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院七号，正是传主叶企孙的寓所。
清华北院，原为外国教授们的住所，其建筑样式完全仿照西式建筑，虽然不是楼房，却格外高大。其显著特点就是朝南一侧有着漂亮的落地式窗户，挨着房檐的上部是细细密密的中国式格状窗棂，下面就是一通到底的玻璃窗。窗台很宽，可以摆放很多花卉。叶企孙少有时间，所养的花以草居多，比如兰草、绿萝之类。房檐伸出许多，形成一个外廊。廊外通常搭有藤架，种有葡萄紫藤。春夏之际，这些藤本植物就攀援架上，于是就有藤影花形印在窗上。室内客厅很大，里边备有沙发茶几。因是单身，叶企孙便雇了一个厨师自己起伙。厨师的手艺颇高，常做一些精美的小菜，于是就吸引了一些年轻的留学归国教授在此小聚。他们以房主叶企孙为核心，常借吃饭机会，少不了像中国传统学人那样，除了感时伤怀风花雪月外，还常谈国事或聚议校政，以图清华改革，时日既久，这些年轻人就戏称自己为“北院七号饭团”。
多年之后，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谈起“北院七号饭团”这个清华园里独特的景观时回忆说：
“北院七号饭团”最常见的风景仍然是少壮派们在此聚餐议教。常来此就餐的除叶企孙、陈岱孙外，还有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物理系的萨本栋，化学系的萨本铁，哲学系的金岳霖，政治学系的张奚若、钱端升和西洋文系的叶公超，国学院的吴宓、陈寅恪、赵元任等等。这些都是名声赫赫的教授和清华的中坚。叶企孙是理学院院长。施嘉炀是工学院院长。陈岱孙是法学院院长。金岳霖曾任哲学系主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张奚若曾应蔡元培之邀请担任过高教处处长、清华政治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7年教育部部长。萨本栋在叶企孙之后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厦门大学校长。叶公超曾任清华、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钱端升解放后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吴宓是国学院主任、陈寅恪和赵元任是“教授中的教授”，这个“北院七号饭团”实际上成了清华园年轻的灵魂。
不过，叶铭汉所描述的此“饭团”是鼎盛时期的“饭团”，而年轻时期的“饭团”，其成员果然如张彭春所料，不过仅钱端升、吴宓、庄泽宣、陈达、王文显、叶企孙等数人而已。那时陈寅恪、陈岱孙们还没来，而萨本栋、吴有训等人则更是以后的事情了，何况新成立的“饭团”内部也在升降沉浮扬清去浊。仅就拒张成员，其动机也不尽相同。心直口快的吴宓早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
（二）与张作对之人，乃教职员中之大多数。至其何以作对，则用心各不相同。有因个人私仇，争权夺利者；亦有因办理公事，主张不同、意见不合者；有暗向校长谗谮，各方挑拨者；亦有于会议场中，明示反对，而初非有中伤之心者。若宓则后者之例也。对于张氏，宓亦有两层之批评：（甲）张氏喜为矫情之过举（如自请减薪，以杜绝他人之加薪事），故使人常疑其虚伪，而不敢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相合作。若宓即此类中之一人也。（乙）张氏乃一极精明强干之能办事之人，绝非优柔巽懦、立道行德之君子，亦非和平退让、不谙世务之书生也云云。宓所言者，皆系实情……（《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146页）
清华园内曾经发生过的短暂的拒张活动，犹如一声叹息早已随风而逝，它之所以还不时被人提起，其深意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少壮派们在清华园里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作为一种潜形势力，它原来只存在于曹云祥们的推测和遐想中，但是，正是曹本人的拖刀计，才给它以异军突起的机会。曹云祥原是个和事老，下此狠心，也是不得已为之。但即便如此，他要“斩”张彭春，仍然讲究兵不血刃：一不能让外人（包括张彭春）看见自己的刀，二不能让自己的手上沾有血。这样，假借他人之手除掉张彭春就是最完美的计划。
