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大举入侵并占领了邻国科威特，不久，又正式宣布将其吞并。一时，各国哗然，举世震惊。

    事件虽是突发，但并非无迹可寻。这一年的7月下旬，我正好在沙特访问，准备签署中沙两国建交公报。访问的第一天，我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举行了会谈，一切顺利，双方商定第二天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到了第二天，这位大臣忽然不见了踪影，整个白天都找不到他，建交公报也无法按原定时间签署了。沙特方面只是说，外交大臣今天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我们感到困惑，担心建交的事情是否有变。到了晚上，费萨尔亲王又突然出现了，双方还是按照约定，在当天夜里完成了建交公报的签署。费萨尔亲王告诉我，他之所以无法按原定时间来签署公报，是因为法赫德国王让他当天急赴伊拉克和科威特，调解两国发生的矛盾。那时伊科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但各方都未预料到局势会迅速演变成兵戎相见。

    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伊、科两国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后又被英国人统治。1921年，伊拉克独立，科威特直到1961年才宣布独立。奥斯曼帝国时，科威特曾是巴士拉省的一个县，这大概就是伊拉克觊觎科威特的历史缘由。两国的边界自独立后一直未完全划定，不时就要闹起边界纠纷。科威特国小民寡，但石油资源丰富，而伊拉克经历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后，欠了一大堆的债，其中相当部分是欠科威特的。进入1990年后，两国因石油价格而争执加剧。阿拉伯国家一直在为调解这两个国家的纠纷而努力，但没有成功。如今，伊拉克乘科威特人夏季去欧洲度假之机，突然派兵攻占科威特，长驱直入，几乎兵不血刃。

    伊、科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友好关系。这次，伊拉克军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事件，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就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要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8月4日，杨福昌副外长又分别紧急召见了伊、科两国驻华使节，呼吁伊拉克尽快撤军，越早越好；希望两个兄弟的阿拉伯国家通过谈判解决彼此分歧。22日，我在会见来访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亲王时，针对伊拉克已宣布将科威特吞并，强调说，中国坚决反对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伊拉克不管用什么借口，武力入侵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强烈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恢复。

    科威特遭受突然袭击后，保护在那里的中国公民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驻科使馆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当时，中国在科威特的劳务人员和侨民近5000人。由于形势恶化，他们已经失去最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到了8月29日，我们将全部中国公民撤到了安全的地方，其中还包括不少台湾和香港同胞。台湾在科威特有个商务代表处，战乱发生后，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就逃之夭夭，自顾自保命去了。100多名台胞只好向我们使馆求助，我们完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另有一些香港同胞，拿着英国护照，那时不仅不再管用，而且会带来更多危险。他们也找到了中国使馆，我们都设法予以协助，使他们能够安全撤离。

    海湾是战略要地，那里一旦出现危机，必然会牵动世界整个局势的稳定。

    联合国很快做出了反应。安理会在8月2日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军立即无条件撤出的第66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后来，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的制裁和海空封锁，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661委员会，审查决议的执行情况。对于这些措施，中国都是赞成的。

    阿拉伯世界对于这场危机更是着急，他们不愿意看到兄弟阋于墙的局面。海湾各国进行了紧急外交斡旋，提出了许多方案和建议。但由于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立场不尽一致，对于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存在着不少分歧，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取得进展。

    海湾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自顾不暇，难有大的作为。

    这时，美国的反应最为强硬。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出兵海湾的行动计划，立即开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大规模增加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一时，战云密布，局势危急。

    到了那年10月份，海湾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一步步滑向了战争的边缘。

    这一段时间，为求海湾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国际上的各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方面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

    许多阿拉伯国家向中国派来了特使。科威特、约旦、沙特的外交大臣先后到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伊拉克也派了第一副总理拉马丹来陈述伊方的观点。

    更重要的外交舞台是在联合国。

    在那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五届大会。在9月25日安理会外长级会议上，我阐述了中国对海湾问题的立场，呼吁伊拉克正视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采取同安理会合作的态度，立即停止对科威特的占领，从科威特撤军。我指出，中国政府主张海湾危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支持安理会所发挥的作用，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继续进行调解和斡旋，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努力。我还指出，中国原则上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卷入，因为这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呼吁有关国家保持最大克制。针对安理会刚刚通过对伊拉克实行空中禁运的第670号决议，我还强调，有关国家在执行决议时，要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严格防止采取任何危及民用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的行动。

