红军决定释放他。在送别他的晚宴上,王震对他说:“你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已经看到,我们对穷人是多么的好。我们不是土匪,这是敌人的诬蔑。”萧克欢迎他留在中国,可以办学校,但是不准用上帝去麻醉学生。第二天一早,红军就出发了。薄复礼徒步走到富民县城,结束了在红军中度过的18个月俘虏生活。

    薄复礼回到英国,成了新闻人物。人们对他的传奇经历极感兴趣,请他去作演讲。但是出乎意料,薄复礼对大家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活力和革命激情。”他再次回到中国传教,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对红军长征作了如实的记录。这使萧克将军深为感动,他在为薄复礼回忆录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国民党师长是张振汉。1935年6月,二、六军团向湖北宜恩进军,国民党第41师师长张振汉指挥4个旅的兵力来包围红军。贺龙将主力调到中堡,在运动中出敌不意,把张振汉的师部包围在一个山谷里。战斗打响,王震率51团猛攻。贺龙打电话把王震拉下来,叫他不要硬攻。贺龙命令红军用迫击炮朝敌军打了几炮,敌军没想到红军有炮,乱成一团。贺龙指挥部队一个冲锋,歼灭这股敌人,张振汉也当了俘虏。据说张振汉的家属送来一笔钱,请求将张振汉放回去。贺龙认为张振汉对红军有些用处,对他以礼相待。张振汉感谢红军宽大,愿意为红军做事。红二、六军团成立了红军学校,张振汉当了高级班教员,为红军指挥员讲授战术原则和军事知识。他还能联系实际,用军阀内战的一些战例和自己与红军作战失败的教训结合军事教学,颇受欢迎。他部下的一些军官也担任了教员,对红军建设起了作用。后来,张振汉参加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一直到了延安。国共合作后,中央决定让他回家。张振汉回到长沙,解放后又参加了革命工作,任长沙市副市长。

    1936年2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毕节,在那里休整扩红。红军组织宣传队,向老百姓宣传北上抗日。当地有位开明绅士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北洋政府任过职。当时他年近六旬,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动荡和黑暗,报国之心一直没有实现。红军来到毕节前,国民党专员叫他一起逃跑,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王震和夏曦登门拜访,看到他家里有很多马列主义书籍,问他为什么要读这些书。周先生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也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大家问他:“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是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你赞成不赞成?”他说完全赞成。于是红军请他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欣然同意。以他在当地的声望,振臂一呼,几天就发展了1000人,跟红军北上。到云南境内,红军前有云南军阀龙云、孙渡堵截,后有国民党中央军追赶。周先生与孙渡有旧,就写信给孙渡和龙云,晓以大义。龙云考虑再三,决定按兵不动,让红军北上。就是这样一位老者,凭着一颗爱国之心,与红军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在红军中传为佳话。国共合作后他也回到家乡,解放后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不久,贺龙、萧克喜结良缘。他俩娶的是一对姊妹花,贺龙的妻子是姐姐蹇先任,萧克的妻子是妹妹蹇先佛。蹇氏姐妹读过中学,是军中少有的才女。蹇先任教贺龙学文化,号称“蹇先生”。1935年11月,蹇先任生了一个女儿。贺龙正好在前方打了个大胜仗,听到王震传达的喜报,非常高兴,就给女儿起名“捷生”。不久,根据地遭到敌军围剿,形势紧张,红军准备转到外线作战。贺龙想把孩子寄养在一个亲戚家。他背着孩子骑马走了几十里,发现亲戚家房门紧锁,早已不知去向。于是贺龙决定带孩子出征。一路上,这个不满周岁的婴儿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欢乐。薄复礼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长征前夕,当人们为生存而英勇奋斗的时候,一个女婴在这支队伍中诞生了。贺龙将军抱着孩子,那么亲切,那么和气,就像孩子的妈妈一样,充满了柔情。”当战士们发现薄复礼会织毛衣,“贺龙叫传令兵给我送来一团质量很好的毛线,上面还有德国商标。我想,这可能是从教会驻地抢来的战利品。毛线的颜色各种各样的,黑的、绿的、紫的、棕的、白的,色彩纷呈。他们还给了一件中国式的小风衣作参考,我自己又设计了一些样式,用各种颜色把它配起来。”薄复礼连夜赶织,接近完工时他自己却病倒了。这件毛衣是否穿到小捷生身上,他自己也不清楚。

