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危机

    星期五傍晚，巴菲特和戈弗洛德与斯乔斯一起离开了所罗门公司。高级大轿车在金融区里蜿蜒而行，加入了6点钟下班回家的车队长龙。克里根在联储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他强调所罗门的经销商地位很危险了；同时他明确表示，他不仅希望解决非法投标，而且要全面改革，就像过去好的时候一样。巴菲特请求给他时间，不然他就得像失败的武士那样剖腹谢罪了。

    早上，巴菲特又一次把所罗门的十几位高级官员召到了市中心的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办公室。面对他们——其中有数人他从不相识——他冷静地宣布要从中选出一人来管理公司。

    “我要与你们所有人单独见面，”他说，“每次都问同一个问题。‘谁堪担此任？’你们可以按任何次序进来。”然后他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关上了门。

    除两人之外所有人都提名同一个人。莫汉说：“看来此人非我莫属了。”

    当巴菲特再出来时，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合伙人劳伦斯。沛德韦兹简单地介绍了莫舍事件。巴菲特询问了有关玛丽威舍的问题。总的观点是，所罗门的最高领导人没犯错误，但迫于清理内部的呼声，他不得不辞职。后来巴菲特私下会见了玛丽威舍。本事件的第一位牺牲者“JM”辞职了。

    星期六晚上，镜头转向了曼哈顿东部热闹的牛排店克赖斯特塞拉。巴菲特、芒格和戈弗洛德正在进餐。后者无偿地提供了建议。巴菲特礼貌地说他需要所有帮助。华尔街之王举起了酒杯祝贺这个新班子。

    星期天早上10点钟，在第七世界贸易中心外面，董事们在摄影记者的重重包围之下艰难地向第四十五层的董事会议室挪去。但情况的发展比他们更快，当他们刚在带有树节的核桃木桌旁坐下的时候，消息传来了，财政部取消了所罗门参加拍卖的资格。

    董事会显得很杂乱。有位董事是在芝特。麦金利的小屋里通过对讲机参会的，还有一个是在缅因州打的电话。巴菲特不断地出去接政府官员们来的电话，其中有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拉迪，部长助理杰龙，还有克里根，他也正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班等人开会。巴菲特不卑不亢地向他们求情，他提醒说所罗门巨大的 15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几乎全部是靠短期证券融资的。每天经手的数额高达500亿，其中只有10亿是以所罗门的名义担保的，这样的资产很快就会枯竭的。如果它不能重新融资，那就只有破产清算这一条死路了。与此同时，沃其泰尔。利普顿正在准备破产文件。虽然纽约现在是早晨，东京的开市时间也只有几小时了。巴菲特担心财政部对所罗门的制裁会引发日本的集资危机，并最后导致公司的倒闭。需要证明政府仍然信任所罗门或巴菲特。

    同时，当电波载着所罗门被开除的消息四处传播时，公司雇员们在交易厅里四处游荡，就像人们在等待某个亲戚的葬礼。债券交易人艾里克。罗森菲尔德、2300万美元的套利者劳伦斯。希利布朗特和麦金托什正考虑的选权股来紧急筹资。莫汉正与日本方面通话；刚刚完成一个三项全能运动的财务主任，37岁的约翰。麦克法兰急急忙忙赶回了办公室。他正忙于计算所罗门第二天需要多少资金。在巨大的交易厅上方挂着3个电子钟，分别显示着纽

    约、伦敦和东京的时间。麦克法兰说：“你们的生命就在眼前飞快流逝。”

    会议室里，戈弗洛德辞职了，巴菲特接过了权力。他的幽默感不见了，但开会时仍带着原有的平静和目标。董事多伊。安德鲁斯看到巴菲特自己在所罗门也有许多投资时，他感到放心多了。还有人因为巴菲特与许多政府官员有私交而欢欣鼓舞。不管于什么原因，所有董事都认为巴菲特集名誉、财力、经验和能力于一身，正是能够拯救所罗门的人。他的所有工作习惯——特别是独自决策的习惯——现在都用得上了。

    但巴菲特还不肯定是否接此工作。如果所罗门仍在财政部的黑名单上，他的作法就与所罗门自己的经理没什么区别了。芒格强烈表示，巴菲特应该拒绝这个任务。

    中午时分，布拉迪部长的电话来了，当巴菲特踱出会议室时，芒格吼道：“你去接它真是疯了！”

    布拉迪正在萨拉多加的避暑别墅里，他在那里评估了如果华尔街最大的公司倒闭会给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巴菲特在旁边一个装饰着古代陶器和淡紫墙纸的房间里接过了话筒。他一一数说了所罗门的变化：莫舍被解雇了，戈弗洛德和斯乔斯辞职了，公司采取了一些新的特殊方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他还以个人名义担保要全面整顿公司。

    “我告诉他以后要严格控制，并向我负责……同样我计划的未来要与过去大不相同。”但是，他补充说，如果财政部将所罗门除名，他当这个董事长就毫无意义了。

    布拉迪明白巴菲特这是威胁，但本能告诉他巴菲特不会撒手的。“过去他从未放弃任何投资。”他对自己说。

    布拉迪对所罗门消失后的前景也相当不安。该系统已经度过了黑色星期一，杰克塞倒闭风波和其他惨剧。“没有什么比美国政府更重要。”他想道。

    当然布拉迪也了解巴菲特。他就是同一个尼克。布拉迪，在哈佛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时他就以家庭公司巴菲特精纺公司为题材写过一篇论文。虽然在他玩股票时巴菲特还未出山，但他很清楚巴菲特后来干了些什么。近些年布拉迪常与巴菲特在凯瑟琳。格雷顾姆的晚餐会上见面，也和格雷厄姆一样不时给巴菲特打电话要“真实支票”。虽然他对巴菲特的威胁不屑一顾，但还是承诺要投入大量股票来清理所罗门兄弟公司。他们的谈话一无所获地结束了。

