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

    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在中共中央内部主要是他过问的。1937年4月，周刊创刊，张闻天任主编。1937年12月起，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张闻天兼任。1938年5月，马列学院创办，院长一直由张闻天兼任。当然，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张闻天的主要工作了。他除了继续担任上述职务之外，从1939年2月起，又兼任干部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张闻天仍任部长。1939年10月，《共产党人》杂志创刊，他是这个刊物的编辑（即主编）。1941年3月，中央决定调整刊物，、《共产党人》两个刊物扩大编委，都由张闻天“负总责”，吴亮平和罗迈分别为“编辑主任”。所以，张闻天在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鼓动、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是受到党内干部尊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

    创办延安马列学院

    1938年5月5日，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120周年诞辰，延安马列学院就在这一天正式开学。校址设在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蓝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就是校舍，同杨家岭隔延河相望，紧邻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张闻天住的窑洞。从创办马列学院开始，张闻天就兼任院长。直到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他担任院长前后有三年多时间。先后在这里受过他教育与熏陶的学员有八九百人。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心力。他的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马列学院培养与重新教育了一批坚强的干部，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还创造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在中国的干部教育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篇章。

    诚然，创办与建设马列学院是张闻天作为党内著名教育家的主要实践活动，但是，他对干部教育的关心与实践却并非从马列学院开始。在这之前，他在这方面已经做过不少实际工作，并作出若干理论概括。

    早在1933年3月，张闻天刚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在瑞金洋溪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他曾亲任校长，并主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长征途中，该校与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的人员合编为“干部团”，一直未散。党中央落脚陕北前后，张闻天在政治局的几次会议上都提到，为了迎接新的形势，要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要大量培养干部。1935年11月10日，张闻天率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随即恢复学校建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稍后，新的红军干部学校也在安定县建立起来（1936年2月）。在张闻天起草、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指明：“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1936年5月东征结束之后，恢复、扩建“红大”的计划提到5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了“红大”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组织领导等一整套计划。会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即于1936年6月在保安成立。张闻天和毛泽东都亲自担任教员。张闻天对第一期学员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前途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而又透彻的分析。他还在“红大”讲过哲学。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与此同时，张闻天还利用东征结束后中央机关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机，明确提出组织在职干部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任务。他在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近50人）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他通俗地解释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著名论断，分析党的理论水平不高的情况和原因，启发大家学习的自觉性。他还组织中央机关干部到“红大”听课。每到听课那天早晨，张闻天总是提早一点从自己的窑洞里走出来，到中央秘书处窑洞外边那块草地上，叫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的同志一道去“红大”听课。在张闻天提议下，中央机关干部于1936年10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学辩证法，每周座谈一次。在张闻天的启发与引导下，对哲学范畴的座谈讨论，联系着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与党的政策，进行得生动活泼。当年的参加者回忆说：“记得在学习辩证法关于形式和内容的范畴时，正是干部中对于中央提出的关于民主共和国口号有争论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形式，我们提这个口号不好理解。闻天同志最后给学习讨论作了总结。他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上透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用旧瓶可以装新酒的比喻说明，在一定情况下旧形式也可以表现新内容，并且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掌握形式与内容的规律，为的是更好的掌握各种形式（包括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方法），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国内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将公开、合法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全国的群众性的党。它要在更为复杂、更为曲折的斗争中，战胜一切困难与阻力，取得与保证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大变动的年代里，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即使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经过长期地下工作锻炼的干部，也迫切需要学习。为此，张闻天在1937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张闻天：《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的任务》，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在接着召开的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张闻天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加强红军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的任务。张闻天：《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在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他更进而强调：“党内教育问题，现在特别重要。在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是党目前争取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养成学习理论的兴趣，只有这一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确的解决问题，而不犯严重的错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263页。

