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冬天的晚些时候，曹云祥终于不支，向外交部递交了自己的辞呈。导致他难以为继的事件缘起，竟和叶企孙有关。
这是一件历史“遗存”。针对清华当时的现状，学校宣布旧制课程不变，从1926年起，仍分为高等科3年和大学一年级，各生除和以前一样强调英文必修和中国历史选修之外，大一和高三学生可以到大学部各系去选修课程，念完大一后一律赴美留学，至1929年停办为止。改制之后，一些旧制学生担心结业时出国受阻，便要求提前放洋。改制是由新当选的教务长梅贻琦和少壮派为主的评议会、教授会提出的。这无疑是事关清华同时也事关国家的一项改革，当然会在清华园里掀起波澜。
清华初建时，世人统称之为“贵族学校”，之所以有此称谓，也并非空穴来风。到了袁世凯时期，甚至有《项城袁氏亲支子孙游美暨入清华学校简章》出台，更是创下权贵侵校的恶例。之后黎元洪、冯国璋也拟袁氏故事，让其子弟免试入学，后被留美生和在校学生反对，不得已才求其次，要求“黎冯子弟请求自费免考入学”。据说黎元洪为拉拢清华人，还专门搞了一次主题游园活动，“1922年10月9日（星期一）邀请清华同学325人和教职员眷20余人到‘中海’和‘南海’二处参加他的总统游园会”。（《清华周刊》，第255期，1922年10月21日，《新闻》第17-18页）
由此可见，清华确有贵族气。那些纨绔子弟入学更是靡费国家钱财，给清华招来负面影响。因此，此种现象当在亟须革除之例，这也是清华改革派对此下手的原因。旧制学生染此风气者比新制学生比重要大许多。而改革呼声和追求民主、自由的风潮一天紧似一天，他们突然担心学校会把他们扫地出门，由于关涉个人利益，他们也搞起学生运动来，一些人上下一串联，左右一活动，便在清华园里生成出一股势力来。更让这些人备受鼓舞的是曹云祥校长暗中表示支持，同意这批学生提前放洋，而评议会的教授们则表示反对，于是风生青之末，一场波澜由此发动开来。
吴宓先生在1927年7月13日的日记里记述了这件事的缘起——
阴。雨。上午阅书。下午，寝息。
叶企孙招往，谈校中各事。
大学部学生曾炳钧、傅举丰来见。旋陈铨来谈。本校留美预备部（旧制）高三高二班密谋今年提前游美，已将成功。而大学部学生则群起而反对，必欲阻尼其事。两方各欲藉教职员以为重，高三高二级则请严守局外中立，勿加干涉。大学部则请加入反对之举。宓等处此两难。甚矣，学校风潮之多，而平安之日少也……
从日记上看，吴宓初时对此事并不怎么看重，双方学生互找老师寻求支持，吴宓只觉势同骑墙，颇感中立之难。而叶企孙则旗帜鲜明，不要说有大学部学生支持，就是势单力孤，也要倾力改革。因为放洋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在他心目中是天大的事体。因此他的态度就会明朗一些，行动就会果断一些，言语就会激烈一些。本来一向儒雅温良的他竟一反常态，把清华园内想提前放洋学生的视线一下子吸引到了他的身上。
我们从以下的叙述中就会看到当时事态有多么严重——
1927年7月16日中午，梅贻琦在西长安街长安春菜馆宴请少壮派们，席间谈起“清华近日争闹之事，已登载各报。风潮恐不可免”。于是诸友“谓宜表示态度，以免同流合污及袖手旁观、但保饭碗之嫌”。大家推举吴宓当场草拟一份《宣言》如下：
此次本校留美预备部高三高二级学生，未届毕业期限，竟欲提前出洋。此种办法，实属有违校章，且挪用巨额基金，妨碍全校发展。某等对此举，极不赞成。除向当局陈说，力图取消此案外，特此宣言。
北京清华学校教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讲师）、梅贻琦、吴宓、唐钺、叶企孙等同启。
诸位教授拟完《宣言》，觉得还应该多些教授支持，便让吴宓将宣言稿带回学校，再联络联络。
吴宓日记中透露，第二天，他又特意找到叶企孙商量此事。叶企孙认为所出宣言书，不仅仅是个态度，更重要的是要达成目的。如果按前所议，只在京津报界发表一纸声明完事，似对目前局势无所裨益，不如先将宣言书密示校长，令其更改态度，站在教授会和评议会一边，回头再做提前出洋学生的工作，使学潮归于平息。吴宓同意叶的意见。二人又结伴来到赵元任先生寓所，正好昨天一干人都在，清一色都是少壮派，于是吴宓便把刚才相商的意见说与大家。吴宓说，这有些像古人兵谏之法，迫使校长接受城下之盟，取消提前放洋之事。
陈寅恪此时已从国外回来就任，他反对这种中国式的曲里拐弯儿策略。他说，不要找许多人签字凑热闹，也不要去找校长逼其就范，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只找三四铁意反对者登报表明态度就是，不可中庸，不可敷衍。他让吴宓将宣言拿出来，补上更加激烈的措辞。这个名震中外的大学问家此时亲自干起刀笔吏的事，研墨展纸，在宣言书上圈圈点点，又加上诸多文字，然后又逐句念给大家。
