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与莫里斯一起在拍摄现场喝茶

    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年，当我母亲与罗伯特·沃尔德斯开始交往后不久，就传来了外祖父患上重病的消息，医生说他已经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自从他们在都柏林的那次会面之后，我母亲只见过外祖父一次，那次他来到我们在瑞士拉佩西堡的家，在这里住了一两天。我相信是我母亲邀请外祖父来度假的，她有一种愿望，希望外祖父能与我相见，希望他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不过我当时实在太小了，对外祖父几乎没有任何的印象，只记得他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于是我母亲第二次去了都柏林，这一次罗伯特陪着她。从医生那里母亲知道外祖父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很快，因此她决定留在那里多陪伴一下自己的父亲，看看外祖父住的地方。然而那个时候的外祖父已经神志不清，他不断谈自己的马，实际上他已经一匹马都没有了。在我母亲的很多传记中，外祖父都被描写成一个出色的银行家，然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工作上努力过，这也许是最可悲的一点。除了工作，在其他的方面，不可否认，他是十分出色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且有天赋。他是一个出色的驯马师，也通晓驾驶滑翔机的所有技巧，掌握了很多“不实用”的科学知识，并且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然而尽管外祖父能够说13种语言，他却始终无法与自己的女儿很好地交流。他只是告诉罗伯特，母亲对他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为自己当年没有能够更好地扮演父亲的角色而感到多么的后悔，而如今，他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非常骄傲。在外祖父去世前几天，母亲和罗伯特离开了爱尔兰。她没有留下来等待参加外祖父的葬礼，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外祖父还能够坚持多久，而且也不希望引来媒体的关注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在母亲找到她的父亲之前，许多媒体为了增加母亲身世的传奇色彩，就已经以确凿的证据报道她的父亲早在她幼年时期去世。母亲也借机把这段历史深深地埋了起来。从很多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两次婚姻似乎源自于同一种动力，第一次和我的父亲梅尔·费雷，第二次和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延续。这两个人在情感上都有童年时代留下的伤疤，他们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充满才华并且控制力极强，但是却都不善于和孩子交流，在那个年代，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和社会角色的认知。“情感上的饥饿”是食物无法缓解的，在母亲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那些年，她总是这样形容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总体而言，费雷和多蒂是同一类人。也许是因为母亲有过相同的遭遇，出于一种本能的渴望，她希望与自己的丈夫分担这种遭遇，同时希望能够合力弥补这种断裂的血缘纽带。当她发现自己无力去帮助这些男人的时候，她一定非常失望。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事:就像生长在阴暗处的树木，尽管见不到阳光，它们的树枝还是会千方百计地向阳光的方向生长。来自我母亲童年心灵深处的那种渴望被拥抱的声音总是环绕在她身旁，她总是无法理解别人对情感为何会有不同的态度。母亲浪漫的天性让她做不到主动去要求得到什么，虽然她内心深处是如此的渴望。她希望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就像她非常喜欢收到鲜花，但是从来不主动要求别人送给她。我相信，一个孩子与他的父母最初建立起的互相信赖和亲密的关系，将会决定他此后一生中情感世界的色彩。我们是否能够与父母做到坦诚相见，将很可能影响到今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爱人。如果这种最初的情感交流并不完整，那么我们此后都将生活在一种情感匮乏的状态中，这种匮乏是他人无法填补的，当我们和他人在一起时，我们就会忍不住心生抱怨。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封闭了对她的感情，外祖父甚至抛弃了母亲和外祖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当母亲尚年幼，尚还需要父母的爱时，却面临着这种感情问题，所以母亲一度变得内向而自闭，我的外祖母不得不送她去学芭蕾，期望在那种集体生活中，她能变得开朗活泼一些。这些幼年的经历对母亲后来的情感生活也造成了潜在的危害，正如母亲所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的情感，也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去辨别那些潜在的可能会危害到相互之间亲密关系的危险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抱怨的转嫁，痛苦的转嫁。尽管如此，在母亲的两次婚姻中，她还是度过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虽然我当时还小，但是我依然记得父母在一起的一些事情。只要有时间，父亲和母亲就会亲自下厨，在家里共进晚餐，烛光、音乐、红酒，还有粉红色的餐布，那是一个个浪漫而迷人的夜晚。对母亲来说，父亲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一位善于雕刻的国王，最后爱上了自己雕刻出的一位少女。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位完美主义者的矛盾与统一。一方面，他追求极致；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过高的追求，他变得暴躁不安，极端情绪化。不过他的品位毫无瑕疵，作为电影制片人，父亲为母亲量身定做了不少经典角色，就像皮格马利翁手下的完美作品。我了解他们之间对彼此的那种爱情，我也了解在爱和幸福的梦想逐渐破灭之后，他们所经受的那种痛苦和折磨。“爱是一种行动。”母亲后来这么对我说，“爱不仅仅是坐下来谈话，从来都不是。”这是一个真理。母亲还说，“我们生下来就具备了爱的能力，但是我们还必须去锻炼它，就像我们锻炼其他的肌肉一样。”两次婚姻的失败让母亲非常失望，不过她与罗伯特之间的感情让她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正是这段感情激发她去面对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面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这份艰难的工作。