曹云祥的目的达到了。
那天，当他将自己的去意以私人谈话的方式向张彭春表达过后，张彭春竟无半点挽留之意。他掩饰不住的得意溢于言表。在之后的若干时段里，张彭春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清华园里新主人的角色，尤其是两人独处的时候，张彭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提醒曹云祥要尽快完成自己的计划。
曹云祥的计划实施得有条不紊，隐秘而有章法。首先，他兵分三路，一路招来心腹曹霖生，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搅乱一池春水；二是找来少壮派成员庄泽宣，虚与委蛇，说去张之后则让其代教务主任，以此为筹码，让庄发动少壮派们作为倒张主力突起于清华园；三是去外交部历数张之恶行，让其明确表态不用张彭春，这样，即使张彭春在清华园得手也功亏一篑。三箭齐发，箭箭中的，足见曹云祥功夫了得，同时也显露出他已是用官僚政客之手段经营清华。
书生对书生，学人对学人，即使自以为剑拔弩张，实际上也不免书卷气。拒张活动中，少壮派虽有被曹利用之嫌，但总体看，他们还是师出有名，举止有节的，而且这些年轻教授们其用意在“拒”而不在“倒”，就是拒绝张彭春继任校长，但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曹用心却在“倒”，就是恨不得立斩张于马下，使其离开清华。少壮派中，诸如钱端升、张歆海等，为了拒张，曾开出一些继任校长的名单，这种很像民主选举的行为让现代人想来颇为好笑，但它确实曾在清华园内发生过。当时的诸多名人，如胡适、梁启超、马寅初等等，都是一时之选。少壮派们手握名单，曾很诚意地去找张彭春，劝其放弃自己的初衷，倘若答应，只要不当校长，许诺张继续留任教务长。吴宓曾征得叶企孙同意后，专门找到梁启超先生，商谈之后达成共识，由梁出任校长，只要张彭春同意，由梁出面宣布三不变政策：“（一）维持现状，（二）不改政策（出洋），（三）尊重张仲述（即张彭春）地位。”吴宓认为这样既维持了张彭春的地位，又避免了清华园的风潮，算是为学校的稳定做了一件事情。这些书生之念和书生之举，比起曹云祥来，显得既正派又幼稚。
张彭春也是书生，不知江湖险恶，对少壮派们提出的建议深恶痛绝。倘若这个时候他能审时度势，放弃自己长校的念头，事情或许会向着有利于他的形势发展。因少壮派知道他并无长校意图，就会反过来兑现自己的承诺，有这样一股势力支撑，谅曹云祥也奈何不得。
但是，张彭春却失去了机会。
非但如此，他却把矛头直接对准少壮派，特别是对吴宓心存隙端，凡事总与其纠缠。从清华遗存的史料、资料及有关著作上得知，吴宓应该是这次事件中最无兴趣加入的人。他和叶企孙一样，似乎都是被少壮派们挟裹进来的。吴宓不止一次在日记里记述自己对此事的敷衍态度。当庄泽宣联络其拒张继任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宓以张继任，苟能捐弃嫌怨，礼贤下士，开诚布公，则亦幸事。如其不能，则外方继任之人，似范源廉为宜。宓本不喜卷入世网，故此事亦似不参与。惟静待自然之变迁。即张任校长，如竟不能相容，则亦只有另求枝栖，自行所志而已……”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吴宓不仅被卷入其中，而且成了事件的中心人物。
吴宓时任清华园国学研究院主任，因正在筹办之际，尤需身管教务的张彭春在经费、教学及选调人才上予以支持。对于一个学于斯又教于斯的清华人来说，吴宓对现在清华的利弊看得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在内心深处是排斥以曹云祥为首的保守派的。他之所以与叶企孙、陈寅恪等少壮派形同结党，是有深层原因的。他在1926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本校最可伤心之事，厥为靡费耗财，而不能聘得优良教员。有学有识之士，如张孟劬、柳翼谋先生及汤用彤、楼光来诸君，不获受聘。而纨绔流氓式之留美学生、毫无学问者，则来者日众。而校内各方又皆横生意见，各殖势力。对于高士，则妄加阻碍，而不使其来前；对于庸碌之小人，则不厌其成全，俾其人到此为吾私党。于是清华之人才，遂成江河日下之局矣。
