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戈弗洛德把所罗门经营得非常好。

    ——沃伦。巴菲特1991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报告确切地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原型来自一场家庭纠纷。费迪南多。所罗门出生于阿尔萨斯。洛林，他们一家都是当地的经纪人。19世纪末他移居纽约时把祖传的生意也带来了，为证券公司提供短期贷款。在新世纪的曙光下，他四个儿子中的三个人成了他的帮手。当时华尔街周六还只开业半天。正统的费迪南多要保持犹太人的安息日，但儿子们坚持要工作。慢慢地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了；终于在1910年，儿子们凑了5000美元自立门户去了。

    他们在百老汇80号开了家商店，兄弟们每天早上一家银行接一家银行地跑，问谁有多余的钱，并把钱放到经纪人那里。渐渐地他们也做起了公司债券生意。虽然传统观念认为这是个死气沉沉的业务，所罗门兄弟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委托人——美国政府。1917年，所罗门成了财政部的注册经销商。不久，人们就认为做所罗门的伙伴就是做“美国财政部的伙伴”。

    但公司规模多年来仍然很小，使它获得发展的主要是两个重要决定，并最后把巴菲特吸引了过去。

    所罗门公司自建立伊始，它的组织就不很严密，这招致了众多议论。但尽管出身卑微，它的一位兄弟阿瑟。所罗门却是华尔街上为数不多的小J.P.摩根要征求意见的人。有一次他正在刮胡子时得知摩根想见他，阿瑟来不及修理两鬓，就匆匆擦去肥皂跑到了摩根办公室。为了报答这种忠诚，摩根家族也经常给他块骨头啃一啃——比如一点公司债券——正是所罗门喜欢的那种。

    但所罗门不满足于充当第二小提琴手。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华尔街上各大腕纷纷“撤资”以抵制最新成立的SEC时，所罗门深入险境，在认购中取得了立足之地。这种大胆的行为和它的伙伴们甘冒资金风险的勇气使公司欣欣向荣。

    有人认为这种“有销路”的债券正是所罗门在战前获得发展的动力。但它仍是个谨慎的玩家，作为债券交易商，它难免担惊受怕，但在承保和投资银行业上仍十分大胆活跃。

    1958年威廉。所罗门只用高明的一步棋就对公司实行了改革。第二代的所罗门规定每个伙伴除了每年抽5％的利润外必须把钱留在所罗门。急于买房的年青伙伴们要求开个先例。黑发的比利。所罗门自信地拒绝了；因此伙伴们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排外的精神也出现了，且当时750万美元的公司财产也开始增加了。

    所罗门公司于是用日益增多的资金来弥补公司关系不好的不足。它挤进了出身高贵的摩根和基德尔。皮博迪的行列从事股票交易和投资银行业。1968年第一个受雇于所罗门的股票推销商布鲁斯。海克特回忆说：

    我们是最后一家开始研究的商行，最后成立的一家投资银行。这主要不是因为我们与顾客很熟，而是与市场很熟。我们是赚钱机器。

    1979年，IBM要求摩根。斯坦利放弃唯一的承保管理人的传统地位，而

    与所罗门一起管理它的10亿美元的债务。当摩根拒绝时，IBM选择了所罗门，让老伙伴摩根瞠目结舌。所罗门羽翼已丰，再不用匆匆离开理发间去听摩根的吩咐了。它的资金当时已升到了2亿美元。

    这一次华尔街的私人公司感觉到需要资金，开始公开出售股票了。比利。所罗门认为保证稳定的伙伴关系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强烈反对发行股票。

    受他重用的约翰。戈弗洛德也有同感。有一次他偶尔听到几个伙伴在谈论采取这种行动，戈佛洛德粗鲁地插话说：“你们几个小子再想这件事的话，我现在就辞职。”

    戈弗洛德成长于斯卡斯得尔的乡下郊区，他的父亲——一家肉类公司的老板常与比利。所罗门一起打高尔夫球。聪明内向的戈弗洛德在奥伯林念的是英语专业，本打算教书的。当他从朝鲜服役归来后，比利。所罗门请他到城里去。这位粗壮的年轻人被交易场里的繁忙景象深深吸引住了，于是他当上了一名学徒。

