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进得清华园，只和一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梅贻琦。二人的秉性脾气，竟是那样的相合。放眼清华，一见如故者，在梅贻琦的私家相簿里，叶企孙怕是寥寥无几的一个。梅贻琦大叶企孙9岁，成为叶企孙的老师时，又教他数学与物理，这两门功课又偏偏是叶的最爱，以他的资质与勤奋，梅贻琦没法不喜欢他。梅的君子品性和精深学问当然也是叶的楷模。在清华园学习的时候，叶企孙是梅贻琦最得意的学生，这情形已然如在南开时的他与张伯苓。师生如父子，是中国最为独特的文化伦理景观之一。因此，当清华改制组建大学时，身为物理系“首席教授”的梅贻琦为校方提供延聘名单时，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就是叶企孙。

    叶企孙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在教学上已能独当一面。清华改制后的大学部开始全力推进张彭春的课程改革，其特点之一就是不设系，将全部课程分为“普通”和“专门”两个阶段。学生在2-3年内修完规定课程后，获得考试“修业文凭”，然后再选择是否继续攻读或转学就业。倘若继续学习，就要再参加考试，获得资格后再升入“专门”课程，这就是所说的“专门”阶段。后来，张的这项改革计划被攻讦，大部分学生认为考入清华就已颇费工夫，而辛苦3年只得修业文凭，还不能出国进修，这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群起而攻之，而一些教授也持反对态度，使这项改革仅仅推行半年就宣告失败。叶企孙的大弟子王淦昌、施士元是1925年9月入学的，正好赶上这一改革实验。一开始，他们选修的是化学而不是物理，但是，他们上了叶企孙的课后，便改变了初衷。叶企孙的课叫“普通物理课”，之所以冠以“普通”，大概就是应合张彭春的“普通阶段”。在谈到如何由学化学而转学物理时，王淦昌回忆道：

    至于在科学中我选择了核物理这门学科，又是叶师为我铺的路。1925年，我和浦东中学同学施士元一起考取清华大学时，都是选的化学系。在第一年的课程中，最使我入迷的是化学课，化学实验设备很好，引人入胜，我做起化学实验来忘了一切，常常要有人提醒我或赶我离开实验室，我才会感到肚子饿了，赶快到食堂去找点什么充饥。二年级时，我和施士元都转到物理系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叶师的为人品德，他对学生的厚爱，他的教学，像磁石吸铁那样把我吸引到物理科学事业中去了。有一次上普通物理课，叶师在大课堂上给我们演示伯努利原理，他拿着一个带有管子的小漏斗，另一手把豌豆从漏斗上放下去，同时用嘴在管子的另一端吹气，豌豆飘在漏斗中间，既掉不下来，也没有被吹的气冲走。这现象非常有趣，又耐人思索。叶师站在讲台上问：“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有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我想了想，就站起来解释了这个问题，他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理解问题清晰准确，自这以后，他经常找我，和我谈许多物理问题，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告诉我学习有困难和问题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在叶师的循循善诱下，我逐渐觉得物理实验也很有意思。就这样，在进入专业课学习时，我选择了物理，从此决定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那时物理系创建伊始，全系教师、职工和学生总共才10人。只有叶师一名教授，他一个人讲各门主课，一年级时他教我们普通物理，二年级时他教我们电磁学，我们升到三年级，他给我们讲光学。他除了讲课外，还要带领3位助教建立各种物理实验室，开出各类实验课。我们升到四年级时情况才有了变化，叶师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1928年请来了吴有训、萨本栋两位很有学问的年轻教授，由吴有训老师教我们近代物理，为我日后从事核物理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从事实验物理学的研究本领方面给我极好的培养。（王淦昌《见物理系之筚路蓝缕，思叶老师之春风化雨》，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49-50页）

