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力（1840~1918），出生于爱尔兰利默里克县一个警官家庭里。19岁即进爱尔兰警察机构工作，一干就是17年。1876年开始转做地方行政官。1884年赴巴哈马任总督，1887年调加拿大纽芬兰任总督，被封爵士。1889年改任牙买加总督，任期两次延长，近10年。1898年出任香港总督。1903年11月，任满离港，赴锡兰（今斯里兰卡）任总督，直至1907年。1918年去世。

    卜力离任后，新督来港前，由辅政司梅含理任署理港督。

    1898年6月，英国加强在中国南部的侵略，取得新界租借权99年，侵占中国领土面积增加了376平方英里，将英国管辖的香港地区扩大了10倍。占去耕地4.5万英亩，人口10万。1898年，是香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卜力上任后，即奉命接收新界，但受到当地中国居民的坚决反抗，英军只有强占，遂酿成“锦田喋血”事件。

    卜力任期内，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香港成为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总后勤站。

    1900年，飓风袭击香港，英舰“山托派”沉没，另有10艘轮船、货艇110艘沉没，数百人丧生。1901年，香港发生第一次大水荒，持续到第二年水荒威胁仍未解除。

    1898年6月“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之后，港英政府并没有立即接管，主要是他们对新界的情况不很熟悉，而且当地人民理所当然地不能接受。港英当局需要时间准备。他们用重金贿赂新安县知县卢焕，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新界的资料；英伦方面，也提供各项文件，并通知英国驻广州领事予以配合。直到“专条”签署半年之后，英国殖民地部才电令卜力接管新界。1899年1月，香港英国当局开始组织准备“接管”新界。

    第十二任卜力英国外交部于1898年12月拟定，于1899年2月正式接管新界。殖民地部担心到时未能制订好各项政策，命令卜力同窦纳乐保持联系，必要时可推迟几个星期。港督关心土地投资商知道推延时，再次抬高公用土地的地价，所以希望尽快接收。3月卜力向英政府汇报了港人的不同反应。他说：“主流是友好的，但是，后海湾那边的民众名声不好，在升旗时有必要使用适当武力。”他判断错了，他低估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不平等条约，是腐败无能的清廷签订的，老百姓从来不接受。英国殖民主义者要实践条约，还得用武器同群众打交道。

    卜力报告中所说的，“后海湾那边的民众”，指的就是锦田。锦田，是个美丽的地方。邓氏家族从宋代起即在这里披荆斩棘，从事耕种。原名“岑田”村，取山下田地之义。经过百姓辛勤耕作，树木茂盛，田园绿翠，阡陌纵横，婉如锦绣一片，遂改名“锦田”。村分南北两围，吉庆、泰康属于南围。围者，高大围墙也，外有沟壑，防盗之用。围墙出入口，设有大铁门，设计坚固美观，亦为防盗所用。世代在此安居乐业的乡民，眼看自己的家园要被英国侵占，情绪激愤，准备誓死抵抗。gfhfghfghgf

    港英当局的第一项部署是，1899年3月24日，港府警察司梅含理在大埔选定了一处地方修建警署。梅含理回港报告，得到总督卜力的支持。4月7日，港英政府发出通令，定于17日下午1时，在大埔举行接受仪式。梅含理带领警察再赴大埔检查警署修建情况，村民向梅含理表示反对修建警署。村民说，警署建于该处有碍风水，要求迁移。梅含理不予理睬，民众非常气愤，群起围攻梅含理。港督卜力闻讯立即派兵200多名赶去镇压，村民团结奋战，使警署修建工程无法进行。4月15日，卜力再派警察25人和香港防卫军一连增援，抵达大埔时，临时警署已被村民毁掉，梅含理则被围在一个土坡上。16日，卜力派驻港英舰“名誉”号载运一批正规军驶往大埔东南的吐露港，发炮轰击，掩护步兵登陆，为梅含理解了围，中国居民死伤无数。英军占领大埔附近的山头后，驻港英军司令加和辅政司骆克即进入大埔，举行升旗仪式，鸣放礼炮，宣读条约和行政局命令：从1899年4月16日下午2时50分起，新界的中国居民要服从英国管辖。这比预定日期提前了一天，由此，英军逐步向西推进，沿途不断遭到抵抗。4月18日，新界人民二千五百多人在上涌和英军激战，挫败英军。

