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3日至25日，我作为外长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礼，在东京停留了一天半。除了参加葬礼活动和同日本政府领导人接触外，我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三点一致意见”，从而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两国外交关系的大门。这条消息一时成为东京各媒体的头条，引起了广泛关注。有的评论说，中国在日本东京进行了一场成功的“葬礼外交”。

    先说说在东京参加葬礼的情况。

    1989年2月24日上午，裕仁天皇葬礼在东京新宿御苑举行。新宿御苑坐落在东京新宿区和涩谷区之间，是一座大型的国家公园。江户时代，属于信州（今长野县）高远藩主内藤家的领地。当时由于玉川上水经过，被称为玉川园。1872年，那里作为农业试验场而被收为国有土地，1879年，又成为宫内省管辖的新宿植物御苑。1906年，由一法国人设计，建成了一个法式庭园，面积为58万平方米。整个御苑包括西洋式庭园、日本式庭园、儿童游乐场，还设有温室。1949年，这里成为国家公园，对外开放。天皇去世后，天皇葬仪委员会就在新宿御苑内专门搭起一座黑白双色的帐篷，作为葬礼的主会场。

    那天，天皇的葬礼从上午7时30分开始，持续到晚上8时50分，一共进行了13个小时20分钟。

    仪式分两部分，先是宗教仪式（注），只由皇族人士参加，现场用一块大幕布隔开；然后是“大丧之礼”，也就是国葬，由明仁天皇、首相、议长等致悼词，外宾悼唁。

    据报道，为保证葬礼的顺利进行和来宾的人身安全，日本警方出动了3.2万名警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戒备措施。东京街头，尤其是皇宫和葬礼主会场周围，可谓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记得当天清晨，天空灰暗，细雨蒙蒙，东京的早春天气，还是相当寒冷的。在大帐篷内等待的外宾，都穿上了大衣，竖起衣领，日方特别备有暖手纸袋，发给客人。

    上午9时30分，灵柩车从皇宫出发，经国会议事堂、赤坂御所等驶向新宿御苑。10时10分，灵柩车抵达新宿御苑。在新宿御苑先举行皇族参加的宗教仪式，明仁天皇及皇室成员供奉祭品，并向裕仁天皇遗体告别。

    然后，“大葬之礼”开始。明仁天皇、竹下首相、众议长、参议长、最高法院长官（院长）等先后致悼词。随后，各国参加葬礼的贵宾，按唱名前往灵柩前默哀致意。葬礼结束后，数十名礼宾人员抬着灵柩，缓步走向新宿御苑门口，将灵柩抬进灵车，直驶东京的皇族武藏陵墓地入葬。

    当天晚上，竹下首相在赤坂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对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贵宾表示感谢。

    值得注意的是，葬礼前夕，日本国内出现了不少否定日本侵华战争侵略性质和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的言论。裕仁逝世后，日本媒体大量报道其生平事迹，渲染裕仁如何与国民“同甘共苦”、关心国家和平繁荣的“崇高品德”。2月14日，竹下首相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和性质的质询时，竟然表示，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史学家来评价。同日，日本内阁法制局长官味村治在国会答辩时也说，不论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看，裕仁天皇都是没有战争责任的。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有关裕仁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本当局理应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任何模糊战争性质、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行，都是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原则及精神的，也必将伤害中国和亚洲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归根到底，对日本自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我国人大常委、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还对日方推脱战争责任的言论进行了批驳。

    事实上，天皇裕仁是侵华战争的元凶。他从小受武士道精神教育，1921年11月起摄政，1926年11月即位。日本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制造伪满洲国，于1937年发动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在裕仁天皇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统帅时进行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最大受害国，我国派不派人和派什么人去参加天皇的葬礼，一直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不少群众和海外侨胞纷纷来信、来电，要求中方出席天皇葬礼的规格不要过高，有的甚至建议不要派人出席。一些反华分子，更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地对中国进行谩骂和攻击。

