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23日晚7时许，在巴黎克雷贝尔国际会议中心，一个隆重的签署仪式正在举行。柬埔寨的各方人士和18个国家的外长，一共30位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一一在英、中、法、俄、柬五种语言的文本上，代表各自的派别和国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以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最高委员会全体12名成员、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思、文莱外交大臣博尔基亚、加拿大外长麦克杜格尔、法国外长迪马、印度外长索兰基、印尼外长阿拉塔斯、日本外相中山太郎、老挝外长奔·西巴色、马来西亚外长巴达维、菲律宾外长曼格拉普斯、新加坡外长黄根成、泰国外长阿沙·沙拉信、苏联外长潘金、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美国国务卿贝克、越南外长阮孟琴、南斯拉夫外长隆查尔。

    作为外长，我代表中国，也在文件上签了字。

    那天，大家庄严签署的，是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所达成的柬埔寨和平协议（注）。

    柬埔寨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牵动国际局势的一个热点问题，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中国的对外关系。协议的签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如我在签字仪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它标志着延续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战火终于熄灭了。和平协议的签署将使柬埔寨恢复其独立和主权，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和平解决地区冲突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范例。

    当晚9时，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灯火辉煌，为庆祝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东道主法国在此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晚宴，邀请了所有与会代表出席。

    凡尔赛宫，这座历经200多年沧桑的古老宫殿，曾见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时刻。此刻，又目睹了另一场战火平息的欢乐。那天晚上，情绪最为高涨的人是西哈努克亲王。他即席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讲话，对东道主法国和所有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做出过贡献的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代表柬各方表明团结合作的决心和诚意。宴会始终充满了欢快而喜悦的气氛。参加宴会的各国外长，也都纷纷即席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为一个地区冲突问题，通过国际间的努力而得以和平解决，表示欣慰和赞赏，并赞扬西哈努克亲王为实现柬埔寨和平所做的贡献。宴会到了结束的时刻，参加者丝毫没有倦意，不愿离去。大家纷纷合影留念、热情交谈，还转着圈在彼此的菜单上签名，留做纪念。直到午夜时分，晚宴才在一片互道珍重声中结束。

    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作为一个地区冲突通过国际间合作而得以和平解决的成功范例，载入了史册，但对中国来说，它还有着更多和更深远的意义。

    柬埔寨问题的由来，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它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并成为阻碍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

    1975年，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后，当时的越南领导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向民主柬埔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视柬埔寨独立和主权的要求，导致越柬矛盾激化，随即发生了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兵柬埔寨，占领了首都金边，随即成立了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此后，越南派兵驻扎在柬埔寨。

    越南违背国际法准则的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柬埔寨人民的顽强抵抗，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从此，柬埔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柬埔寨国内，原民柬政府、西哈努克亲王、宋双三派在柬北部、西部山区展开了抗越武装斗争，并建立了统一阵线，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在国际上，包括东盟各国、中国、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也都站在柬埔寨人民一边。从1979年的第三十四届联大开始，历届联合国大会都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无条件从柬埔寨撤军。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柬埔寨国内战场进入相持阶段。越南和金边方面虽然在实力上占据优势，但也无法打垮和消灭抵抗力量。双方一面继续在战场上角力，一面也开始试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能性。

    越南陷入柬埔寨战争的泥潭，给越南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也使越南在国际社会上陷于孤立，越南领导人不得不开始考虑政治解决。1985年，越南第一次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设想，表示要在1990年从柬埔寨撤军。1986年3月，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表示愿意成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金边方面很快做出了回应，首次表示愿与民柬联合政府举行谈判。越南亦随即表示，如民柬三方与金边方面谈判并建立四方联合政府，越南愿意与这个政府谈判撤军问题。越南的这个建议虽然遭到民柬联合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拒绝，但不管怎么说，双方都开始做出了愿意谈判的姿态。

    此时，在背后一直支持越南的苏联，也因长期的军备竞赛而不堪重负，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谋求对美、对华关系的改善。小平同志抓住这个时机，做出了调整对苏关系的战略决策，提出在解决中苏关系三大障碍的前提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随后，中苏两国开始了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磋商，磋商共进行了12轮，长达六年之久，其中重要的议题就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后，提出了“新思维”的口号，开始全面调整苏联内外政策。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时说，“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现在是良好的时机，整个亚洲都需要这一点”。苏联发出了无意继续支持越南与中国对抗的信息。

    国际局势的演变，使得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出现了一线曙光。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苏方在中苏政府特使磋商时，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

    1988年4月，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尔政权的代表在日内瓦签署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苏联宣布于1989年2月15日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苏联方面公开表示，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榜样，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