这些话可谓一剑封喉，直击清华旧学之痼疾。而张彭春似乎很难与曹云祥归为一路，虽然曹张二人都声言改革，但毕竟曹身陷此山，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宁肯自保。而张对改革的态度似乎要强烈些，这也是后人常把张彭春与清华的少壮派们扯在一起的关系。但是，由于张彭春性格上的原因，或者说由于他的诸多缺陷，导致了他并没有与少壮派们结为同盟，反而渐生仇隙，终于众叛亲离，墙倒众人推，圆满了曹云祥的计划。
1925年1月27日晚7时，曹云祥在校工字厅宴请诸校务委员。庄泽宣、吴宓、孟宪承、张彭春等人悉数参加。席间，吴宓喝了一些酒。宴闭，曹云祥让人撤去酒杯饭具，换上杭州龙井茶，让大家畅所欲言，将各部门的困境、压力以及对校方有何建议、意见和盘托出。曹云祥态度诚恳，执笔以记。张彭春表情暗淡，眉头紧蹙。此时，拒张活动已近过半，四面烽烟已把张彭春弄得狼狈不堪。曹云祥此刻征询诸位委员意见，醉翁之意大家心知肚明。但是到了公开场合，且直面相接，原来私下激烈之人也“隐约含蓄，无所表示”。吴宓有些喝高了，红着脸，低头听大家的敷衍之词。为了研究院的诸多事体，比如引进人才、经费支出、学生管理、教授协调等等，他曾多次找过曹云祥，曹推说已是要走之人难以决断，采取推诿政策；他去找张彭春，而张彭春更甚，多有釜底抽薪使其散伙之举，这使吴宓倍感伤心。他私下里多次找过叶企孙等友，将研究院的困境和校领导的态度如实告知，请他们帮助分析，以把握进退。
有许多史料证明，吴宓实际上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很情绪化，很文人化。因此他的身边该有一个沉稳理智的朋友常常给以提示才行。在这方面，叶企孙就成了他的最佳选择。我们从吴宓日记中得知，凡有大事，无论公私，吴宓总要找叶企孙商议。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在外人看似风光无限，几位教授都是国宝级，正常情况下，吴宓的地位也会凸显出尊贵和荣耀。但是，吴宓不是官场中人，他热情、本真、率直而又谦逊，久而久之，他把领导的位子置换了，成了服务者和被支配者。
按说，这样的领导意识具有超前性和先进性，但在那个时代，则会让人侧目而视。吴宓成了两头受气的人：在研究院内部，赵元任住的房子漏了，他得边受埋怨边找人修缮；学生打架斗殴留宿女客，他得按校籍管理条例去处理，婆婆妈妈的姿态让学生好生厌烦；许多友人都慕清华国学院之盛名，尽管他们确属专业之翘楚，但他本人却没有决定引进的权力，因而引起友人之攻讦；研究院开办伊始，设备、资料等等均需经费支持，伸手向校方要钱如在行乞……这些事，件件关涉张彭春，但张一次也没有给过吴宓好脸色。前几天，校务会上，校方让各部门谈谈明年计划。吴宓谈了若干，但是，谈一条，张驳一条，谈两条，驳一双，弄得吴宓好生没有面子。特别是吴宓提出研究院各导师乃国之瑰宝，应该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使普通班的学生也能受惠，张彭春则极力反对，言研究院导师只作高深之研究，别的一概不允。至于说引进人才，张也说只限现在规模，扩展之事日后再作决定云云。吴宓认为张彭春是别有用心，烦闷之余就找叶企孙诉说。叶企孙说，你是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别人弄权抓权，你退让一步就是了，还当你的教授去！吴宓想想在理，于是就草拟了一个意见书，表明自己的意向，也流露出对校方的不满。拿去让叶企孙看过，叶企孙主张将对校方的过激言辞去掉，嘱告现正非常时期，倘以语词之误而授人以柄有违初衷。他是一个庄重自守的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目下情势，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一场政治博弈，对此，他和吴宓都了无兴趣。但起事者中有昔日同学，起哄架秧子般寻找支持，叶吴均属虚与委蛇罢了。吴宓的事情偏这时又纠结了进来。由于事关好友的前程和切身利益，叶企孙当然要密切关注，而他的北院七号，是青年教授之家，是大家常去的地方，一来二去，张彭春自然把他和吴宓算在对立面一边。鉴于此，叶企孙和吴宓也不想表白和辩解。即使是对自己的恩师梅贻琦，叶企孙也没有特意去说些什么，而梅贻琦也如是。
