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便臣（1836~1912），英国人。早年供职于英国殖民地部。先后在该部的不同部门担任要职，但从来没有机会被派往海外。殖民地部的沉默生活使他厌烦，死板繁琐的行政程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当殖民部通知他任职香港总督时，他激动得不知所措。他已经55岁了，这无疑是最后的机会了。

    威廉?罗便臣任内，香港多灾多难，发生了最可怕的鼠疫，死人无数，尸骸遍地。1893年1月，气温猛降到冰点以下，创开埠之后最冷的纪录；经济严重困难，库房短绌，靠向外借贷维持财政开支。

    1892年7月23日，附设于“雅丽氏纪念医院”的香港西医书院举行第一届结业典礼。孙中山获医学、产科、卫生与公共健康学三科第一名。罗便臣出席典礼，并向成绩优异者颁奖。雅丽氏纪念医院是何启为纪念亡妻、英国皇族贵胄雅丽氏?韦甘比而建的香港第一家教会医院。

    1894年4月，一些自称香港居民的英国人上书英国当局，要求香港地方自治，改组立法局。要求书中称：一、立法局中的非官守议员应自由选举产生；二、非官守议员应比官守议员席位多；三、非官守议员在会议上应有言论及表决的绝对自由；四、立法局有权支配地方全部行政经费；五、立法局有权管理地方一切事务；六、凡关于英国与香港的问题，立法局有权尽先参与讨论，然后执行。8月23日，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李邦批复称，香港不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位，因为华人占多数，在目前情况下，应维持原有政治制度。

    第十一任威廉?罗便臣1895年7月，英国政府指令罗便臣，香港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7.5％作为驻港英军费用。渣打银行总经理汤姆斯?韦赫特领导在港洋商反对英国政府这一决定，但无法改变伦敦当局的指令。

    1896年7月，罗便臣决定，行政局新设两名非官守议员，委派怡和洋行总经理艾温和大地产商遮打出任。这是香港行政局设非官守议员的开始。

    1896年，英国皇家海军决定将皇后道以北海岸划作海军区，建立香港第一个旱坞。于是，香港中区和湾仔被分隔开，这既妨碍了填海工程计划，又把海岸沿线的交通阻隔，历时60年之久。

    1897年6月5日，香港政府通过决议，废除1843年即开始实施的宵禁。至此，才算结束了中国居民五十多年夜间行动不自由的苦难历史。

    1898年2月，罗便臣离任。他是第一个离职后没有以其名字命名街道或建筑物的总督。据说其原因是避免与同姓的第五任总督相混淆。

    孙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是从香港开始的。他1883年冬到香港，1886年在香港完成了中学的课程，1886年夏，孙中山考进了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医。1887年1月，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律师兼医生何启开设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感觉南华医学堂教学质量不高，同时，在广州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受到限制，不如香港自由，所以决定转到香港西医书院学习。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不仅认真学习专业课程，而且广泛地研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曲学等等，获得了广博的知识。

    孙中山在香港期间，对于政治问题十分关心，常常对人抒发他的爱国情怀，阐述他的新政治抱负和见解。他利用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与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研究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的出路。引起了港府的注意。1892年，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了医科硕士学位。

    1892年秋，孙中山应澳门镜湖医院邀请，到该院担任西医师。后来他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开设一间中医药局，单独行医。不久又改赴广州行医，开设东西药局，虽是行医，其实是借行医为掩护，结识一批爱国青年，研究救国之道。1894年，孙中山赴美国檀香山，组成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络郑士良、陈少白等进步人士，为推翻清朝政府做准备工作。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组建了兴中会总部机关。为了避人耳目，以“乾亨行”公开名义做掩护。香港的兴中会领导成员多次开会，讨论和制定起义的具体计划和起义的政策。8月27日，港英当局下令封闭了乾亨行。孙中山决定于当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利用旧历重阳节，许多群众回省探视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府，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谋事不密而事先被清朝政府察觉，从香港秘密运送机械往广州时，被海关查出扣留。

    清政府多次与港府交涉，要求罗便臣制止孙中山在香港的政治活动。香港当局同清政府密切配合，将兴中会的活动情况，随时向两广总督通报。两广总督谭钟麟调动军队加强广州防御，封闭革命机关，逮捕起义人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乘船“离开广州”，经澳门到香港。1896年3月4日，港督罗便臣根据清政府的要求，发出驱逐孙中山出境令，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进入香港，理由是总督及港府认为，“孙逸仙会危害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孙中山只好离开香港转赴日本。行前，他写信给罗便臣的副手香港辅政司骆克，询问是否因为他“试图从鞑虏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难同胞”，才将他驱逐。如果如此，他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整个文明世界。因为他已经请教过伦敦许多英国朋友，英国朋友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不符合英国的法律和惯例。”