但是，众人商议后，还是觉得叶企孙的意见比较可行，“后卒议定（一）由宓即发快函与《大公报》，暂勿登载昨发之《宣言》。（二）由评议会催请校长回校，质询详情，并商请取消此案”。
清华改制之后，校里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原来的校务会移交到了评议会手中。评议会成员由教授会成员推选。所谓教授会，顾名思义，凡是清华园内的教授均是教授会成员。清华改制后的第一次教授会1926年4月19日晚上8时至12时在科学馆212教室举行，全体会员60人，到会者47人，出席率78%，曹云祥为主席。会上有两个重要议题，一是选举教务长，二是选举评议会成员。这次会议上，梅贻琦以33票当选为教务长。而评议会则选出7人为评议员：“第二次选举结果为陈通夫（达）君40票，孟宪承君37票，戴志骞君33票，杨梦赉（光弼）君32票，吴雨僧（宓）君32票，赵元任君27票，陈福田君24票，麻伦君20票，钱端升君19票，叶企孙君16票，陆咏沂君16票，王力山君14票，虞谨庸君13票，朱汇臣君9票。票数最多之前七人为陈通夫（达）君、孟宪承君，戴志骞君、杨梦赉（光弼）君、吴雨僧（宓）君、赵元任君、陈福田君，当选为评议员。”
叶企孙此时仅得16票，还不是评议会成员。从这次选举结果可以看出，当时他在清华仍属“人微言轻”辈，虽然已崭露头角，但一个仅仅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虽已是教授和系主任，但人气还并不太旺，名望也并不太高。
但是，这个连评议会成员也不是的人，为什么竟会成为提前出洋学潮中的一线人物，备受大家关注呢？
1927年7月17日晚8点30分至11点，学校于后工字厅召开教授谈话会。曹云祥参加了会议。会上，曹云祥第一次面对清华少壮派诸多质问而“言多支吾矛盾”。他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从国内到国际，屡屡在辩场多有斩获，但现在竟语屈辞穷百口莫辩，足见其心虚理短。“尤以其出洋经费，两级提前一二年，连治装经费及川资，只须四十二万元便足。而其向外部呈请之款，则多至一百二十万元。”教授中多是留洋归国者，熟详个中关节，有人立即把其中的谬误矛盾处详列出来，曹云祥窘迫至极，“无辞自解，诡云计算错误”。
正在这时，会场上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
不知是事先预谋还是偶然发生，意欲提前出洋的学生竟三三两两出现在会场内，主持者几番请其退场，然却愈演愈烈，眼看大有包围会场之势。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些不愿惹火上身的人开始语辞闪烁，骑墙之人趋多，曹云祥的尴尬顿时消解，他做出为学生请命的姿态，词雄语健，竟引来围观学生的感激涕零之声。
会上的逆转之势谁也没有想到。如果任其下去，教授会就会先期作出决断，将提前出洋的议题决定下来。
吴宓愤怒至极，见状不由连提抗议。但他是诗人本色，言语虽烈却虚无缥缈，难以击中要害。曹云祥几个噱头下来，使吴宓露出破绽，本来一腔正义，却引来一片嘘声。形势似乎对曹云祥更加有利。
就在这时，叶企孙站了出来。
叶企孙平时话语不多，加上有些口吃，因此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意见。他的突然出现，吃惊的不是曹云祥，而是熟悉他的少壮派朋友们。
叶企孙的声音不高，带有南方软语的底色，在一片嘈杂的背景中，几乎让人听不清楚。曹云祥看见叶企孙的嘴在动，但场内的嘈杂声一点也没止息的意思，心里立时就平静下来。与一个口吃的人在这样的场合过招，他曹云祥捂上半边嘴都能赢，于是紧张的神经一下子落了下来。他像是个局外人似的打趣道：
“叶先生，您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题？问题是什么？”
曹云祥倒有些语塞了，他结巴了一下，马上说声对不起，因为这有些攻讦对方缺陷的嫌疑。这个小小的技术性噱头，使围观的学生爆笑起来，而场内的教授对曹云祥的宵小行为非常不齿，就像两股冷暖对流空气的相遇，场上蓄满两极相斥的能量对撞，原来嘈杂的声浪此时蓦然退却，大厅里顿时静了下来。
“我说的是，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叶企孙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如前，平静如初。
