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小组这个学习形式不知是谁的发明，也没有人申请专利。参加一个读书小组，就相互感兴趣的书籍展开讨论，确实是大有裨益的。诸葛亮不论是在哪个读书阶段，都喜欢与几位学友一道展开讨论、争论和议论。

    在阳都老家时，诸葛家的三个孩子，老大诸葛瑾，堂兄弟诸葛诞，还有诸葛亮经常凑到一起，讨论所读书中的观点。三个人聚在一起，各抒己见，有时就一个看法讨论，大家争执不下，甚至面红耳赤。

    诸葛亮很早就认识到当政者必须要了解老百姓的苦衷，他赞赏“民，神之主也”的说法，认为这才是经世之真谛。他盼望当今朝廷能够“上思利民”，相信“国将兴，必然听于民”才行。

    诸葛瑾则认为：“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

    诸葛诞讲话直言不讳，言辞激烈，能言善辩，在两位堂兄面前，总是他说得最多，口若悬河，尤其喜欢谈论经国之道。他常常大发感慨，听说哪个州府为当地名人立了一块石碑，他就说什么“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说起成功的诀窍来，他就大讲“因天之时，就地之事，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让诸葛瑾频频点头，佩服之至。

    诸葛亮认为诸葛诞有点夸夸其谈，净玩虚的，总要与之理论一番。诸葛亮坚持：治国之道，无疑应是以民为本，但是必须要讲究“德治仁政”，注重人心向背。他提出“抚百姓，示仪轨，开诚心，布公道”，心系黎庶，勤政爱民。

    诸葛诞则强调:“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

    在执政手段上，诸葛亮崇尚“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他提出：“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他标榜执政的准则是“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

    兴趣、爱好，或许就是成就天才的动力。儿时酷爱的领域，很可能就是日后大展才华的舞台。

    小哥仨喜爱读书，喜爱辩论，甚至争吵。然而，有谁知道，争吵与辩论正是进步的开始；独到的见解，往往来自见怪不怪的现象当中。

    诸葛瑾是兄长，三个人的学习讨论由他主持。诸葛瑾外表木讷，做事缜密，读书也读得深刻。一天，他问诸葛亮和诸葛诞：“《春秋左传》这部书，你们俩号称读懂了。你们可知道这十八万字当中，记载了多少人，描述了多少次战争吗？”

    诸葛诞一听，本来还想夸夸其谈，自认为对《春秋左传》一书已经精通，无所不晓。不想，这一问让他卡了壳。对于这些细枝末节，他从来没有顾及过。他转向诸葛亮，问：“你知道吗？”

    诸葛亮忽闪着晶亮的大眼睛，想了想，不大肯定地说：“有几百次吧？”

    诸葛瑾不依不饶，追问道：“说具体些，到底是几百次？”

    诸葛亮眨巴着眼睛，《春秋左传》的故事在他脑海飞快地闪过，他想了想，说：“总得有个四五百次吧？”

    诸葛瑾谴责道：“不求甚解。告诉你们，我仔细数过，一共记录战争行动480余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4次。”

    诸葛亮、诸葛诞连连点头：“佩服兄长，佩服兄长，做学问实在是有独到之处。”

    诸葛亮内心则想：“兄长治学的这个长处，我怕是学不来的。我不可能成为专门一本书的学者，我还是考虑如何将书中所学的知识和治理国家的思想，用到当今的社会中吧！”

    父亲诸葛见他们兄弟三人对《春秋左传》读了进去，很是高兴，嘱咐他们：“重要的是，要从中领会如何做人。你站在什么位置上就要有什么样的德行。你作县令就要知道县令要具备哪些品德，你当幕僚，就要明白幕僚应该有哪些作为。”

    诸葛亮认为：“日月之食，何损于明？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对“君子”的做派，以及思想和行为，他认为应当：“施舍不倦，求善不厌”。

    在诸葛兄弟间，论学问的研究专注，非诸葛瑾莫属。若论口才辩论，诸葛亮和诸葛诞则有一拼。诸葛诞喜欢背诵《春秋左传》中的《烛之武退秦师》，诸葛亮则愿意谈论《吕相绝秦》。

    诸葛诞崇拜烛之武，认为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沉着应对，不卑不亢。看起来是摆事实讲道理，实则微妙地利用了秦晋两国之间的纠葛，依情据理，丝丝入扣，终于说服秦国退兵，使郑国转危为安。