    经多方权衡和考虑，中央决定由我作为外长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葬礼。这一决定既顾及了国际上正常的外交礼仪，也考虑到广大群众包括海外侨胞的感情。对此，国内外反应正常，大都予以理解。日本官方人士也表示日本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方派人出席葬礼。

    由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方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表示出了强烈不满，2月21日，竹下首相紧急召集内阁主要成员商讨对策，决定通过外交渠道向有关国家说明情况，以求得谅解。

    次日，日本驻华大使中岛敏次郎就竹下首相在国会答辩事向中方做了说明。他表示，竹下首相对过去那场侵略战争曾做过明确表态，至今没有任何变化。竹下首相的认识是：一、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邻近各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害。对日本的上述行为，国际上认为是侵略战争并进行了严厉批判，这是事实，日本要充分认识这一事实；二、日本政府对过去行为的认识，曾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表述过，这一认识至今毫无变化。对侵略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三、日本作为和平国家，为了不使这样的事情重演，将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2月24日，我在东京饭仓公馆会见日本外相宇野宗佑时，他代表日本政府，再次对竹下首相在国会关于过去战争问题的答辩未能表达真意表示遗憾，强调日本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已写进日中联合声明，并说首相对此问题的表态没有任何变化。我说，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需要珍惜。由于历史原因，对中日间的一些敏感问题，应当慎重对待。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才能避免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同日下午，竹下首相在其官邸会见我时表示，他对发展中日友好有着一贯的信念，强调愿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我对他说，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坚持中日友好。当晚，日本政坛的元老伊东正义一个人专程到中国驻日本使馆来见我，表达对我来日本参加葬礼的感谢，并表示愿为日中友好尽力。

    次日，日本各大报均详细报道了我与日本首相和外相会见的情况，并发表了一些评论。有的报道说，竹下首相在此次葬礼外交活动中，紧急会见中国外长实属破例之举，说明首相本人及日本政府已深刻认识到有关战争责任问题发言带来的严重后果，急欲借此机会再次说明日方立场，求得中方理解。有的评论提醒说，日本应从中认识到，在与亚洲邻国打交道时，不能只从民族特性差异这个角度来简单地处理历史问题，而要切实采取一丝不苟的态度。

    此后，竹下首相又在2月27日的国会答辩上对他上次发言做出修正，明确表示上次战争给邻国造成重大损害，其侵略的事实不可否认。

    实践证明，我国政府决定派人参加天皇葬礼的决定，以及出席葬礼的人选，是恰当和稳妥的，既不失外交礼仪，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同时，推动日方在战争性质问题上进一步表明态度，取得了好的效果。

    我这次去东京参加葬礼，虽然主要着眼于中日关系，但真正取得突破的，却是中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

    在东京的葬礼上，我会晤了印尼领导人，使两国中断了23年的关系得以迅速恢复。这是一次利用特殊机会而取得外交突破的成功谈判。

    这场“葬礼外交”的意义，也许从中国、印尼两国关系跌宕、复杂的演变过程中才能看出。

    中国和印尼是近邻，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两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患难与共，相互同情，互相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印尼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详细阐明了我对外关系中坚持执行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周恩来总理对印尼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为解决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中国一直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等正义斗争，印尼坚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但是，1965年9月，印尼发生了“9·30”事件。随后，印尼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恶化，直至中断关系。

    所谓“9·30”事件，根据印尼方面的报道，是指1965年9月30日，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军官，以陆军“将领委员会”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为由，逮捕和打死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六名将领。印尼陆军几名将军立即采取反制措施，挫败了翁东中校等的行动。印尼随即开始严厉镇压和清除印尼共产党和亲苏加诺总统的政治势力。

