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20日晚上，清华园里突然喧闹起来，大礼堂里走出的学生们呼喊着口号，在摇曳的灯光中呈现出剪影的效果来。自此，驱逐罗家伦的活动拉开了序幕。两天后，罗家伦宣布辞职。

    清华园一时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自周诒春后，清华园里的长校之争就以愈演愈烈的方式引人注目。水木清华，清人殷兆镰形容它“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这样一个诗意的所在，如果深入它的内部，也可说它同样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之前，清华园陆续有过官僚政客党人治校，那么，长校者能不能真正出现专家学者的身影呢？

    叶企孙为此不遗余力地奋争着。

    早在1927年，还是曹云祥长校时，叶企孙就主张去曹助梅，由梅贻琦长校——

    11月8日星期二

    晴。上课如恒。上午9-10唐得源来。又杨汝金来。而叶企孙函招，乃于11-12往其宅中相见。叶主不助曹，而推梅为校长，以梁为董事长。姑静待之。（《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432页）

    在清华园，叶企孙大概是第一个也是最早推举梅贻琦长校的。但彼时叶企孙人微言轻，他的这声呼喊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倘若没有《吴宓日记》记载，这道最早的痕迹几乎不为人知。

    清华早期，据说觊觎清华校长宝座者大有人在。世人曾约略分之为北大派、南开派、东南派、外交部派、教育部派、北洋派、直隶派、清华派等等，等曹云祥去后，诸多派系里除少了北洋直隶外交派外，国民党欲控制清华的力度加大，各高校想染指清华的欲望也在增加，即使清华园少壮派里，也因为出身不同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

    钱端升被人称之为“北大派”。虽然他曾是清华生，却不如叶企孙那样正宗，他是插班生，且留美回国后第一任职单位是北大而非清华，因此他带有浓厚的北大味道：“钱端升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唯此时尚未发芽。”（《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79页）钱端升力主胡适来清华长校，他曾向胡适说：“我们决不能让郭（秉文）来，想来想去，最妥当的办法是劳你的驾。”他向胡适表示，倘若能来，他可充当内应，击鼓为号：“我们的人数不多，但亦有三分潜势力。你尽管开刀整顿，我们一起人一定竭力地帮助。”但是，胡适却在他的信上眉批道：“我愿意考虑你的提议，却十分不愿意你去设法宣传。”胡适是愿意来清华长校的。但他不想击鼓为号，不想通过私下运作的手段入主清华，他想堂而皇之“明媒正娶”式地来到清华，可惜曹云祥此次没有走成，胡适入主清华的事情也就耽搁下来。

    朱君毅、杨光弼被人称之为“南开派”。杨光弼因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对南开出身的人总是怀有深深的乡情；而朱君毅却是浙江人，也没有在南开学习工作的经历，大概是其与张彭春私交甚好，走动较多，故被人称之为“南开派”。“南开派”在清华初期是“外交部派”的一张牌，因南方的黄炎培、陶行知、郭秉文都对清华充满兴趣。陶行知曾以“梁达”笔名，在其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攻讦清华，说在外交部管辖下，清华几无成就可言。他发动全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集体为清华号脉，然后开出药方，来管理清华。陶行知甚至利用到清华开会的机会，在学生中进行演讲，指出清华何以屡屡揖让南开，主要原因是外交部一些官僚想以此来消弭“东南大学集团”的声音。但是，朱、杨等人并没有太大的作为，不管是“驱张运动”时还是排挤梅贻琦时，均无多少建树。

    而陈寅恪曾力推梁启超长校。

    梁启超早在曹云祥第一次辞职时就已表示愿意出任清华校长。《吴宓日记》中曾有3次类似表述：

    1925年11月23日星期一

    晚，赴庄宅。又偕张访梁任公、王文显，梁愿任校长，王谓此事全系于外部当局之意思云。

    1925年11月24日星期二

    晚8-9得柬招，谒梁任公。梁甚愿就校长，询校中内情甚悉，但拟以余绍宋任机要主任。又云此事如决办，宜得仲述同意。又云，胡适可聘来研究院云云……

    1925年12月16日星期三

    5-6以梁任公招，往。谈校长问题。梁愿出任校长，以（一）维持现状，（二）不改政策（出洋等），（三）尊重张仲述地位，为方针。宓拟即以调人自居劝逼张仲述加入，一致推戴梁任公……

    1927年岁末，当清华园再次出现校长问题时，陈寅恪主张梁启超长校：“晚7-8，访陈寅恪，谈校事，寅恪力主梁任公长校，远胜于曹；并谓他日可望设编译部，以宓总其事云。宓则坚抱悲观，恐梁来而党徒遍布，趋奉者成群。而我辈之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仍不能受知于当局耳……”（《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430页）

