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性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不仅主持了洛川会议，而且主持了会前的“中央局政治会议”（8月9日）会议名称据会议记录。为洛川会议作准备，会后，又主持“统一战线座谈会”，贯彻洛川会议的精神。他对洛川会议的历史贡献，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

    主持洛川会议前的政治会议

    1937年8月9日，张闻天在延安主持了中央局政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成员毛泽东、凯丰、张国焘以及各方面负责人董必武、郭洪涛、吴亮平、蔡畅、林彪、罗瑞卿、萧劲光、徐向前、罗迈（李维汉）等19人。张闻天作了《平津失守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记录以《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引用此报告均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闻天选集》。这次会议具有洛川会议预备会议的性质。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在7月8日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同时红军将领连续电请为抗日前驱。15日，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主张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政府机构民主化，肃清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进行统一的、积极的、全面的抵抗。这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全民族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指示还规定红军立即改名，准备立即向华北出动，对日直接作战。23日，中共中央又用“万万火急”通电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系统地提出了实行坚决抗战的“八项办法”，表达并充实了21日党内指示关于实现全国性抗战的主张。同一天，毛泽东写了《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团结起来，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和办法，争取胜利的前途。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之下，蒋介石也在7月17日庐山“茗叙”时发表谈话，确定了对日应战的方针；在7月底平津相继失守之际，又于29日表示“今既临此最后关头”，“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坚持到底”。蒋介石：《对新闻记者谈话》，《第一期抗战领袖言论集》，重庆青年书店1939年版，第8页。8月6日，朱德、周恩来等赴南京准备出席国防会议。8月7日，毛泽东命令红军各部准备出动。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初步合作开始形成。所以，在七七事变、平津失守的形势，围绕着“争取抗战胜利”这个中心，有一系列重要问题——抗战路线，国共合作，军事战略，红军改编后的战略任务、作战方针和步骤等，迫切需要解决。

    8月9日政治会议上张闻天的报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的。在此之前，张闻天已经在8月2日写了《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载周刊第1卷第13期，署名洛甫。这篇文章是8月9日报告的基础。

    关于形势，张闻天指出：日本占领平津不过是对于中国本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这一战争推动着中国走向全国性抗战的发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决不以取得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为满足，它所要的是全中国！目前形势的发展，将必然从现在局部的应战的形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张闻天肯定南京政府已经作出坚决抗日的表示，在实际行动上也有进步，同时也批评它徘徊不定、妄想偷安的妥协传统尚未完全克服，特别在实现民主政治与民主权利、释放政治犯方面进步很小，国共合作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不敢取消日寇在华的一切特权和活动，外交上没有摆脱消极状态。他指出，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失败主义，是那种以让步妥协来停止日寇进攻的幻想，是对于英帝国主义的依赖性。

    关于党的任务，张闻天在报告中提出：“目前我党的工作中心，是争取全国性抗战的发动与胜利。”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党必须独立地、积极地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纲领，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从而在实际上起指导作用。在报告中，张闻天提出了实现“全国性民族抗战”的“八大纲领”。其要点为：一、停止中日和平谈判，宣布对日绝交，公布实行全国性民族抗战的坚决方针；二、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三、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四、全面的对日抗战；五、改组政府组织；六、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七、实现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的新政策，巩固国防，改善民生；八、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张闻天在这里提出的“八大纲领”，是在7月23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所提出的“八项办法”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同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纲领”大体上是一致的。

    在讨论中，毛泽东提议增加为“十大纲领”，做一个“决议案”。他说，纲领、宣言上有“肃反”无“教育”，我的文章上有“教育”无“肃反”。现在我们要做一决议案，应做到尽有。所谓“全面的抗战”，“改良生活”要一条，“教育”要一条，原有八条再加上“坚决抗战”一条，“统一战线”一条则为“十大纲领”。据1937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局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以下引自此件者不另注明。张闻天赞成毛的意见，在讨论后的发言中表示，“十大纲领”写出来公布是需要的。据1937年8月9日张闻天在中央局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参看1997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以下凡张闻天这一段时间的言行，均请参看此书的有关记载，不另注明。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张闻天在报告中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同国民党关系的五条原则：

    （一）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发扬其每个进步，批评其动摇与妥协。反对急躁病，不断推动它前进，逼它前进。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