    董事会一直开到下午3点多钟，然后巴菲特按计划去礼堂参加新闻发布会。当他走出会议室时，他整了整德里克。莫汉的衣领，点头说：“你当选了。”从此，华尔街交易商中的巨人所罗门就落入这两人手中，一位来自于中西部，曾要求对短期交易征100％的税；另一位则曾是英国的公务员和专职管理人。

    在向报界介绍了自己和莫汉之后，巴菲特表示他在所罗门走出困难之前只是一位暂时的不拿工资的董事长。接着他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布拉迪刚刚改变了决定，所罗门可以用自己的账户参加财政部的拍卖会，但仍不能代表顾客。这个有条件的缓刑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缓解提问者咄咄逼人的攻势，巴菲特说他准备像“从未见过律师的人那样”回答问题。他对这次丑闻仍只知道个大概。但面对各种问题，他就像在年度会议上一样平静、机敏。什么时候忏悔，什么时候该礼貌地反驳，他已有一套策略。他愿为过去道歉，但不让过去与未来挂钩。

    记者：我想知道您是否读过《撒谎者的扑克》？

    巴菲特：是的，很久以前。

    记者：后来看过吗？

    巴菲特：没有，我想它没有再版。

    记者的问题是所罗门文化是否值得批评，莫舍是不是只是个预兆。巴菲特反驳说，总的来说所罗门是光明正大的。它并不是“满足违法行为”。但他认识到这次事件的起因是模糊的，所罗门文化也可能有部分责任。“我想同样的事在修道院就不会发生。”他承认。

    多数问答都与戈弗洛德有关。巴菲特宣布，他对莫舍的事的无声支持是“不可思议和不可原谅的”。但是他对朋友赞许的描述并没改变。

    记者：您是否认为看错了约翰。戈弗洛德？您对投资于所罗门后悔吗？

    巴菲特：两个回答都是“不”。

    三个小时的招待会很成功，巴菲特表现不俗。会后，他走进高级经理和分销商所在的那个房间，宣布了一条意料之中的消息：“公司由德里克管理。

    升谁解雇谁都由他决定，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回见。“

    然后他走进了附近的马里奥特旅馆。一天之内他尝到了报界、经理和职员间调解人的滋味。要拯救所罗门他得满足此三方，当然还有公司客户和债权人。近来还没哪家投资银行遇上此类危机后还能幸存的。

    Ⅱ—战争时期

    对所罗门来说，困难时期才刚刚开始。周一的《华尔街日报》悠悠地说道。也许有人问为什么才开始。坏事结束了，坏人走了，但《华报》是明智的。在华盛顿，管理当局发誓要全面调查；所罗门的债权减少了。公司仍不能参加商业票据的市场交易。越来越多的顾客——康乃狄克、马萨诸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雇员退休金体系和世界银行放弃了所罗门。单个地看，这些打击不足为虑；但一起来时就是一种危险了。仔细想一想，“丑闻”仍在继续，它把戈弗洛德的债券部变成了坟墓。

    在几条战线上巴菲特奋力反击。

    星期一一大早，他把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所罗门的几位最高层领导人，还发了封信要求他们一发现有错误指挥的迹象就给他打电话。虽然这主要只有象征意义，但这是简单而有力的一招棋。多数总裁是不喜欢把电话打到家里来的。

    同一天，他和芒格去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里查德。布莱顿，它是调查所罗门的主要机构。布莱顿这只纠察老鹰正准备把他的司法权扩大到债券市场。为维护他严厉的名誉，他警告来访者，说他时刻准备着“为找一粒砂子而翻遍整个海滩。”

    “如果有人不与你合作，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巴菲特平静地说，“20分钟内我就为你换个新人。”

    布莱顿被深深打动了。

    回到纽约后，巴菲特开始集资。所罗门与人交易时把利率定得很高，诱使它们出售证券。到第一周结束时，全公司的资产开始解冻了。

    紧接着巴菲特要求戈弗洛德的大律师福尔斯坦辞职，并请洛杉矶芒格。托尔斯的伙伴罗伯特。邓汉放下手头工作来接替这个位置。很要干净的邓汉担

    任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事务律师已有15个年头了。“鲍勃，我很需要你。”巴菲特说。邓汉觉得不好推辞。

    最大的担忧来自司法部的制裁。巴菲特知道在打官司时公司是不能营业的。如果它被控有罪，公司就几乎全垮了。（许多委托人是不许与罪犯有业务往来的，普通公司也很少这么干。）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全力与政府合作，争取缓刑。沃其泰尔。利普顿说：“这真是个漫长的枪毙过程。”司法部是很少同意放弃对明显非法案件的制裁的。

    巴菲特能采用的策略只有一个。他本能地减少了与对手的冲突，但他是无须战斗而取得胜利的专家。不费口舌、不使手段他就当选了。他害怕引起别人的敌意，因为他知道，别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只要不发生冲突——忠心耿耿是很快会有好报的。他就是如此让凯。格雷厄姆信任他，让斯坦。利普希拯救了他的布法罗，让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对蓝筹的调查的。

    现在他不得不与调查所罗门的人合作，在指控人面前低声下气，如实协助司法部取证。也只有巴菲特会公开表明对此丑闻负个人责任，不但要洗清污点，还要诚挚地忏悔。

    该事件还牵涉到政治因素，当时的敌意是公开的、明显的。由于以前的丑闻和《撒谎者的扑克》的影响，公众先入为主地以为所罗门从头到脚都是腐败的。曾因对S＆L惨败而威信扫地的执法人员和许多国会议员也抓住所罗门事件，作为展现自己“作风严厉”的好机会。他们好像也急于先下结论一样，调查所罗门的德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J.J.比格公开宣称：“我担心这不是仅有的越轨行为，所罗门还会大翻车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布莱顿把所罗门当作杰克塞重演，他雪片般地发出了135张传票并要求提供信息。