    1897年10月4日，骆克回信给孙中山答复说：“兹奉命函复先生，本政府不愿允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织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兹因先生行事诚如来书所云，‘吊民伐罪，为解除国人备受鞑虏专制暴虐之羁绊’。凡若所焉，有碍邻国之邦交，自非本政府所允许，如先生突然而来，足履斯土则必遵照1896年所颁放逐先生出境命令办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从此以后，孙中山虽然为组织革命起义多次经过香港，但一直没有上岸，只在船上与在港革命志士研究和布置任务以后，就离开香港。

    当时，香港报纸曾发表评论，批评罗便臣的错误政策。英国国内也有人对孙中山表示同情。议员达维特曾多次向殖民地大臣张伯伦提出质询。1898年7月18日，他提出：“事前中国政府曾否请求香港总督将孙逸仙驱逐出境？若有此事，在采取行动之前，是否呈报过殖民地部？如果这位中国的改革家在英属领土未曾触犯英国的法律，能否撤回该驱逐令？”

    张伯伦的答复是：此事依据之理由在于当地总督与 认为该人危及香港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中国政府未曾请求进行驱逐。该人卷入阴谋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已无疑义。这使其不宜在香港一事，并无理由加以干预。

    罗便臣对孙中山的排斥态度，最根本原因是局外人很难洞察的，也是罗便臣不能启齿的，那就是英国政府以此向清政府示好，以此作为诱使清政府在香港展拓界址谈判中让步的一个筹码。

    强占新界地区，英国侵略者已经酝酿很久。

    早在第五任总督罗便臣时期，1863年香港英国官员就提议，在扼守海港东部入口的鲤鱼门设立炮台。战争大臣认为，占据新界、九龙，对巩固军事立足点很有价值。

    1884年，第九任总督乔治?宝云时期，驻港英军少将萨特金提出，英国战争部应当攫取整个九龙半岛，扩展到北面山岭和一些海岛，但是，宝云拒绝了萨特金的这一计划。1886年萨特金的继任人甘马伦上将旧事重提，又被英国防务委员会否决。伦敦负责殖民地防卫事务的机构认为，在英国的所有重要加煤站中，香港是最易受攻击的，然而，海港的北部是中国领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担心中国对香港的安全构成威胁。

    到了1890年3月，第十任港督威廉?德辅报告称，有情报说，中国打算在吐露港修建炮台，俯视香港岛。英国殖民地大臣克努斯福建议驻华公使向中国总理衙门询问此事，并向中国表示，英国政府反对任何它认为是不友好的行动。英国驻华公使约翰?澳尔沙姆从北京回电，否定了上述情报，说中国并非修筑要塞。那项工程是九广铁路工程的一部分，加强九龙站的守卫对香港并无不妥。

    真正积极推动和实践了对中国香港周围地区进一步扩大侵占的是威廉?罗便臣。1894年，日本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清军大败，结果，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瓜分中国的争斗。清政府危在旦夕，港督威廉?罗便臣很快做出反应，提出“拓地”要求。他认为，中国皇室和政府已经腐败，各国争先恐后向中国扑来，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形势对英国扩大占领中国领土是大好时机。罗便臣宣称：“我不得不郑重指出，调整和扩展本殖民地是十分必要的。‘东方直布罗陀’香港，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安全。”

    1894年，罗便臣向英国殖民地大臣发出了拓土的信件，信中说：“虽然难以置信，但我请阁下注意下列事实：加普礁和横澜及其上面的两个有价值的灯塔属于中国。港口的东、西进口鲤鱼门海峡和青洲水道属于中国。鲤鱼门要塞是中国领土。海港北岸方圆二英里之外属于中国。九龙城属于中国。距离维多利亚港只一英里左右的鲤鱼门水域属于中国。

    “中国本身，或是同中国或英国开战的另一个国家可能登陆珠江北岸或鲤鱼门海峡外的大鹏湾，南下九龙半岛，这不仅对我守军不利，而且很容易从中国领土炮轰维多利亚港，截断粮食供应。