    在艰苦的长征中,这个小女孩被大家轮流背着抱着,通过封锁线时,妈妈怕她啼哭暴露目标,把她的嘴紧紧堵住,憋得她出不来气。一次战斗中,贺龙骑着战马,怀抱女儿奋力突围。突出去后,才发觉孩子不知何时从怀里被颠出去了。急忙回去寻找,发现她被一个老乡拾到,抱在手上。过草地时,饭都没得吃,更不要说奶了,孩子靠妈妈喂面糊糊,顽强地活下来。到陕北时,孩子才满周岁。她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一个奇迹,也是长征中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个生下来就历经磨难的女孩,后来继承父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后,谁也没想到会走向陕北。自1935年2月接到中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电报后,二、六军团便与中央失去联系。到9月下旬,他们突然收到周恩来一封明码电报,询问二、六军团下落。贺龙等接到电报,既高兴又警惕。为了证实电报的真实性,他们回了一封电报作为试探。

    1.我们8月27日占领沣州、津市、石门、临沣,现已退出。

    2.我们将敌原围剿计划冲破,准备粉碎敌对我们新的大举围剿。

    3.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第二天他们就收到红军总部的密码回电:

    2.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

    3.一、四方面军6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

    5.望你们以冲破敌人之围剿部署的英勇和经验来冲破新的围剿。

    总部来电在二、六军团中引起一片欢呼。大家在为与中央接通联系而高兴时,却没想到这封电报并非中共中央所发,而是张国焘发的。当时张国焘已与中央分裂,他掌握着红军的密码,所以收到了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的电报。他以总部名义和二、六军团联系,直到甘孜会师前,中央对二、六军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张国焘没有透露党内斗争情况,二、六军团自然也不知道。朱德回顾这段历史说:“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没有中央指示的。我们发报都是经过他(张国焘)。当时有关打仗他不得不听我的,但有关政治方面都得听他的。”

    长征初期,红二、六军团是独立行动的,这反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束缚和损失。193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加紧对湘黔根据地的围剿,本来就不富裕的根据地经济更为困难。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二、六军团计划转移。萧克说:红军的计划“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所以,二、六军团这次转移不是流寇式的无目标移动,也不是搬家式的逃跑。大家想打几个胜仗就转回来,所以是轻装出发。行李是最简单的,粮食只带几天用的。1935年10月23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红军在大庸附近的潭口突破敌人的堡垒防线,迈出长征的第一步。

    红军一开始向东打,急行军插到湘中最富裕的新化、辰溪等地。敌人以为红军要打常德,威胁长沙,吓得湘中各县县长和土豪纷纷告急,请求调兵。蒋介石命令樊崧甫、李觉等五个纵队包围红军,二、六军团准备在晃县的便水打一仗,制止敌军的追击。但是指挥上出了岔,六军团与敌军打了一天消耗战,没通知二军团就西行了。任弼时带着军团部住在龙溪口,也不知道六军团已经走了。贺龙和关向应见六军团阵地上不响枪,估计他们走了,赶紧派部队去抢占龙溪口,才避免被敌军切断。贺龙干脆使出一计,第二天大摇大摆地行军。敌军以为有埋伏,也不敢追。红军西行到贵州石阡,在那里休整。