“请说。”
曹云祥摘下眼镜，撩起汗衫一角边擦边向叶企孙颔首示意，态度诚恳许多。
“您是评议会主席，您能给诸位讲一下评议会的职责吗？”
曹云祥没有想到叶企孙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简单了，简单到他从来也没有想过它的存在。也许正是因为它简单，才有可能是个陷阱。他原本放下的心又立时提悬起来，脑子飞速地转动，答案竟是一片空白。
他有些慌乱，问：“是它的条款……还是……”
他真的是有些语无伦次了，但场外学生却不知其详，“轰”的一声又笑了起来。
叶企孙目光有些严厉了，“那就把条文说一下吧！”
曹云祥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刚才所有的上风，实际上都是一个铺垫，或者实为一个代价，答这个看似简单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即使全部回答上来，主动权仍是在对方手里，因为一个校长，又身兼评议会主席，回答这个问题，应犹如囊中探物，实属正常。倘若回答不出，笑话就大了。
然而，曹云祥正向着这个笑话走去。
或许是家长制惯了，他与清华现在实行的评议会总有些貌合神离。这个由众多教授民主选举的评议会，在制定章程的时候，他多心不在焉。对那些条款的制定，他内心有一种隐隐的抵制。当然，他不会让大家看出自己这种叶公好龙的心态。他表面上是热忱的，回应是积极的，但内心却因为排斥而不过心。权力欲甚重的他竟然把评议会的条款忘得一干二净。
他稀里糊涂说了一两条。
叶企孙平静地纠正了他，说：“您说的是教授会的条文。”
曹云祥光秃秃的脑袋上沁出了汗珠，他掏出手帕，开始揩汗。
“意思差不多吧。”他小声嘟囔了一句，又做凝神思考状。
会场上的气氛开始转向。至此，教授们才知道叶企孙的用意：一个连评议会条文都说不出的人，如何能保证大家最基本的民主权利？
吴宓兀自鼓起掌来，引来少壮派们的一片响应。
曹云祥实在想不出来，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
叶企孙并没给他多少难堪，说：“或许您诸事操劳，我替您说吧。我先说教授会的5项条文，再说评议会的9项条文，如果不对，您再指教。”
曹云祥此时全然没了主张，只得听之任之。
叶企孙竟然将教授会和评议会的诸多条文依次说出，清晰、准确，好像在批讲学生的一件随堂作业，陈述之时偶尔也介绍一下条文的承接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结构缜密，法度森严。这些抽象条文他似乎早烂熟于心，绝非临时发难弄巧而作。奇怪的是，叶企孙叙述的过程中全然没有了口吃，尽管语速仍有些迟缓，但吐字如珠，在悉心倾听的环境中显得句句入心，具有绕梁不绝的特殊效果。
会场上静极了。
谁也没有想到枯燥条文的答问会演变为精彩的演说。支撑它内在张力的是一位物理、数学大师，是一位精通国学、哲学的人，更可敬佩的是他对教育事业的严谨态度。会场上都是何样人物呀，他们是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金岳霖、冯友兰、朱自清、熊庆来、顾毓琇、陈岱孙等等大家，他们无一例外地从叶企孙看似平淡如水的寻常话语中掂出了他的令人尊崇的内在力度，这是一个既有肝胆又有深度的人！
曹云祥突然想起了叶企孙深厚的背景。他有些后悔自己对他的轻视……
叶企孙说，在评议会职责条文里第四、第六、第九款里说得很明确，目前高中部欲提前出洋之事任何个人无权专断，必须由评议会集体作出决议。不过，他在这里申明他个人的基本态度，他坚决反对提前出洋的做法！他希望这些学生多考虑考虑国家，不要一味打自家的小算盘……
叶企孙的讲话被教授们雷鸣般的掌声所淹没。场上出现一边倒的趋势，大家都同意此事递交评议会决议……
或许就是这天晚上的直面对决，叶企孙一下子被提前出洋的学生视为最大障碍。因此才导致了他3天之后的一次遇险。
第二天，学校评议会做出决议，并在全校张榜公布——
评议会通告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此次因旧制高三、高二级提前出洋问题，引起纠纷。七月十七日晚，在校教授在后工字厅开谈话会，请校长说明此事详情。诸教授当场表示意见毕，又公推评议会速即开会，审议此事之是非利害，代表在校全体教授表示态度，拟定处置之办法。议定后应即公布，并正式函达董事会。本会即于七月十七日晚十一时至一时，在曹校长宅开会。讨论之际，有旧制高三、高二级代表二人，来会陈述意见。嗣又请本会暂勿议决，俟该级将详细理由函达本会，再资考虑。本会照允，遂定次日上午十时开会，复又详细讨论，结果通过议案三条，并即公布如下：