    且不说叶企孙初入清华教学上就已堪称主力，但真正给他考验的却不是教学，而是清华内部复杂的人际环境。

    尽管曹云祥和张彭春之间的矛盾已接近公开化，但二人在清华改制的大方向上还是所见略同的。二人都知道，清华改革则生，不改则亡。但是要改办大学，必须要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由清华培养的留美生们纷纷回校任聘，成为继张彭春、梅贻琦“新势力”之后的又一“新生代”。

    曹云祥放出的去职消息传到下边，已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而且，他的以退为进的计划至少获得了局部的胜利。张彭春因不知隐忍，过早暴露出他想取而代之的企图，因此受到众多师生的抵制。从吴宓1925年11月18日日记及此后数月日记记述中，可以看到曹云祥反击计划的清晰印记：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三

    晨，庄泽宣来，谈及曹校长将赴英国，似荐张彭春自代，而张继任，恐校内发生冲突，难以和衷共济。故拟设法抵制……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四

    ……

    夕，与叶企孙、钱端升谈校事。在其处晚饭。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五

    晨，庄泽宣来，谈校长继任问题。同人之不赞成张者，有（一）范源廉（二）周诒春（三）郭秉文诸说。宓以（一）为宜，（三）决不可。

    ………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

    次至东华饭店，童锡祥请宴。袁同礼、叶企孙亦在。毕，偕童至清华同学会谈，述校事……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晨九时，至南池子汤宅，晤汤用彤。旋童锡祥、叶企孙来，共谈……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9-10上《翻译》课。

    11-12在北院六号，与张（歆海）、庄（泽宣）、陈（达）、钱（端升）、叶（企孙）协议校长事，拟由同人表示，推（一）范（二）梁（三）周（四）王文显（五）马寅初等为校长。即起草中英文宣言。在其处午饭。

    我们从吴宓近一周的日记中得知，曹云祥已经成功地将张彭春放逐了。他把张放在炉子上大火烤之，而心浮气躁的张彭春不知是计，非常配合地自愿跳到炉台上，等引来清华园一片反对之声，他才知道，不仅仅是校长当不成，而且连教务长也怕难以为之了。

    我们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在拒张长校的活动中，叶企孙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与张彭春关系极近的梅贻琦则很少被提及。

    这是个极为费解的情状。吴宓是逢事必录，有感必发，只要与此事扯上干系，他肯定会有所记述。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拒张时段，有关梅贻琦的信息在吴宓日记里几乎是零。

    曹云祥使用拖刀计，要斩的并非是张彭春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打张而意在梅公。从曹多年的从政经验和阅人判断看，在清华园，真正能对自己构成威胁或称其为对手的也仅有梅贻琦而已。张彭春，一介书生，自恃才高，实则缺少历练，既不懂人情世故，又骄娇浮躁，在他眼中，不过是一黄口小儿而已，倘若把他身后的依靠除掉，不日便尽现窘态。但张身后的梅贻琦是何等样人物，曹云祥竟无法捕捉他的完整意象。在辅助张的过程中，他为张提供的种种设计，或是办学思路，或是课程改革，细细想起来，竟全是为了清华之未来！除此之外，举凡关涉个人恩怨或狗偷鼠窃伎俩，他均坦荡拒之避之，以金刚不坏之身使人难以诟病。

    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促使曹云祥下此狠手。打梅不得，打张总可以吧。反正不能坐等新势力上台，他竟无还手之力。把张彭春斩于马下，也好让尔等看看，特别是让梅贻琦看看，权力场上，岂容书生抖擞？

    尽管曹云祥也是读书人出身，尽管他也出国留洋在西方学了若干自由和民主，尽管他使用拖刀计时微微觉得自己有些卑微，特别是对付梅贻琦这样的人，与之相比，会陡然觉得有些萎琐，但他全然顾不得了。既然已拍马回头，既然那只隐在暗影里捉刀的手已亮出利刃，而尘埃里已现出朦胧的头颅，他就只能举起刀来……