    红军忽东忽西,变化无常,搞得国民党军惶恐不安。第3纵队司令樊崧甫奉命追剿,在湘西山区跟着红军打转。出发时长官、家属、幕僚一行十几抬轿子,在山区根本没法走。樊崧甫只好把闲杂人员和轿子都扔掉,带着部队爬山。他抱怨说:“部队从慈利到溆浦已走了不少迂回曲折的山径和田岸路,仗没有打,行军就累死人。坐飞机汽车的大人老爷们哪管你的死活,按照他们的愿望,下个命令限你按期到达,否则以贻误戎机论罪,直叫官兵有冤无处诉。”他怕贺龙打埋伏,不敢走山路,绕大道行军,连红军的影子也见不到。追了些日子,听说红军过了芷江,还要向西走,就请示长沙的何键、刘建绪是追堵还是送行。何、刘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希望能把红军赶出湖南就行。樊崧甫跟在红军后面,既不紧追,也不打,保持一定距离,让红军从容西进。

    陈诚见红军进了贵州,命令湘军继续追剿。这个倒霉差事又落到第4纵队司令李觉头上。红军从根据地突围时,李觉没堵住,被记了两次大过,不敢不执行命令。他从黄平、龙里、贵阳一直跟到安顺,只休息了两天又奉命向威宁进发。红军在哪里,根本不清楚。在威宁李觉突然接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十万火急电令,要他第二天黄昏前赶到七星关。李觉一看地图,足有180里地,都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根本不可能在指定时间到达。好在国民党军官都有一套应付上层瞎指挥的办法,李觉挑选100名精壮汉子,全部轻装,三分之一徒手,组成一支象征性的挺进纵队。背上一部小电台,预付赏金,让他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就给上司发报说他们已经占领七星关。李觉带着大部队在后面慢慢走。这一着果然灵,管他有没有红军,只要把上司糊弄过去就行了。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从湘黔根据地出发一直到贵州毕节,基本上还算顺利。尽管爬了不少山,但没有遭遇大的战斗,部队损失较小。1936年1月28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在毕节接到红军总部来电:“关于你们的行动有二:1.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2.入川一经滇渡金沙江入上以南,一经毕节入下,向南在作廿上下游渡大江,深入川中与敌作较大的运动战,均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一、三军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第二项是带有决战性质,只有在极有利的条件采用。”这个指示与任弼时等领导的想法一致,大家决定:“二、六军团应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黔大毕在地形、群众、粮食与反动统治力量等条件上,均有利于我军活动。故决定在该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红军在毕节住了二十多天,宣传抗日,扩大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很热闹。不久,国民党军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李觉等部从几个方向压过来。贵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红军无法掌握准确的敌情,几次出击效果不大。敌军包围圈越收越紧,为了避免陷入被动,红军退出毕节,原打算向安顺方向转移。敌军又堵住前进道路,想在半路上消灭红军。任弼时回忆:“因情况变化,南进困难,改向滇东转移。”因敌军在威宁一带设防,“西南进又未成,乃被逼于毕、威道北之彝良、镇雄间狭小困难地区。在天候、给养困难情况下,敌以高度积极动作企图在该区域内消灭我军,亦为我军长征处境困难时期。”于是红军“以急行军乘虚绕过威宁进至滇东,至是,乃最后脱离黔滇川边而开始进入黔滇边广大地区”。

    这段时期,红军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道路崎岖艰险,人烟稀少。带的粮食很快吃光了,一周内没见过包谷、荞巴。山地气候变化大,忽冷忽热,部队饥寒交加,有的人就受不了,抱怨“不知要拖到哪里去”。掉队现象比较严重,有些在毕节参军的新战士开了小差。部队进了云南,打下宣威,情况才有好转。“给养也突然改善了,宣威土豪家里的火腿,除大批分给群众外,部队是吃不完的。山也低了,路也平坦宽广了,疲劳是被逐渐的消失着。”战士们的士气明显高昂起来。