    5月，英军大举反攻，炮轰锦田吉庆围。乡民以锄锹等为武器，凭借铁围濠河，奋力抵抗。英军以大炮轰击吉庆围的大铁门，企图摧毁整个城池，结果，大铁门被炸塌，攻入围内，乡民死伤无数。英军才算占领了吉庆围。英军进入后拘捕了抵抗的许多乡民，并且当即拆卸下吉庆围的连环大铁门，当作战利品运回伦敦。5月14日，英政府下令占领九龙城寨和深圳。16日下午，深圳全镇已落入英军手中，英军布告称：深圳已属英国领土，受英国法律统治，两广总督已不再管辖此地。5月26日，港督卜力还想攻占新安县城，因为兵力不足，才未行动。11月13日，英军奉令撤离深圳，回到“专条”规定的界限一边。

    不守信诺

    1898年清政府同港英签订所谓《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在地图上并不曾有明确规定具体界线，在北界只是划了一条直线，声明“待日后双方派员勘定”。

    这一条界限，港英从一开始，就有意“混帐”。

    双方的正式“勘界”，是在1899年的3月间开始进行的。双方派员实地勘定界限，沿界各要点都竖立木桩，并签署了一份“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作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另一附件。

    合同所载经过勘定的界线，主要是新界的北界，即今日经大鹏湾至后海湾，包括深圳河和沙头角、文锦渡、罗湖等地的一条水陆界线。至于东西南三面，东面止于东经一百十四度三十分的水域，西面止于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水域，南面则限于北纬二十二度九分以北，由于大屿山西端的一角已突出于东经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之外，因此在专条上特别附加一句说明“包括大屿山在内”。

    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出的补用道王存善与港英辅政司骆克勘定租借地的具体界线，竖立木桩且签署一份《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载明界线的划分之后，关于租金问题，骆克只字不提。港英方面在拓界谈判时曾表示：“可待尔后商议”。据此，划界完毕，中国代表王存善提出，“新界的租金多少？”英方代表骆克答称：“我不知道，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德国政府偿付租金？俄国政府的旅顺呢？”租金一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

    当年港英和清政府双方勘定界线时，对于水面的界线，由于港英曲解“潮涨能到处”一句，双方解释不同，又发生争执。1901年，英国驻广州领事，曾根据港英政府的意见，照会当时两广总督陶模。原照会称：

    “关于新租界水面英国之权可至何处一事，现准香港总督来文内开，本港政府并不以为英权可至流入海湾之河港与流入租界深圳河之河港。但可至各海湾水尽见岸之处，与深圳全河至北岸之处。至于流入各海湾及流入租界深圳河之各河港，本港政府甚愿于各该河港口，由此岸水尽见岸之处，至对岸水尽见岸之处，划一界线为英权所至之止境等因。本总领事查香港总督文内，有深圳全河至北岸一语，自是指租界内之深圳河至陆界相接之处为止，相应照会贵部堂查照，量贵部堂亦以为妥协也。”

    两广总督陶模，收到驻广州英国总领事转来卜力有关北界水域界限的补充说明后，将此事报告清政府管理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陶模的这道咨文，对于勘界经过，及“潮涨能到处”所引起的争执，有所说明，并对英领事的照会表示了若干异议。

    陶模给总理衙门的咨文说：

    “案照英国展拓香港界地，前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间，承准贵衙门将租章地图咨送到粤，经前部堂谭派广东补用道王存善，会同香港辅政司骆檄会议勘定在案。惟水界未经详晰声明，英员屡谓潮涨能到之处，皆应归英管辖。以致内港地方，亦时见英差足迹，业经阁爵李前部堂及本部堂照会辩论。前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接广州口岸英国总领事官照称，……查新租界水面，英国所租者，系马士深圳两湾及深圳河，其与各该海湾及深圳河毗连之内港，自仍归中国管辖。