    1988年6月，我去纽约出席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会见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他主动向我谈到了柬埔寨问题，说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是解决地区冲突的一个突破，意思就是说希望柬埔寨问题也能照此解决。我对他说，苏联决定从阿富汗撤军是件好事，值得欢迎，但中国更关心的是柬埔寨问题。以前苏方总是说中国找苏联谈柬埔寨问题是找错了对象，经过四年磋商，苏方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对柬、越、苏、中和东南亚地区、东盟各国都有利。谢瓦尔德纳泽表示，在柬埔寨已经出现了民族和解的趋势，但如果政治解决没有中国参加，就不会取得成功。我回答说，中国对解决柬埔寨问题一直持积极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苏方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起到重要影响的。当时，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十二轮磋商即将举行，我对他表示，希望这一轮磋商在柬埔寨问题上取得进展，希望他指示苏方代表团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他很爽快地回答说，苏联不但不会回避这个问题，还要积极参加到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去。

    中苏政府特使第十二轮磋商时，苏方主动建议中苏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副外长级的专门磋商。8月底，苏联副外长罗高寿与田曾佩副外长等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了磋商。双方虽然还有分歧，但都同意这个问题应尽早政治解决，外国军队必须尽早撤出柬埔寨。苏方还表示，愿意根据自己的可能为此做出努力。

    1988年7月1日，中方发表了一项外交部声明，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四点主张，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尽快解决越南撤军这个关键问题；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成立后在柬埔寨举行自由选举；对上述进程进行有效的国际监督。

    就在同时，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1986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12月，阮文灵当选为新的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新领导人总结经验和教训，开始调整内外政策，着手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途径。1988年5月，也就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一个月之后，越南做出了公开承诺，表示要在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5万、1990年前完成撤军，并同意与柬抵抗力量三方、金边方面一起，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鸡尾酒会”。

    当时，东盟乐于看到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便由印尼牵头，在雅加达举行非正式会议，邀请柬埔寨四方、越南以及相关国家参加。因为是非正式会议，各方可以无拘束地交换意见，故大家就称此会议为“鸡尾酒会”。考虑到调和各方的立场，这一称呼倒也传神。

    1988年7月，柬埔寨四方和越南终于参加了在雅加达举行的 “鸡尾酒会”，但由于越南拒绝对撤军进行国际监督，坚持将越南撤军与停止对柬埔寨的“外来干涉”联系在一起，金边方面也拒绝同时解散金边和民柬政权，并坚持排斥“红色高棉”（注），“鸡尾酒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不过，越南和金边方面与柬抵抗力量三方有机会一起讨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此后，在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谈判中，“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未来权力架构中的地位，逐渐成了矛盾的焦点。

    鉴于雅加达“鸡尾酒会”的调和不成，1988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在参加第四十三届联大期间向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希望在法国召开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西哈努克亲王提议在法国召开这一会议，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虑。从历史上说，法国与印支三国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19世纪后期，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建立了殖民统治，越南、老挝、柬埔寨先后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人民的顽强反抗下，法国才撤出印支半岛。从现实上说，与其他大国相比，法国在柬埔寨问题上卷入较少，选择在法国召开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容易为有关各方接受。

    西哈努克的这个设想，可以说正合法国之意，1989年正好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总统密特朗想有所作为，如果能在柬埔寨问题上做些事，不失为法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的好机会，自己也可在法兰西历史上留名。

    这时，随着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炒作所谓的“红色高棉”问题了。对于“红高”的力量，苏联、越南自然是一贯反对，而西方各国，在柬埔寨未来权力安排中也一直排斥“红高”，主张将“红高”拒于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之外。但美国等西方各国也看到，“红高”在柬抵抗力量三方中实力最强，要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离不开抵抗力量的武装斗争。因此，他们在“红高”问题上，起初还比较低调，而到了筹备巴黎会议时，排除“红高”就成了他们的主要考虑。

    美国开始了外交活动。1988年6月，我在纽约出席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时，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阿马科斯特来见我，主要来谈柬埔寨问题。他说，美方估计柬埔寨问题外交谈判的步伐，可能在今后一年内加快。现在美国担心，如果越南撤军太快，“红高”就可能重新掌权。因此，他建议必须考虑采取某种办法，引进国际部队，解除“红色高棉”的武装。美国希望就此与中国、泰国坦率交换意见。

    阿马科斯特一方面提出要解除“红色高棉”的武装，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在越南撤军之前，“红高”又是打击越军的重要力量。美国知道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处理时需要平衡。