    红军进了云南,吓坏了土皇帝龙云。蒋介石正好乘机把他攥在手心里。表面上把追堵红军的中央军交给龙云指挥,打破了龙云独霸云南的局面。第3纵队司令孙渡跟着红军到了宣威,收到红军转来周素园先生的信。他把信转交龙云,心照不宣,有意保持距离,不和红军死拼。一天,下边说在宣威郊外虎头山与红军交火,孙渡赶到前沿,“看到实际战斗情况并不象我想象中的激烈。第1旅所占的山麓及附近凹道里有密集的部队在休息的模样。我问旅长刘正富,那是不是我们的队伍?他说那就是红军。他并指着稍远山腹上搭有帐篷的地方,说那也是红军。我当即面嘱他说:对红军作战要稳扎稳打,情况摸不透,切勿轻举妄动”。夜里枪声密集,孙渡以为红军要进攻,紧张万分。天明一看,红军已经转移了。红军过了普渡河,孙渡的部队才磨磨蹭蹭地赶到。

    这时,蒋介石到昆明督战,拉着龙云上飞机视察前线。龙云看不清地面上是什么地方,以为蒋介石要把他劫走,心情紧张,惶恐异常。后见蒋介石从飞机上投信下去给孙渡,知道还在云南地盘上,才放下心来。谁知大烟瘾又犯了,哈欠连天,涕泪交流。下飞机时,龙云让人搀扶,如同大病一场。

    1936年3月25日,二、六军团在宣威以北接到红军总部电报,指示:“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3月×日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川滇边行动亦好。”二、六军团领导人研究了情况,任弼时认为:“因军委无肯定指示,我们不知是因为战略上的要求必须渡江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贺龙的意思是“这里也可以活,那里也可以生存”。王震回忆:“我们到云南时没有过江的意图,还想打回去。当时任弼时提出一个问题:在太平天国时石达开的失败,现在蒋介石又说中央红军走那条路,会全军覆没。我们怀疑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过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不到贵州去。我们当时不知道过江后还要过雪山草地,如果知道是不会过的。”萧克回忆:“在盘县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对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黔滇边站住脚。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是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红军总部为什么要二、六军团北上呢?张国焘开始是不积极的。朱德回忆说:“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过江不过江不是个人决定,要以敌人的力量来决定。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这里阴差阳错的把团结搞起来的。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但二方面军在会合前是不知道张国焘反中央的。在会合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

    北上会师的大计已定,二、六军团迅速从宣威北上,一路经过楚雄、祥云、鹤庆等地,1936年4月25日占领丽江,接近金沙江。这段路都是走公路,却不像走山路安全。龙云急于把红军赶出云南,几乎每天派飞机轰炸,给红军的行军造成很大麻烦。干部、战士被炸死炸伤的不少。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政治部把一些不能走的伤病员寄托在老乡家里,留下休养费和粮食。伤势不重的干部才骑马或用担架抬着走。多数伤员知道让国民党抓住不会有好结果,痛哭着不愿留下,搞得干部十分为难。急行军的疲劳和轰炸,造成伤病员数量剧增,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4月26日,先头部队到达金沙江畔。虽然只搞到几条船,但渡江组织得很好,短短三天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进入少数民族区域,这些地方人烟稀少,极为荒凉,一万多人的红军队伍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红军从中甸走了几百里山路到德荣,以为是个县城,可以补充粮食。谁知到德荣一看,竟然只有三家房子,以致大家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粮食没有,衣服也没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忆:“西康气候非常寒冷,特别是雪山上空气稀薄,呼吸都感困难。近河处早晚很冷,日间又热,这种气候我们尚未习惯。战士在湘黔滇行动中,没有大批的准备衣服被褥。当时气候是和煦的,有些战士好似不感觉如何需要。一过金沙江后气候即顿觉寒冷,然而收集衣服已是非常困难了。当时我们的战士有些是穿单衣,甚至一层都是烂的,也无衣换洗,在搜山时亦未收集到什么羊皮衣服,被盖的缺乏是影响了战士的健康的。因受寒而致病,因病致死,这是我们一个严重的问题。……西康粮食缺乏,有些战士的掉队是因为挨了饿掉了队,常难得到充分的食料,有时弄点干粉吃又无开水,和之以冷水,吃了肚子不消化,常发生痢疾。病员中痢疾症占了一半以上。再则部队很难弄到油吃(酥油是很少的),盐也是缺乏。有些部队收集很多给养,常有战士过食无度。而另一部分常未得到而感觉饥饿,都足以致人于疾病的。”