    “香港总督谓英权不能主流入海湾之河港与流入租界内深圳河之河港，尚属公允。惟谓各海湾潮涨能到之处与深圳全河至北岸潮涨能到之处，全为英权所可至，语颇宽泛，易滋误会。嗣后新租界各海湾与华岸毗连者，应以沿湾水尽见岸之处为界。其划归租界内之深圳河，则仍照王道所订合约，以北岸为界。所有与马士深圳两湾及租界内之深圳河毗连各河港，俱以口门左右两岸相对直线为界。以此详细声明，则彼此官差人等，自可了然，亦免将来别生枝节……”

    封尘百年，鲜为人知的史料，今日抄来，摆在我们面前，中英两国勘探界线的情景，英国侵略者的贪婪、狡诈、强暴嘴脸，清廷官员的懦弱无能，活灵活现，是一幅生动的历史教材。有史家论及这段历史时说：当初在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总理衙门曾有一条奏折，对于被迫租了地方给人，却仍保留九龙城内的“治权”，颇沾沾自喜。在奏折上有句云：“臣等以展租界址与另占口岸不同，允仪暂租专条，尚可操纵自我，仍留九龙城及原旧码头，以便文武官员驻扎，兵商有船往来停泊，及他日自造铁路根据。”还说英人表示订立这专条之后，就可以帮助清政府提高通商口岸的税收，颇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感。当时群臣昏庸误国，实在可叹。

    港英政府在九龙城问题上也玩弄条文上的文字游戏，制造纠纷，侵犯中国权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九龙城仍由清政府保留治权的词句之后，紧接跟了一句“惟不得与香港的防备有所妨碍”。卜力声称，香港界址所以要“展拓”，并不是有什么“土地”野心，只是为了香港防卫上的需要。至于专条中“惟不得与香港的防备有所妨碍”，没有具体的规定。专条订签不久，港英借口九龙城的清朝官民，燃放爆竹迎神，惊吓了城外的“英兵”，说这是与香港的防备有妨碍的行动。于是，用武力强行把当时驻扎在九龙城内的清朝官员押解出境。专条本来是写得明明白白的事，这完全是狡猾的殖民主义者故意在条文上玩弄外交辞令，蓄意制造事端，扩大地盘，至此，九龙城被港英占据，取消了清政府的治权。但是，卜力不说强占，自1899年之后，对外均说九龙城内的清朝官员“弃守”，使九龙城陷于无政府状态，所以他不得不接管。

    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英政府同意“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港督卜力在初进新界伊始，为了减少进驻阻力，也以文告形式向乡民保证：“你们的商业和地产利益，必获得保障”。这些文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但是，墨迹未干，在英国接受新界之后，港府即于1900年7月公布《田土法庭条例》，规定在1898年6月9日条约所订的租约期内，新界的一切土地均属于政府产业，凡于宪报公布所定日期后占有这些土地的居民，便是霸占政府公地，除非其所有之土地经由政府发出官批，或由田土法庭核发其它契据。

    同年11月又公布实施香港法例第一二四章收回官地条例，“不承认土地潜在利益”，即使在收赎土地之前，地价已增涨数倍，收地的“赎金”也不超过每尺5仙，中下等的田地还要递减。完全违背了“从公给价”的条款。

    1902年，卜力又制订新界管业则例，则例载明：“凡公路、电喉……及关于上述各项公用事业必需之地方，均听候英国政府使用”，“政府随时有收赎必用地方之权”。有一位上至祖父下至孙儿，90多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新界的居民撰文说，港府的“一纸规例，民产价值尽失，尤其官定贱价，否定民产的潜在利益，简直是立法强抢。”

    对于港英政府出而反尔，自食其言，侵犯新界乡民权益的行为，新界人民非常愤慨，反抗行动不断发生。为了加强对新界的控制，防止新界人民起而反抗，1903年8月，香港政府又发表公告，有关治理新界的内容如下：“关于治匪工作，现经调遣陆军分驻一带要冲，并充实警队守护力，军警通力合作，联队出任逡巡，并在大埔墟设总警署，敷设电话，与香港九龙各警署联络……。关于治民工作，新界全部地方划分八区四十七分区，乡村耆老，德望所归，则委为各区长老，而负约束子弟之责，遇有纠纷事件则予审判之权，同时由辅政司骆克统制监督。”