    我对阿马科斯特说，中方不赞成柬埔寨今后由哪一派掌权，也不赞成排斥哪一方。我们公开讲话只能讲到这个程度。我们支持真正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掌权，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相信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1989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又向小平同志提出了“红高”问题。小平同志对布什说，中国提出柬埔寨各派军队都裁减到1万人，这样，任何一派都不可能闹事。小平同志还明确地告诉布什，中国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今后对柬埔寨的国际援助都应该通过西哈努克亲王。

    1988年12月初，我应邀访问苏联。柬埔寨问题是会谈的中心议题。在和谢瓦尔德纳泽会谈时，我主要提了三点：中苏在越南撤军的时间表问题上应该有一致的主张，并且要促其实现；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派军队，向柬埔寨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对越南撤军和柬埔寨民族和解进程实行严格的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

    谢瓦尔德纳泽表示，苏方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但越南撤军还是要有一定的条件。

    经过反复商谈，我们达成了两点内部谅解：双方希望并将努力促使越南在短时间内，比如1989年下半年，至迟年底，全部撤军；同意随着越南在国际监督下撤军，有关各国逐步减少直至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苏方还主动提出，来年谢瓦尔德纳泽访华时，两国外长发表一个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

    在这次访问中，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还向我表示，苏方希望中国与越南直接谈判。

    这次访问后，中央决定与越南就柬埔寨问题直接进行谈判，并确定了谈判的方针。

    其实，在1988年，越南外长阮基石已两次提出希望访华，当时我们考虑到越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拒绝了他。这一年年底，阮基石又来信，再次表示希望访华，说“越中两国坐在一起的时机已经成熟”，希望双方合作“为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达成妥善的政治解决办法创造条件”。

    我们研究后认为，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已出现新的松动，可以和越方就中越关系问题尤其是柬埔寨问题进行接触。但是，考虑到外长会晤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举措，时机尚不成熟，因此，我们答复越方：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建议越方先派一位副外长来北京，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

    越南方面接受了我方的建议。1989年1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访问北京。在与刘述卿副外长的磋商中，丁儒廉明确表示，越南将从柬埔寨全部撤军。中越双方在停止外界对柬各方的援助、保证柬埔寨中立和不结盟地位、实行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方面，也缩小了分歧。只是在对撤军后如何保证柬埔寨国内和平问题上，越方不愿承担责任，推托说，这是柬埔寨内部问题，应由各派自己去解决，而不应由中越两国来讨论。

    针对越方态度，在随后同丁儒廉的会见中，我特别指出，柬埔寨问题当然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柬四方自己解决。但作为柬埔寨问题当事国的越南，以及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苏联、中国、泰国，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明确的主张，即在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停止对柬各派的援助后，柬埔寨应该实现四方联合，实现民族和解，不再发生内战和动荡。有关国家对此都应该承担责任，越南更应如此。

    丁儒廉表示，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是越南的长远战略。我表示，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一些基本方面如果得到解决，中越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将是自然的结果。

    在中国和有关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条件逐渐形成，西哈努克提议的巴黎会议确定于1989年7月底召开。

    作为东道主，法国外长迪马在1989年6月给我来信，邀请中国参加这次在巴黎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

    正在此时，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西方国家政府纷纷采取制裁中国的措施，很快又在西方各国，特别是舆论界，掀起了更大的反华浪潮。

    这期间，法国在反华问题上表现恶劣。那时，过往法国的中国旅客，在机场都会受到法方警察的无端歧视，甚至被限制行动，不许同使馆进行电话联系，不给水喝，不许上卫生间。

    刚刚来信邀请我出席巴黎会议的法国外长迪马，这时也在议会高调表示，要中止中法之间的所有访问，他也不会会见中国外长。对于邀请我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他表示那是一次国际会议，他同我见面，不算是外长见面。

    尽管形势突变，事态复杂，我们还是决定，中国一定要参加这次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在当时西方的一片反华声浪中，有一种舆论，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已经自顾不暇，不可能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出席正好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态度的好时机。同时，巴黎会议也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保持公开接触的惟一场合，利用这一场合，可以多做工作，以便打开外交僵局。

    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国际上有关各方都支持召开这次国际会议，但各自的想法、要求和打算并不相同，特别是在柬内部问题上，分歧很大。争议的焦点仍是“红色高棉”问题。越南、金边方面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主张西哈努克和洪森（现译“云升”）联合，排除“红色高棉”。柬抵抗力量三方和东盟等，则坚持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我们知道，会议上的斗争将会很激烈，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想达成一项全面解决的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巴黎会议召开之前，我已抵达博茨瓦纳，开始对南部非洲六国的访问。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在访问途中，特意从博茨瓦纳转道伦敦，于7月30日中午飞抵巴黎。