    “窃以为，香港边界应该推至大鹏湾，从那里伸延到后海湾，至少也得像威斯特利走向那样，以东北面鲤鱼门海峡伸展到九龙背后的山顶，包括珠江口汲水门在内，以确保女皇这块有价值的领土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横澜、大屿山和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内的海岛均应割让给英国。否则，一旦爆发战争，本殖民地将难以防守。

    “如果女皇陛下政府有意在适当时候介入中日战争，我冒昧祈求上述建议受到仔细考虑。这算不上大计，但在中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之前，应当施加压力。”

    罗便臣唯恐自己的信不能说服伦敦，在信中还附上驻军司令柏立基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强调中国军队控制港口对香港英国统治的不利因素。

    几天后，罗便臣急不可待地又发出第二封信件，更详细阐述了扩大侵占中国领土的理由：

    “如果说割取对岸大陆的一角并完全控制邻近水域，对本殖民地安全和应付欧洲敌人是非常必要的话，更不用说对付中国了。

    “中国的国力现正处于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50年之后，也许20年，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具备足够的技术知识开发他的自然资源。到那时候，如果香港边界仍像现在一样，中国的舰队停泊在九龙湾，周围的山顶和岛屿为中国所有，我们往哪里躲。靠人家发慈悲？……

    “目前的大好时机一纵即逝。不管日本的成功有多大，不管中国的屈辱有多深，中华帝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她不会长期安于现状。日本对华战争将激发起全面起义，20年后的中国再不是吴下阿蒙。想做就立刻去做，时不与我。”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把罗便臣的信函翻出来，摆在同胞们的面前，重温一次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梦呓，对于年轻一代，对于健忘的人们，对于那些持有外国侵略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观点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要的。

    罗便臣真不愧为老牌帝国侵略者的政治家，他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到了中国终有一天要站起来，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侵略者立场还是促使他要求乘中国虚弱，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抢掳中国领土。

    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的第二个月，1895年5月，英国军事联合委员会乘机发表《关于殖民地香港边界问题的报告》，提出拓展土地的要求，立即得到英国有关当局的赞同。1897年底，英国通过广州领事提出租借战略要地，以保卫香港的要求。

    1898年4月1日，英国借口广州湾租给法国，威胁到香港的安全，要求拓展香港界址以保卫香港安全。英国驻中国公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正式提出，英国香港当局不满足现在的界线，希望拓展土地，从此展开了一场拓展土地的谈判。所谓谈判，实际上还是先把土地非法占领，尔后再用坚船利炮威逼，强迫签订条约，加以确定。清政府既然已经同意德国、俄国、法国等租借中国的土地，怎么敢于反对英国政府租借中国的土地呢？但是，为了面子，清政府在同意出卖土地的情况下，还提出几条可怜的要求：一、保留九龙城仍归中国管辖，清政府文武官员仍照常行使职能；二、为防止香港鸦片走私，要求香港当局协助中国海关缉私收税；三、保留靠近九龙城的大鹏湾码头一处，准中国官员使用；四、在大鹏湾、深圳湾内中国的军舰和商船，无论战时和平时，都可以自由行驶和停泊，等等。英国有关当局，为了急于签订扩展土地条约，对清政府的四条要求满口答应。

    1898年6月9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由李鸿章、许应骙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7月1日起实行。专条全文如下：

    “溯查多年以来，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催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划定，以99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建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自开办后，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查按照粘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此约应于画押后，自中国5月13日即西历7月1号开办施行。”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地区，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个岛屿，总面积达975.1平方公里，占新安县全县面积2/3的中国土地，就这样被英国强行租去了。租期99年。这块土地被港英当局称之为“新界”。

    罗便臣统治时期，香港发生了一场历史性大灾难——鼠疫。这场鼠疫，延续十年之久。在1894年，几天里就死掉近六千人。仅仅是6月7日一天内，中环太平山人口最密的一个地区，就死掉一百多人，又有六十多人被传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立刻闹得人心惶惶。

    对于这场鼠疫，当时港府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唯一的防预措施是把病人隔离，并禁止港人离港，防止把疫症传往别处。死于疫症的遗尸都集中起来，先在石灰水里浸泡，然后埋葬。死者住过的房屋也要彻底薰烟消毒，这么一来，就更闹得人心惶惶。尽管港府禁止离港，二十多万居民中，在短时间内，仍有八万多人仓惶离开香港去避疫，使得市面上一片萧条惨淡。