（一）按照校章及为学校前途计，旧制高三、高二级不应提前于今年出洋。
（二）校章所定旧制高三、高二级毕业留美之权利应积极保障。
（三）旧制及新大学学生，应互相爱敬，融和无间。不宜以此事故而稍存芥蒂。
与此同时，《大公报》也登载了几位教授反对提前出洋的消息——
清华风潮中之一封书信
金岳霖等请校董事会表明态度
（京讯）清华学校教授会金岳霖等因该校留美预备部学生宣言，颇有涉及董事会处，特致函董事会请为否认。其函云：董事先生公鉴。敬启者，顷阅本校留美预备部全校学生宣言，谓“迩者清华学校董事会为欲注全力以谋大学部及研究院之发展计，决及早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将该部现余两级八十余人，提前遣派出洋”。又谓“吾侪尤有不惮郑重诘问者，此次提前出洋，全出董事会发展清华之计划”等语。按此项提议，迹近童，所述理由，显系巧饰。想必非贵董事诸公之意，应请即日正式否认，以祛误会，而息浮言，实为公便。专此敬请公安，并希见复为荷。
清华学校教授
金岳霖唐钺陈寅恪叶企孙等仝启
欲提前出洋的学生因有校长的允许，又有学潮势力作倚恃，几有成功的迹象，哪知因了清华少壮派的反对，本来势在必得的事情陡然间鸡飞蛋打，他们不免心生怨恨。他们采用很古典的校园恐怖主义手段欲先打击领军人物，恐吓之、威逼之、暴力胁迫之，逼其就范，各个击破。而叶企孙、吴宓就是这个名单上的一号二号人物。
对付吴宓，他们是采用恐吓手段：
1927年7月18日
……
饭时，高三级代表谌志远、张鸿德二人来，对宓等作种种议讥骂，并警告。（谓该二级必报仇。如事终败，则将伤害宓等以泄忿云云。）历一时之久，始去。）
1927年7月19日
……
下午1-2时，曹希文来室中，怒气汹汹，觅物未获。宓强之座谈。彼对于宓等大肆辱骂，谓系不共戴天之仇。彼一身已死不自惜。今愿牺牲此身，效荆轲遗事，为同级报仇雪恨云云。
从吴宓先生的日记中显示，这个曹学生在吴宓处“拍桌顿足，设誓怒骂”之后，“欲往寻觅叶企孙质问云云”。
所谓“觅物未获”，估计并不是找物，而是找人，想找叶企孙，以为二人为密友，当在吴宓处。没有找到，先拿吴宓出出气，于是就上演一出“击鼓骂曹”。完事，再去找叶氏，而对付叶，似乎是用了更狠的手段，很可能要“打渔杀家”了。
吴宓很为叶企孙担心，于是“宓急遣仆走告北院巡警，保护叶君。宓则自赴招考处避难”。
7月20日，即教授会议后的第三天，叶企孙被高三、高二级学生曹希文、梁矩章二人以武力相威胁，逼迫其收回成命，改弦易辙，如不答应，即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曹希文是山东济南人，梁矩章是广东南海人，二人学习尚可，只是脾性躁急。吴宓说曹希文“其人深抱悲观，颇类疯癫”，是那种自控能力较差的人。曹希文后来留美，学习文科，获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学位。梁矩章留美后学习工商，获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他们于当日上午就已经探知叶企孙的形迹，待大学部学生散去，物理系研究室只有叶一人在时，怀揣利刃闯了进去。
即使是刀子架到了脖子上，叶企孙仍没有屈服。
这桩清华园内的挟持人质案秘密进行了六个小时之久，虽然惊险至极，但由于叶企孙不事声张，沉着应对，并没有惊动警方介入，事情一直在清华园内部进行。因此事态并未扩大，矛盾也无升级，最后两位偏激的学生终被叶企孙说服，化干戈为玉帛。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述道：
晚……而陈寅恪招往，告以今日午11-5时，叶企孙在物理研究室为高三、高二级曹希文、梁矩章持刀剪相逼，势将行凶，亘六小时之久……
这次事件，终以少壮派教授们的胜利而告终。或许是这次受挫，使曹云祥在当年12月28日向外交部递交了辞呈，于1928年1月16日离开清华。
通过这次事件，一位原本不为人注意的年轻教授从清华园重重帷幕后走出，进入大家的视野。用陈寅恪、吴宓等人的话说，“这是一个可以担当的人”。从此，在关涉清华的公共事务及大政方针上，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和声音。