    与波亚斯基与弥尔根比，莫舍当然只能算小打小闹。但他胆敢顶撞财政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尔街的傲慢，这比任何具体罪行更令公众反感。

    从某个意义上看，所罗门是最傲慢的。“不只是弥尔根，”所罗门的一个老经理说，“我们也能玩美国的政府债券。”

    当夏天过去的时候，华盛顿正以它独有的方式沸沸传扬“所罗门丑闻”。

    马基在劳动节后两天就订了听证会席位并请巴菲特当主要证人，参议院也安排了一周的听证会。

    所罗门的主要说客贝尔很机灵地让巴菲特率先去拜望了几位审讯官员。

    有几人又冷又硬地问了一些所罗门董事会缺乏监督的问题。巴菲特说，他也后悔当时不够注意。他显得很卑微，态度就像把帽子拿在手里，花言巧语地安抚别人咄咄逼人的攻势。他提醒说他父亲也是议员，并自嘲说现在他是自食其果。

    他坦率地承认所罗门犯了错误，他站在执法者一边。与巴菲特交谈之后，议员杰克。甘对助手说：“你看，我们处理时要谨慎一点。”

    巴菲特与几个主要角色很要好，这使他受益非浅。不像多数商人，他从没批评过司法机关的错误，因为他相信政府。

    听证会通常要对证人狂轰滥炸，但议员们往巴菲特脸上抹黑时却很小心。虽然他在所罗门的投资有70亿，但议员们认为他不是来自华尔街，而是大草原上的来客。“有一半人认为奥马哈是个乡村小镇。”贝尔说。

    贝尔与巴菲特准备听证会时常在一起，对他洞察华盛顿的能力大为震惊。他认为他比法国的罗素还精明复杂。

    他脾气很好，一点儿也不粗鲁。我总觉得他是个新英格兰的北方佬，就是18世纪生意上老有上帝保佑的那种。他在道德标准上毫不含糊，但也决不多愁善感。他很有道理地干自己想干的事。他很少说“不”，因为他不会自命不凡，当然他也会以独有的方式与人发生冲突。他是个复杂的矛盾组合体。

    与审判一样，听证会也是自发组织的，不管结论如何，它只有一次机会。

    9月4日那个酷热的下午，雷伯恩公司办公大楼的大厅里挤满了人，记者、说客和看热闹的人纷纷涌入2123房间，座位早已被占满了，就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当初麦克。弥尔根就是在这儿怒目圆睁地引述《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提供于已不利的证词的。最前排挤满了全副武装的记者——令人眩目的聚光灯、摄像机、录音机和摄影器材。穿着黑色西服坐在证人席上的巴菲特和前排的凯瑟琳。格雷厄姆最引人注意。在他们作证之前，议员们摆好了上镜头的姿式，抽搐般地宣布：“——美国人民的利益——被一些傲慢的——恶意的——交易商——侵犯了……有伊万。波亚斯基——麦克。弥尔根……

    我们的经济文化中——出现了不光彩的插曲……“

    众议员吉姆。斯拉特利对证人说：“巴菲特先生，您现在有一个为全国纳税人做事的好机会……我很高兴您迅速解雇了负有有关责任的高级管理人……现在只希望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一直认为，责任者不配得到所罗门公司的任何回报，一毛解雇费也不用，一毛赔偿金也别给。所罗门公司该把他们踢到大街上，踢他们的屁股……”

    他们宣布了旧体制的死刑之后，又迫不急待地称赞起新班子来：“巴菲特先生，我得祝贺您……巴菲特先生，您的诚实不容置疑……巴菲特先生是一贯走正确的、正直的路线的人……”

    来自奥马哈的众议员彼得。侯格兰站起来介绍他的邻居是典型的成长于并受中西部影响的人……他一直住在奥马哈一条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他主动申报个人所得税……

    在数十位摄影师和摄像师的尾随下，巴菲特轻快地走上了讲台与主席马基握手，周围响起的快门声就像夏日的蝉声一样连绵不绝。他的肚子现在微微有点发福，眉毛在镜框上跳起舞来，毛发就像撒了辣椒和盐的拖把，他的声音微微发颤，笑容也略显紧张。

    高中时第一次见过巴菲特照片的诺马尔。让。瑟斯顿，立刻看出了巴菲特的风格和睿智。他在沃顿时的朋友哈利。贝加在墨西哥看到了这一场面，已是当地成功商人的他挤挤眼说，他看得出巴菲特“很开朗”，但他的朋友却太害羞了。

    巴菲特面对众位众议员坐在证人席上，他说话时左手一直在划着弧形：

    首先我想为让我们走到这儿来的事件道歉。政府有权要求人们遵守法规，但所罗门不幸违反了其中几条。

    也许以后再不会有比这更坦率的道歉了。自1912年J.P.摩根伯爵参加了PuJo听证会以来，华尔街已有不少巨头被召到国会，但从未有人道过歉。

    快门声又一次响起。巴菲特说8千所罗门职员中“多数是勤奋、能干、诚实的”。他发誓要采取新措施来保证依法经商。但最后他说：“依法办事的精神要比口头上说的更重要。”在谈到对改组后的所罗门的展望时，巴菲

    特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似乎他可以从讲台跳进美国的每个家庭，让每个人都看到和听到：

    我要每个雇员都想一想，是否想让某些可耻的作法刊登在第二天地方报纸的头版头条，让他们的爱人、孩子和朋友们看见……如果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不会为以下的决定感到担心：我能够理解公司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但如果公司名誉受到丝毫影响，那可别怪我无情了。