    他在市政债券和辛迪加中工作努力出色，34岁时终于成了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他带领所罗门公司在承保业中获得了闪电般的增长，但他却永远成不了华尔街中的一员，越战期间，已留了大胡子的戈弗洛德在金融区领导了一次反战游行。

    好像为了补偿自己的不合群，他表面上显得很无礼，甚至很粗鲁。在一次正式招待会上，他被介绍给新泽西州养老基金会的经理罗兰德。麦克豪德。

    由于对从特伦顿得到的生意份额不满，他突然破口大骂：“哼，他妈的有什么必要要和新泽西州做生意呢？”

    同事们认为他语言粗俗是不得已的，他其实只是掩盖自己的害羞性格罢了。公司里的一位好友吉德尔。哈勒韦兹说：“约翰的问题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富有同情心。他离不开这个外壳。”

    比利。所罗门认为戈弗洛德不会总是这么粗鲁的，于是他在1978年任命他负责公司业务。所罗门公司1981年遇上了一件毫无准备的事。那天戈弗洛德、亨利。考夫曼和另一个伙伴飞到了纽约南安普顿海边的所罗门总部。所罗门穿着便装欢迎了这群穿细条纹西服的来访者，他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公司将不得不出售公司资本份额给做商品交易的菲布罗 （Phibro）公共公司。（戈弗洛德不愿卖，但最后还是屈从于他的同事们了。）所罗门的 70位伙伴从中平均获得了700万美元。

    出乎戈弗洛德意料之外，南安普顿现在有了一条通向奥马哈之路。这次交易之后，所罗门有了一条公开集资的途径；它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但企业文化的改变也是不可逆转了。虽然经理们仍互称“伙伴”，但它只是个措辞而已，现在他们不再把钱留在公司了。比利。所罗门回忆说：“你的人突然有了56000千万美元。他们现在关心自己的钱就和关心公司业务一样。”

    戈弗洛德同意与菲布罗的总经理大卫。坦德勒分享董事长的权力。但当坦德勒自己的业务垮台之后，所罗门公司轻而易举地解脱了出来。戈弗洛德立即把他一脚踢开。到80年代中期，所罗门不仅在传统的债券生意上有了大发展，而且在股票上也加大了份量。它在认购过程中遥遥领先，被《商业周刊》冠以“华尔街之王”的美称。杂志还预言：如果公司因故发展停滞，利润下降的话，它也能立刻恢复过来。

    困难是每个人都不期望发生的。在那些年里，戈弗洛德就在面对自由女神像的一间传说般的小房里办公。矮小厚唇的他经过两排交易人，身后留下

    长长的雪茄烟味。他颤动着颌下的两堆坠肉，大声嚷嚷着，得罪了所有的同事。“他赶着大家干活，”一位伙伴说，“让我们处理地板上堆着的狗屎东西。”

    据说戈弗洛德曾鼓励他的债券交易明星约翰。玛丽威舍花100万美元去赌一轮定胜负的扑克游戏，那是债券市场沉闷时交易商才玩的游戏，这件事记录在销量最大的对该公司的内幕报告《撒谎者的扑克》上，也许它是捏造的，但它给戈弗洛德蒙上了交易商的交易商这种色彩。

    在不玩扑克时，玛丽威舍的债券奇才们——其中有些是博士——用复杂的交易手段在利差中玩百万美元的赌博。戈弗洛德鼓励他们冒险，对不可避免的损失也很有男子汉气概。他不仅鼓励人们小心谨慎，还要求他们忠诚。

    “约翰的经营让人难以忘怀，”会计师马丁。莱伯韦兹说，“他就像在一条长廊中漫步，所到之处都变得一片光明。”

    整个公司都充满了戈弗洛德的自豪感。交易者们相信就算他们会干不道德的事的话那也是最后一个。在杰克塞、基德尔和摩根。斯坦利他们被内幕交易所玷污之时，所罗门一无所染。饱受传统学校影响的戈弗洛德躲开了寡廉鲜耻的当事人，拒绝了自己不满意的交易。

    但在出售公司伙伴关系时他终于屈服了。他同意他的银行家们资助雷弗科和南部地区的LBO并授权贷给tVX电台一宗大额债券。与他坚强外表不和谐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导致了三次惨败。