    诸葛亮则喜欢《吕相绝秦》，说那是一篇与秦绝交的最后通牒。吕相历举事实，斥责秦国不义；句句铿锵，字字有力，讲得有理有利有节，让秦国没有了反驳之辞。

    诸葛亮谈感受说：像这样纵横捭阖的说辞，实际上已开战国苏（秦）张（仪）游说风气的先例。诸侯之间相互来往，谁也不甘下风，代表一国形象之使臣，如果不善辞令，将会给国家带来屈辱。正如孔夫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

    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和反应能力，诸葛亮有意和诸葛诞找茬，少不了在一起吵架拌嘴，争论不休。俩人争论到最后，还是要找来诸葛瑾，为他们评判一番。诸葛瑾则说：“为兄木讷，出言迟钝。而《论语?里仁》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貌寝木讷，而辞藻壮丽。”三兄弟谁也不甘下风。

    诸葛家三个少年，日后分别在魏、蜀、吴三个政权当中担任重臣。有人言：蜀国得一“龙”（诸葛亮），魏国得一“虎”（诸葛诞），吴国得一“狗”（诸葛瑾）尔。狗有看家的本领，暗讽诸葛瑾少年时就是帮助奶娘料理家务，出外到东吴做事，也是作为主管内事的大臣。

    在阳都城难得的安宁的日子里，诸葛大院书声琅琅。诸葛兄弟们按照“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的先哲教诲，读书修身，孜孜不倦。

    在诸葛亮随叔父到荆州投奔刘表后，诸葛亮进入了襄阳最著名的，由刘表一手操办起来的景升书院读书。过了一段时间后，诸葛亮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已经很不满于在书院读书了，但是在书院里惟一能让诸葛亮有兴趣的，就是与同窗好友聚在一起时，总有人提出一两个问题，请大家参加讨论。同学之间对这个形式非常认同，认为这个方法好，通过讨论可以找到正确答案，同时还可以加深印象，记得牢。

    这一天，诸葛亮问同学：“古人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什么？”这个说：“如果是短期的战斗就没有必要粮草先行，让军士随身带些粮草就可以嘛！”那个讲：“守方就不必粮草先行。”马上就有人反驳道：“防守方如果不准备让兵马行动，自然谈不上粮草先行。你这是所问非所答。”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防守一方如果严阵以待，也必须事先准备好粮草。否则弹尽粮绝，岂不是要坐以待毙吗？”

    诸葛亮从怀中取出一部书来，说是从朋友处借来的，有一些感触，愿与大家共同欣赏。说罢，便读给大家听：“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余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人，须有援卒。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远，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读到这里，诸葛亮不禁感慨道：“你们听听，人家这才是做学问，学以致用，鞭辟入里。我敢肯定，写这篇文章的人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通过实地考察，又经过仔细计算才得来的。如果是一位将领读这篇文章，那他一定觉得这本书是工具书，是可以用于实战的书。那他就会经常带在身边，以备随时参考运用。”

    有人对诸葛亮这么痴迷于军事阵法有不同看法:“我们还年轻，对于年轻学子，还是要遵从师教，按照老师的要求读书。老师没有教过的，或是课外的闲书，还是少读为好。”

    有人听了点头称是:“一个人有多少精力读那么多的书籍啊？如果这么读书，非得累死。依我之见，还是按照老师的要求，认真读好规定的必读书，读懂，读透，足矣。贪多嚼不烂啊！”

    诸葛亮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读书还是多多益善。要想在有限的时光多读一些书，关键是方法，方法得当，就可以事半功倍。比如，有的书就是为了消遣，那就一目十行，看个热闹就达到目的了。有的书，与我们主攻的学业关系不大，那就读一个大概，知道其梗概足矣。如果我们确实读不懂，那就要反复阅读，必要时还要请教老师指点的。书中有的问题，前人早已经就有答案，或是知道答案在哪里，那就到需要用时，翻一翻不就可以了吗？何必浪费时间在一本书上呢？”

    诸葛亮侃侃而谈，每个人也是各抒己见。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诸葛亮认为以够取长补短，对自己大有收益，事实上也是如此。就是因为诸葛亮从小培养的辩论能力，才使得他在江东舌战群儒时表现得举重若轻、信手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