也许母亲想，如果不能去治愈那些所谓的成人心灵创伤，也许她可以帮助孩子。我仍然记得我们在罗马度过的那些快乐日子。那时候母亲刚刚嫁给她的第二任丈夫安德烈·多蒂，不久我又多了一个弟弟卢卡。我们回到多蒂的家，每天都是一大桌子人一起吃午饭，餐桌上大家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气氛轻松活泼。我珍藏这段回忆并不仅仅因为安德烈是一位很好的继父，更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母亲和安德烈在离婚后仍然保持很好的朋友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的父亲会感到些许失望，因为在离婚之后母亲多年来只与他有过有限的几次联系。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梦想破碎的伤痕比以后的都要重一些。第二次，母亲轻松了许多，和安德烈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这样以便他们可以共同照顾卢卡。不管怎样，两次婚姻的结束，谈不上谁对谁错。当两个灵魂无法融合在一起时，大家只是感到悲伤。从某种角度来说，外祖父当年的离家出走给母亲的情感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而这种创伤带来的遗憾和怅惘应该为两次失败的婚姻承担一定责任。这就好像希腊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科林斯王。如果你不懂得游戏的规则和其中的奥秘，那么不管你多么努力地推，最后几英尺的距离总是无法克服。这种对感情的执著追求和纯真渴望应该被呵护被宠爱，很多时候我的母亲都是生活在自己营造出来的感情幻想中，那是一种无论男女都盼望拥有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这只是个一触即破的肥皂泡。母亲总是全身心投入地爱着她的丈夫，她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维系这两段婚姻。她所犯的错误只是她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去倾诉自己的感情，同时聆听别人的心声。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母亲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分界点。在整个童年都被控制欲极强的外祖母弄得筋疲力尽之后，母亲希望能够过感情自然流露的生活。但是她选中的两个男人都并不适合这样的生活，他们都需要学习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感情，这就像后来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遇到的那些孩子一样，由于家庭不幸，他们都无法在出现问题时做出正确的反应。母亲的感情世界很简单：如果你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人照顾一个人，那么他或者她应该同样地对待你。然而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是，现实中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我还记得我的弟弟卢卡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带卢卡参加她的一个好朋友的葬礼，那时候卢卡只有14岁，而母亲让他担任护柩者。当所有的客人都离去之后，母亲搂着卢卡，跟他讲述自己的感受，向他解释死亡的含义。年幼的卢卡只是看着母亲，抱着她，对她说自己可以理解她。母亲当时显得非常情绪化，她的朋友死于癌症，这个人是母亲一生的朋友，然而现在他和母亲以及这个世界永别了。从那时候开始，母亲就开始变得害怕衰老，她并不是因为害怕出现皱纹，而是不愿意和那些真正的朋友告别。然而在生活中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她意志顽强，时刻都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像很多人形容的那样，母亲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人。在她生命中的最后12个年头中，母亲都与罗伯特·沃尔德斯在一起。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虽然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生活中偶尔也会发生气氛紧张的小争吵，但是在多年来一同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中，他们之间建立起了足够的默契，使他们能够陪伴对方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因此，艾文·拉纳总是鼓励我母亲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不需要太多的文学修饰，只需要用她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的方式来讲述故事。而我母亲曾经读过很多书，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作家非常崇拜，她总是担心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会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小玩意，因此迟迟不愿意动笔。每次我们在餐桌上谈起艾文·拉纳最后一次送来的那份合同，母亲总是说，每个人都知道她的生活非常的平凡普通，而编辑总是要求她再多写一点“某些人的某些事情”来增加自传的可读性，所以母亲总是拒绝接受。母亲很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生活的隐私不被打扰，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从好莱坞的镁光灯下飞回瑞士的家，在这里她可以享受自己最喜欢的简单生活，没有人会把她当做大明星，不会有人围着她索要签名和合影。瑞士同样是一个宁静的国家，由于保持中立，这个国家已经600多年没有受到战争的侵袭，这种宁静对曾经饱受战争创伤的母亲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在得知瑞士政府在战争期间冻结了大量犹太人的财产，得知很多瑞士工厂在战争期间为德国法西斯制造特种钢铁制品，得知瑞士政府明明知道犹太人回到自己国家之后的命运还是冷酷地在边境线上遣返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之后，母亲对瑞士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母亲仍然喜爱这个国家，只是对这种宁静有了种罪恶感。如果把这种行为称作中立，那么这种中立建立在何等残忍的代价上啊！这似乎也在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