    实际上戈弗洛德没有真正的控制权，各部门也没有预算。在 1991年之前，所罗门甚至没有财务总管。当那年债券市场崩溃后，戈弗洛德才发现他的人员太臃肿了——可惜为时已晚。由于开始公开集资，公司人员增加了两倍，达到6800人。戈弗洛德加大了在股票和投资银行中投入的资金，但利润却在下降。有一次他对《纽约时报》可怕地预示说：“我的毛病就在于对人太审慎了。”

    从他历来开除的人数中，伙伴们发现了他内心的痛苦。他像笼中鸟一样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周围是一群狂欢的交易商。有一次伙伴们一起去科德角半岛度假时，莱伯韦兹发现他一个人躲在一角喝酒。莱伯韦兹问他怎么了，戈弗洛德说：“我发现，工作迫使我去伤害一些我不愿伤害的人。”

    为了掌权，戈弗洛德一再改动管理层结构。他的亲密同事刘易斯。拉那烈实际上是独自管理抵押部门，按惯例从每次交易中都抽一定的好处。戈弗洛德无情地解雇了他。但所罗门控制不了与对手、上层的债券交易商、中层银行家和推销商的竞争。一些著名的人物如交易人艾拉。哈里斯和债券市场大师亨利。考夫曼出现了。戈弗洛德也岌岌可危。有人密谋要推翻他，但因力量太弱而失败了。

    这种勾心斗角的核心是为了年终分红。戈弗洛德想少发，但所罗门的各个中高级人员迫使他提高奖金。

    在事业上的麻烦不断的时候，戈弗洛德的个人生活中也出现了问题。就在公司公开发股的同时，他与曾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著名的空中小姐再婚了。

    本来不喜交游的戈弗洛德成了盖茨比，他和妻子大概花了2000万美元在第五大街买了幢豪华二层楼，经常举行奢侈得难以置信的晚会。最后，小戈弗洛德16岁的金发女郎苏珊。戈弗洛德在吕。德。格雷纳尔买了幢18世纪的房子，似乎他们去巴黎度假用。

    她并不经常使丈夫把注意力从公司上移开，但她却使戈弗洛德与同事之

    间的关系更紧张了，因为他仍觉得得抢着干出点名堂来好引起老板的注意。

    苏珊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他们喜欢的经理会议室变了个样，把舒适的大沙发换成了毛茸茸的长椅，老式的烟灰缸也不见了。“看上去就像个法国妓院，”一位合伙人发牢骚说，“我叼着雪茄走了一圈，就是不知道该把烟灰弹在哪儿。”

    戈弗洛德越来越向公司外寻求建设。到80年代末，他每周都要往奥马哈打好几次电话。毫无疑问，最大的股东巴菲特对他帮助很大，戈弗洛德向《机构投资者》承认，他对巴菲特比对伙伴们更信任：

    沃伦是源泉。每当我不能问公司里的人并得到可靠的答复时，我就去找他。或更坦白地说，我不相信公司内部的答复完全客观。沃伦是个很棒的人。

    自从70年代中期戈弗洛德拯救了GEICO之后，巴菲特就迷上了他。他一再称赞戈弗洛德的“忠实”。但他和芒格对公司的混乱极为不满。他们和其他董事甚至得不到最新的平衡表。

    1990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利润增加了1亿1800万，戈弗洛德也把资金总额增加了1亿2000万。巴菲特大吃一惊。公司的税前赢利为10％，比美国工业的平均水平低得多。它的股价一直只有20亿美元，8年来几乎没变，而同时期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增长了近三倍。它的业务年年发展，但股东们连一个子儿也捞不到。它与巴菲特的哲学完全矛盾，他对此十分不满。因为这是用股东的钱来为投资银行家买奢侈品。

    那个年底，巴菲特去了他们的经理委员会——他很少这么干涉公司管理——要求他们再把奖金降下来。“我不管你们怎么付，你们可以把钱都给一个人，”巴菲特说，“但总数错了。”巴菲特是补偿委员会的三名董事之一。