在清华建校史上，1928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由于北伐胜利，北平被南京国民政府控制，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清华园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年春天晚些时候，南京势力还未渗透清华之前，5月31日，学校召开了一次教授会，就在这次会议上，叶企孙当选为评议员，进入清华的最高行政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入主清华时，表现了少有的谨慎态度。较之过去的封建买办官僚政客，南京方面显示出新的姿态。因此，它未急于派人赴任，而是未雨绸缪，添加了一些时尚的元素，比如调查研究，倾听意见等等。这些元素的注入，事后证实带有罗家伦的个人色彩。他此时已是蒋介石的幕僚，许多有关国家政府的政治宣传尺度拿捏大都出自他的手笔。在实际历练中，那个当年的学运领袖，站在五四运动前列为之呼号的罗家伦早无长啸之态，在羽扇纶巾的背景中，他成长为学者型的政客。
在清华诸多长校者中，罗家伦不算才华出众，但绝对极富个性。在与清华师生初次见面的欢迎会上，他是穿着一身军服亮相的：肩佩少将军衔，足踏长筒马靴，雪亮的马刺，手拿棕红色的马鞭，胸前挂着不知出处的勋章，新烫过的军服裤线如刀，一头油亮油亮的中分发式，一副厚得如烧酒瓶底似的眼镜，还有那张有些发胖的娃娃脸，故作深沉时不经意间流露出少年得志之态。这些都给清华师生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显然这样的亮相是罗家伦精心设计过的，也是他在心里彩排过无数遍的。它集中代表了他个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他是学生出身，学运起家，学者型的党人，但本质上仍是一个文人，因此他才有如此强烈的衣锦还乡的情结。
但是，事实证明，清华园并没有接纳这位党人校长。他的这个风格化十足的亮相后来成为清华园内的笑谈，即使两年后他被“驱罗运动”赶走之后，仍是清华人茶余饭后固定上演的即兴小品。
罗家伦尚在南京时，国民政府曾托人打听过清华的内部情况。这样，叶企孙便浮上水面。为了使罗家伦免遭被逐命运，南京方面“不得不通过赵元任邀叶企孙南下与罗会面，听取他的意见，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才宣布罗家伦为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国科技的基石》，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在南京与罗家伦零距离接触的日子里，一向去政治化的叶企孙曾一度被感染过，感动过。罗家伦比叶企孙大1岁，浙江绍兴人。其父罗传珍在江西进贤做官时颇有政声，曾自捐俸购麻种5万斤供农民种植。去官多年后，仍有乡民以麻布寄赠，怀其造福之德。罗家伦少时入上海复旦公学，曾师从于右任。于右任非常欣赏罗家伦，曾为其写过一副流布全国的书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对他冀望甚高。1917年罗家伦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罗家伦与江绍原、张延济3人被13所学校学生推为“总代表”，到英、美、法等国使馆递交意见书。五四当天所发的唯一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由罗家伦起草。宣言主张“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断然表明“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仅百余字，可谓气势如虹，字字铿锵，极富号召力。1920年起又先后入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研究哲学、历史和文学。1926年归国任东南大学教授。
北伐战争打响，罗家伦投笔从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会委员长，并任蒋介石秘书。战争期间，罗家伦曾经历过诸多生死考验，在济南与日军交涉时，曾被日军手枪直抵胸口而凛然不屈，颇受世人称颂。