    联大期间，中国代表团借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磋商室作为会议室，那里成为了一个多边外交磋商和对话的中心场所。我在那间小屋里，川流不息地分别会见了6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领导人，海湾危机是主要话题。

    在会见中东地区十余位外长后，我总的感觉是，大多数国家对可能爆发战争感到忧虑，坚决反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但对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意见不一。前一段时间，各国曾试图用阿拉伯方式来化解危机，但成效甚微。他们都赞赏中国的立场，希望此时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我表示，不管是在联合国名义下打仗，还是美国自己打，都应避免。如果美国执意单干，那就更危险。他说，当年的朝鲜战争就是一次坏的经历。他不相信美国会把军队交给联合国指挥。

    在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交谈时，他告诉我，苏联目前担心的是滞留在那里的五千多名石油等方面的专家。苏联曾派熟悉中东事务的普里马科夫作为特使，跑了两趟巴格达，在调解方面，无功而返，只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促成苏专家回国。他表示，在当前阿拉伯国家分裂的情况下，苏联很难发挥什么作用。

    这时，美国正在积极策划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美国与其他几个西方国家一起，一方面对中国的立场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企图要求中国完全按照他们的步子走。

    在会见法国外长迪马时，当我提出法国应运用其对伊拉克的影响，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这位外长做出无奈的表情说，有时朋友并不听话。我向西方国家的外长强调，安理会已通过不少决议，应该再给些时间，让联合国、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方面进行调解。中国对安理会的有关制裁伊拉克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还正在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0月15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向我们驻约旦的大使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综观世界全局，着眼海湾和平，中央决定由我于11月6日至12日出访中东，以特使的身份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倡导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角度出发，着重改善了与邻国间的双边关系，并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各国，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在中东地区，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更不谋求任何私利，地位特殊，深获阿拉伯各国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赢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时出访中东，寻求海湾危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贯宗旨，为避免战争而尽一切努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

    就这样，我成为海湾危机期间惟一访问过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长。

    针对当时复杂的局势，我们制定的出访方针是：不带解决方案，也不充当调解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

    在出访准备会上，我强调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谈话重点。伊拉克是这次出访的重点，要向伊方表明，以任何理由武力侵占别国领土，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形势严峻，避免战争对伊拉克是有利的，伊方对此要有相应表示。对沙特、科威特，要充分理解和同情他们的处境，表明中国反对侵略、主持正义的公正立场，同时说明军事解决对他们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应当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来解决危机。至于约旦、埃及，主要是了解他们对伊拉克的实际态度，共同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

    我们原定的出访顺序是沙特、约旦、伊拉克、埃及。美国得悉我将出访的消息后，马上提出，将去埃及访问的国务卿贝克希望在开罗安排与我会晤。

    这时，美国意识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他们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一票。这一票至关重要。

    10月31日上午，美方从华盛顿传来信息，说贝克国务卿将于11月3日前往中东访问，希望于6日下午在埃及开罗安排与我见面。我们同意了。不久，美方又提交了一份“非文件”（注），表示两国外长11月6日在开罗的会见将是有益的，将有助于加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并恢复科威特主权的一致立场，以便有可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

    于是，我们将出访顺序调整为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后沙特又提出，法赫德国王也很希望在我访问伊拉克后，在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同我会面。这样，最后的行程就定为：北京—开罗—塔伊夫—利雅得—安曼—巴格达—吉达—北京。

    以往出访，我一般都是乘坐民航班机，但这时由于联合国实施的制裁，伊拉克已无国际航班进出，我就乘坐了民航专机，但专机去伊拉克，也要经过联合国661委员会的特许。开始，我们计划飞经土耳其上空，前往伊拉克，但出于某种原因，土方婉拒了。我们改变路线，从约旦入境，经沙特回国。

    我们是11月6日上午9时离开北京的，波音767型飞机加足了油，连续飞行12个小时，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半抵达开罗。贝克也是当天上午到的开罗，正好下午离开。于是，在开罗机场，来访的中国外长“巧遇”了美国国务卿。

    当时，美国还正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双方仍未恢复高层会晤。海湾危机发生后，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双方的联系和来往迅速增加。