    （二）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

    （三）参加国民党所发起的一切合法团体与活动（如抗敌后援会等），扩大它们的群众基础与组织内部的民主，使之成为公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同时不放弃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独立地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造成推动南京政府的力量，而不是与之对立。

    （四）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加强在群众中与军队中的工作。

    （五）转变一切工作方式与方法，以适应目前的新形势。

    这些原则，不仅在跨入新阶段的时候，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讨论中特别说到：国共合作中的反倾向问题，完全同意（洛甫）报告，反对两种倾向，一是急躁病，一是适合国民党的适合主义。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

    会议也讨论了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集团的作战对红军是不利的。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这次会议之前，洛、毛在8月1日已就红军作战原则电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在部队改编问题上，已经有了1937年7月间何鸣率领闽粤边游击队千余人在谈判改编成议后突遭国民党军包围、缴械的教训，指示提出了“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

    8月9日政治会议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这三个文件的起草，都在8月15日完成。三个文件均首次发表于周刊第1卷第15期（1937年9月6日出版），这时洛川会议已经开过，但文件所署时间均为1937年8月15日。为贯彻8月9日会议精神，中共中央8月12日发出《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321页。文件提出的15条，包括了张闻天报告中提出的处理国共关系的原则和十大纲领的基本要求；中央书记处8月18日致电在南京谈判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强调“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同上书，第319页。由此可见，8月9日中央局政治会议为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主持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县城东北十多公里的冯家村（当时红军总部所在地）开始举行，会期4天。出席者按会议记录上的顺序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国焘、凯丰、彭德怀、朱德、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浩、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萧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共22人。会议参加者有人说是23人，还有一位为周昆，但记录上未见。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张闻天在讨论时作了长篇发言，8月24日又作了补充报告据会议记录。“补充报告”的名称据朱德发言记录：“洛甫补充报告分析很细致，我是同意的。”会议记录的标题是“报告”，为不与毛泽东的报告重复，笔者采用朱德当时的提法。经过讨论后他又作了结论。

    张闻天从日本、南京政府、地方军政当局、群众、世界各国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从此进入了抗战的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他分析了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的情况：南京方面左派坚决主张抗战，影响与地位增高，但今天还不能起决定作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开始有抗战决心，这是基本的转变，是一大进步。随着这个基本转变，民主政治方面也有相当转变，国内各方面在共同抗日下团结统一也有改善，中央军在抗战中也表现其英勇。但同时应该看到，南京政府的抗战是被逼的，因此就必然是消极抵抗，政府包办，限制于政府抗战而不愿意实行全民族动员的方针，并且不放弃一党专政，压抑人民，控制群众运动，这是严重的弱点，包含有招致抗战失败的极大危险性。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右派，在今天抗战空气压制下，不敢公开反对抗日，但暗中活动，与日本勾结，拉中派向右，散布民族失败主义。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出发，张闻天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要将已经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从中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前没有做过的方式。在国共两党的关系方面，要坚持与国民党联合的方针，推动其前进；既反对“左”的急躁病，又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倾向，保持独立组织，批评自由。对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应看到主要的是中央军、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要争取，不简单看成是桥梁，但不要放松主要的对象中央军。张闻天强调，只有共产党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得保障。他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对于如何使抗战取得胜利，我们要拿出办法、指出道路，这是争取领导权的基础。新的十大纲领，就是争取胜利的具体道路，要坚持《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实现。

    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持久战，是张闻天补充报告和发言的一个重点。他的补充报告和发言，对毛泽东报告中提出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张闻天在8月22日发言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这是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要准备持久战争。

    在8月24日的补充报告中，张闻天说，国民党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来抗战。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胜利（如上海、南京），但不能取得彻底的最后的胜利，相反，存在严重失败的可能！只有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接着他又指出，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一场持久战。他说：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不因胜利而骄傲，不因失败而丧气。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退守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艰苦斗争的过程。正因为目前抗战存在着弱点，可能发生挫折、失败、妥协、叛变的事件，可能发生新的大举进攻而我们不能抵抗只得撤退，但这还只是部分失败而不是全面失败。估计到这些情况，使我们能够坚持，而不是失败主义。战争的坚持就是因为在战争过程中有许多困难。我们要在此过程中做文章，实现我们的主张，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必然取得领导权。他指出，要看到日本的弱点，它的内部矛盾、经济力量脆弱等等，决定了它不能坚持持久战。