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像两股并不同穴的泉水，从不知处冒出，各自绕过草地和竹林，清澈明镜的水面印有不同的内容，既不相扰，亦不过问。或许有时相遇，或许有时并肩徐行，但一律是清浅干净历历可数，一望便知，一切自然而然。活在这样境界里的两个人，我们可以从清风明月中想象他们的行止。吴宓也是君子，但他却没有那样强的内力，他有时管束不了自己的嘴。他总在出其不意的时候断送自己，将自己放置在不可救援处。为此，叶企孙在会前还告诫他，一定要慎言，不可与之言而言，失言也，切记！吴宓记着好友的话，一言不发。虽然他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是全方位的，一切就像计算好的，大家都在期待着什么。比如说曹云祥，吃了饭喝了酒，且明明知道酒喝得有些高，但却让大家提意见；比如一些对张彭春视若仇敌的人现在却闪烁其词，平时要害辞句一句不说，但却往别人身上铺设关节，且欲言又止，好像与己无关；比如与张彭春相近的人，现在齐齐地出来为张解释，不看别人，专门冲吴宓辨析之前为何与之冲突，好像整个拒张事件因吴宓引起；而张彭春之发言尤为可恼，他竟把吴宓和庄泽宣放在一起，好像对他不利的局面都是因此而生成。张彭春说，校长去职，本人实无继任之心。有人私下里说我排挤庄泽宣、吴宓二位先生，是为了兼并专门科和研究院，合二为一归我统治，我在此向二位先生声明，本人绝无此意。我希望自此以后，大家同心协力，不要再疑神疑鬼，暗地散布流言飞语，破坏团结……张彭春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把别人说成别有用心者。这番话语如一粒火星点燃了吴宓充满怨气的胸膛。吴宓的心火开始燃烧：宓对工作，完全是出于公心，你张彭春若不是私欲熏心，何以对我阻三阻四？就连梁启超先生看了我的意见书，也极力赞同研究院为普通科学生开课，如不允，他将辞职罢教，这难道是我疑神疑鬼？你张彭春今日四面楚歌，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还不是你一叶障目小肚鸡肠？你才是真正的疑神疑鬼、分不清孰优孰劣……罢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既如此，索性不忍了，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宓是夕本拟不发言，因微醉不能自持。张君词毕，宓乃起言：宓已于日前提出辞呈于校长，下学年决不继任研究院主任一职。实以此职似甚清简，而所处地位异常困难。教授非由宓荐，校中各方，如国文教员等，种种揣测仇怨。而尤苦者，则校中体制未立，权限不明，时来越俎干涉之事（此指张仲述）。自去年筹备时初订章程，以迄最近否决提案，无时不受别部分之压迫。且宓以诚心待人，而人以权术对我。如近今之事，虽云否决议案，乃校务会议所为，然该会议中人，如陆懋德，则以欲为研究院教授而不得，乃怨宓。如赵元任，则不谅宓待之诚心厚意，而横生疑忌，而转反对宓。其他在校务会议与宓作对之人，殆亦皆如陆、赵二人，各挟私心，以破坏为能事（凡此均指张仲述）。校务会议其名虽设，其实则如此，故宓所处地位至为困难。虽欲长此支持，甘为傀儡，且有不容之势，与校无益，于己甚苦，故决于下年辞去此职云云。
此时电灯已熄，秉烛续谈。宓言攻诋张仲述甚烈，故宓甫闭论，张君即起为答辩。略谓吴君所言多有误会，如近顷校务会议否决研究院议案，并非我操纵其间。梁任公招我往谈，赵元任招我共议，我并未游说梁，也未命令赵也。近顷流言者孔多，如此类者，不一而足，我心甚苦。此与我之道德名誉有关，往彼流言者，速将确实证据来源指出；否则，我不甘休。我来清华，提倡俭朴，以教育与平民接近，今所志不行，局势如此，去之亦无所顾惜。但污我令名，则所不能受云云。张君言时，以足击地，颇极激昂慷慨之意。宓亦为之肃然动容。