    中国对“9·30”事件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未对印尼政局表态，但印尼军方从一开始就指责中国策划和支持了“9·30”政变，干涉了印尼内政，并发展到派军队搜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到了1967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10月30日，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明显缓和。中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西欧、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特别是1973年初，关于在越南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后，美国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撤出军队，开始收缩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东盟对外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东盟与中国关系开始从相互敌视走向友好合作。东盟六国中的三国，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

    这时，作为东盟六国之首的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发展，成为决定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

    1978年末，邓小平同志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东盟成员国。双方就维护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中国同东盟各国的关系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减少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从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维护东南亚和平方面，双方持有共同主张，有着密切良好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快速增长，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1988年11月，李鹏总理在访问泰国期间又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恢复和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一）在国家关系中，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三）在经济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四）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原则。

    在这种形势下，印尼对华关系也出现了松动，双方接触开始增多。1975年苏哈托总统曾表示，鉴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印尼也正在准备改善对华关系。1977年11月，印尼首次派工商会代表团参加了广州交易会。1985年4月，应印尼政府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了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

    印尼是东盟中最大的国家，在东盟中起着领导作用。在柬埔寨问题上，印尼同其他东盟国家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印尼曾于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两次主持召开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非正式会晤——当时称为“鸡尾酒会”。由于各方分歧严重，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突破。作为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两主席之一，印尼感到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同中国保持密切磋商和良好合作。

    印尼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作为大国，中国的实力是这个地区重要而又不可改变的现实，印尼不能再拒绝同中国打交道了。

    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印尼在对华态度上出现了积极变化。

    1988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谈及两国复交问题时，放弃了原先提出的要中国就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进行“公开道歉”的要求。1989年初，印尼外长阿拉塔斯通过印尼驻联合国代表苏特雷斯纳大使，面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大使，印尼将全力促进中、印尼复交进程，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已经恢复，并表示想同中国外长尽早会晤。李鹿野大使答复萨特雷斯纳大使，中方赞赏印尼方为推动两国复交进程所做的努力，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早恢复中、印尼外交关系。中国外长也希望尽早与阿拉塔斯外长会晤。

    正是在这时，出现了“东京葬礼”的时机。但是，我们得知，阿拉塔斯外长不随苏哈托总统赴东京，两国外长会晤难以实现。为了抓住时机，我们仍向印尼方表示，中国外长将会作为特使，前往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这将是双方会晤的好机会，如果方便，中国外长也愿意拜会苏哈托总统。2月13日，印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告知中方，国务部长穆迪奥诺将陪同苏哈托总统参加天皇葬礼。因阿拉塔斯外长不在随行人员之列，穆迪奥诺部长将同中国外长会谈，并说，苏哈托总统愿会见中国外长，具体安排将通过双方驻日本使馆商定。

    印尼方还说，穆迪奥诺虽是国务部长，但对中、印尼双边情况相当熟悉。

    穆迪奥诺是位少将，自当上尉时开始，就协助苏哈托工作。苏哈托执政后，他在内阁秘书处工作，后任内阁秘书、副部长和国务部长，并兼任印尼对华关系统筹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对华的重要事务。他深受苏哈托的器重，是印尼高层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印尼内阁中的实权人物。他所掌管的国务秘书处与总统府仅一墙之隔，主要职责是负责起草总统演说和颁布政府各项法令与条例，协调总统与政府各部门之间关系，实际上担负着上下沟通的重要角色。每周的内阁会议之后，一般都由他向媒体吹风或发布重大信息，故有“小总统”之称。可以看出，印尼决定由穆迪奥诺出面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

    中国、印尼的东京会晤，是双方多年努力的结果。当时我们分析，此次会晤也许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印尼方对两国复交问题会采取较前更为积极的态度；或是由于内部仍未协调好，提出中、印尼关系正常化分步走的方案。

    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设想了应对之策。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积极推动两国复交的进程。

    2月23日下午，按双方事先商定的时间，我在印尼代表团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先会见了穆迪奥诺部长。这是我同穆迪奥诺的首次见面。他为人随和，谈吐直率，机敏而不失幽默。