    这次忽略了巴菲特利益的戈弗洛德命令他的银行家们减少奖金。但他的老爷兵们全力反对，最后他只好同意把奖金计划再提高700万美元。

    巴菲特对此计划投了反对票——唯一一次对管理人投反对票，其他人投了赞成票，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巴菲特投票反对戈弗洛德的消息，像雷霆一样震惊了整个所罗门公司。后来巴菲特解释说，他是担心不合理的报酬是不会长久的，这样一边倒的报酬会让整个公司都变得“不理智”。但所罗门就是个不理智的公司，尽管效益不好，但拿到100多万美元的经理不少于106人。

    精干的玛丽威舍套利小组中竟有人拿了2300万！尽管该组已为所罗门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这位交易人的奖金比别人高得离谱，别人都只有7位数。

    所罗门政府债券部的经理鲍。莫舍更是“发了疯了”。

    34岁的莫舍相当受信任。他长着双细眼，带金丝眼镜，成长于长岛，得过西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是1979年成为所罗门的债券推销商的。

    他在玛丽威舍小组里默默无闻地干了4年。1988年，戈弗洛德说服他接手政府债券部，他说这是“第二好”的工作。但他仍坚持工作。他和也在华尔街工作的妻子在巴特利城市公园里弄了个套房，从那里他们可以走着去所罗门上班。他在卧室里装了个交易显示屏，每天6点起床去接伦敦来的长途。

    他在1989年赚了400万美元，1990年达到475万。

    虽是交易商，莫舍也是很急躁的。当审记员约翰。麦克唐纳通知他要查政府债券部时，他勃然大怒：“你看，我的生意很好！”

    “鲍，你无权拒绝查帐。”麦克唐纳提醒说。

    “他妈的，我们每次想干点漂亮事时总给打回来。”莫舍咆哮道。

    当莫舍的上司玛丽威舍听说此事后，他笑了：“对他的话你该有保留地接受。”但从未有人问过莫舍的贡献。

    莫舍干的就是在美国财政部拍卖公债时参加投标并在发行后进行交易。

    公债券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每天交易额达1000亿美元，而纽约股票交易量只有80亿左右。市场受纽约联储银行选定的“主要经销商”的控制，他们为银行完成交易。虽然人人可以参加公债拍卖投标，但只有主要经销商可以代表当事人投标。因此他们可以提前很多知道市场导向。而在39个主要经销商中，声名显赫的所罗门仍能分得最大的债券部分。

    出于对此青睐的回报，所罗门和其他经销商一样要帮助政府平稳地发行国债并让官员们不落后于债券市场。它的交易商其实每天闲谈时都盯着联储。

    这种关系是非正式的，有点像把球传给击球手，是在法制不健全时期时绅士般的信任。每个季度，包括所罗门在内的经销商和投资人都被请到财政部，告知政府的资金需求并征求如何行动的建议。 （经销商则要以名誉担保不向他们的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根据最新信息交易。）然后商业家和官员们一起去麦迪逊宾馆吃晚饭，按惯例吃的是羊肉片。

    他们只有在拍卖时才是对立双方，经销商要以最低代价获得投标，政府则要最大价。每次拍卖前，莫舍这样的交易商总要匆忙调查顾客的民意，确定需求。同时所罗门和其他经销商派业务员守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美联储大楼的一排电话旁边。在1点钟拍卖开始前几秒钟，业务员们得到他们的指示并手记下来。他们把投标放在木盒里，当时钟敲响一点时，联储的一名职员就用手遮住木盒插孔不让再投了。

    这套严密的体系自一战以来，已成功地为美国政府债务进行了融资。1990年，财政部拍卖了1万5000亿的汇票、借据和债券。只有1962年发生了点麻烦。当时摩根的银行家要买一半的要拍卖的短期债券。财政部副部长担心摩根有操纵市场的企图，他当然不愿依赖于少数几个经销商。从那以后，它强行规定授于每个账户的业务不得超过35％。

    通常中标的人达不到这个比例，因为它们是按比例分配的。但精明的莫舍找到了一个漏洞。他认为授于不得超过35％，但招标不是。于是1990年他投标要两倍于所有拍卖中的借据。虽然比例早已分配好了，但莫舍还是得到了最大的份额。