    巴菲特如此注重名誉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摩根的话——个性（而不是钱）

    才是信誉的基础。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了。摩根等人集中体现了华尔街的狡诈，但人们一致认为，在股市上大发其财的巴菲特是当年美因街带给华尔街劣行的一剂解毒良方。所罗门不可能另找一位集此两极端于一身的美国人。

    众议院和后来的参议院的听证会的气氛却是很温柔的。小组委员会没有完全行使执法人的权力。“克里根先生，联储对发生的事一直都了解，对吗？”

    记者问。巴菲特离开众议院时也被团团包围，但他一头钻进高级大轿车，直驶《华盛顿邮报》。

    所罗门“被开除的管理人”没有被踢到大街上。戈弗洛德和斯乔斯在前总部的空楼里有了一间新办公室和秘书。公司中仍给他们合法收入。

    接管后巴菲特给戈弗洛德打了几次电话。戈弗洛德的一位助手说：“我看他不错——他对约翰说，他不是无用之人。”但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戈弗洛德说以后他们不要再联系了。

    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所罗门的董事们相聚在纽约。巴菲特提起了戈弗洛德和其他几个前管理人的利益的话题。由于众议员斯拉特利的话仍在耳边回响，他们取消了他们的解雇费、奖金、法律费用、办公室和秘书，还有医疗保健。戈弗洛德坚强地对朋友说，他理解巴菲特这么做是为了拯救公司。

    当有位同事要来看望他时，戈弗洛德说：“你，还有公司必须与我保持距离。”

    此时，巴菲特正在原来戈弗洛德的办公室里用他的秘书办公室！他用着他的橄榄木的意大利式办公桌，窗外哈德逊河和东河的风景一览无遗。但他对这一切都不熟悉，觉得很压抑。

    到星期五下午，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登上了飞机，他知道当他回到奥马哈时，阿斯其德和家人会在歌乐思接他的。他可以坐在舒适的牛排店里，四周荡漾着美妙的风琴声，那儿的人不懂经济，他也不用费神去讲本周华尔街的故事了。

    对巴菲特来说，在所罗门最紧张的事就要算对付各种外来压力了。他能重新建立银行家、信用机构、投资人和新闻单位的威信。就跟在伯克希尔一样，他也控制不了所罗门的事。“就像得有另一只脚来踩蜈蚣一样，”他对朋友嘀咕道。他甚至失眠了——在他这是极少见的。

    熟悉他的朋友十分担心，因为巴菲特总是小心干自己的事，尽量避免不熟悉的事。除了他妻子动手术那次外，芒格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痛苦。曾在翻船时救过他命的里克。戈林说：“人们不知道巴菲特为所罗门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另一个好友有点尖酸地说：“沃伦在和平时期是好样的，现在看看他在战争时期表现如何。”

    巴菲特是个不情愿的斗士，但他却有大将风度，如自信、目光敏锐、无

    与伦比的注意力和与下属沟通的天赋。现在他得把这些手腕都使出来了。

    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巴菲特交上沃其泰尔。利普顿的报告——本案中最致命的证据。与所有律师与交易人之间的联系一样，传票对这个报告不起作用。

    所罗门外部的律师要求巴菲特拒绝。美国所有的律师都会提这样的建议的。贝尔透露，律师团说：“我们快赢得别人信任了，不能承认此事，它会带来恶梦的。”

    “这些话我不想听。”巴菲特一口拒绝了。他不关心民众怎么想——钱是可以赚回来的，在他脑子里，法律细节再重要也不能让他对联储食言。

    “我们的处境是，”他接着说，“我们做错了事，现在要坦白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在起诉书上已经签了名了。”

    他接着向贝尔询问可否解雇所罗门的有偿政府顾问。

    “我们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贝尔解释说，这些顾问都是各方面的内幕人士，手上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所罗门可以利用他们。

    “你的话有道理，”巴菲特说，“但我们就是要这么干。”

    顾问没有了。巴菲特痛恨这些职业帮手。他们使一些重要信息变得模糊不清。巴菲特要像孤独的牛仔一样自己来干。

    其实巴菲特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赢得宽容。他命令所罗门停止与石油交易商、亡命之徒马克。里奇做生意。他停止了政治上的援助，免得别人以为他在买好处。他还解雇了与戈弗洛德有牵连的沃其泰尔。利普顿。

    他一再警告所罗门的交易人不要做“擦边的”生意，这是他简单有力的另一措施。几周内，足有6位所罗门交易商把新策略拿给巴菲特，看看是否符合他“以法律为中心”的要求。

    艾里克。罗森菲尔德，这位杰出的交易商，前哈佛大学的教授接替了莫舍的位置，他提议靠税收法中的漏洞赢利。罗森菲尔德按这一想法做了几个月，许多律师认为该计划绝妙极了，可以赚一大笔钱。

    巴菲特说：“艾里克，我觉得不妥。”他说这也许合法，但“太擦边了”。

    他是想用反复进行道德教育来提高雇员的自我意识。公司的银行业务分析家托马斯。汉利从未见过所罗门如此团结，他认为巴菲特“太了不起了”。

    但巴菲特却不能让公司从报纸头版上走下来。莫舍的错误的新细节一再被披露，政府也不断宣布新的调查和扩大调查范围 （5个联邦机构和许多州都加上了这一行列）。新闻媒介也总说还会发现所罗门的一些其他罪行，公司受到了多次民事起诉，它的贷款来源被切断了。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但表面上看丑闻越来越大了。

    公司的客户也十分警惕和担心，它们不愿把生意交给第二天就会被宣布有罪的当事人手中。英国电信取消了它参与一宗大买卖的权力。债券交易商也退缩了。为了让大的企业客户的总裁们相信，巴菲特几乎得把双手按在心口上发誓“再没丑事了”。