    这种死亡率高而又传播迅速的鼠疫，任何人都有可能毫无征兆的被传染上，染上后一两天由腋下、胯间的淋巴腺起核，随后发热昏迷，瞬即死去。病人死后浑身发黑，所以又叫“黑死症”。

    在当时病因不明、无法可治的情况下，为了控制疫情发展，港府收购了中环重病区九如坊、善庆里、芽菜巷、美轮里等处居民房屋，拆为平地，但疫症仍然蔓延。

    由于港人大量离港，往来船只较多，这次鼠疫还传播到内地及海外各地。

    1896年，香港的鼠疫先后传播到内地的广州、昆明。国外传播更远达印度的孟买与俄国的北海。仅是广州一地，染上鼠疫的居民便有10万人，印度人死于鼠疫者更无法估计。

    对于鼠疫迅速蔓延，港英政府及医疗界曾研究对策，罗便臣提议准许华人患疫者在家里治疗，这既尊重了华人的习惯，又便于港府掌握患病人数，但是一些议员和政府医官表示反对，主张必须把患者统一送往医院治疗。1901年5月31日，香港洁净局举行会议，决定在九龙开设办事处，专门负责患鼠疫屋宇的薰洗工作，同时在香港湾仔、鱼涌与筲箕湾鼠疫最盛的地区，派出一艘小轮船牵引两只木船，一只载运鼠疫患者，一只载运鼠疫死者，送往坚尼地城医院。可是，上述强制性措施却遭到市民反对。许多市民看到患病亲人被强按进轿子里抬走，死者被拉去抛进石灰水里，觉得目不忍睹，所以患上鼠疫，都愿在家自行医治，不愿被送往医院治疗。患疫病死者遗属，也不肯把尸体移到医院里上石灰埋葬，多是秘密自行安置。这样，鼠疫更加迅速蔓延，连续几年，每到春末夏初，都要猖獗一阵，不久便殃及商业中枢与洋人聚集的维多利亚城。因此，洁净局执行薰洗屋宇的任务，十分严格。规定从文咸街起，至城隍街止，以坚道为上界，威灵顿街为下界，由东华医院派出人手，挨家逐户喷洒药水与粉剂，进行消毒。

    港府薰洗居民房屋的措施，也受到香港中国居民的抵制，尤其是妇女更认为过于受骚扰。当时，数百名妇女派出二十余个代表，到华民政务司前，高声宣读洋洋数百言的陈述书，以示反对。

    后来，有位名叫伟佗实陶的日本医生，在坚尼地城医院的恶劣环境中，研究发现鼠疫是老鼠所带的一种病菌传染的。于是，罗便臣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

    一是奖励捕鼠，凡捕鼠一只者，奖赏港币2分，后来增加到5分。香港市民捕鼠之风一时颇盛，大街小巷、明沟暗渠，随处可见捕鼠的动人景象。二是从外国引进疫苗，给所有市民注射预防，成效很显著。为患10年的鼠疫，终于得到控制。

    1894年鼠疫过后太平山区进行重建

    1896年，有些英国医官对东华医院用中医治疗鼠疫表示怀疑，要求改用西医办法。总督威廉?罗便臣命令骆克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该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指出：该院采用华人方法治疗病人，而不用英人的治病方法，自有其道理，应继续采用。否则，既然有公立医院，又何须再设东华医院。该院之设，有鼓励华人入院治病的作用，避免华人贫病无告而死于家中，东华医院所做的工作，是公家医院所难以承担的。调查委员会还对东华医院诊治病人的数量做了统计，从1891年至1895年，东华医院所收病人，男性病人在院留医者达10806人次，女性病人在院留医者1952人次。男性病人到院门诊者530781人次，女性病人门诊者272287人次。所有这些病人都是免费治疗。至于自费之病人，由1891至1895年，男性病人仅106名，女性病人仅47名。1896年香港人口约24万人。在此以前的五年之内，东华医院中医门诊量平均每年达163200人次之多。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当时在鼠疫医疗服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1896年1月17日，中华会馆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到了十九世纪末，香港华商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英国占领香港以后不久，香港中国工商界人士即开始组织过同乡会、同业公所一类的华人社团组织，但比较分散零星。