    张闻天关于持久战的论述引起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继续阐述了抗日持久的战略方针；朱德、周恩来也分别提出支持华北持久战的意见。

    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和兵力的出动与使用问题，会上讨论得很热烈，看法不大一致。与会者都认为红军应及时开拔抗敌，但对具体时机与兵力运用有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应在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取得必要保证后才出动；有的主张晚出兵不如早出兵，早出兵政治影响好，对解决给养也有好处。有的主张红军分批出动，先出三分之一，因为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何况国民党在边区周围还有10个师；有的主张全部出动上前线。关于作战方针，也有山地游击战与运动游击战的争论。张闻天不是军事家，但在会上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指挥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的独立性；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干，不赚钱不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要稳重点，要很好使用。抗日是持久战，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我们宣言全部出动；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继续出兵。红军的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来决定。我们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话，不要为群众热情所支配。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要能打胜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做出模范，才能真正提高信仰。他指出：“正确的领导，模范的工作，谦逊的态度，艰苦的作风，准备持久战争，是我们争取领导权的要素”，“最近时期，［中央］只能在延安”。

    8月25日毛泽东作了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变关头，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纲领和政策，规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红军在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进一步完善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0页。正确地指导红军实现从正规军向游击军、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张闻天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主持洛川会议后的统一战线座谈会

    洛川会议后，紧接着在8月27日召开了统一战线座谈会。张闻天主持会议，座谈、讨论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抑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即谁影响谁的问题，其实质也就是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与国民党谁领导谁的问题。讨论的问题及张闻天的发言内容均据会议记录。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共产党经过十年斗争重新公开合法地走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富有现实针对性和政治远见的。

    张闻天在座谈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特别提出“警觉性”问题，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性要增长。有些同志常常只看到统一的方面而没有看到不统一的方面，只看到同而看不到区别，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这是不对的。张闻天认为我们党本身也有右倾危险的因素。一是农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女人、金钱、地位，诱惑力很大；人家灌米汤，就轻易相信人家。另一个因素是缺乏斗争经验，我们有土地革命的丰富经验，但其他斗争的方式就不熟悉，而国民党有相当经验，钱、人、地位都有。针对右倾投降危险，张闻天提出纠正和预防的主要措施。他特别强调要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投降主义；严重提出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特别是在统一战线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教育。他还指出不要将无产阶级意识变成神秘的东西，拿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就是无产阶级意识。

    积极贯彻洛川会议的路线方针

    洛川会议结束以后，为贯彻洛川会议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开创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张闻天配合、协同毛泽东审时度势，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地指导党的行动，做了大量工作。

    洛川会议以后，针对国共合作成立后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倾向，张闻天、毛泽东及时致电上海党的负责同志，指出只知对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它的要求，而不知同它的错误政策斗争，是对国民党的投降。这种倾向在部分“左”倾领袖和党员中是在增长。如章乃器这类“左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对他们的错误主张（如“少号召、多建议”）应该在报纸上适当批评，对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始斗争。电报指出，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在目前形势下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洛、毛1937年10月13日致小开、刘晓并告博（古）、叶（剑英）、周（恩来）、胡（服）、林（伯渠）电，以《关于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为题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小开，即潘汉年。胡服，即刘少奇。

    为了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央书记处于10月17日发出指示，明确提出，群众工作中的尾巴主义与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要求公开批评国民党对民众救亡运动的“统制”与“包办”（实际上是包而不办）的错误政策，力争救亡运动中共产党的主动性，坚持发扬民权、改善民生以动员群众的方针，独立自主地组织各种群众的救亡团体，开展多方面的救亡运动。《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对上海救亡工作的方针，张闻天、毛泽东在1937年10月18日、11月12日两次作出指示，前一次要求扩大救亡团体的群众基础与独立民主的救亡活动，用事实揭发国民党及抗敌后援会包办政策的错误，以达到抗敌后援会的民主改造；后一次部署上海失守后公开救亡团体应转入秘密，工作方式也应转变，整个救亡运动的中心将转移至武汉。洛、毛1937年10月18日致潘（汉年）、刘（晓）电，洛、毛11月12日致博、潘、刘电，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376页。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迁就倾向。张闻天完全肯定并坚决支持中共陕西省委于1937年10月10日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批评他们包办的陕西抗敌后援会“统制”、“限制”、“压迫”民众救亡运动。张闻天在周刊上发表《中共陕西省委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争论的真相》，以编者按方式对指摘公开信是“汉奸挑拨离间”进行了坚决的驳斥。周刊第1卷第24期。