    从丽江到甘孜这段艰苦的行程,红二、六军团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据任弼时统计,掉队、逃亡、战斗中牺牲和负伤、因病寄养和失踪的总共有7381人。除千余伤员还能跟随行军,可谓损失近半。然而最严峻的考验是爬雪山。王震回忆:“从中甸到稻城、理化、瞻化到达甘孜等县,通过三个最大的雪山。一个是从格罗湾到小中甸的大雪山(一百几十里),正是5月2日。一个是从瓮水到易窝的大雪山,约120里,是在5月12日翻过的。最后是从那坡到德窝的大雪山,150里,是在6月1日翻过的。其次还翻了许多小雪山。”

    二、六军团的行军路线,比一、四方面军更为艰苦。由于没有过雪山的经验,还按老规矩梯次行军,结果吃了大亏。甘泗淇说:“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以致死亡近百。由白松到茨乌走错了路,过了一雪山死亡亦数十。由东南多又过一雪山,4师当时因前面被番民破坏道路阻碍我军部队走不动,后面部队仍在山上,突然天变下大雪,冻死近40人。13团亦因前面队伍走不动停止被冻死近30人,6师亦死亡数十,仅军直死亡较少。”然而,与四方面军会师的信心并没有动摇,在贺龙带领下,红军战士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耐力连续翻过大小雪山,走完了会师前最艰难的路程。

    当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四方面军这里又活跃起来,掀起了迎接二、六军团的热潮。4月12日朱德、张国焘就通知陈昌浩:“二、六军北上已成事实,四十日内可接通。望努力筹集资粮,完成4、5两月战斗准备工作,必能争取会合二、六军和实现北上的胜利。”4月20日红二方面军接近金沙江,朱德、张国焘又通知徐向前,要他做好接应准备。4月27日,朱、张命令徐向前派32军前往雅江、稻城路上迎接,在瞻化准备好住房。徐向前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各部全力开展迎接二方面军的组织准备工作。除了准备吃住,还要全军动手纺毛线、织毛衣,慰劳二、六军团的兄弟。徐向前强调:“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是老四和老大、老二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他的话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1936年6月3日,六军团的先头部队16师与四方面军的32军在理化(今四川理塘)南甲洼会师。6月27日,萧克、王震率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7月1日,贺龙、任弼时在甘孜绒坝岔会见朱德、张国焘。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实现会师,这是长征中的又一个节日。在甘孜的山坡上召开了欢迎大会,口号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的藏族男女令二、六军团战士大开眼界,李伯钊率领的红军文工团演出了精彩的节目。二、六军团的同志经历了半年多的艰苦转战,这是第一次安心坐下来观看演出。

    战士谭尚维回忆:“吃过晚饭后,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一件毛衣或一双毛袜子。这些东西对我们南方人来说都有点稀罕。有些人过去在乡下根本就没见过这样厚的毛衣或毛袜子,有人问指导员:‘这是哪里来的?’指导员说:‘这是四方面军慰劳我们的。人家怕我们到草地受冻,全军上下几天几晚没睡觉,剪羊毛、洗净,捻成细细的毛线,又一针一针织成的。’大家感动地把毛衣左看右看,穿上脱下,脱下又穿上。从那密密的毛线里,我好像看到它渗透着四方面军同志的汗水和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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