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又将走进清华园，叶企孙想想罗家伦毕竟是学人出身，还是给予了很好的配合。他倾其所知把清华园内的派系情况、教育情况、教革情况和旧制中官僚办学与董事会主张难以融合的诸多弊端和盘托出，为罗家伦的顺利入主起到了领路人的作用，也为日后罗家伦强力促成清华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做了先期铺垫。
1928年11月2日，新任校长罗家伦主持教授会，叶企孙再次当选评议员。之后，罗家伦又聘叶企孙为奖学金委员会委员、招考委员会委员、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等等，叶企孙在清华园的声望日隆，渐渐成为学校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罗家伦对清华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其任内使学校成功地摆脱了外交部的辖制，使其进入教育部序列，并且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尽管清华人对这个少将校长不以为然，但国民政府却频频给以眷顾。于是，1929年6月12日，教育部呈行政院批准，正式颁布《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规定清华大学设立文、理、法3院共15个系。陈寅恪曾这样评价罗家伦：“志希（罗家伦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建成为一座国内大学，公德是很高的。”
1929年7月6日，叶企孙被教授会、评议会推荐任命为清华大学理学院首任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时年31岁。
这是水木清华黄金时代的开始。
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一下子点明了大学办学的奥秘，唯有一流的师资，才能教育出一流的人才。此可谓高校办学的独门秘笈。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
实际上，早在东南大学，从接到清华学校聘书的那一刻起，叶企孙就已开始为清华物色人才了。赵忠尧就是他发现的人才之一。
赵忠尧个子不高，圆圆脸，皮肤白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总是笑意盈盈，在温良和善的波光中间闪动着睿智的光芒。他原是学化学的，叶企孙被东南大学聘为副教授时，他刚刚大学毕业，在东南大学当助教。或许是同为年轻人的关系，他们和另一个助教施汝为经常以单身汉的生活方式打发教书之外的闲暇时光。相处久了，相互看得清爽，因此，当叶企孙接到清华学校的聘书，动员二人北上时，赵忠尧和施汝为毫不犹豫地跟随叶企孙而来。
赵忠尧跟随叶企孙来到清华园，从此，精彩的人生在他的面前呈现。1927年，赵忠尧接受叶企孙建议去美国专攻核物理研究。或许这一切都由一连串的巧合和偶然组成，在送第一期学生施士元去法国居里夫人研究室深造的时候，叶企孙曾托付他为清华同时也为中国购买过放射源——镭。笔者曾使用过“第一克镭”这样的字样，实际上，施士元买的并不是1克镭，而是0.5克镭。笔者之所以那样称之，盖因有这样一篇文章——《居里夫人和一克镭》，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者问居里夫人：“若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任你挑选，你最愿意要什么？”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1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高了。”
谁都知道，镭是居里夫人发现的，然而，她又放弃了镭的专利。正因为她放弃专利，才导致了她的困窘和买不起镭。
由此可见，镭是当时世界上多么贵重又多么稀有的一种研究材料！
然而，卓有远见的叶企孙却派清华学子远涉重洋，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捷足先登拥有了中国的“第一克镭”，以此迎接学成归来亟须研究材料的赵忠尧——