    实际上，开罗会晤已经是中美两国外长自1989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次会晤。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向中方介绍了美方的立场，并了解我们的态度。8月4日至5日，美方又派了助理国务卿所罗门来北京，就海湾局势与中方交换意见。布什总统还不只一次给杨尚昆主席写信，寻求中方的合作。贝克国务卿也多次致信或带口信给我。我和贝克在1989年7月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和同年9月纽约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都进行了会晤。1990年9月，在第四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也见了面。在那次会见中，海湾危机问题是我们商谈的主要内容。美方本来想与中方就海湾危机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们考虑根据当时的中美关系，单就海湾问题搞个联合声明不可取，没有同意。贝克曾就美国对海湾问题的一些重大的基本考虑与我单独交谈过。他告诉我，如果经过很多个月后，制裁仍不起作用，就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美国将要求联合国授权进行多边军事行动。如果联合国不授权，美国将不得不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单独行动。

    这次开罗会晤，美方很想确切了解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动武问题上的态度。

    在埃及方面的协助下，下午4时，我与贝克在开罗机场贵宾室会晤，谈了一个半小时。

    贝克表示，十分赞赏中国在解决海湾危机中的作用。他说，美国无意在海湾永久驻扎陆军。危机消除后，美国会立即撤军，只保留1949年以来一直驻扎在那里的海军力量。如果我访问伊拉克时能使萨达姆认识到中国将最终支持通过决议，授权使用一切适当的方式执行安理会的决议，那么将增加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机会。他又说，美国将继续执行已实行了三个月的制裁，并准备向海湾增兵以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如果制裁无效，希望中国不要阻挠授权对伊拉克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

    我向他说明，我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同有关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没有什么“方案”，也没有授权进行调解，只是想在安理会决议的框架内对伊拉克领导人进行劝说。我将坦率地告诉他们正面临最后抉择，要么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要么就会遭受严重灾难。我说，目前海湾局势十分严峻，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同时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呼声也在加强。中国政府对海湾局势深感忧虑和不安。

    至于中美关系，我说，尽管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还是不错的。我们认为这对于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是关键。我向贝克强调，只要和平的希望还存在，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国际社会就应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我同贝克还就其他一些解决方案交换了意见。我告诉他，同许多阿拉伯国家一样，中方也认为把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同中东诸多问题一起解决是不现实的，这样联系也没有好处。但是，美国如能强调对中东问题的关切，将有助于解除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疑虑。这对争取阿拉伯人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不会转移人们对解决海湾危机的注意力。

    对于有些国家正在酝酿的“部分解决方案”，贝克解释说，这是指伊拉克撤军，但换得整个鲁迈拉油田或布比延岛等出海口，或以科威特合法政府不民主为由不予恢复。贝克称，美国反对此类方案，因为这将是对伊拉克侵略行动的奖赏。他又说，也有人建议在伊拉克撤军后立即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对此，埃及等国坚决反对，认为这将使萨达姆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英雄”。美国将恪守其对以色列安全所做的承诺，但也将同埃及、沙特、摩洛哥等国一起，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会见中，美方最关心的，还是我们对安理会授权动武的态度。贝克认为，目前对伊拉克的制裁是历史上最严厉的，但不知是否能以此迫使伊拉克撤军。他问我，中方认为应该再给制裁多少时间，如制裁无效，是否即可考虑用其他手段？我回答说，人们很难对制裁奏效所需时间做出精确估计，各国所处的环境不同，看法也不同。中方希望，那些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要看得远一些。和平解决所需要的时间，也许要长一些，但后遗症会少一些。我也问他，美国派军队进驻沙特时称其目的是保护沙特的安全，现在科威特埃米尔已要求美军解放科威特。美国若为此采取军事行动，能否将其限于科威特境内？贝克回答，要解放科威特，就必然需要对伊拉克本土采取军事行动。

    通过这次会晤，我们基本了解了美方的意图。事实上，我同贝克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如何改善双边关系，并就两国外长互访事达成了谅解。对此，他不愿对外宣布，我也不强求。后来，对外发布的消息，只是说双方就海湾问题举行了磋商。

    见过贝克之后，我就正式开始了对中东的访问。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久有往来，东汉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但止于条支。大秦是当时的罗马帝国，而条支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甘英最终未能到达他的目的地。

    我多次访问过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但此次心情不同。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所有在战乱年代生活过的人，对和平都会格外珍惜，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应该放弃。