    1899年5月26日，英军攻占深圳之后，即停止继续北进，放弃了原来计划的进攻新安县城的目标。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卜力感到兵力不足，如继续进犯必须增加兵力。二是有人指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会给人以英国参与瓜分中国的印象，俄国驻华公使可能乘机攻击英国政府。三是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在攻占深圳之前，卜力于4月28日曾写道：

    从深圳河到东江一带是中国最动乱的地方，它是“三合会”总部所在地，是盗贼之乡。统治这样一个地区需要加派军队，大量增加警察，殖民地要增加很大花费。我以为，现在以河为界最好，就算以殖民地的需要来说，也没有必要再拓展。

    面对中国居民的反抗，卜力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不打算收回他的侵略观点，他认为，只要有效地控制深圳，整个河谷和北面山区都保得住，那么撤出深圳便属失策。另一方面，他也自知实力有限，中国群众的反抗行动给他增加许多麻烦。于是，他放弃了继续北进，暂时守住深圳，观察利害。

    伦敦方面也表示，同意3月份划定的界线是新界的边界。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下去。

    这时卜力考虑的是何时撤出深圳英军才能从中国方面夺得更多利益。因此，英国占领深圳军队的撤退快慢，要取决于赔偿谈判的进展。占了你的地，要还给你，你得赔偿我侵占时的军事费用。这就是英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以来，一贯的逻辑。卜力要价高，谈判拖延很久。

    6月13日，卜力接到英国政府交还深圳给中国的通知，这时，卜力还没有捞到想得到的利益，所以，他借口说，广州的动荡会影响撤军。他在向英国殖民地部的报告中说，香港殖民政府对交还深圳很不满意。深圳河谷一带的亲英人士也不满意，“对英军友善的村庄”担心英军撤走后遭到报复。

    但是，顾虑到日俄可能开战的形势，英军需要集结于香港，长期呆在深圳会士气低落。英兵不退，1886年中英双方商定的十月底之前要迁往深圳的三个海关关卡无法搬迁，对港方海关不便，对走私有利。这时卜力处于矛盾状态，自知不能久占深圳，又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多利益，所以只能拖着，既不进，也不退。

    在港英国人对于把深圳交还给中国确实议论纷纷。一些英国人仍企图在深圳建立什么“合法政权”，有些人说，盖斯科恩少将的告示已宣布推翻了深圳中国政权，为什么要撤退？有失面子。有些香港英国人用讥讽的口气说，“番鬼佬同中国人一样，都是要钱，为9.3万元就把深圳卖掉了，他们干得好呀！”卜力作最后挣扎，他建议由当地土乡绅、长老在英军监督下成立深圳政府。

    英国政府考虑到形势的复杂，决定交还深圳，但是，英国殖民地部与卜力观点一致，拖延撤军，向中国方面多索取一些利益。直到11月2日，才下达了立即撤出深圳驻军的命令。11月13日在深圳附近的上埔军营士兵集合，22日撤回新界。

    一位英国外交人士在形容中英深圳问题的谈判时说，这件事是“英中外交关系的一个奇妙插曲”。

    作为退出深圳的代价，英国殖民部建议索取10万元赔款，包括7000元利润，沙士伯里要15万元，但如果有更好主意，可以放弃赔款。英国殖民地部对此无兴趣，改为要求西江向外商开放。

    英国放弃了深圳，香港英国政府却从别的地方捞到补偿。不费分毫就得到了新界境内的中国财产，包括几个中国海关关口，横栏灯塔，九龙城寨军政设施等。本来窦纳乐曾向中方保证作价偿还这笔财产，中国海关估价为2.2万元，实际上香港政府预算中并没有这笔开销，根本就没准备偿还。