    从现在的资料和有关书籍中证实，曹云祥这个秘而不宣的计划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首先反对张彭春的人中竟有跟他搞课程改革的人，比如课程委员庄泽宣等。由此可见，若不是梅贻琦倾力支持，或许计划伊始就会流产。另外，有关张彭春继任校长反对最甚者竟是清华的少壮派。苏云峰先生《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据张彭春自己的分析，反对他的是清华校内一个.l.（不知其名）的野心家，除了王文显，都是清华的少壮派。”

    从吴宓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叶企孙在拒张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与他的恩师梅贻琦完全不同的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双峰并峙的情况呢？苏云峰先生在其著作中似乎回答了这个疑问：

    由于教育界一直视清华为“肥肉”，有势力的社会团体或个人都想插手清华，遂与清华师生产生冲突。根据张彭春的日记，我们发现觊觎清华者，在北方，除了南开以外，有北京大学留法派的李石曾、留英派的“现代评论”陶孟和等人。在南方，为东南大学集团，包括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和黄炎培、陶行知所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保卫清华者为外交部、美国大使馆和清华师生。在清华教师中，亦有派系倾轧问题，受清华长期教养出身者为主流派，直接考选留美、短期插班生和留美津贴生等均为非主流派。主流派“怕北大人或南开人得势，控制了清华每年六七十万元的经费”，处处提高警觉。张彭春和梅贻琦均为南开出身，且是第一、二批清华公费留美生，唯此时均属非主流派。

    在北方，南开比北大捷足先登，梅贻琦是最早进入清华的南开人，第二位是金邦正，金之能于1920年出任清华校长，是南开的严修和张伯苓打出的另一张“王牌”。金被逼辞职后，南开受挫。张彭春是第三位。张于1923年7月出长清华教务，南开寄予厚望。张对清华之人和事处处不满，力图改革，以拓展南开在清华势力，但遭遇清华主流派反对，仅得梅贻琦等少数人支持。钱端升（1900-1990）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唯此时尚未发芽。

    在南方是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所领导的东南集团。也为改进社重要成员的张彭春就露骨地说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三人是“教育督军”，陶想当吴佩孚。陶除了推展平教运动外，对清华也极感兴趣，1923年元月他说清华停派留美女生，是忽视女子教育的证明，草拟“清华建议书”，有意介入清华。3月5日张彭春就指出，改进社“这一群自号为大教育家的，对于清华一定要设法干涉，要他们的人在里面拈一部分势力……现在恐怕清华也要落在他们手里”。不出张之所言，陶5月便在他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以“梁达”的笔名，说在外交部管辖下，清华几无成就可言，主张应先“聘请全国知名的教育家，研究董事会组织法和改革纲要”，然后再由“全国领袖人物”，“组成独立的董事会”去管理清华。8月，陶利用到清华谈改进社召开年会的机会，向清华学生演讲，要他们“做全国的领袖”。后又用平教会的名义，建议曹云祥与张彭春改组董事会的办法。陶明白地表示，教育改进社之黄炎培、郭秉文都有意参加清华董事与校长人选，并谓外交部之聘请张彭春任清华学校教务长，目的就在以南开来抵制东南大学集团。但陶的活动没有发生作用，因为1922年以后，纷纷返校任教的清华留美同学，不仅逐渐取代了美国教员的地位，而且已成为清华的中流砥柱，足以抵抗外来势力，巩固清华江山。张彭春就深感这种压力，他说清华毕业生，尤其是近两三年回国的“有野心（合力）来占据清华地盘”，张和梅贻琦及常接近朱君毅、杨光弼等少数旧人，被视为“南开系”，“是他们的眼中钉”。而梁启超也于1925年时指出，“今日之清华渐已为本校毕业生回国同学所支配，今后此种趋势当益加强烈，此无庸为讳者”。

    在张彭春的猜测中，那个反对他的所谓“清华校内一个h.h.教员社团”，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许就是被少壮派们戏称的“北院七号饭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