    负责拍卖的穿白衫的官员麦克。巴琛立即给莫舍打电话，警告他不能这么干了。毫无疑问，他是说这种作法是最后一次了。

    但两周后拍卖50亿的债券时，莫舍投标要买100亿。巴琛目瞪口呆；他不相信经销商敢公开与美国财政部做对，而且是不多的已吃了他3/4个世纪的经销商。他拒绝了莫舍的投标并宣布投标也不能超过35％。

    现在莫舍采取了一个众人难以置信的行动，他威胁要越过巴琛直接与财政部副部长对话。然后他向报界大声咆哮，这种非绅士的方式让财政部大光其火。受到警告的所罗门高级人员安排了一次与财政部负责金融的副部长罗伯特。科罗贝尔的早餐，让莫舍道歉。莫舍别无选择，他显得很委屈。所罗门公司对此十分关心，命令莫舍打电话道歉，然后乘船去伦敦冷静一下。

    但莫舍陷进去的比所罗门知道的多多了。在7月和8月的拍卖中，他代

    表并没授权于他的顾客投标，获得了很大的份额。

    到1990年11月，在4年期借据的拍卖中，他假冒一个顾客向墨丘利神资产管理公司提出了10亿元的投标。他或他的代理通知一位工作人员从不知情的墨丘利神的账户上把债券“卖给”所罗门，好像墨丘利神真的参加了投标，然后又卖给所罗门一样。为了掩护莫舍，该工作人员在交易票据上写了“不要证实”，这样就不会有人向墨丘利神问这次交易的事了。

    以这种方式，1991年2月莫舍又为两位顾客——量子基金和墨丘利神公司——提出了35％的投标，也是无授权的，实际上是所罗门自己的投标。所罗门和它的“顾客”得到了51亿美元的票据，占全部拍卖额的57％。

    财政部当然不知道这些债券都违反了它的规定，跑到一个公司手中去了。但到了4月，财政部一位官员在回顾拍卖时，例行公事给墨丘利神总经理查尔斯。杰克逊发了一封信。莫舍也得到了一份复印件。可以想象他有多担心。信里提到了所罗门“代表墨丘利神资产管理公司”在4月的投标。但墨丘利神根本不知道。

    莫舍急着要保护自己，给杰克逊打了个电话，忸怩地说这次投标是某个工作人员出的错，所罗门正在纠正。他请杰克逊不要如实地给财政部打电话让他为难。杰克逊同意了。

    为了安全起见，莫舍告诉玛丽威舍他只投错了一次标，并说正在努力、尽快地纠正过去。玛丽威舍当时呆住了，他说莫舍会因此丢掉饭碗的。“还有吗？”他问。

    莫舍撒了个谎。他说只此一次，并请求再给他次机会。

    几天后，在所罗门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新总部，一座花岗岩和玻璃建筑中，玛丽威舍与戈弗洛德、所罗门董事长托马斯。斯乔斯和律师唐纳德。福尔斯坦会面了。戈弗洛德对听到的消息大为震惊。“你怎么可以乱用顾客的名义？”他问。

    玛丽威舍求情道，莫舍是个勤奋的经理，他只是一时犯了一个错误。但他们知道这次行为不是孤立的。他们讨论了莫舍和巴琛之间的冲突和他对公司审计师的不满。

    福尔斯坦说投错标很可能会犯罪。他认为虽然没人要求所罗门这么做，但还是应该报告这件事。戈弗洛德犹豫不决。他久久考虑是向财政部报告——由于莫舍与巴琛的争吵，这是个不愉快的选择——还是向联储报告。给纽约联储经理直接打个电话就可解决了。但他们也许可以通过私人访问慢慢地透露这个消息。所有人都同意应该公开莫舍的错误行为，但由谁在什么时候却没决定。毫无疑问的是，莫舍得由政府处置了。

    任何处在莫舍这个位置的人都得谨慎点了，至少短期内得小心点。但在他的手册中找不到这两个字眼。在5月拍卖二年期借据时，他出了个意想不到的高价，拿了106亿美元，即87％的份额，由所罗门和两位顾客分担。很聪明，但聪明过分了。