    接收中国财产是卜力在1899年6月中想出来的主意，一些建筑物被用作港英警署机关。即将离任的九龙海关关长希利要求香港政府付款，卜力拒绝，只给他一纸收据。开始伦敦政府赞成付款，在中国赔款中扣除。10月底，英国政府鉴于接收威海卫中国财产时就没有偿付，决定依照前例行事。英外交部反对无偿占有，要卜力对建筑物估价。沙士伯里同意不了了之，除非中国索偿，又当另行考虑。英伦各部门意见不一，拖到次年3月，当时的广东总督李鸿章要求对接管前的军事设施估价偿还，或者允许中国拆毁建筑物，运走材料。卜力得不到退兵补偿，于是，借机声称“鉴于女皇陛下政府花费在对付抗拒接收租借地的开销超过所述建筑物的价值，兹建议以此等建筑物之价值抵偿，不必偿还，亦不许中国政府拆除运走。”就这样，又是不了了之。

    卜力，曾先后担任五个地区，20余年殖民统治的总督。作为总督，他必须代表英国殖民统治的利益，执行英国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所以才有上面介绍的所作所为。但是，作为一个人，又是十分复杂的，多变性的。从卜力的《港督话神州》，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卜力。

    1909年，卜力出版了《港督话神州》一书，把近代中国及其文化介绍给了西方世界。

    中文版译者余静娴对卜力和该书作了如下介绍：

    布莱克（即卜力）于1898至1903年间，受英国政府委派，出任驻香港总督。期间正值西方列强窥伺中国，清王朝日益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此时，他走访了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尤其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流域，以及中国南方诸省进行了比较周密的考察，并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如实地记录在书中。他以一个西方人特有的猎奇眼光及注重事实的思维定式，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农业劳动、民族宗教、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对抽吸鸦片、赌博、乞丐帮会等奇闻轶事，以及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进行了极其细腻的描述，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作者用朴实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中国社会生活图景，在中国历史画卷的长廊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片断，不仅使读者增长见识、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而且又使人得到历史趣味感的享受。如作者怀着对中西方文化巨大差异的浓厚兴趣，像爱探寻的顽童一般，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市井百姓的普通生活——理发、街头早餐、婚俗、山上挑担脚夫、风水迷信、赛龙舟、行业公会庆典游行等，使本书犹如一面镜子，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又如书中两处记载了清朝皇帝按照祖制规矩，一年一度在立春那天率皇子及大臣去先农坛举行纪念春天开始的祭祀仪式的细节。这种源远流长的皇帝亲自开犁的礼仪，显示了对当时中国9/10人口所从事的农业的重视。

    译者曾费尽周折，才找到该遗址以考证典礼细节，因众多的北京人对先农坛和该祭祀仪式浑然不知。感慨之余，深感布莱克对此描述的史料价值。

    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一般说来，17、18世纪以前，他们多以好奇和赞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似乎是处于哲人治理下的“模范社会”，因此他们对中国倍加颂扬。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尤其进入19世纪，随着中国国力下降，西方殖民主义者加紧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大多为其殖民政策服务，并采取了歧视和贬损的态度。然而布莱克基于自身的体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实上，中国的地大物博震撼了来自英伦三岛的作者，他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出中国壮观的山川、富饶的江南平原和瑰丽的香港夜景。他以赞扬的口吻描述了中国人刻苦耐劳的美德：“有一项竞争中国永远不会参与，那就是比谁更懈怠和懒惰。中国的每一位国民都在竭尽全力工作，这个国家保存了完好和强大的实力。”正因如此，才有对土地与河流的充分利用，才有较高文明形式的农业、养殖业以及精湛的手工艺。诚然，对于在清朝专制统治和西方列强威逼下苦难深重的广大人民，他首先得站在英帝国立场上，处处捍卫其利益，但作为人，他还是发出了同情的哀叹，揭示了内陆河道尤其是西江上猖獗的强盗抢劫，1903年的广西大饥荒，中国官员的昏庸，刑法的严酷，以及广大妇女身受封建压迫，缠足，沦为小妾、婢女的悲惨境遇。