    或许是洞悉了梁启超欲长校的内心，曹云祥表现出了不甚情愿的态度。曹本人并非纯粹的官僚，但也非真正的学者。办学非名师不成，因此，他聘请了名重一时的梁启超，又破格聘用了陈寅恪。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当梁启超表现出对长校怀有超常的热情之后，他的另外的特质就显露出来。中国官场的陋习之一就是以术驭人。术者之患在僭越，凡是伸手要者统统给予惩戒。曹云祥请你梁启超是来教书的，不是让你觊觎校长宝座的。我当得不耐烦了，可以予人，这叫赏赐，你无端伸手，这叫僭越，该打！这或许就是当时曹梁之争的深层原因。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曹云祥不同意梁接手的理由似乎是深谙教学规律的结果。梁是著名学者、名流、名士，但梁的社会活动委实太多，他的心思能否全用在办学上？另外，他的身体欠佳，常年生病，能否应付大学繁忙的政务？须知办大学非昔日办私塾，仅靠名气就能撑得门面，内中有许多切实琐碎的工作需要做，而曹云祥的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吴宓实际上也对梁启超能否当好校长存有顾虑。由此看来，曹云祥反对梁启超长校，在清华园内并不是孤掌难鸣。

    或许是以上因由，当外交部再次改组清华董事会时，曹、梁二人都有些图穷匕见的意思，用吴宓的话说就是“曹、梁相斗之局，愈益暴露”。因外交部规定，校长由董事互选，而梁启超当时在董事会排序是为首位。但梁启超却在改组会前宣称：“除了校长决不担任外，董事一职，以历史关系，总不能恝然也。”他的宣誓在曹云祥这里引起更大的猜疑。曹分析，梁对清华校长一职是势在必得，而今突然放出风来，怕是欲擒故纵之计。既如此，不如借故把梁逐出董事会，让他彻底断了长校的念想。于是授意朱君毅布局，在梁启超任职的研究院寻找到一个叫王省的新生上书评议会，说梁长期病假，误人子弟，又上书外交部，说“院中教员旷职，请求易人”。曹云祥故意将此函油印寄给梁启超，以激其自动辞职。梁果然大怒，决计拂袖而去。不料研究院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到外交部为梁申诉挽留，并且要求撤换校长。

    曹云祥玩火自焚。

    1927年岁末，他向外交部提出辞呈。

    曹梁之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操既去职，梁亦不得长校”。

    曹之后，继任者一个个真如你方唱罢我登场，悠忽闪过。

    到了罗家伦任上，清华始成为真正的国立大学。但罗身后的政治背景，使他很难与学人通力合作。吴宓就说，罗并不信任梅贻琦、叶企孙等人，他因此也不必趋前，以采取观望态度云云。

    罗家伦虽说“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但在任上，还是倚重北大出身的教授。比如他任用杨振声取代梅贻琦教务长职，用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等等，尽管也是一时之选，但清华人仍不免侧目。尽管他也尊重接受评议会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又用《国立清华大学条例》来限制它，制约它。他虽然宣称“我个人在党内不参加任何派别”，但谁都清楚，若没有国民党的背景，仅凭罗家伦一己努力，无论如何不会30出头就来清华园长校。他文史不如当时的梁任公、陈寅恪，数理不如叶企孙、熊庆来，哲学研究上比不过金岳霖，以他的资质，能在清华大学当上一名货真价实的教授足矣。正因如此，在清华园里，他的党人意识和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清华传统发生了深刻的对抗。每所学校，不管大小与否，只要数十年上百年延续下来，都会形成自己特有的传统。传统是一种气味，是用来区别族群的一种东西；它同时又是一种习惯，一种思维方法日积月累后所形成的定式；它更是一种审美观念和一种价值判断。凡属传统，都和历史有关，你可以改变当下，很难改变历史。自国民党始，就着手对清华的传统进行改造，尽管有其合理部分，却因主旨在驯服，因此收效甚微。罗家伦用“党国新仪”，对清华实施“纪律化、军事化、学术化、廉洁化”的“四化”改造（也有说是“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结果却遭到清华学生的普遍反感。冯友兰总结说，“‘四化’中以学术化最成功，纪律化成绩平常，军事化则彻底失败”。

    罗家伦败走清华园前曾“召集智囊冯友兰和郭廷以等人商量”，冯友兰和郭廷以主张他辞职以保全面子。罗接受了。“所以罗的辞职理由除政治因素外，对清华的学风也很失望，这是阎锡山失败后，他一再坚持不回清华的理由。”（《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31-32页）