    许多承诺要分销票据的经销商得不到票据，他们被“诈”了。导致了一场争抢“5月二年期票据”大战，价格直线上涨。莫舍从中诈得1800万美元。

    （他前段时间的投标赚了400万美元左右。）

    但交易商们大声抱怨——有人直接向华盛顿抱怨说，所罗门垄断了市场。除了阴谋独家控制价格外，轧空并不算非法行为，他们也是不明显的。

    但5月的轧空使许许多多人受到了损失，有几家交易商都破产了。

    财政部对莫舍的非法投标仍一无所知，但巴琛和他的同事们已注意到莫舍了。现在让巴琛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财政部信任的伙伴有操纵市场的无耻企图。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前，他秘密通知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当整个华盛顿忙于欣赏樱桃花时，它的调查机器也悄悄地开始了运转。

    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开始秘密调查所罗门在这次轧空中扮演的角色。所罗门的当事人收到了传票。

    同时财政部也受到了下属委员会主席瑞普爱德华。J.玛基的压力，他听到了许多交易商的牢骚。马萨诸塞民主党开始准备加强债券市场监督的议案。

    所罗门的外行但却能干的院外活动家施蒂芬。贝尔对法律程序很担忧。

    当他看到轧空的报道时，他知道麻烦来了。

    贝尔是新墨西哥州人，爱穿一双牛仔靴。他给所罗门的政府债券部打了电话，他吼道：“这他妈是怎么一回事？”莫舍说所罗门没做错任何事。贝尔想，什么事也没有，华盛顿会如此反应！

    6月初，在贝尔的催促下，戈弗洛德礼貌地拜访了财政部副部长科劳贝尔。尽管他的律师已一再提醒他，他还是没透露非法投标的事。但由于财政部对轧空已很关心，现在透露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他稳稳地坐在科劳贝尔的黑色画像前为所罗门辩解，并表示要努力合作。但他没提公司的政府公债部的头头向财政部撒了谎。科劳贝尔不明白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也许戈弗洛德是讨厌在所罗门复兴之时发生此事。但现在他得解释自己为什么拖延了。就像久久保持缄默的证人，他的行为好像他自己也有罪一样。

    他对斯乔斯说，他仍打算公开这些非法投标，但这只是“小事”。真是难以置信。他竟想不到财政部——这个所罗门最老最有价值的伙伴——想的会跟他完全不同。

    到6月底，戈弗洛德得知所罗门成了民事和刑事调查的对象了。他立即雇请沃其泰尔。利普顿。罗森和卡茨法律公司调查所罗门在轧空中的作用，但他还是没说莫舍做的投标。他对自己的律师都守口如瓶。直到7月12日，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律师发现了非法报告的证据时，所罗门才真相大白。

    以后的一个月里，沃其泰尔。利普顿发现了6起非法投标。法律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戈弗洛德的密友马蒂。利普顿也建议他应公开此事，虽说他没有这个义务。戈弗洛德同意了。他认为自己干的一直是对的，即使无人喝彩，也应得到赞许。

    8月8日星期四，所罗门向董事们通报了此事。他们用塔霍湖畔一家饭店边上的户外收费电话通知了巴菲特。由于巴菲特知道得不多，所以不很在意。但在明尼苏达州小船上吃饭的芒格则要求解释此事。

    同一个晚上，在长期拖延之后，戈弗洛德和斯乔斯给纽约联储的克里根打电话通知了沃其泰尔。利普顿发现的情况和自己某段时期内发现的某次非法投标。克里根很冷静。同样戈弗洛德也给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里查德。布里顿和科罗贝尔打了电话。

    周五，报纸公开报道了所罗门的事。但写报道的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律师们照例只是轻描淡写。他们没说戈弗洛德和斯乔斯几个月前就知道一起非法交易。曝光的只是含糊其辞和不完整的情况。戈弗洛德说的也同样少。推销商和交易商放心地回家过周末去了，他们认为这只是莫舍和他的当事人闯下的祸，他们知道该怎么保持沉默，可惜错了。

    8月12日星期一，调子变了。《华尔街日报》把焦点放在了怀疑戈弗洛德和斯乔斯的作用上：熟悉该公司的一位人士透露：“我几乎不敢相信——但千真万确—— （所罗门的管理人）竟不知道自己公司的投标额。”