    11月7日上午，我在开罗先后会晤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马吉德。中国和埃及的关系友好，两国领导人也交往多年，谈话进行得坦诚而无拘束。埃方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蓄谋已久的事件，并采用了欺骗手法。7月24日，穆巴拉克总统访问了伊拉克、科威特、沙特三国。在与萨达姆会谈中，曾被告知，伊拉克不会对科威特采取军事行动。穆巴拉克将此转告科威特领导人，并与沙特法赫德国王一起，安排了伊科两国领导人在吉达的会晤。就在会晤的第二天，伊拉克却开始攻打科威特。埃及从危机一开始就规劝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和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但屡遭拒绝。目前局势非常危险，美国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如果发动进攻，伊拉克是没有还手机会的。在这一点上，萨达姆的助手没有向他提供正确的信息。因此，埃及方面希望，我能使萨达姆认识到局势的严峻，让他明白，不撤军对其本人和伊拉克整个国家，都会带来巨大灾难，而目前不采取灵活态度，伊拉克面临的只能是军事打击。

    我答应埃及方面，将向伊方指出保全自己国家的出路。我也希望埃及利用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继续为和平解决危机做出努力。我问穆巴拉克，如果战争爆发，中东地区是否将长期陷入动荡？他回答说，如发生战争，将涉及整个地区，但以色列不会卷入战争。我又问他，有没有可能不采取流血方式解决危机？他回答道，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保全伊拉克面子的设想，但萨达姆不接受任何理智的做法。如果他不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吁，将遭到沉重打击，那样科威特被占领的问题就解决了。

    当天傍晚，我们离开埃及开罗，飞往沙特西部的小城塔伊夫。塔伊夫是座山城，气候舒适，环境宁静，是沙特的避暑胜地。我们的机组成员都没飞过那里，飞行员只好查着航图飞过去了。

    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后，科威特的王公贵族都逃到这里，被安置在当地的一家高级旅馆里，整个政府也随之搬了过来，一个大臣一套房间，同时也就是一个政府部门。往日的豪华气派，已荡然无存了。

    当晚，我会见了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和王储兼首相萨阿德，听他们诉苦。

    贾比尔看起来身体较弱，说起话来声小气虚，缓慢无力。他谴责伊拉克领导人背信弃义，蓄意侵占科威特，拒绝执行安理会所有决议。他说，世人不能接受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伊拉克企图从地图上抹掉科威特是绝对办不到的。萨达姆利用阿拉伯的名义，在玩弄手腕，因此，由阿拉伯国家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是毫无价值的。萨达姆正在屠杀科威特的人民，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科人民就会被消灭。不能再给伊拉克更多机会了，要向它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执行安理会的决议。

    我向他重申，中国坚决支持科威特合法政权，非常同情科威特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处境非常孤立。伊拉克玩弄的小手法，比如释放几个人质，并不能缓解它的困境，只有从科威特撤出军队才是出路。如果伊拉克执意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那是咎由自取。

    大概由于身体的关系，贾比尔讲话不多，会见进行了35分钟就告结束了。

    随后，我与萨阿德王储继续会谈。萨阿德身体健壮，血气方刚，讲起话来慷慨激昂，显得相当愤懑和顽强。他围绕安理会是否应采取新的强硬措施以迫使伊拉克撤军问题，阐述了科方的意见和愿望。他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安理会通过了多项决议，但经济制裁的效果甚微，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科威特是个小国，危机日趋严重，不能久拖。安理会应考虑采取新的措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希望中国在内的友好国家，采取一切方式挽救科威特人民。

    我回顾了中国投票赞成并严肃负责地执行安理会十个决议的情况，并对他说，对伊拉克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作用会越来越大。

    也许他觉得我对“采取一切方式”没有表态，马上又拐个弯，提出联合国应定出制裁的时间表，或者讨论新决议案，提出迫使伊撤军的措施。他问我，中方是否更愿意确定制裁时间？这时，陪同会见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插话说，希望中国不要作为调解人出现，而要使伊拉克领导人明白，伊拉克必须执行安理会决议，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

    我对此表示同意。我告诉他们，已同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不会给伊拉克任何可利用的空隙。

    王储似乎没有理解外交大臣插话的用意，仍然发问，如果萨达姆不执行决议，安理会是否将讨论采取迫使伊拉克执行决议的措施？我笑了笑说:“我想会的。”王储明白了我的意思，感到满意，就没有再提什么新的问题。谈话也就此结束。

    会见了科威特领导人之后，我又连夜赶往沙特首都利雅得，抵达时已是午夜时分。

    第二天下午，我同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了会谈。他向我表示，沙特不希望战争，正在努力争取和平，现在是战是和，完全取决于伊拉克。但目前的事实说明，伊拉克并不想从科威特撤军。沙特希望中国支持必要时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措施，迫使伊拉克撤军。费萨尔还强烈批评了约旦、巴勒斯坦、也门对海湾危机所持的立场。我向他通报了会见贝克、埃及和科威特领导人的情况。我明确地表示，中国将根据一贯支持正义的立场，继续做出努力。