    会谈中，我先回顾了双方近年来开展直接贸易和在柬埔寨问题等国际事务方面的良好合作，阐明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和亚洲形势的看法。我表示，中、印尼同属亚洲大国，中国有11亿人口，印尼有1.7亿人口。我们两国都面临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两个大国，若能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并一同致力于和平，那将是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还专门向他解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所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说，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我们不仅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是这样，在处理党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始终认为，每个党的事务都属于这个国家的内政，每个国家都有权自己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绝不会利用党的关系来干涉别国的内政。

    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我对他说，两国复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中方对此一直持积极态度。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愿听取阁下的看法。

    穆迪奥诺赞同我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接着说到印尼国内两次政变（注）给印尼造成的重大影响和严重危害。他说，刚才阁下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尼在处理国内问题方面也有个五项原则，那就是“建国五基”，即：信仰真主、公正与文明的人道、国家统一、民主和社会正义与繁荣。他接着说，印尼的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可能与别国不同，但我们愿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印尼尊重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希望其他国家尊重印尼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尊重上述印尼处理国内问题的原则。他还强调，印尼至今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谈话中，穆迪奥诺未再纠缠过去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等问题。

    我强调说，我们尊重印尼在国内所采取的原则，同样我们希望双方都共同信守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充分注意到印尼在处理国家关系中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特别关心，坦率地讲，中国同印尼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联系，就连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党我们也不知道。过去有些印尼人住在中国，如今大部分已离开了，剩下的人很少，最多几十人，其中有的已年老退休，有的就业工作。作为外国在华侨民，我们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关于如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如果阁下认为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建议双方可通过各自驻联合国代表团继续进行讨论，同时，两国外长见面时也可商谈。联合国渠道的讨论可更具体一些，为两国外长会晤做好必要准备。

    穆迪奥诺感谢我所做的说明，表示同意中方所提出的建议，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一步磋商，必要时，两国外长可以直接会晤。

    说到这儿，他看了一下手表，主动提议休会片刻，并没说什么理由。实际上，他是到隔壁房间，去向苏哈托总统汇报我们两人的会谈情况。大约5分钟后，他回来了，笑着对我说：“总统阁下要单独会见外长阁下。”

    苏哈托总统给人的印象，很像一位满头银发的老教授，说话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实际上，苏哈托是一名军人，行伍出身。他少年时代曾在清真寺附设的学堂读过书，19岁时就去当兵，从一名士兵一步步晋升到将军。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接管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任陆军临时负责人、主管恢复治安和秩序的司令、内阁部长和陆军司令等职。从1968年至1998年，七次蝉联总统，成为印尼的政治强人。

    有舆论分析说，在苏哈托统治下，印尼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印尼共已经成为历史，当时，他已决意要与中国恢复关系。但在苏哈托当政的年代，对华侨华人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歧视政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下台以后。印尼华人所处的环境，直到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接任总统，才有较大的改善。

    不过，在那次单独会晤中，苏哈托态度友善，情绪很好。我先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介绍了我同穆迪奥诺会谈的情况，赞扬印尼在他领导下为发展民族经济所取得的成就。

    苏哈托对此表示感谢，请我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他表示，印尼一直遵守万隆会议达成的十项原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发展平等的关系。他说， “9·30”事件后，印尼在国内取缔了共产党，但这不意味着印尼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采取敌对政策或有什么敌意。如果两国政府、两国人民、两个国家的党都奉行和平共处、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两国发展实质关系与合作的道路，就可以说是畅通的。苏哈托还表示，印尼一直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后在政治领域磋商时，应在我们两国之间进行，不需要通过第三国。现在要做的是一件小事，即消除两国间的相互怀疑。他赞同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可继续进行接触，必要时两国外长还可直接会晤。