时已十二时一刻，即散会。既出，宓复与全绍文君立月下谈片时。知张仲述曾于本日下午招全君往谈，并向全君刺探宓之意见及举动云云。
寝后，久不成寐。念宓初无与人为仇之意，惟此次倒张运动，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辞职，用为导火线，作为张氏大罪状之一，则宓所不及料，而亦无术洗清者也。平心而论，张君仲述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但其对宓亦无诚意，往事封殖兼并，不免自私，又学问匪深，疑忌贤明绩学之士，实其所短。宓本无推倒张氏之意，且亦不愿见校中有此风波。然自去年到此以来，局势所驱，事情所职，宓之卷入与张为敌之党，实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宓庸碌，愧未能。直至此时，则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与敌张氏者敷衍。语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盖若出身任事，卷入政治，则局势复杂，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其结果，不得不负结党之名，亦不得不为违心之事。近一年中，在清华办事，所得之经验，殆如此而已。
世上果有吴宓者，吵架中，见对方激昂慷慨，还心生恻隐之心“为之肃然动容”，事后则懊恼不已，并且在日记中客观地评价对方“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且能检点自己的错处。君子哉，吴宓也。但吴宓不是圣人，仅就见辱便拍案而起来判断，他的确是那种点火就着的性情中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上很不成熟”。
吴宓和张彭春的这次公开对决在客观上帮了曹云祥的忙。曹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找张谈话了。他以校长的身份批评他心胸狭窄，难以和众。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颇有怒其不争的意思，他说本来我是想把校长的位子交给你的，谁知你这样不容人！别人也就罢了，吴宓是全清华公认的正直无私之人，你何故设局挤对他？你连吴宓都团结不了，你能容得谁……张彭春连叫冤枉，向校长辩解若干，说自己所做诸事，也完全是为清华未来，推行改革，不是约定好由我唱黑脸吗？如今恶人我当了，人我得罪了，校长我也不继任了，这还不行吗？见校长仍冷眼相对，又补充了一句：教务主任我也不当了，我下去当教授去，行不行？
张彭春就打了辞职报告，但却泥牛入海。
张彭春催问校长何意，曹云祥冷冷地说，你给董事会去说吧！
吴宓真正知道校长心机是在第二天午宴上。
在六部口香满园酒馆，酒后的曹云祥不无得意地宣布了去张的决定。这次吴宓没有喝酒，因此他特别清醒。他看到了觥筹交错间平时难以捕捉的真相。吴宓没有感到快乐。相反，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兔死狐悲”这样的感言。
回去找到叶企孙，把这两天的事情过了一遍电影，在回放中，他们发现了诸多忽略的细节。“我们被人利用了”，或者说“被人耍了”，这样的想法在回放中不断闪现出来。究竟是谁耍了谁？是庄泽宣？是王祖廉？是曹霖生？是陈达？还是张彭春……想来想去，似乎都是套中人，而胜利者似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曹云祥。
至此，二人始觉如梦方醒。
因是多事之秋又更著风和雨，当1926年到来的时候，清华人多数竟浑然不觉。曹公从去岁秋天发动去张之役，经过三个多月的纵横捭阖，终于将张彭春送回了天津老家，据说他在南开大学当起了教授。这是个跨年度的战事。到了来年春天，刚感觉筋疲力尽的人们又陡然获得了一个消息：学生们要闹事了！