    认为戈弗洛德与非法投标有染是不妥当的。看到这类文字时，戈弗洛德明白镁光灯已从莫舍转到了自己身上。

    他立即召唤了主持所罗门周一投标银行家会议的德里克。莫汉和主持每周销售会议的威廉。麦金托什。他要这两人再次向下属保证问题“已经被控制”了。这两人照办了。但问题并未结束，所罗门的股价下跌了；更糟的是，交易商们开始抛售所罗门赖以集资从事经营活动的短期商业票据。

    那天快结束时，市场上谣言四起。麦金托什再次面见戈弗洛德和斯乔斯；他们承认还有更多的非法交易，而且4月份时就已得知其中一项。有30年工龄的秃顶的麦金托什大胆地要求戈弗洛德辞职，但被拒绝了。不过他允许麦金托什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试着写份好些的新闻稿。

    星期二，麦金托什给莫汉打电话：“德里克，我发现了一些情况。感觉真糟。”他说，“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莫汉是英国人，曾把所罗门的东京办事处变成一个重要的赢利中心。他最近被召回纽约来振兴公司的金融部门。他是煤矿工人的儿子，在伦敦经济学院念的书。现年43岁的莫汉现在有望成为戈弗洛德的接班人。

    就在一天前，莫汉还为戈弗洛德的正直打了保票。现在他和麦金托什都觉得被推上了绝路。他脸颊红红地给为福尔斯坦工作的所罗门的律师萨沙利。斯诺拨了电话：“萨克，我需要和他通话。我要事实。如果你不来，那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同时，联储的一封信也到了戈弗洛德手中——克里根也要事实，而且他暗示所罗门原来的经销商地位现在很危险。戈弗洛德和斯乔斯觉得事态严重了，于是赶紧给克里根打电话，但发现对方不太友好。这位强壮的中央银行家对在他眼皮底下发出丑闻十分恼火。甚至在电话中他都觉得在“一点一点”

    地发现事实。据说他对斯乔斯发了脾气：“你对我怎么可以这样呢？”

    周二晚，所罗门的高级官员再次在沃其泰尔。利普顿处碰头。对戈弗洛德的罪行进行了白热化的讨论之后，他们起草了第二次新闻稿。这次他们微微承认“高层领导人”事先知道那些投标。芒格打来了电话：“不要说什么‘高层领导人’，我们想知道是谁！”于是解决了。

    一周前戈弗洛德还是华尔街上令人生畏的总经理，但到了星期三他的职位就岌岌可危了。关于他4月份就得知非法投标但仍让莫舍一错再错的消息曝光之后导致了一串连锁反应。在管理者、律师、记者和所罗门自己的雇员眼中，公司已与刚刚死去的杰克塞。本曼无异了，后者也于一年前与政府发生了长期争执而倒闭。

    星期四，顾客们跑了。威斯康星投资委员会除去了所罗门之名。穆迪公司宣布它有可能降级，公司的当事人也说在高层领导班子换人之前不必再来电话了。与亲信们躲在43层的戈弗洛德成了人见人怕的麻风病人。

    再往下走13层，抓紧收获的莫汉像截断了司令部命令的副排长那样，发出一些权宜性的指令。但他平息不了市场。一夜之间，公司的股价从37跌到了27.债券市场也和它的前国王翻了脸。所罗门的中期债券跌幅也从曲线上的60点变成了300点。它的信用摇摇欲坠。人们建议莫汉该给从未谋面的巴菲特打电话。

    周四晚上，克里根与戈弗洛德再次通话。这次克里根明确表示他将取消所罗门公司主要经销商的资格。

    身处高位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巴黎还有度假别墅的人很难理解警铃会为他们而响。戈弗洛德当然也从未想到莫舍的小动作会危害到他，但他怀疑如果没有克里根，他还能不能再干下去。

    星期五，戈弗洛德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照片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条。他认为他看到了自己的讣告。6时半他给克里根拨了电话，对方并不反对他辞职。然后他又给利普顿打电话，对方正在刮胡子。利普顿总是热心帮助朋友——尽管他的当事人是所罗门而不是戈弗洛德。他请他再考虑一下。