    1868年，香港“南北行公所”成立，是早期香港规模较大的华人同业组织。但仍然属于单一性质的行会组织，缺乏在华商中有统一的号召力。到19世纪80年代之后，华资势力逐渐崛起，香港华人的团结意识与政治影响日趋增强。1880年开始，伍廷芳进入港府立法局，随后，1884年有黄胜，1890年有何启先后进入立法局。1887年，四万华人就公共卫生行政中的楼房管理和面积问题，联名上书请愿，成为华人民众在19世纪末参与地方行政的一件大事。华人影响力扩大，成立统一的华商组织已成形势发展的需要。香港当时商界知名人士宝隆金山庄的古辉山、聚昌号疋头绸缎庄的黄尧卿、中华银号的冯华川等数十人，看准了时机，发起组织了“中华会馆”，馆址设在半山区的般含道。1月17日正式成立时，清政府派驻九龙城内的九龙协副将陈昆山应邀出席并主持开幕式。

    会馆由香港华资公司、居住香港的华商及专业人士组成，宗旨是“联乡谊而通商情”，团结在港华人，促进香港经贸发展和繁荣。

    1900年，华商冯华川、陈赓虞、何泽铭等人提议，将“华商会馆”改名为“香港华商公局”，局址由般含道迁至中环德辅道20-32号。1913年又改名为“香港华商总会”；1952年再易名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员越来越多，到1993年，会员总数达六千多个，其中个人会员2200个，商会会员三千六百多个，团体会员89个，成员包含的行业越来越广泛，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贡献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促进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发展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第十一任总督罗便臣和第十二任总督卜力交接之际的1898年，香港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修建宋王台。

    1277年春，南宋端宗赵由福建泉州逃亡广东潮州，再经惠州和虎门，于1278年春夏之交逃到了广州湾外的大屿山岛，途中身亡。文天祥立卫王赵昺为帝，由张世杰与陆秀夫护驾，乘船从大屿山岛转移到新会的崖山。在后有追兵，前无进路的情况下，赵昺投海身亡。在颠沛流离的途中，赵氏兄弟曾辗转避匿于九龙，所以留下了宋王台、二王村、梳妆石三遗迹，供后人追思瞻仰。

    相传赵昰被元兵追到九龙马头涌的一座小山丘上，正在危急万分时刻，丘上的大石头突然崩裂，出现洞穴，赵昰及随从得以喘息躲避，逃过元兵搜捕，小丘上的石头护驾有功，被后人称为“宋王台”。

    马头涌的这座小丘，方圆不过300英尺，高140英尺，东北跟九龙湾相接，南面与马头角为邻，西面为谭公道，西南面有二王村。

    1898年8月15日，港府立法局中一位华人议员，根据市民的意愿，向当局提出把宋王台作为古迹加以修建保护的建议。他表达的理由是：一、宋王台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应予保护；二、九龙开辟后，保存这一地方为居民游览之地，实属有益。

    港府通过了这一提议，并同意在宋王台所在地竖立碑志，碑志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志文曰：“此地禁止采石，保存宋王台”等字样。

    与修宋王台有关，还有一段历史传说：工程进行之际，有一天一位名叫“豆皮光”的石匠，在别的工匠都散工之后，他在石洞中挖掘泥沙，忽然意外地发现一个洞穴，好像是人工修建的，伸进手去探寻，觉得里面有股暖气，经过挖掘，发现一聚宝盒。这聚宝盒古朴精巧，表面雕有龙纹凤爪。工匠打开盒子一看，里边有七件古物：一、古龙宋瓶一只。其色泽纯白如玉，外缚墨龙一条；二、巫山古砚一台。砚体玉质青翠，绘有瑰丽图案；三、沉香佛一尊。雕刻精细，有奇异香气；四、长方形玉石一块，光彩夺目；五、男女二人拥抱像一座，呈朱红色；六、龙纽印一付，长六寸，把柄刻有五爪金龙，印底有宋体字；七、五龙环一只，环身五龙昂首，作朝立状，龙爪毕现。连同宝盒共算作8件历史文物。

    这聚宝盒及内藏之诸宝显然属宋代宫廷之物，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物和历史见证。但是，发掘出来之后，连同宝盒及7件珍品，最后都转手落到洋行外国人手里。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就神秘地明珠暗投，不知身归何处了。

    日本军国主义1941年12月侵占香港后，扩建启德机场，借机把宋王台夷为平地，那块象征性的石头也作了迁移。其实，300平方英尺的小山丘，并没有影响到机场的扩建，日军强行铲除，无非是妄图消弭中国百姓的民族观念而已。

    1898年11月25日，卜力接任第十二任港督，至1903年11月12日，任期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