    11月9日晚上，我又飞往约旦。第二天上午，与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卡西姆进行会谈，中午会见了国王侯赛因。

    约旦对此事的态度，与埃及、沙特、科威特并不完全相同。约旦领导人向我表示，约旦也一直呼吁伊拉克撤军，并立即释放人质，主张危机应在国际框架中和阿拉伯范围内解决。问题是，有些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使和平的努力无法继续下去。有人推动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企图霸占地区资源。

    侯赛因国王还抱怨说，国际社会只对伊拉克一味实行禁运，无人同其对话。接着，他表示了对中国原则立场的赞赏，还希望我能以更好、更易为伊方接受的方式，与伊拉克领导人展开直接的对话。

    我向他们指出，中国在海湾危机问题上并无私利，只是希望危机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如能较好地解决，将为解决中东其他问题创造条件。我还强调，如发生战争，对伊拉克将是毁灭性的灾难，伊拉克的邻国也会受到牵连。当前，国际社会对解决海湾危机已有共识，如果伊拉克能采取一些灵活行动，尤其是在撤军问题上有明确表示，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

    11月11日中午，我飞抵巴格达。由于实行制裁，巴格达的机场空荡荡的，看不到一架飞机，与半年前我到巴格达时所见到的飞机起降、人群川流不息的繁忙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天中午和晚上，我与伊拉克副总理兼外长阿齐兹接连举行了两轮会谈。虽然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阿齐兹却是一个基督徒，他担任外长多年，被认为是萨达姆的亲信。

    我先向阿齐兹介绍了我此次访问的情况，包括与科威特领导人和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的情况。我告诉他，占领科威特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局势严峻，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战争将是一场灾难，伊拉克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国际社会希望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为此，伊拉克应在撤军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态度。

    阿齐兹讲了一大通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理由，认为科威特故意压低油价是对伊拉克发动经济战，又说中东地区最危险的不是 8月2日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事件，而是巴勒斯坦问题。会谈中，阿齐兹最关心的，还是美国是否会真的动武，以及中国对安理会可能授权动武的态度。

    我向他重申了中方对解决海湾危机的原则立场，并对他说，我们支持由联合国召开中东问题和会，但把海湾危机与中东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我告诉他，美国动武，也并非一定要经过安理会授权。贝克已经有过这样的暗示。

    在我与阿齐兹会谈时，伊方有两个速记员，轮换着记录，交替着出去，估计是在随时打印记录，立即上报。可见萨达姆并不是不了解情况，相反，而是时时刻刻在了解动态，亲自掌握着一切。

    12日上午，我去见萨达姆。伊方派来两辆车，把我们接去。车上没有什么标志，但一路通行，开得飞快。车子开到一个看起来像是兵营的地方，停了下来，请我们下车，进到里面先休息一下。然后，换了另外的两辆车，开车的人也都换了。车子又飞跑了一阵子，才到会面的地方。

    大约在11时左右，我见到了萨达姆。在那年的3月初，我访问伊拉克时，曾见过萨达姆。不过，这次他一身戎装，腰上还别了一把手枪，让人感到几分战争将临的气氛。差不多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中间曾有片刻休息，那时，他才把手枪取下，放在桌旁。

    我首先向他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关切，希望能和平解决危机。我说，目前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想听听他的看法。

    萨达姆说起话来，没有客套，直截了当，但强词夺理，不时显出蛮横之态。

    他说，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他详细讲述了伊、科的历史关系，并称伊拉克从未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伊、科边界。他对科威特政府提出了种种指责，说“8·2”事件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对伊拉克施展阴谋，而科威特与美国、以色列有勾结。又说，别看科威特人口少，力量弱，但拥有经济优势，可以用经济战搞垮伊拉克，所以，“8·2”事件是伊拉克的自卫行动。

    萨达姆还说，中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处理中东地区问题，应采取同一个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当前的问题应同美国撤军、停止制裁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伊拉克一直是为实现和平而准备做出牺牲的本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伊拉克愿意以开放和大方的态度，与各方进行对话。在没有事先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伊方的任何灵活态度，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对他把科威特说成如同香港属于中国一样，我严肃地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国仍是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我对他说，中东问题从长远看，都应解决，但当前迫切的问题，是由于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正使战争的危险在日益增大。