    5周后，危机开始稳定下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E.阿兰，这位全美最受尊敬的总裁之一又赐以一记重棒，他公开宣称所罗门的道德腐败是“不可原谅”的。所罗门就像寓言中尾巴上绑了个罐子的狗，不管跑到哪儿都招人骂。第二天，9月24 日，它的股票跌到了20 34  美元。

    两天后，巴菲特飞去见格雷厄姆小组，它现已有的50多个成员都是他的朋友及他们的爱人，其中有维多利亚湖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年青人比尔。盖茨。他们对巴菲特能来很是惊讶，但旅行对巴菲特来说只是补品而已。

    朋友们去维多利亚郁郁葱葱的美丽花园时，他呆在小旅店里——其实他本可以随意去看看。不过他倒是参加了研讨会。题目是丑闻发生前就确定的——“我在投资或经营中所做的最蠢的事情”。

    丑闻大大动摇了纽约的军心。一位经理说：“每天早上打开报纸的那一刻真不好受，你想的只是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政府债券部能干的新头儿罗森菲尔德去过东北区的一家年青专业人员聚会的饭店，他碰巧听到其中一位自作聪明地谈论所罗门说：“你说恶心不恶心？”——好像所罗门里满是骗子一样。

    10月初，巴菲特给手下干将开了一次动员会。他说他的确觉得前景光明。多数职员还是第一次经历危机，但巴菲特以前就碰到过类似情况。

    我见过几个公司进了急救室——1963年的美国捷运，1976年的GEICO……GEICO当时有些人犯了错误。它从一个非常自豪的组织一落成为倍受怀疑的组织，上万名股东离开了它。我承认，危机得持续一段时间，杰克。拜恩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与鳄鱼搏斗。

    他淡淡地说，但从那时起， GEICO的股票从 2美元涨到了194美元。谈到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买股票时，他对雇员说，他们不能只看眼下，而是要放眼未来，他觉得未来是光明的。

    华尔街现在赌的是所罗门能否幸免，还是变成小公司，正如《商业周刊》说的：“小点，少赚点，无力点。”人们担心正在清理所罗门的巴菲特已给公司行了去势。他已监督出售了500亿美元的资产来缓解信用危机，但这降低了公司做传统的大买卖的能力。拉里。蒂施一针见血地问：“若按戈弗洛德的理解看，谁来承担风险？”巴菲特没有答案。

    从外表看巴菲特在所罗门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常常跑到经理餐厅抓起个三明治狼吞虎咽，其他人则在那儿吃牛肉饼。他也不像戈弗洛德那样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当案子渐趋平静时，他留在奥马哈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他只与几个雇员有紧密联系：罗森菲尔德， （这位对巴菲特细腻的套利技巧惊讶不已的交易神童），财务主管，总律师邓汉和莫汉，后者把巴菲特当作公司的百科全书了。

    刚开始经理们误把巴菲特和蔼的外表同性格柔和等同起来，但他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强硬得多 （与戈弗洛德恰恰相反）。“他和约翰完全不同，”

    高级副经理威廉。杰宁说，“要说服他可不容易，他的立场很坚定；而约翰想说 ‘不’时总是犹犹豫豫的。”

    但巴菲特不愿具体管理所罗门。他的话让莫汉吃惊：“我不愿让你失望，可我从来不想经营投资银行。”实际上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方式——做一个专注但又保持距离的监督者，就像在喜诗糖业一样。

    与多数总裁不同，他不与其他经理打成一片，他不像一个经理，倒像个坐在一边看台上的投资商，10月份，他对莫汉说：“你的公司可能很不错，但股票太糟了。”这是提醒。在过去5年里，所罗门股票的利润在S＆P500种股票中只排在445位。现在巴菲特的注意力开始慢慢从丑闻转向股票了。

    Ⅲ—痛苦

    从长期看，巴菲特认为所罗门的前景十分美好。它的资产打了气似地膨胀起来，但它的资金利润却越来越少。它有稳定的赢利业务，如东京分部、套利、债券交易和承保。但拿钱不少的投资银行家几年来一直在赔钱。在股票上，它一年赢利一年损失；平衡表表明它现在是部大机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雇员也增加了，可就是赚回的利润太少了。

    巴菲特开始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所罗门发的奖金太多了。过去戈弗洛德让经理们把3/4的公司利润都拿回家了——好像公司不赚钱也得让经理们呆着一样。但真正的伙伴——股东却被冷落了。经理们不负责任是个畸形的信号，就像巴菲特不愿过分纵容孩子们一样。他们的奖金越高，公司的红利就“不足或没了”。

    现在巴菲特要采取大胆行动来打破这种格局。10月29日，他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两则醒目的广告。中心内容是巴菲特写的关于缩减报酬的一封信。他强调，特别好的工作可以得到特别的奖赏，但所罗门“平分财富”的体系已经剥夺了所有——甚至中等水平的——股东的利益。

    随之而来的，他扔下颗炸弹。1991年他减少了奖金总额的1亿1000万美元。因此尽管那年（丑闻前）的得率比1990年翻了一番，但奖金还是略微减少了。不喜欢的人可以走。

    我们按效益分配的原则肯定会导致一些管理人才离去……但最后留下的人都会遵守原则。

    25年前，巴菲特在哈撒韦集团面临困难时就对肯。察思说，他要的职员对公司像对自己的财产一样负责。现在，在华尔街一座漂亮的玻璃和钢结构的大楼里，他告诉莫汉他已准备好接受大批雇员辞职的事实。莫汉问会有多少人，巴菲特说：“德里克，忠诚是买不来的。”

    巴菲特的决定赢得了公司外的大力支持，许多人希望它可以最后让华尔街的报酬方式变得合理些。自己公司里的反应则完全不同。雇员们觉得莫舍造成的黑锅扣到了他们的头上，因此对巴菲特走向公开化的做法深恶痛绝。