张彭春走的时候，留给清华人，特别是那些青年学生们一个殉道者的背影。据说他曾召来学生若干，痛陈学校腐败内幕，详述清华人负他、校长害他之内幕，说到动情处，不禁声泪俱下。一个为清华改革牺牲者之形象在学生们中间以传说的形式流布开来，经过学生们的二度创作，大家似乎都看到了踏雪而去的张彭春头上顶着若隐若现的“毫光”。那么，是谁造成了这幕悲剧？按照张彭春的临别赠言，学生们开出了一个恶人名单：其中（一）元凶三人，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二）次凶五人，全绍文、曹霖生、虞振镰、陈达、蔡正；（三）陪凶三人，张歆海、钱端升、吴宓。
吴宓以陪凶罪名列其中，而叶企孙则幸免。
1926年2月5日晚上，清华学生召开拥张大会，公布了恶人名单，彰显张之功绩。会后，同学们纷纷围住校长住宅，并迫使其同意学生们的3个条件：一、迎张彭春回清华；二、辞退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人；三、改革学校，裁员减政。曹云祥惊恐下悉数答应。当夜，学生从校长处回后又到去张派教师住宅闹事，依次将王、庄、徐及曹霖生住宅包围，呼口号，骂其名，要求他们辞职，竟至凌晨。
第二天，北平城中各媒体便登载了清华园中闹学潮的新闻，有报纸称张彭春去职事件是改革派“出师未捷身先去，长使英雄泪沾襟”云云，一时对清华的讥讽恶评之声顿起。社会舆论既然把张彭春描绘成悲情故事中的主角，那就一定有其对立面，于是，那些曾被张仇恨过的人一律被刷上白鼻子以丑类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
这是曹云祥始料未及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没想到张走的时候也给他来了个拖刀计，虽是无形刀，却刀刀见血，手法娴熟。曹有些招架不住了，不得不丢卒保车，使王祖廉、徐然去职，免去庄泽宣专门科主任等等，并不得不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将校长继任之风波告诉大家，当然，不免检讨内省一番，但要害处，自然不与外人道。
谁知学生风波刚息，另一场风波又起。
张彭春虽然走了，但却给清华人留下一道沉甸甸的思考题。尽管张氏个人有诸多毛病，但随着他的离去，那些毛病的分量却像脱水的物体，顿时轻盈飘飞，而那些他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却因失去了毛皮而显得沉重，一下子赤裸在公众的视野里，于是清华园内部的改造运动开始了。
学生们曾经集会游行，提出过除去张问题之外的诸多问题，比如公布经费及公开账目，减去冗员，“精兵简政”，反对少数行政寡头治校、欢迎教授治校等等，使清华园内民主和自由的空气陡然高涨了许多，由于这一切都是在去张之后以反弹的形式出现的，加上国内形势正值动荡不安，不是奉系军队开进北平，就是南方诸省战火频燃，谁也无暇顾及清华园内这场自下而上的变革运动，以往左右逢源的曹云祥，因为缺少权力支持和政治依靠，变得举止无措，一筹莫展。
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一次是他和梅贻琦的交锋。
在去张活动普遍展开的时候，曹云祥的眼睛始终也没离开过梅贻琦。然而，不管这一厢的战争多么激烈，但见张彭春往来冲突，杀声震天，有时甚至是单骑陷阵，也没见梅贻琦以盟友的姿态出现过。他一直按兵不动。尽管曹云祥的眼线多多，即使全程监控，也难觅蛛丝马迹。这样情况令人费解，也最惹指挥者心烦意乱。但事情却真以曹云祥不解的方式进展着，使曹陷入无物之阵，他虽然知道对手真实地存在着，却看不到对手究竟在干什么。
然而，当张彭春消失在清华人的视野外之后，梅贻琦却以一个战士的姿态说出了哲人般的话语。他指出拒张事出有因，但倒张和去张实乃别有用心。他甚至在1926年2月的《清华周刊》上公开发表文章说：“校中组织上似有不妥之处，即使任何人处于张先生的地位，与别人冲突之事，亦所难免，张先生个人可以去，但去后，必为清华之大损失。”
梅贻琦说“组织上”，等于公开点了曹云祥的名。
梅贻琦终于把剑亮了出来。
然而，剑锋指处，轮到曹云祥接招的时候，他已自知不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