    这时，萨达姆转换话题问我，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

    显然，像阿齐兹一样，这是他心里最关心的问题。

    我说，一个大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如果没有达到目的，是不会不战而退的。

    我告诉他，中国不准备提出方案或充当调解人。为了避免战争，应当由伊拉克自己提出解决方案。

    谈话中，萨达姆没有表示出任何愿意撤军的意思，但陪同会见的阿齐兹告诉我，此次萨达姆的表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灵活了。至于萨达姆说希望进行平等对话，阿齐兹私下向我解释说，这可以先从小范围对话开始，如包括伊拉克、沙特在内的三四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也愿同美国开展对话。

    如今看来，萨达姆后来的一系列战略失误，都是基于当时的一个错误判断，以为只要伊拉克做出一些缓和姿态，美国就不会真的动武。

    12日，我还应约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强调，海湾危机应在阿拉伯和国际组织范围内和平解决。美国不仅要打伊拉克，而且还要摧毁阿拉伯的经济、军事力量。美国控制海湾石油资源，也是为了对付欧洲、日本、苏联以及中国。为此，美军将在海湾地区长期驻扎。他认为，应以互让的精神解决伊科争端。阿拉法特还说，他不要求同时一揽子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但应有个协议，先从科威特问题着手，然后召开国际会议，按先后顺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其他问题。我理解阿拉法特希望早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迫切心情，但他想把巴勒斯坦问题同海湾危机挂钩是不现实的。

    结束了对伊拉克的访问，我于当晚再赴沙特，在吉达分别会见了沙特国王法赫德和外交大臣费萨尔。

    我先向费萨尔通报了访问约旦、伊拉克的情况，主要是萨达姆的态度。费萨尔逐一驳斥了萨达姆的观点，惟一没有驳斥的，就是美国在阿、以之间奉行双重标准的问题。费萨尔重申，海湾危机没有阿拉伯的解决办法，只能依据国际法解决。

    法赫德国王会见我时，已是晚上10时30分了。法赫德首先谈到的是沙中两国关系和沙特外交政策，然后才转到海湾危机。他显然已经了解我与费萨尔的会谈情况，有针对性地谈了几个问题。

    对于伊方所说愿同沙特对话，他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后，他曾多次与萨达姆联系，试图阻止入侵。后来，又多次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但萨达姆始终不愿同他见面。他强调，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是个严肃的原则问题。阿拉伯和国际社会没有人会接受这个结果。他还批评萨达姆故意混淆科威特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同性质，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个民族独立的问题，而科威特问题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兄弟国家的侵略。法赫德还以萨达姆处理同伊朗关系为例，说明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不会是件难堪的事。萨达姆如果想找出路，就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

    我向他介绍，萨达姆曾表示，如果得到一些保证，伊拉克可以采取灵活态度，但他没有明确说想得到什么保证。法赫德听后，若有所思地说，萨达姆如果想得到保证，是让伊拉克人民不受损害，那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但事到如今，如果萨达姆是个负责任的人，就应该做出个人牺牲，自己躲到世界的某个地方去。事情是他干的，也只能由他自己去纠正。

    会见后，费萨尔外交大臣陪同我直接赶往机场，专机起飞时，已是13日凌晨。至此，我的中东之行算是结束了。

    这次中东的穿梭访问，使我进一步感到，阿拉伯各国在这次海湾危机中立场不尽相同，一时难以采取一致行动，来化解危机。而萨达姆留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打着维护阿拉伯利益和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旗号的有野心的冒险家。当伊朗内部出现混乱时，他乘人之危，打了八年两伊战争。这次入侵科威特，更是公然背信弃义，以强凌弱。但他对形势估计错了。

    看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将我这次出访的情况，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各方的反应是积极的，认为这次访问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严肃负责的精神，为和平再次做出了努力。

    我访伊后不久，伊方也摆出了一些缓和的姿态。萨达姆发表讲话，表示希望进行对话，愿分批释放伊拉克扣留的所有西方人质。他有关准备为和平做出牺牲的说法，曾引起了外界的一些揣测。不过，萨达姆到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贝克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本人对我们在开罗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布什总统在听取汇报后，也有同感。美国正在考虑下一步骤，希望能很快再次与我接触。同一天，我们通过驻美使馆，向美方通报了我访问伊拉克的情况。

    11月20日下午，贝克又从法国巴黎打来电话。主要是谈两件相互有关联的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我出席将于11月28日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

    贝克国务卿多年经商，又担任过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无论办什么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欢“做个交易”。他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显然也是一桩交易。