    布莱克在书中提到，在古希腊人曾开采过的矿上，现代人移去堆积了数百年的矿渣石头，结果，下面的土壤中长出了植物，开出了成串的奇异小黄花。这些种子已被石头压了数百年。作者由此生发开去说，“古老中国的胸怀中也潜藏着进步的种子，这些种子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重压，不能萌芽。”“而摧残进步之花的两座大山是无知和偏见。”他认为，要提取传统观念中的养分，不仅予以保存，而且要加以升华，“才能使真实、纯洁、幸福之花开遍整个大地”。他承认，西方人对于中国只有一孔之见：“普通的欧洲人一提到中国，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个未开化、不诚实、充满尔虞我诈、有过多原罪的国家。”但他经过数年的研究，形成了难能可贵的独到见解，把古老的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人，相信“中国的苏醒意味着她将要进入世界市场去争取她应得的全部份额”。他预言，“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商贸实力和巨大的生产力，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一定会扩展到遥远的国际市场。”“除了最强的竞争者，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会感到胆怯。”试想一下，这是在百年前对封建落后的中国何等的预言！

    最后，他以诚恳的语言、真挚的希望为全书作结：“（中国）即将到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会使人们从对竞争回忆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理性的思考，中国一定会随之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当那个时代来临时，让我们期望：中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将是相互信任和良好愿望的产物。”

    卜力生活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中，其著述自然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和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书中论述的某些观点并不是我们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有关鸦片贸易的论述，基本上是与事实相悖的。

    卜力在“话神州”中说，我在浏览1906年扬子江沿岸港口年度贸易赢利报告时发现，该年扬子江沿岸港口鸦片进口量达到62161担，而鸦片出口量却达到643377担……。虽然要系统地调查中国各地区鸦片消费的实际状况以及鸦片对中国民众的道德堕落和身体衰退所产生的影响，还极其困难，但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已经展开了这样的调查，并取得了可靠的数据。一些有才干的人，根据已经掌握的中国鸦片消费量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禁烟狂热分子关于适量抽吸鸦片也会造成毁灭性效果的说法，是不严谨的，而且也并非来自于周密的调查。自从接到本国政府的命令，我亲自对在香港的中国人进行了观察。香港实际上是个中国城市，在那里，每个男子只要有购买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抽吸任何剂量的鸦片。我本人观察所获得的感受，与上述那些经过彻底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相符的。中国广大民众十分贫穷，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辛勤劳动，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干完一天的活以后，苦力中极少数沉溺于鸦片的人就会跑到鸦片馆去，在那里买了一丁点儿的鸦片，坐到一条长板凳或躺在一张睡榻上，就抽起来。有时一个人抽，有时与朋友一起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躺在一盏小油灯的两旁，一边聊天，一边乐滋滋地抽着。“既然人们知道了港口城镇苦力的劳动令人精疲力竭这一事实，人们就会明白，过量抽吸鸦片显然会使人沦为抽鸦片成瘾的游手好闲者和乞丐；但是反之亦属实情，因为地球上再没有其他城镇的百姓会比中国的百姓更勤勉，更能干了。

    最近，由总督委任某调查委员会。调查了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在内的75位证人，其中21位由主张禁止鸦片的社会团体提名。调查提交了一份由342个段落组成的报告，我从中选摘了下列段落：

    我们坚信，沾染抽鸦片陋习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中间普遍表现出了基于人类本性的、具有某种嗜好的倾向。

    缺乏家庭的温暖舒适，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与家庭断绝了联系，以及就马来亚劳动阶层而言，缺乏任何形式的有益于健康的消遣活动，这一切都使劳动阶层易于沾染某种形式的放纵行为。这种形式既有镇静作用，又使人在经常的实践中必然处于放松状态，因而对中国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从调查过程中得知，在经营中国人寿险方面有相当经验的人寿保险公司，乐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状况下，为每天抽116格令烟土的中国人保一等人寿险。116格令可绝不是个小剂量，我们得知，保险公司敢于承担这项风险是不无道理的。由此看来，按照那些极为恰当的理由来判断，抽鸦片的习惯对于人的一生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甚或没有任何影响。况且，也没有什么证据摆在面前，能使我们有理由去接受相反的观点。

    我们认为，所获的证据倾向于证实我们已经形成的观点，这也是我们调研的结果：抽鸦片引起祸害的说法，通常被夸大了。在求证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甚至连医务工作者也难以检查出一个正在适量抽吸鸦片的人。而有节制地抽吸鸦片者，也不大会硬使自己引起那些身不由己地关注不良事例的慈善家的注意。这些慈善家往往过分地渲染了这些不良事例，并且往往从对这些特定事例的观察中，作出概括与判断。毫无疑问，这种倾向是个重大因素，致使人们把实际上并没有如此广泛蔓延的祸害，归咎于抽吸鸦片。