    中共中央对于南方各游击区的改编，同样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纠正和预防。继7月闽西红军何鸣部被国民党欺骗而缴械后，9月又出现湘鄂赣边区在武汉同国民党谈判中丧失独立性的错误。张闻天、毛泽东于1937年9月14日致电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并合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内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指示否定原定谈判条件，重定办法，坚持“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等条件，并要其他各边区谈判时严戒蹈此覆辙。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8页。1937年10月1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364页。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十年血战取得的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我们则要保持这些战略支点。根据国民党的要求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十分不利，故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不应无条件集中。实际上，有的应在一切问题解决后集中，有的绝不应集中。而对集中的部队，应拒绝国民党派人插入，国民党也不得干涉领导指挥及其作战。这就保证了党对南方14个游击区和新四军（1937年10月12日正式公布改编）的绝对领导。

    在改革政治机构、参加政权问题上，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发言指出，要在确定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允许共产党公开，发动群众抗战等条件具备后才参加政府，现在则还未到此时。这表明了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9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共产党准备参加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但不参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同时又提出了在特殊地区和敌占区可以参政，国民大会之类代议机构容许参加，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可以进行等推动政治民主化的灵活做法。

    全国性的抗战爆发以后，最重要的当然是军事战线。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军事战略的转变和八路军的军事部署，张闻天在论述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战略方针等方面也作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

    洛川会议以后，在九一八事变六周年之际，张闻天写了《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载周刊第1卷第17期，署名洛甫。张闻天通过中日两国人力、物力、军事力量、国内矛盾、国际关系以及战争性质等的简要对比，说明日本很难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中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战胜日本，“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中国“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文章指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参加全面的抗战”。限制于单纯的政府抗战，是十分危险的。“四万万中国人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泉源。只有依靠这一伟大力量，我们才能进行持久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张闻天指出，为了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战，必须做到：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使现在的政府进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成为人民的民族革命军，实现全国人民的总武装；同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思想做坚决斗争，使全国人民相信抗战的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变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此后，张闻天又在周刊上陆续编发了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第1卷第25期）、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第30期）等研讨和指导抗日持久战的文章。在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后于12月19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张闻天作《目前抗战的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自己的力量”、“日本的力量”和“国际的力量”，论述了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通过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道理。据中央档案馆存记录稿。所有这些，都为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1938年5月）的诞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闻天对毛泽东提出的我军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是坚决支持的。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进入主要地位。张闻天即于11月15日作《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载周刊第1卷第25期，署名洛甫。总结了卢沟桥事变以来山西抗战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既肯定阎锡山从“守土抗战”到组织“牺盟会”进而组织“战地动员会”的进步，又批评他未能突破片面抗战路线因而招致溃败。文章指出，太原失守之后“我们对于山西的前途并不悲观。八路军现在还坚持在山西，它正在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在山西已经开始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新阶段”。文章宣告，“共产党在山西的方针，是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用以抵御日寇对西北与中原的前进”。张闻天用通俗的语言说明这个战略支点的伟大意义：“共产党要在北方做出一个模范的例子，证明给全国人民看：不论日寇军队的飞机大炮怎样（厉）害，不论日寇怎样占领了我们的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我们仍然有办法同敌人作战，消耗它，疲惫它，瓦解它，打击它，最后完全驱逐与消灭它。”他希望阎锡山及现在山西的一切力量同共产党一道干下去，坚持游击战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张闻天这篇文章提出的战略任务，同毛泽东关于在太原失守后华北八路军的任务和军事部署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此后，八路军各部即在山西敌后农村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也迅速发展壮大，到1939年底已有9个旅50个团，真是“八路助新军发展游击，收复失邑，成绩昭然”。引自1940年5月周恩来致阎锡山信，《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山西全省山区、乡村成为广大的敌后战场。阎锡山深得其惠，感慨地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独的光，晋绥军是一支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转引自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5月17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