    贝克说，美国正考虑在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决议中不会出现“使用武力”的措辞，但包含这样的意思。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个安理会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表示赞成这种做法。美方希望中方也能投赞成票，至少不否决。

    他说，知道中国政府需要时间仔细考虑，但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暗示，即中国政府将以肯定、积极的方式处理此事。如果中国要行使否决权，那美国就不会向安理会提出这一决议。美国不愿看到所提出的决议被否决。

    我说，在当前海湾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呼声很高，国际社会应保持并加强对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压力。把对一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这样重大的问题提到安理会讨论，应当十分慎重。对于决议案，在中方没有看到案文之前，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贝克听后，当即在电话中将草案念给我听。在案文的执行部分第一段中有两个括号，即两种用语的选择：（一切必要手段）和（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

    贝克在电话中还提出，希望我能前往纽约，参加11月28日至29日的安理会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在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案投赞成票或不加以否决，将为我访美创造合适时机。他进一步表示，我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将是两国恢复高级互访的良好开端。布什总统将于12月1日出访拉美，有可能在11月30日会见我。贝克还说，他本人也期待着明年到中国访问。

    我们分析，美国政府力图在11月美方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通过一个新决议案，使联合国授权必要时可以对伊拉克动武。为换取中国赞成或不否决美国的议案，主动邀请我正式访问美国，说明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中方，但又企图把中方对这个议案的态度与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紧密挂钩。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原则，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越来越有影响。在目前的海湾危机中，中国主持正义，力争危机能够和平化解，但我们反对战争，并不是支持萨达姆的侵略行为。中央决定，中国将对决议草案投弃权票。这时也是推动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有利时机，于是，我们在11月24日答复美方，我将出席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在会后应邀正式访问美国。

    贝克因为喜欢“做交易”，自然也擅长“讨价还价”。美方得知我接受邀请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11月25日下午，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贝霖急急忙忙地跑到外交部，转交一封贝克给我的信。在信中，贝克除再次强调我参加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的重要性外，又说，由于没有邀请所有安理会成员国或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访问华盛顿，因此，希望在纽约双边会晤之后再宣布我对华盛顿的访问。贝霖还补充说，美方希望中方能投票赞成美国的提案，如果中方投否决或弃权票，那将对我访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方面出尔反尔，提高了要价，把访美安排与投赞成票挂钩。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在双方的外交谈判中必然会有某种互谅互让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对各方来说都有取有予才能达成协议，但决不能说话不算数，搞小动作。

    我们当即回答，美方违反了11月20日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并要求美方查阅并确认我与贝克的谈话记录。同时表示，美方如改变立场，我就不去开会了。

    26日美方态度软了下来。贝霖又转述贝克的话，认为中方对11月20日电话的理解是准确的，但美方仍强烈希望中国投赞成票。贝霖还解释说，美国国务院的低级官员由于不了解情况，前一天给他发来的指示是错误的。

    11月27日，布什总统又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写了内容相同的信。中心意思是，希望我们支持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并说，即将进行的安理会投票表决以及我对美国的访问，将为实现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提供决定性的机会。

    11月28日，我们乘CA981航班离京赴纽约，随同我去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亚非司司长王昌义、国际司司长秦华孙等共十人。那天，北京有大雾，航班一再推迟，似乎预示着此行还不会一帆风顺。

    飞机到中午才起飞，抵达纽约时已是半夜。美国国务院来接机的官员告诉我们，贝克正在饭店等候。

    我们一行来到华尔道夫饭店，走进会客室，只见贝克等美方官员坐满了一屋子。

    会谈中，美方仍是想在投票前夕劝说中方投赞成票。我对贝克说，动武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对美方来说，采用军事手段，问题解决得可能快些；而使用和平方式，也许需要更长些时间。但是，战争方式造成的损失会比较大，后遗症会有很多。接着，我说，中国人民对当年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的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美国现在仍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而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对有关决议，不予否决，已是最大的照顾了。

    投票当天上午，在我忙于会见一些国家的外长时，贝克又多次打电话给我，转达布什总统的口信，继续劝说中方对决议投赞成票。

    中方的投票立场已经确定，不可能再改变，我拒绝了贝克的要求。

    下午3时40分，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开始。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和表决美国提出的第678号决议案。草案的关键内容是：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或此前完全履行安理会各有关决议，否则授权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联合国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

    那天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不仅旁听席坐满了人，连两边的走道上也站满了人。大家最为关注的是中国的态度。如果我们投了否决票，决议案就通不过了。