    罗家伦深恶痛绝的“清华学风”，实际就是清华的学术传统。罗家伦虽然大权在握，威风八面，但面对清华传统，也只能有“撼山易，撼清华传统难”这样的哀叹。

    罗氏出走，虽由学生驱逐引起，另一原因还源于时局。

    1930年1月9日，阎锡山公开与南京政府决裂，4月初阎、冯陈师中原，5月初蒋介石誓师讨伐，中原大战拉开序幕。阎、冯很快控制华北，北平亦在其掌控之下，曾为蒋介石幕僚的罗家伦焉有不走之理？

    有史料证明，驱逐罗家伦的学生不全是为了“清华学风”，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受了煽动：“蒋廷黻亦说当阎、冯反对中央时，某些阎氏左右的学生煽动一次学潮，反对罗校长。蒋没有指明何人，《大公报》就公开指明系北平清华校友会代表鲍明钤所鼓动。学生会领袖张人杰（1931级经济系）说，起初没什么背景，等到罗校长走后，才有两位清华学长，任北大教授（的）来找我讲话，‘问这次运动是否希望请清华学长回来主持母校，我答是’。于是这两位学长才提出乔万选。”（《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3页）

    乔万选于是进入清华人的视野。

    乔万选，清华1919级毕业生，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毕业，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博士学位。返国后任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推事、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山西党政学院主任等。从他任职履历上可以看出，他最后的落脚点已经复归政界，他的真实身份是阎锡山的幕僚兼乡党。

    罗家伦走了。他的戎装马靴腾起的尘埃还没落尽，又一个党政大员翩翩而来。清华园，难道这就是你的宿命？

    叶企孙就生活在这样的宿命里。

    自曹云祥始，叶企孙就把校长人选锁定在梅贻琦身上。叶企孙并不是圣贤，也不是先知先觉，他的这种选择来自那个时代读书人的良知和价值判断。陈寅恪选择的是梁启超，钱端升选择的是胡适，和叶企孙一样，他们锁定的校长人选都是学者而非其他。他们选择的标准，实际上寄托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愿景。但就三个人来说，似乎还略有不同。陈寅恪选择梁启超，除了真心服膺任公的学识人品之外，还掺杂着率性斗狠的成分。时值曹云祥发难梁任公和国学研究院，曹唆使朱君毅指挥新生王省投书诬告梁，企图挤走老先生，不料被众人识破，于是在校务会和评议会上遭到大家的攻讦，曹、朱、王三人其状极窘，无奈之下，曹只能金蝉脱壳，而朱君毅也只能丢卒保车，王省最惨，只能表演壮士断腕，牺牲自己，保全师长的面子。在这种对方完全瓦解的态势下，陈寅恪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他主张学生王省干脆到校务会和评议会上把老底全揭出来，不要顾及朱、曹的面子，让大家快意恩仇一回。面对他的这种态度，作为好朋友的吴宓就说他“以摧恶助贤自豪，而意气感情，实嫌纵恣，非其平日冷静之态”。（《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434页）

    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主张拥梁长校，难免有意气用事的成分，至少可以说并非深思熟虑。而钱端升提出的胡适，从他自己的言行可以看出，是脱离不了小群意识的。相对来说，叶企孙提出梅贻琦，则是深思熟虑而又目光长远的。

    曹梁结怨，两败俱伤。最后曹黯然离开清华园，梁启超也住进了医院里。这段时间里，陈寅恪、吴宓和少壮派教授们似乎一下子统一在叶企孙的主张下，提出让梅贻琦代理校长职务，如果不允，由评议会推选教授轮流长校。我们缺少叶企孙何以“统一”众教授的资料，唯一留下痕迹的是吴宓对这件事情的记述：“晚7-8陈寅恪招往。谈次，知曹校长即将去职。现在进行举荐梅贻琦以教务长暂代理校长，以求迅速解决，藉免觊觎而安校内之人心。已由寅恪函梁任公转荐梅于外交总长王荫泰。如梁尚犹豫，则拟使宓赴津面谒梁劝说云云。近顷之事，寅恪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云……”

    这篇日记的时间是1927年11月12日。就在10天前，陈还主张推梁启超：“寅恪力主梁公来长校，云胜于曹。”（《吴宓日记》1925-1927卷，第430页）仅仅过了10天，陈寅恪就改弦更张，并且还十分热忱地给梁写信，让他转荐梅贻琦，如果拿不定主意，便让吴宓亲到天津游说。其态度较前，可谓判若两人。清华园里首推梅贻琦者，当是叶企孙。显然，能让陈寅恪改变主意，并能如此深刻施以影响的，在少壮派教授里，也唯有叶企孙。此中详情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历史尚未留下任何史料供我们佐证，但凭着叶企孙与陈寅恪、吴宓之间的挚友关系，凭着叶企孙在清华少壮派中的统领作用，陈寅恪身上所发生的变化，不管作何推断，都会与叶企孙有关。我们可以从吴宓本人对清华校事的应对态度上看出诸友对叶企孙是多么倚重。