    我对他说，中、印尼两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并将为本地区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同苏哈托单独会晤后，穆迪奥诺郑重其事地说，现在要解决一下最为迫切的问题了。大家听后，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接着又都笑了起来。他的意思是，让大家先“方便一下”，再继续工作。也许是双方的会谈和与总统的会晤十分顺利，他有心情开开玩笑了。

    随后，双方商谈的主题是如何向新闻界发布双方会晤的消息。印尼方建议双方共同会见记者，向新闻界发表一个共同商定的新闻稿。于是，我们拟定了一个关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点一致意见”：（一）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关系正常化；（二）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三）双方决定，通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谈，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

    穆迪奥诺问，如记者问及此次东京会晤是如何实现的，该怎样回答？我表示，可以说是通过联合国渠道商定的。他又问，如果记者追问是谁采取主动的呢？我表示，可以说双方都有这一愿望。我还建议，这次会见记者，主要是宣布我们共同的意见，时间不宜过长，以尽量避免外界对我们复交谈判的干扰。

    经商定，我们共同会见记者，由他做开场白，宣布上述“三点一致意见”，然后，由我做补充说明，对此次会晤表示满意，强调两国关系正常化已经开始。

    由于事先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会谈后，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无法及时通知所有记者了。一些日本主要媒体记者纷纷赶到现场，而中国记者却没来得及参加。

    这次联合新闻发布会所发布的消息，成了次日日本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电视台也迅速反复播映有关镜头，舆论界一致认为，中国同处于东盟领导地位的印尼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的又一胜利”，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印尼之间的东京会晤，也引起了日本官方的强烈关注。竹下首相在同我会见时，对此表示欢迎。这位特别喜欢用数字说明问题的日本首相说，世界上一亿人口以上的国家，有六个在亚洲，除中国之外，有印度、印尼、日本、孟加拉、巴基斯坦。现在，所有一亿人口以上的亚洲大国，都和中国建交了，这是一件大事，值得庆贺。中、印尼两国领导人的东京会晤，是中国的一次成功的“葬礼外交”。

    东京会晤后，为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我们通过联合国渠道，重点就以什么方式解决复交问题，同印尼方面进行商谈。我们建议，双方先以适当方式发表一个复交公报，关于公报内容、何人签署、何时发表等问题，愿意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有关两国关系中需要讨论解决的具体问题，可在复交后，进一步磋商。

    但是，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上掀起了反华浪潮。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和国会先后四次发表声明或通过决议，攻击中国，并宣布中止中美间高级官员互访、阻止国际机构向中国贷款等一系列制裁措施。国际上的两个“富国俱乐部”——欧洲共同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先后发表声明抨击中国，并宣布暂停同中国的高级接触、冻结正在谈判的合作项目等。

    在此形势下，印尼对两国复交事项表现出了观望的态度。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坚持原则，务实灵活，在国际间，折冲樽俎，沉着应对，迅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并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理解，使不少国家改变了立场，恢复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这时，印尼对两国复交的态度又积极了起来。双方除通过联合国联系渠道继续保持接触外，还利用一些国际场合，就如何尽早完成复交手续等问题交换意见。

    1989年8月，我在出席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期间，会晤了阿拉塔斯外长。这是自2月东京会晤后，两国外长的首次见面。

    阿拉塔斯对我说，东京会晤已在最高层做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策，剩下的只是就必要的技术性问题达成协议。从印尼方面来说，复交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可在本届联大前继续进行磋商，联大期间，两国外长再进行会晤。

    我表示，只要时机成熟，我们应该抓紧完成这件工作。我还提出，由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对技术性问题不太熟悉，可以考虑在联合国代表保持接触的同时，开辟另一个渠道，由双方派小组直接商谈，到北京或去雅加达都可以，这样解决问题更容易一些。