1932年初，我应企孙先生之聘重返清华时，看到企孙先生于1929年创建的清华大学理学院和理科研究所，此时已呈现中国科学事业的曙光，各系教授正继续他们在国外曾从事过的课题和研究，并带了研究生。物理系更有成就，已建成7个实验室，有修理和制造仪器所必需的金工、木工场，还有从德国聘来和自己培养的技术高明的青年技工，为科研制作仪器。正因为企孙先生不遗余力苦心经营，为大家创造了条件，我回国后很快就可以进行核物理实验研究工作。物理系三二级毕业生龚祖同留系做助教，此时就转到理科研究所物理部做研究生，与我合作，于1933年完成了有关电子对的产生与湮灭的实验，这是继我在美国和德国所完成的这方面的3个实验之后的第四个实验，论文发表在nature132（1933）709。（赵忠尧《企孙先生的精神应该永存》，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30-31页）
赵忠尧在英国访问卡文迪许实验室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卢瑟福曾对他说：“从前你们中国人在我们这儿念书的很多，成绩不错，但是一回去就听不到声音了，希望你回去继续搞科研。”然而，要想“回去”搞科研谈何容易！当时的中国，科学的空气还相当淡薄。对于科学研究，还大多停留在“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阶段。叶企孙显然深谙其中弊端，因此，建系之初，他在建设各种实验室的同时，也着力营造一派全新的学风。从玄谈到实证，从纸上谈兵到刀刀见血，从坐而论道到凸镜下原子世界里的关山飞渡，叶企孙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并将清华这种优良学风传播给了当时中国的科技界。
赵忠尧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于1932年初回到清华，1933年就与龚祖同合作完成了一项新的实验。这是他在美国和德国所完成的同类项目的3个实验之后的第四个实验，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他几乎没有停顿，就好像从这个实验室走进另一个实验室那样，很好地保持了思维的连贯性和科研的持续性，由此可见，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实验室在当时应该具有世界水准。
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叶企孙先生。
奇迹的发生，或许还因居里夫人的镭。
众所周知，在科学界，镭的发现，等于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
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一些物理学家就发现，真空管内的金属电极在通电时其阴极会发出某种射线，这种射线受磁场影响，具有一定的能量，因之它被称之为阴极射线。对此射线终生进行不懈追踪的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1895年11月8日晚，当他再一次做阴极射线实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射线，这种射线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它甚至可以穿透皮肉透视骨骼。由于对此了解甚少，伦琴暂时将其命名为x射线。正是x射线的发现，使伦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法国物理学家贝勒尔在伦琴的启发下继续对x射线进行研究，他用一种叫铀盐的荧光物质做实验，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新射线是由铀原子本身发出的。
将放射线研究推向高峰的是居里夫人。1898年4月12日，居里夫人宣布钍像铀一样具有放射性，证明放射性绝不是某个元素独有的现象。那么在众多金属元素中，什么样的元素拥有最强的放射性呢？经过数年的寻找，居里夫妇终于相继找到了0.12克纯镭，测定出镭的原子量为225，比铀的放射性强200多万倍。正是因为这个发现，1903年，居里夫妇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x射线不仅导致了放射性物质的发现，也促进了电子的发现。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实验证明，阴极射线是一种带负电的粒子流，其质量只有氢离子的千分之一，汤姆逊将之命名为“微粒”，后来又称之为“电子”，意即它是电荷的最小单位，比原子更小。由于射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发现，就像一场接力赛事，而之后的量子力学，就是在原子物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居里夫人的镭为20世纪的科学创造了一个高度，一个全新的世界将以多姿多彩的方式呈现出来。谁拥有居里夫人的1克镭，谁将会站在当时科研的制高点上。