    吴宓初来清华，因年龄资历名望的关系，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国学院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而且还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校务会的成员。而此时，叶企孙还只是物理系一普通副教授。但是，由于吴宓太过书生气、情绪化，同时敏感而多疑，难免在校务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为人诟病。而叶企孙却以自己的坚毅和隐忍换来同事们的尊敬，一年之后就跻身校系领导阶层，和吴宓平起平坐了。特别是对校事，在几经挫折和浮沉之后，吴宓内心已对叶企孙彻底信服。他曾说：“盖宓对于校局，决随叶企孙、陈总为进退。”吴宓是何等挑剔的人呀，就连陈寅恪为人处世稍有不慎他都悉数挑点，竟对叶企孙唯命是从，可见他对叶何等钦佩。

    吴宓在校事方面倚重叶企孙，是不是也影响着好友陈寅恪呢？

    总之，在罗家伦入主清华之前，少壮派选择校长的标准似乎已经统一到如下几点共识上：

    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

    这个标准，活脱脱是按梅贻琦的画像临摹的。

    这种手笔不能不让人想到叶企孙，想到他身后的少壮派教授群体。

    但是，罗家伦入主清华，给清华园内关于未来理想的校长标准提供了反向的例证，他的被逐，反映了一个现实，这就是，清华园拒绝任何党派色彩的长校者！

    现在，罗刚走，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清华园。

    乔万选与叶企孙、吴宓等人均有同学之谊，他是1919级清华学校毕业生，算是吴、叶的师弟。既然是清华园出来的，当然了解这个学校特有的秉性。他利用清华同学会的关系，派人向清华渗透，在师生中密织党羽，罗家伦的被逐实际上也是他们密谋的一部分。罗氏既走，其重心又移至对教授们的拉拢引诱上，或许之官职，或允之好处，极尽未雨绸缪之事。吴宓就被许以教务长一职，交换条件是在乔来清华时给予“援助”。因有同学之谊，吴宓不好得罪同学，但让其作伪，随波逐流，吴宓也心有不甘。在乔氏的攻势下，清华园的形势岌岌可危，即使是评议会成员们似乎也都一筹莫展：“晚8-10赴评议会。诸人对于校事毫无主张，惟议决请教务长吴之椿返校事。而诸人各怀私见，谬为恭敬，尔诈我虞，此隐彼忌。此等心理及形态遍于中国。万事之坏，即由于此。宓虱身其间，恒多不满，而己亦莫能振奋自拔，故是夕尤觉郁郁云。”（《吴宓日记》1930-1933卷，第79页）

    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的吴宓虽“恒多不满”，但又“莫能振奋自拔”，在这样的情状下，他只好找老朋友叶企孙拿主意。听完叶企孙的对校事国事的分析判断后，吴宓认为有理，因此才有“盖宓对于校局，决随叶企孙、陈总为进退”这样的决定。

    此时的叶企孙，在罗家伦离去的日子里，被清华大学推举为代理校务会议主席，兼代理校长。

    这是叶企孙第一次担任代理校长。

    吴宓先生对他的服膺，当然不是因为他的代校长的缘故，而是缘于他崇高人格魅力的吸引。关于这一段拒乔事件的始末，几十年后在他的“交代材料”里透露过具体的信息——

    不久，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扩展至北平，阎尚未到北平，但已派楚溪春（现在北京，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为北平卫戍司令。约在7月中，吾收到罗隆基从上海来电，电文吾记不清了，实际内容是：上海清华同学会支持乔万选长清华，乔已与有关方面（指阎锡山，乔为山西人）有接洽，希校内员生予以支持。此电文由文书科拆阅后方到吾手，吾阅后才知道乔有长校阴谋。吾不得不即将此电文在校刊上公布，否则校中员工以为吾是参与乔之阴谋的。吾并在电文后加了几句按语，实质是说：管理清华之权在南京教育部，上海清华同学会无权过问。此电文公布后，全校员生知道了乔之长校阴谋，可以做些准备了。乔为清华1919级毕业生，留美后专习法律；回国后曾做过律师，也曾做过法官；就学问、见解和人品论，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久，乔即来校到任，结果是被全体学生拒绝于大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