    当天下午，我就会见了会议东道主法国的外长迪马。一见面，我就严肃地问他：你在议会上宣布不会见中国外长，我是中国外长，你是不是不该见我？接着，我又指出，在这场反华浪潮中，法国推波助澜，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最不文明，也最不讲礼貌。这从过境法国的中国旅客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上就可以看出。

    迪马有些尴尬，只好表示道歉，说他说的那些话是应付议会和舆论的，请不要在意；又强词辩解说，法方最近的有些行动，不是出于反华，而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因为中法关系很好，建交也最早，所以，反应激烈了点儿。说这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后来，迪马陷入了法国售台武器的丑闻，不知他又会如何自辩？

    1989年7月31日，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如期在法国巴黎召开了。

    我在巴黎会议的第一天作了发言，中心的意思是：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国家出兵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实行长期军事占领所造成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一是外国军队必须在国际监督下完全撤出；二是撤军后柬埔寨要保持和平，防止内战，实现民族和解。这两个基本问题紧密相关，缺一不可。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不谋私利。如果国际会议达成协议，中国将同有关国家一道承担义务，停止对任何一派的军事援助，并尊重柬埔寨未来自由选举的结果。

    会议召开前，美方提出国务卿贝克希望在会议期间与我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和巴黎会议的有关问题。当时，美国正在加紧制裁中国，生怕这次会见引起国内媒体的责难，因此提出会晤限于小范围，而且，要确保内容不对外泄露。

    在和贝克的会见中，除了中美双边关系问题，我们着重讨论了柬埔寨问题。贝克表示，双方在会议上的合作，不仅表明两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一致，也说明美中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战略利益，希望两国一道对柬埔寨问题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他还提了三个问题：中国可否向波尔布特等人提供庇护？希望中国考虑停止对“红高”的军事援助；美国希望保证柬埔寨难民在遣返时有选择的自由。

    对美方所提的三个问题，我的答复是，民柬方面没有人向中方提出过庇护的要求；越南全部撤军、柬埔寨问题解决后，中国愿与其他国家一道承担停止军援的义务；难民事务是柬各方与泰国之间的问题，与中国无关。

    在会议期间，我还会见了11个国家的外长，其中包括英国外交大臣梅杰、日本外相三冢博、加拿大外长克拉克。这是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第一次高级别公开接触。这之前，欧共体首脑会议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都刚刚宣布停止与中国的部长级及以上的高级会晤。但是，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在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必须和中国打交道。他们只好找理由说，这是国际会议，是多边往来，不是双边接触。在客观上，巴黎的国际会议为我们打破西方的制裁提供了机会。

    8月1日，巴黎会议结束，没有取得成果。次日我飞往莱索托，继续我的南部非洲之行。刘述卿副外长则率领中国代表团留在巴黎，继续参加对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从整体来看，大多数与会国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会议期间，我们对民柬三方做了大量工作。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三方代表团经常到我国驻法国使馆做客，交流情况，商讨对策。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领导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充分的信任。他们对会议的进展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们与美、英、泰、新、日、加等国也进行了密切磋商，在重要问题上，步调基本一致，主导了会议的进程。

    但是，由于各方在“红色高棉”问题上的分歧太大，会议最终没能达成协议。不过，巴黎会议是所有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国家以及柬四方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柬埔寨问题，为柬埔寨问题的最后解决，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不久，我在出席联大时，又会见了法国外长迪马。他对巴黎会议的失败表示失望，情绪有点消极。我对他说，巴黎会议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还是有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取得了一致，关键的问题是越南的态度比较僵硬。法国应该期待越方态度的改变。中国支持巴黎会议在条件具备时复会。

    会见迪马的前几天，我再一次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我赴纽约前，贝克向我国驻美大使韩叙表示，他在巴黎会议期间同我谈得很好，希望在联大期间再次见我。这一时期，我同西方各国外长的会见，几乎都在多边场合，但接触的渠道一直保持。

    9月28日晚上，我与贝克举行了会谈，贝克先谈起了中美关系，说两国关系比巴黎会议时已有所改善，布什总统和他本人都十分重视美中关系，希望双方能通过继续对话尽快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在柬埔寨问题上，贝克表示，美对两国在巴黎会议上的合作感到满意，但在“红高”问题上，仍有很大保留。美方本来是持排斥“红高”的立场，主张柬三方解决方案，只是由于西哈努克亲王认为柬埔寨未来的权力架构中，有必要包括“红高”，美国虽然不情愿，也还是勉强接受了。贝克说，现在令人不安的是，柬埔寨问题正从政治解决转向战场解决。希望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压“红高”接受政治解决。如果“红高”企图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美国和东盟国家都将不会允许“红高”在柬埔寨未来政府中发挥作用。