    5时30分，我就中方投票立场做了解释性发言。首先表明中国既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的原则立场。接着，我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在海湾地区没有也不谋求任何私利，惟一关心的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力主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这样做时间可能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以小一些，后遗症也会少一些。一旦爆发战争，各有关方面都将蒙受重大损害，不仅对海湾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说，这个决议草案采用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实质上是允许采用军事行动，而这一内容有悖于中国政府力主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因此，中国代表团难以对这项决议案投赞成票；另一方面，海湾危机是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而引起的，伊拉克至今未在从科威特撤军这个关键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这项决议草案同时也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安理会660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也就是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对于这一点中国是赞成的，因此中国对这个决议草案也不投反对票。

    这个决议案，最后以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

    中国投了弃权票。古巴和也门投了反对票。

    当天晚上，贝克宴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表面上谈笑风生，底下却通过工作人员通报说，明天去华盛顿，因为布什总统忙于处理海湾危机，不能安排时间会见我。当晚，美国务院也如此通知了中国驻美使馆。

    我们判断，惯于“做交易”的贝克，显然是觉得这次“交易”中，自己亏了，心有不甘。

    此时，如果我们赌气不去访问，会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去了华盛顿，总统不见，也不合适。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去还是要去，去了还要见到总统。

    为此，我国驻美大使朱启祯星夜驱车从纽约赶回华盛顿，于午夜3时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通了电话。斯考克罗夫特于凌晨6时答复称，欢迎我按原定时间访问华盛顿，布什总统期待着与我会晤。

    我们于11月30日上午9时30分由纽约乘飞机抵达华盛顿。11时与贝克举行会谈，随后他设午宴欢迎我。

    会面时，他告诉我，布什总统将于当日宣布邀请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访美，并准备派贝克本人去伊拉克见萨达姆。我说，美方的这一步骤是重要的，有积极意义，我们支持。我在访问巴格达时，伊方曾非正式地提到希望与美国直接对话。我在前一天也曾建议，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与萨达姆本人谈。贝克称，他把我的意见当面告诉了布什总统，这也是布什总统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之一。

    他还向我解释了有关会见布什总统的安排。他自我解嘲说，由于中国未投赞成票，他个人觉得，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似乎不妥，不过，现在这些事都过去了，布什总统已决定会见。我听后笑了一下，转换了话题，对他说，美国为争取安理会通过决议，国务卿先后访问了12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外长会晤。美国强调中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起着重要作用，却不到中国去访问。我向你发出过到中国去的邀请，结果只接到你一个电话，电话交流是容易发生误解的。我仍欢迎你到中国去访问。

    11月30日下午1时40分，贝克午宴结束后，我乘车直接去白宫会见布什总统。

    与布什总统的会见，进行了45分钟。布什表示，他重视美中关系，希望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恢复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对于中国投弃权票，虽感到失望，但也要感谢中国在海湾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弃权也使决议生效了，这才是重要的。

    我对他说，中美在海湾问题上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中国对安理会十个有关决议都投了赞成票。中国这次做出投弃权票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领导人曾就此进行过反复考虑。

    我又向他介绍了访问伊拉克的情况。我说，在敦促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问题上，中美没有分歧。中美今后在国际事务中要进行合作的领域还很多，尽管两国处境不同，对问题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同，但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还是能找到共同点的。

    这次访问结束前，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记者的提问大都集中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并对布什总统会见我的安排感到惊奇。

    2002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在老布什总统的图书馆会见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就有斯考克罗夫特。我们谈及海湾危机时，还回忆起这段12年前的往事，大家都记得很清楚。我对斯考克罗夫特说：“对不起，那天把你从睡梦中吵醒了。”大家都笑了。

    虽然第678号决议在安理会通过了，但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希望能够避免使用武力。在美国和伊拉克未能就两国外长互访的安排达成协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意去见萨达姆，为和平解决做最后的努力。他希望中方能给予协助。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海南岛出差，当即让外交部指示驻伊大使郑达庸，约见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转达了秘书长的意愿。伊方同意秘书长去访问，但德奎利亚尔最后的斡旋也没能成功。

    第一次海湾战争至今已过去了12年。当时，萨达姆错估了形势，不听各方劝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策，没有遵照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从科威特撤军，结果遭受到军事打击，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不想，事情还未完结，在撰写本篇之时，战争再次降临了伊拉克，萨达姆的统治被推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土地，又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