就像从普罗米修斯手中借来火种一样，叶企孙就是那个点燃火种照耀中国科技界的人。
赵忠尧和龚祖同合作的论文在国际核物理界是否引起强烈反响，因为缺少这方面的资料，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当时至少引起了一位后生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先生。事隔近60年后，1991年杨振宁与李炳安曾在《大学物理》第三期上撰文，还再次提到这篇论文。杨振宁与邓稼先、黄祖洽等人都是清华南迁并入西南联大时物理系的学生。赵忠尧90岁生日的祝寿会上，老人拿出了一封50年前的推荐信，此信是他与当年杨振宁读研时的导师王竹溪合写给梅贻琦建议杨留美后改变研究方向的。我们或许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清华物理学人薪火相传的师承关系和甘为人梯的精神——
……前奉函嘱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经与杨君数次商谈，以目前美国情形，高电压实验较难进行，可否略予变通以应时宜。查高电压实验之目的在研究原子核物理，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研究此门学问以普林斯登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较宜。专此奉达，以备参考。敬候。（《清华校友通讯丛书》第26册，第72页）
或许正是叶企孙手中高擎的不熄的火焰，才使赵忠尧和龚祖同的原子核物理研究再次不同凡响。这正是卢瑟福所期许的中国声音。而杨振宁则是有心倾听者。因此，当他循着老师的声音向前走去时，特别是到了大洋彼岸，那些原来储存心间的中国声音便物化成一块块铺路石，承载着他坚实地向着原子核物理研究的高峰追寻。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美国联手发现了原子核内部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被科学界认为大大深化了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在摘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漫长征程中，他们凝望星空时，想必会看到隐于历史深处的老师们的点点星光。
杨振宁论及的那篇论文提到作者时将龚误译成了“孔”，作为同一山门出来的师兄弟，倘若有谁进行核物理研究，杨应该是如数家珍不会遗漏的。但是，他还是错了。只是这错似乎并不怪他。
这与叶企孙先生有关。
1932年后，清华大学开始向全国招考公费留学生。叶企孙先生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要求出发，广泛征求有识之士意见之后，专门找龚祖同谈了一次话。叶企孙说：“应用光学在军事上非常重要，现在世界上各个强国都在研究它，而这个领域在我国还是空白。我想选派一名学生到国外去学应用光学，希望你能考取这个名额。”龚祖同当即对老师说：“是空白我就去补它！”于是他很快从核物理研究专业中退出，改变专业方向，并在很短时间内考取了当时世界上代表该领域最高水平的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应用光学。
就这样，仅仅是叶先生的一句话，中国少了一个核物理学家，却建立了一个新的应用光学领域。龚祖同成了中国光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杨振宁当然不知个中款曲，他一直以为龚祖同是搞光学的，根本不知他曾先于自己搞过核物理研究，因此才有“龚”、“孔”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