    广告刊登的同一天，专挖人才的加利。哥德斯坦就接到了许多所罗门的经理们来的电话，他们希望忠诚是有标价的。

    还有，这次创华尔街的削减程度也让他们呆若木鸡。莫汉减了经理70％的奖金，投资银行家是25％，减得最多的人达50万美元之多。巴菲特和莫汉还解雇了80名专业人员和200名后勤人员。

    巴菲特很快就因此颇受微词了。人们感谢他拯救了所罗门，但现在又受不了了。他们认为巴菲特对执法者曲意奉承，而且对他冷落戈弗洛德也严加指责。一位老分析家说：“我们当中在这儿呆了很长时间的人对戈弗洛德很同情，沃伦是个救星，你知道人们对救星是又爱又恨的。”

    戈弗洛德的老部下中最受同情的是所罗门主要的股票经销商斯坦利。夏普康。过去戈弗洛德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雪茄，穿金带银的壮汉夏普康在一边做着股票交易。在华尔街夏普康做大买卖和展示自己块头是出了名的。

    但他经管的证券部却效益不佳。巴菲特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他命令他

    卖出一些赔钱的股票并放弃投机行为。夏普康辞职了。

    他的离开给证券带来了一些麻烦。当巴菲特宣布了为数极少的奖金额后，接替夏普康的布鲁斯。哈克特暴跳如雷地对下属说：“我都快疯了，你们猜猜是为什么吧！”巴菲特对公司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像在所罗门的阁楼上开了个暗门，作祟数十载的鬼怪们纷纷着了道儿跌落下来。

    1991年冬季是个灾难时节。所罗门包销的证券份额从丑闻前的8％跌到了2％。那是个可怕的时期，整条华尔街的推销商、分析家还有银行家都无所事事。于是他们纷纷离去。

    “沃伦认识不到让人离开有多容易，他真是太自作聪明了，”一位离任的银行家斜倚在男子汉俱乐部的一张皮靠背椅上，怒气冲冲地说，“他经营公司就像经营股票一样，从不考虑人的因素。”

    他越说越激动：“你以为他的全部纪录敢上头版吗？除非他不是人，是圣贤什么的。”

    1992年1月，巴菲特又面临着一场危机。曾受巴菲特的集体观念鼓舞的银行分析家汤姆。汉利威胁说，如果他的工资不加到200万，他就要为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他过去就是这样给自己加薪的（1991年甚至加了40％），虽然喜怒无常，但他是一位有价值的分析家，在为银行争取业务中很有影响。

    巴菲特还是让他走了。

    同时还有4位分析家离去了。这引起了恐慌：大牌走了，该部正面临着人才被挖空的危险。在莫汉的一再催促下，巴菲特稍加让步，他保证了6位青年分析家的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妥协。

    巴菲特同时也正与莫汉试图建立一种把各组奖金和利润挂钩的体制。这可不太容易，所罗门从未算过下属众多单位要用多少奖金，巴菲特认为这是致命的疏忽。

    坦率地讲，我觉得很奇怪，一个经手近40亿证券资金的人，竟不知道是谁在用它。

    当奖金大战还在继续时，杰克。拜恩的儿子，正攻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的巴其克来拜望巴菲特。他们就激励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巴菲特鼓励小拜恩对书上的教条提出质疑，他说，人——至少有些人——并不像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是经济动物，他们还可用忠诚来激励。

    客气地讲，华尔街上看不出这一点。人们当投资银行家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你不付报酬他们就走人。曾是投资银行家的尼克。布拉迪认为巴菲特对此很不适应：“这就像一幕歌剧，你得与很自私的人打交道，与主角打交道。

    我想他不完全了解这一行。“

    许多人同意此观点，还有人补充说巴菲特是想把自己的中西部道德标准应用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批判暴露出华尔街总是与巴菲特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对此大加批评，但又对自己的专业人员的报酬和表现深感不安。华尔街上一家主要的非公共竞争公司的总裁嘲讽地评价巴菲特是“清洁先生，一个来自奥马哈的眼睛瞪得亮亮的小子”。

    说他是什么都不如说是一位俭朴、精明的商人。但他试图使报酬合理化未免太天真。（他紧张地讪笑着。）他的话至少有部分说到点子上了，我同意报酬并不合理；我的工资就得由公众投票决定。真讨厌。 （又是一阵讪笑。）他很对，是该把它当作生意来管。

    就像豪伊预言的一样，等着从背后给他父亲一枪的人终于从树林中钻出来了。《商业周刊》从韦尔斯法戈和所罗门的失败中（就是不提可口可乐）

    断言巴菲特已失去了投资者的内质。三周后，《商业周刊》再次断言巴菲特在所罗门的职位也告吹了。虽然杂志也承认巴菲特的确拯救了所罗门，但猛烈抨击他犯了“一系列错误”。他让雇员们吃了不少苦头，却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磨去了公司敢担风险的棱角，而且越来越“缺乏领导才能和用人不疑的风度了”。

    有些批评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有一期《华尔街日报》上对巴菲特有情妇一事大肆渲染，并暗示巴菲特传奇般的形象纯粹是骗局。从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看，巴菲特精心构思的年度报告是为了躲避“严肃问题”，他用自己的形象使股票浮在半空，他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的交际圈无人能比。《华尔街日报》引用金融界竞争者麦克。普莱斯的话，认为巴菲特是“最大之一的幕后市场操纵者，在套利和所有活动中他得到的市场信息比任何人都有用，但大家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正常人”。

    习惯于被报告奉承的巴菲特对此文“极为烦恼”，彼得说：“我和他在一起，他摆脱不了这种烦恼。”巴菲特给报社写了封信，对报道中的许多论点提出反驳，但他特别不愿公开表示自己被伤害了，因此他坚持不许发表他的信。