    10月初，我与阿拉塔斯在纽约再次会晤，双方商定由各自外交部司局级官员率领七八人的代表团，于11月或12月在雅加达会晤，讨论和解决两国复交的技术性问题。如有必要，可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晤，达成协议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再正式签署复交公报。同时，双方还同意10月底前,通过各自驻联合国代表交换需要讨论的问题清单。

    12月4日至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徐敦信，同印尼外交部政治总司长罗哈纳佩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技术性问题在雅加达举行会谈。双方审议了两国过去缔结的条约、协定，并就双方重新互设使馆时为对方提供方便和各自使馆规模和人数问题、关于双重国籍和华侨问题、关于印尼欠中国的债务和偿还问题以及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进行商谈。

    坦率地说，当时中国与印尼之间所需谈判的技术性问题很多，而且相当复杂，一一解决起来，需要许多时间。

    我们考虑到，印尼是东盟国家的老大，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早日同印尼复交，不仅可带动另外两个东盟国家新加坡和文莱同中国建交，有利于进一步打开我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还可以有效遏制台湾当局竭力推行的“弹性外交”，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为此，我们对两国复交中技术性问题的谈判，采取“坚持原则，适当灵活”的方针，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大体商定原则后留待复交后继续商谈。

    经过数轮会谈，双方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签署了会谈纪要。会谈气氛友好，进展顺利。由于会谈前我们对问题理解准确，所提的预案富有建设性，对方感到了我们的诚意，使有关复交的技术性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1990年3月和5月，双方专家小组又在北京和香港就印尼所欠债务数额和偿还方式举行了多次会谈，通过核查和协商，最终达成协议。

    至此，两国复交进程中的全部技术性问题的谈判顺利结束。

    1990年7月1日, 阿拉塔斯外长应我的邀请来华访问。这是自1967年10月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后，印尼外长首次访华。

    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他时说，笼罩在两国上空长达23年之久的乌云过去了，晴天已经来临。

    访问期间，我同阿拉塔斯举行了两轮会谈。在代表团抵达当日的下午，根据印尼方建议，两国外长就复交问题还先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

    阿拉塔斯开门见山地说，去年2月东京会晤后，经过几次技术性会谈，有关两国复交的 问题都已解决。关于复交的时间和方式，苏哈托总统指示，在今年内合适的时间完成。阿拉塔斯强调，鉴于两国50年代已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不是建交，而是复交，就是重开大使馆。因此，方式可以简单些，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进行，当然，仪式可以隆重些，以强调其重要性。他说，苏哈托总统有意邀请李鹏总理访问印尼，复交可以在这次访问中宣布。访问时间可在 8月17日印尼独立日之前，也可在今年其他双方方便的时间。

    阿拉塔斯还说，考虑到外界对他此次访华十分重视，双方有必要签署一项公报，内容包括两国关系正常化日期、互派大使和李鹏总理访问印尼等内容，同时还可发表一项新闻公报。他向我提交了复交公报和新闻公报文本，供中方考虑。我当即表示，同意以互换照会的方式来实现复交，赞赏苏哈托总统把复交和高层访问结合起来的建议。

    紧接着，双方举行了第一轮正式会谈，会谈的重点却是柬埔寨问题。

    阿拉塔斯说，印尼和中国都致力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雅加达曾几次是关于柬埔寨问题非正式会晤的地点，试图为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寻求一个大致的框架。因在停火方式、由谁主持国际监督机构、过渡时期政权和越南移民等问题上，与会各方没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陷入困境，如今不得不休会。但雅加达的这些会晤，导致了巴黎国际会议的召开。他认为，去年巴黎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柬埔寨问题必须得到全面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厨师都来做同一道菜，有关各方又提出不同的新方案，结果使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失去了势头和方向。他强调，停火必须同全面解决联系在一起，要警惕部分解决的危险。他希望中国继续做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三派的工作，劝说各方下定决心，面对核心问题，接受公正、合理的妥协。