    曾是证券大王的他急忙去了办公室。奥马哈时间不到7点，他往巴菲特家打了电话唤醒了他。戈弗洛德说他个人决定辞职，并要求巴菲特插手。

    巴菲特犹豫了，因为他一向小心避免卷入这样的纠纷中。他在奥马哈的生活很有规律。过去当汤姆。默菲准备购买ABC时说：“想想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无疑他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必须来纽约，”戈弗洛德坚持道，“我看到自己的讣告了，你看看报纸吧。”

    “好吧，让我想想。”

    巴菲特洗了澡，穿上衣服，按老路线去了凯威特广场，脑子里想着所罗门的资产负债表。他知道它的资产近1500亿，其中有40亿是股票。所罗门比美国花旗银行下的任何银行都更可靠。然后他开始考虑所罗门的有形资产。生意很赚钱，并不会破产。关键是对生意极为重要的管理层一夜之间就垮了。董事们星期天将接受戈弗洛德和斯乔斯的辞呈，需要有新人来管理公司。

    巴菲特的心腹们十分怀疑他是否该这么做。芒格的托尔斯和奥尔森的律师罗。奥尔森警告他“这是高风险的决策”，一旦失败他的名誉也就永远毁了。豪伊也向父亲发出了预言：“所有想背后给你一枪的人，现在会找到机会的。”

    保险的做法是让所罗门安静地死去。不错，巴菲特在所罗门有7亿美元的优先股。优先股要比普通股安全得多；但芒格和巴菲特都觉得不能随波逐流地失去这么多。

    他将失去或黯然失色的只是一张帆中的一小片。但他认为他的职业是把股东和公司紧密结合起来。戈弗洛德由于无能和优柔寡断而失去了别人的信任，但这种紧密的协议是双向的。作为所罗门最大的股东，巴菲特也有责任。

    他的责任与命运极为相似。

    中午时分，巴菲特坐上飞机直插云霄，义无反顾地飞往纽约。

    那个周五的大部分时间，对所罗门股票的交易停止了。它的日常业务也歇业了。高级领导人聚在董事会议室里。中午时分，戈弗洛德进来了，他说：“沃伦是新总裁。”其他人等待着，四处闲逛。据莫汉说：

    整个公司放下了所有电话。他们知道正在开关于新董事长的会议。在等待新总裁飞来时，我们莫名地感到有了生机。

    经理们知道公司走出低谷也许要几天、几周的时间。他们已两眼发直地开了许多乏味的会议。财务总管唐纳德。豪百德说：“我们都吓懞了。”

    那天下午，巴菲特把头探进董事会议室热情地招呼了声“嗨，好吗？”

    他开玩笑说，“我们现在遇上点小问题，”好像公司只是走丢了一名不错的随从一样。然后他使劲地大声补充说：“我对约翰和汤米感到难过。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JM（玛丽威舍）吗？”

    巴菲特对他现在要负责的丑闻细节仍一无所知。但他不想盘问谁。他环视了一下说，很显然大家都累了，该休息一下了。他轻松的方式达到了效果，本周来经理们第一次感到精神振奋。

    “这只是暂时的挫折。”他好像真的知道一样。

    然后巴菲特去了礼堂把所罗门所有的管理人都召集起来。戈弗洛德首先发言。他说公司很幸运地迎来了巴菲特，这是他给他们鼓劲。他没有多愁善感，但仍略带着反叛的神情。他没做错什么，但他得走了。莱伯韦兹觉得他冷冰冰的告别仪式真是“太悲惨了”。投资银行家理查德。巴拉特说“这才是约翰——让坏时刻显得更糟”。没有人会忘记戈弗洛德最后的话：“道歉不是狗屎。”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第一次站在了这支队伍面前。他发现公司处境艰难，急需有人领导，但又不知该走向何方。现在巴菲特告诉他们，所罗门兄弟公司不能只遵守规则，他的标准将更严厉。

    不仅是压线的，就是在线边上的事都不许做。

    这是警告，也是挑战。它唤醒了人们对公司失去已久的荣誉的模糊记忆。

    第二天，《纽约时报》登出了在场的人的话，也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话：

    巴菲特先生要求管理人让公司严格依法办事，经理们对这位即将上任的董事长报以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