    我先对贝克表示，中方也对中美在巴黎会议上的合作表示满意。然后，我重申了中国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说，所谓“红高”独家掌权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中国也不支持这样做。如果苏联和越南真正停止向金边方面提供武器，中国就会停止向民柬抵抗力量提供武器。现在的问题是，越南宣布的撤军没有国际监督，人们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应该明确支持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柬四方联合政府，至于各派的席位分配等细节问题，应该由柬四方自己去解决。

    贝克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向他表示，如果有关各国停止向柬各派提供武器，苏联也可以停止向金边方面提供武器。美方认为，苏、越应该压洪森接受某种分权安排，而中国则应该向“红高”施加压力，使它的期望变得现实一些。单靠柬四方，永远也不会就其内部问题的解决达成协议。因此，中、苏、美、东盟应该为柬内部问题的解决搞个方案。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由西哈努克亲王任元首，洪森任总理，各派都有两人任部长，外交、国防、内务等重要部长之职，可以由西哈努克和宋双派人士担任，这样就可以保证西哈努克有实权。如果大国对这样的安排达成一致，并让柬四方同意，越南也就可能同意。

    我回答说，这要看柬各派是否接受他的建议，特别应该先征求西哈努克亲王的意见。西哈努克亲王反对大国一方面请他担任国家元首，同时又把事先做好的一些安排强加给他。

    1989年8月的巴黎会议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一度低落，柬埔寨国内战场上，各派的较量也趋于激烈，一时和平无望。

    为了打破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僵局，1990年1月至8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巴黎和纽约举行了六次副外长磋商，制定了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这个框架文件基本上满足了各方的最低目标和要求，得到有关各方的认可。

    这时，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也有了更加积极的变化，中越朝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0年9月初，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应邀来中国，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在成都举行内部会晤。越南领导人表示，愿意接受联合国对越南撤军的监督与核查。双方都赞成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并同意共同努力，推动柬埔寨有关各方也接受这些文件，以推动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

    之后，中越双方立即各派代表赴雅加达，向正在那里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柬四方做劝说工作。柬四方终于宣布接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揽子方案，并决定成立由四方组成的12人全国最高委员会。

    11月，巴黎会议工作小组将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具体化，完成了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附件及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时，金边方面突然觉得自己吃亏了，随即又提出要对框架性文件进行修改，增加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中金边方面的成员，或由金边方面出人担任最高委员会的副主席。

    这样一来，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又拖延下来。

    为了尽快签署协议，中国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和有关国家一道，就柬埔寨政府的未来权力安排，与柬四方不断协商。1991年7月，柬最高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金边方面同意西哈努克亲王任柬最高委员会主席，不再坚持设副主席和增加金边方面成员。8月，越南副外长阮怡年访华，与徐敦信副外长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磋商。我会见了阮怡年。随后，中越双方发表新闻公报，一致表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不能改动，巴黎会议工作小组的协议草案可做修改，但不能超出框架文件的内容。9月，越南外长阮孟琴访华，这是十多年来中越两国外长之间的首次会晤。我们就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一致表示将继续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积极努力。

    1991年9月14日，西哈努克亲王12年来首次率领由柬四方组成的柬埔寨代表团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标志着柬埔寨新的联合政府即将成立。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巴黎会议两主席国和所有参加国的外长、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与柬最高委员会成员就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达成了最后框架协议，为1991年10月在巴黎重新召开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和平协议终于在巴黎正式签署，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最终得以实现。

    在当时非常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柬埔寨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实属不易。多年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曾不断努力，试图解决全球各地出现的种种地区冲突问题，但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柬埔寨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是因为有关的各国，特别是相关的几个大国，在解决这一地区冲突的问题中，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往往是维持地区稳定和平衡的关键因素。

    有意思的是，在柬埔寨和平协议正式签署时，苏联因发生“8·19事件”，政局不稳，一直参与柬埔寨问题谈判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已经离任，代表苏联在文件上签字的是当时谁都不太认识的新外长潘金。

    和平协议签署后，西哈努克亲王回到了他阔别13年之久的柬埔寨首都金边。联合国也很快向柬埔寨派出了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和2.2万名联合国维和人员。经过各方一年多的努力，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了20多年来第一次全国大选，西哈努克被各派一致拥戴为国家元首，9月24日，又再次登基为国王。“红高”方面因为拒绝参加大选，于1994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