    紧接而来的是《撒谎者的扑克》的作者麦克。刘易斯，他在《新共和国》上大肆讽刺巴菲特。他在《圣沃伦：华尔街上失败的天使》中攻击了巴菲特，全文谈的无非是投资和伦理的问题。这也证明一个一无所知的作家可以表现出发现了本世纪最大的一个骗子和骗子的惨败。刘易斯根据有效市场原理，说巴菲特事业上的成功只是扔硬币时运气好罢了，而且这个“失败的天使”

    实际上满是错误。

    巴菲特被这篇文章气得脸色发青。本。格雷厄姆的忠实信徒《寻找布里迪。默菲》的作者曾偶然相识巴菲特，他给他写了封短信表示同情，并说刘易斯的话是明显的亵渎。一向对文辞谨慎的巴菲特回信说：“莫里，谢谢你对麦克。刘易斯文章的评价，你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有趣的问题是，刘易斯为什么如此恨巴菲特？这可从他的《撒谎者的扑克》中找到了线索，也表明华尔街不喜欢巴菲特。他在书中描写了自己的生活，一个年轻的债券交易商，由于把8600万美元无人要的奥林匹亚约克债券出手给一名上当的当事人而兴高采烈。但他也承认为此感到难堪，因为他欺骗了一个信任他的“最好的顾客”。刘易斯卖出的债券是“自己八竿子都不想碰到”的。他的这种“光荣”会使他在所罗门步步高升的。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其次我现在的感觉比当时更糟。

    在描写巴菲特一文的结尾他写道：

    你可以一时吓得人们手足无措，但时间一长他会犯错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进退两难：做好人还是赚钱？

    事实上做此选择的正是刘易斯本人。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想鱼与熊

    掌兼得的。他反复申明的“好利润并不与好行业矛盾”正是对刘易斯和其他愤世疾俗者的理论的挑战。

    当1992年2月中旬刘易斯的文章发表时，所罗门已跳起了欢快的凌波舞。股票恢复到了30美元。世界银行和养老基金会这样的顾客也回来了。管理层已完成了大修改，大多数时间巴菲特都呆在奥马哈。

    但所罗门的业务仍在流血。莫汉痛苦地发现公司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主要业务；同时谣言四起说巴菲特准备把公司重新交给债券交易商，把其他一切业务包括投资银行都取消。光2月一个月就有100名雇员开小差跑了。而8月份还拿工资的人中，有1/3的股东和1/4的银行家也跑了。就连丹尼斯。波文也跳槽去了贝尔斯特恩斯，他是70年代巴菲特的崇拜者。

    叛变情况如此令人痛心，但巴菲特毫不示弱地坚持所罗门要按轨道行驶。他说，当迷雾散尽，所罗门在各方面都会更强大。没有哪位手下见他动摇过。这正是巴菲特的根本价值所在——勇于坚持自己的路线。财务主管唐纳德。豪瓦特说：“他对我说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他心如刀绞，也许巴菲特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不习惯于和对他不忠的人一起共事。“那种痛苦，”那年春天芒格说，“就像血腥的谋杀。也许我们现在谈话时所罗门正在失去主要的关键雇员。”只要财政部的案子一日不了结，想结束这种打击就毫无希望。

    Ⅳ—初恋

    巴菲特早就明白政府一直让所罗门耗着就是对它的惩罚。他请求财政部早日了结此案，尽管他一向很少对人施加压力。“快点下手吧，”他说，“我们不想在你还没想好之时就失血而死。”

    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所罗门接受重罪名和4亿美元的罚款。所罗门的刑事律师加利。耐夫台尔认为这个决定严峻得吓人，他在1990年为之辩护的基德尔。皮博迪的罚款只有2500万美元，而且没有罪名，虽然当时它的交易明星马丁。西加承认了大量的内幕交易。政府对所罗门唯一的起诉只有不正当投标。 （更重的罪名——市场榨空——由于缺乏证据而取消了。）

    孩子气的耐夫台尔甚至就本案的不足为奇向政府律师团开玩笑说：“哪个宝宝被坏人杀了？”

    一位美国助理律师回答：“你对政府撒了谎，这比内幕交易更严重。”

    最后的决定得由曼哈顿的美国律师奥托。G.奥伯迈尔做出。他与喜欢给白天的投资银行家戴手铐的前人鲁道夫。朱力尼不同，奥伯迈尔是个一向被视作温和派的法学家。可惜执法人都有要震慑别人的天性，他判定所罗门有罪。

    当耐夫台尔与他的律师谈判时，他发现巴菲特已给了他一件奥妙的武器。8月份巴菲特已答应与政府合作，而且政府认为他没有食言。因此耐夫台尔辩解说，如果奥伯迈尔现在制裁所罗门，那么人们会以为巴菲特的坦率诚实是太天真了。因此制裁不是警告别人以后不要犯罪，而是以后千万别与政府合作了。本案中巴菲特有很好的表现，不是莫舍也不是戈弗洛德。

    4月份本案到了高潮。耐夫台尔打出了王牌。他、邓汉和律师罗。奥尔森把巴菲特带到了政府的律师办公室。他们在联邦法院边上的一座棕色矮楼里与奥伯迈尔见面。由于这次是巴菲特唱主角，几位律师都闭上了嘴。

    巴菲特随随便便地说起了自己的职业。他没有就本案辩解，倒像为被控谋杀者辩护的乡村律师那样大谈家庭的正直。同样，巴菲特没从正面开始，他简单介绍了他与所罗门公司之间的几个里程碑——它是如何开始为伯克希尔赚钱，如何继续成为他的经纪人，戈弗洛德是如何拯救GEICO等。从巴菲特的经历看，所罗门是家值得自豪的公司，他与它25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巴菲特没有夸小戈弗洛德向他求救时公司的道德和财政危机，但他争辩说现在公司在这两方面都已恢复正常。“公司与8月份时已判若两人。”