    把人的意识产生麻痹的状态硬说成是抽吸鸦片的结果，“这种断言我们认为尚无根据。不少抽吸相当剂量鸦片的人事业有成；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抽吸鸦片者不能可信、可靠地担任负有重大责任的职位。”

    调查报告针对抽吸鸦片者不可避免地必须不断增加鸦片用量的说法，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已经从许多具体事例中获得了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增加抽鸦片的剂量；而且，假如上述观点（指吸鸦片者必须不断提高剂量）能够合乎情理地适用于当地那些沉溺于鸦片的人，那么，当地早就应该普遍地出现触目惊心的赤贫现象，然而，这种赤贫现象在当地显然并不存在。

    调查报告做了以下评论：

    我们认为也许可以做这样的假定：由于缺乏普遍而行之有效的禁止种植罂粟的手段，因此，一个国家禁止种植，会导致其他国家扩大罂粟的种植面积。

    中国清朝政府已经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条例，并下一道敕令，命令停止种植罂粟和禁吸鸦片；但是中国人有一种习性，把与习俗相抵触的清政府的法令，看成是一种虚伪的强烈愿望。倘若这道命令奏效，便会引起一场变革，这种变革要比满族征服者自从命令执行剃发留辫子以来的任何变革都更为彻底。

    余静娴作为卜力著作的翻译者对上述一段话作了如下评价：

    从上述说明中可见，布莱克在书中单列1906年扬子江沿岸港口鸦片的进出口量，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书中弱化鸦片的毒害程度，表明作为港督的作者，在有意为英国进行鸦片贸易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进行辩护和开脱。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899年香港发生鼠疫期间，卜力总督大力推广灭鼠运动。有一件被引为笑谈的事是，港督下令以2分的酬劳交换一只老鼠，结果一年内港府共购得四万三千余只老鼠。但后来却发现，这些老鼠中大部分都并非香港本地老鼠。尽管如此，港府为杜绝瘟疫的蔓延，还下令收购并拆毁已经死去二千五百多人的重灾区——太平街一带大量密集的房屋，逐家寻找患者送往医院（船）治疗，并采用石灰集体掩埋的方式加速对尸体的处理。经过努力，至1904年才逐渐开始控制鼠疫。后来，在这片灾区的遗址上建起一座公园，取名卜公花园，园外竖起一块中、英文的纪念牌匾，纪志其事。后来卜公花园里绿树成荫，有珍贵的百年细叶榕树等，这儿不仅成了市民休憩的好去处，而且具有文化、历史的重要纪念价值。

    另一个以卜力名字命名、闻名的公众场所就是香港的卜公码头，建于1901年，位于中环毕打街海岸，与天星码头为邻。卜公码头用瓦片为顶，设计呈一字形，入口处有个宏伟的卜力爵士塑像。当时，卜公码头是英国派出的总督赴港履新的码头，故亦称皇家码头。

    作为伦敦皇家植物学会名誉会员，卜力总督对植物深感兴趣，对香港植物园的发展甚为关心。1800年前后，来自巴黎的传道会神父，在香港首次发现了一种植物，开着异乎寻常娇艳的紫色花朵。他摘下树枝，用插扦法把它种在薄扶林道一带的修道院。这种树后来又被移植到植物园，然后在香港广泛种植。植物学家经研究发现，它的叶子呈羊蹄形，紫色花朵不结子，属羊蹄甲属紫荆新品种，为香港独有。卜力爵士称之为洋紫荆。港人以此为荣，于1908年以卜力及其夫人的姓名来命名艳丽的洋紫荆花，以表彰他对植物园的支持。1965年，洋紫荆花被选为香港市花。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成立特别行政区，洋紫荆花被用作特区区徽，出现在香港特区的旗帜和硬币上。如今，满山遍野的紫色娇艳花朵，绽放在整个冬季。

    1904年7月29日至1907年4月，弥敦为香港第十三任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