    我说，我们对印尼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在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中国和印尼有很多共识。我们赞成印尼关于柬埔寨问题必须全面解决的立场。任何部分解决，都不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相反，还将留下很多后遗症。我表示，中国将尽力做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的工作，希望柬埔寨问题能在巴黎会议的框架内获得全面解决。

    第二天，我们举行了第二轮正式会谈。这次是就两国复交问题进行磋商，并十分顺利地达成了几点一致：（一）双方决定于1990年8月8日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同意互派大使，并为对方大使馆的重新开设提供方便。（二）李鹏总理将在两国复交之际于1990年8月6日至9日对印尼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三）关于台湾问题，中方赞赏印尼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这对中国是一个敏感问题，有必要达成内部谅解。如需要进一步讨论，中方可于7月之前派小组赴印尼磋商，就此达成内部谅解备忘录，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时签署。（四）鉴于阿拉塔斯希望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时双方签署贸易协定，中方向印尼方提交了协定草案供对方研究。（五）双方商定7月3日签署复交公报，并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

    阿拉塔斯表示，印尼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相信能找出适当的文字加以表述，并同意中方派小组就内部谅解备忘录进行磋商。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阿拉塔斯与在雅加达的穆迪奥诺不断通电话，保持联系。这表明复交谈判是在苏哈托直接遥控下进行的。

    7月3日下午6时，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举行了中国、印尼两国复交公报和关于解决印尼所欠中国债务问题协定的签字仪式。上百名记者涌到现场，采访了这一重要事件。

    整个签字仪式不过十多分钟，可这包含着双方多年来的艰苦努力。中国、印尼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签字仪式后，我和阿拉塔斯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我首先宣布，1950年建立、以后又中断23年之久的中国和印尼的外交关系将于1990年8月8日恢复。两国人民长久以来的共同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强调，亚太地区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关系正常化，必然会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这件大事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是由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我相信，不久以后李鹏总理对印尼的访问，将使得复交后的两国关系充满新的活力。

    阿拉塔斯接着说，今天我们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预示着两国关系将开始新的一页，两国复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且将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他还说，我们这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李鹏总理即将对印尼的访问将是历史性的，一定会把两国关系推向高峰。

    接着，我们分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新加坡方面曾表示，只有等中国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以后，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在中国和印尼已经复交，中国方面是否已着手同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我回答说，中国方面和新加坡方面，目前都在着手准备这一工作。

    在回答印尼同中国复交之后两国间经济合作问题时，阿拉塔斯说，在1985年，印尼和中国就建立了直接贸易往来，从那以后，两国贸易关系得到了显著发展。现在关系恢复之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准备拟定新的贸易协定，双方都已经为此做了准备。印尼和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不仅限于贸易领域，复交之后，在别的领域的交往也必然会有发展。已经得到发展的贸易，当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还有记者问，印尼与台湾有着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印尼和中国之间是否已确定了某些原则和规定来处理此类事务。阿拉塔斯说，同其他东盟国家不同，印尼在50年代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是基于坚定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基础上，甚至在两国关系中断时，也没有改变。印尼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以及关系暂时中断期间，印尼都同台湾有着经济和贸易关系，但印尼一直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印尼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和印尼的复交，在国际上，特别在东盟国家中，引起了良好反响。新加坡外交部于7月4日发表声明，欢迎中国和印尼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重申，一旦中国和印尼实现关系正常化，新加坡将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泰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与印尼复交，将有助于东盟与中国之间各方面关系更趋完善和全面发展，并将使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尤其是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更趋一致。菲律宾等国官方及舆论也纷纷发表谈话或评论，欢迎中国与印尼复交。

    在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的推动下，我国于1990年10月和1991年9月，先后同新加坡和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我国实现了同东盟成员国全部建立外交关系。1991年7月，东盟首次邀请我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并与东盟六国外长磋商；1994年7月，东盟接纳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1997年底，我们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于2010年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还签署了或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等文件。我国同东盟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