    他强调说。

    奥伯迈尔只问了一个问题：巴菲特准备为他干多久？

    于是巴菲特侃侃谈起了他的长期投资哲学——对待公司就像对待伙伴一样，就像他在早期职业生涯和风云变幻的 80年代一样。他从不从公司中吸血，而是紧紧地与它们站在一起。现在和将来他都会留在所罗门董事会中，为它投资为他监督。与星期天和整个事件过程中不一样，现在他不是求情，而是谈个人观点。

    虽然奥伯迈尔坚持认为事实不容否认，但他在5月宣布不予起诉。同时各种联邦机构也宣布与所罗门达成了民事调解。巴菲特孤身一人就赢得了众多高级官员。财政部的助理秘书鲍威尔说：“我想，所罗门的所有股东都会在床头柜上放上张巴菲特的照片的。”

    调解花去了所罗门2亿9000万美元，（包括1亿元的起诉撤消费。）这是历史上对美国证券公司第二次大数额的罚金。

    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后详细公布了10次“极严重”的违法投票。布莱顿严肃地说他发出了400张传票，得到了3万页的证明材料。但委员会在证实所罗门的忠实上做得最多。它的详尽调查除了莫舍的行为外找不到一丝违法行为的证据，这是对所罗门的一次大公开。

    6月份，巴菲特离开了坐了9个月之久的董事长的交椅。股票现为3358  ，比1991年8月高出25％。又一次使华尔街目瞪口呆的是，巴菲特挑选了寡言少语的鲍伯。邓汉作他的接班人。

    这位和颜悦色，柔声轻语的德克萨斯人是华尔街的门外汉，但他对巴菲特忠心不二；他的使命是坚持巴菲特的改革。德里克。莫汉继续去管业务。

    但王冠后的权力没变——仍在巴菲特手中。

    巴菲特进入所罗门时大张旗鼓，离开时却静悄悄的。送别的只有比尔。麦金托什的一张小条。

    “我与所罗门同在”是句骄傲的言语，多年以后我们仍然将感激您。

    巴菲特买了更多的所罗门股票，使伯克希尔的持股率达到了20％。在巴菲特购买之后，一度升到50美元的股价有了一次猛跌，但仍高于他当董事长时的最高水平。

    财政部的市场也有了奥妙的变化，联储恢复了它主要交易商之一的地位，但丑闻后的变化已降低了此地位的重要性。联储的木箱子仍以老方式工作着。

    鲍。莫舍承认他对财政部撒了谎。他在不大安全的监狱里呆了4个月，交了110万各种罚款，并被永远禁止从事证券行业。

    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戈弗洛德没能监督莫舍也采取了行动，他被处以 10

    万美元的罚款并不许经营证券公司。放逐后，他对自以为不公正的捏造罪名和失去社会地位倍感心酸。他与巴菲特的友谊中止了。随后出现了丑陋的一幕，他向所罗门公司索要钱和股票，并称那是公司欠他的离职费，可选择股票和奖金——由于股价上涨，这笔总数也膨胀到了5500万美元。他急于要拿到这笔钱，因此在加州与巴菲特和芒格见了面并发了脾气。调解委员会作出了对戈弗洛德不利的决定：他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常人都以为戈弗洛德是个事业上的巨人，但道德上有污点。可笑的是没有一条是正确的。他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事业上的弱者，他没给股东带来什么长期价值。他对莫舍的错误行为的延误更是管理上的一大失误。

    所罗门的一些市场股票重新规定了红利，并重新组建了职员队伍。它开始在长期徘徊的美国股票和投资银行中赢利。它在债券市场上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虽然它不再天马行空，但它对顾客的利益关心多了，而他们在交易商是上帝的时代都被冷落了。

    丑闻后的两年内，所罗门的利润创了纪录，但在1994年债券市场动荡时它遭受了重大损失。显然部分损失是与丑闻直接相关的。曾是玛丽威舍手下最好的交易商，包括天才的艾里克。罗森菲尔德也开小差跑到他新开的套利小组去了。所罗门的套利小组像遭了瘟似的迅速减员了。工资表稳定执行了几年之后，奖金又涨得失去了控制，逼得巴菲特忍辱含垢，只好再次检查引起新一轮叛逃的报酬制度。总之，巴菲特宁可让莫汉这样毫无特色的人来重新管理公司，也不愿把公司交回到强有力的债券交易商手中。但他还得回答蒂施的问题——还有谁可以代替戈弗洛德坐所罗门“风险承当者”的位置呢？

    当他卸下担子之后，一方面为拯救了公司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无官一身轻而高兴得像百灵鸟一样。在他卸任后，彼得与他谈过话，觉得父亲听起来都像成了另一个人。不久，巴菲特和妻子飞往布法罗参加《布法罗新闻》报的野餐会，他在那儿可不受欢迎，人们会往他身上扔甜饼的。出版商斯坦。利普希带着这对夫妇出去玩，碰巧天下雨了。巴菲特与苏茜手牵着手，小心翼翼地跳过泥坑。他们走过墓地，巴菲特久久凝视着块块墓碑，然后他们来到奥尔布赖—罗克斯艺术走廊，那里正有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过了一会儿利普希与苏茜去看展品，沃伦则悠闲地站在台阶上听爵士乐。最后他们和利普希的女朋友，还有编辑马利。莱特夫妇去吃牛排——利普希特地从奥马哈订的。

    巴菲特因为又回到过去而激动不已。他写道，所罗门闹剧“有意思，也值得一试”，但“一点儿也不好玩”。现在凯威特广场的圣殿又发出了召唤。

    巴菲特毫不犹豫地向股东表示：“伯克希尔是我永不消逝的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