    这时，干部教育之所以迫切需要加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革命知识青年来到延安。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在全国青年中的声望空前提高。从1937年1月起，北平、天津、西安及全国各地大批有组织的党员、团员、民先队员、青救会员和非党的革命知识青年，成群结队，热情洋溢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这是1925—1927年大革命后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意义深远。张闻天对这批革命知识青年非常重视和爱护。当他发现北平来延安的学生途中遇阻时，即致电北方局刘少奇，要他注意组织，1937年1月24日洛甫致胡服电。同时指示陕甘省委要做好沿途的招待工作。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亟待培养训练，使他们成为党和红军的干部。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将“红大”改名为“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扩大招生。1937年1月开学的抗大第二期，就招收了609名知识青年。以后逐期增加，第三期（1937年8月—1938年4月前后）招收知识青年616人，第四期（1938年4月—12月）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以及海外华侨和国际青年共4655人。张闻天亲自为抗大第二期第一队学员（大多是红军的军、师、团级干部）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并组织编写了教材。在抗大第三期同学毕业的时候，张闻天作了《论待人接物问题》的讲演。

    “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在讲话中谈到教育问题。针对国民党不让创办“陕北大学”，他指出，“学校仍然要办，弄得精点”。他还肯定“抗大这期是有成绩的”，同时指出，我们的组织工作还差，政治工作还不够，要提高教员的积极性。据会议记录。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提出要“扩大与加强抗大，培养大批军政干部，到处派人去”。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更要提高马列共产主义教育，特别加强党校工作，培养能够深入群众的干部，能够应付统一战线局面的干部，使干部适应于新的条件”。据会议记录。

    1937年秋冬至1938年春，经党中央决定，又先后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堡（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和“鲁迅艺术学院”。对于这些学校，张闻天也很关心。张闻天虽然不是“鲁艺”的发起人，但在“鲁艺”创办之前，毛泽东曾与张闻天商讨，“鲁艺”的教育方针曾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鲁艺”创办后，张闻天于1938年4月20日为鲁艺成立纪念特刊题词：“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在大时代中生活奋斗，站在大时代的前卫为大时代服务——这就是现代文艺家的使命。”张闻天应邀到陕北公学讲演，他的影响深广的《论青年的修养》就是这次讲演的记录。张闻天还亲自过问过“安吴堡青训班”逮捕宣传托洛茨基派观点的学员的事。他致电青训班负责人说，青训班办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是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国民党正在想种种办法要取缔青训班，现在并非政权机关的青训班竟然逮捕人，这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这个错误，立即把人释放。据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关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胡乔木文中有以下说明：“那时红军驻在泾阳、三原等地，红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后，除为便于在西安、延安之间的运输、交通和其他联络，在由三原到洛川等县城设联络站以外，还曾在泾阳县属的云阳镇设有留守处，在安吴堡也曾有伤员留驻，两处都在三原以西不远的地方。”

    为了适应抗战新形势，中共中央在不长的时间里恢复和创办了培养党、政、军干部的党校、抗大、陕公等学校，甚至还办起了专门造就文艺人才的“鲁艺”，延安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是迅速的；从斗争中学习，在实际中锻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干部，使他们掌握新政策，适合新要求，干部教育的方针是明确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党同志越来越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正如毛泽东所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当时在延安还没有一所专门研读马列主义理论、着重培养有更多理论修养的干部的学校。为此，中共中央于1938年春决定创办“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由张闻天兼任院长。

    马列学院创办之初，张闻天亲自领导，精心擘划，诸如调干部、订计划、请教员等事他都直接过问。他甚至还对应考的青年亲自进行口试，决定是否录取。

    马列学院第一期（也称第一班）学员七八十人，其中“一二·九”运动之后入党的知识青年大约占三分之一。这部分人在入学之前，大多已经在中央党校、抗大、陕公、安吴堡青训班或中组部训练班经过短期学习，入学时又经过笔试与口试，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具有一定基础。另外将近三分之二学员，是参加革命战争多年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其中有些还是有资望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和地下党领导人，有的是抗战爆发后刚刚从白区监狱中保释出来的老党员。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这两部分人组合在一起学习，对互相取长补短，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很有利的。马列学院前后办了5个班，第二、三、四班各100多人，第五班不到100人，学员的基本构成大体都是如此，只是比例有些变动。马列学院还为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专门开过2个班（100多人），他们全是党在各地区、各方面的主要骨干。

    张闻天亲自领导马列学院教学计划的制订及实施。学院开设六门课程：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学校专职教员的配备是一流的。副院长王学文讲授“政治经济学”，他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阵线方面的主将。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是吴亮平，他是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那时他们就合作翻译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中央苏区，吴担任过国民经济部部长。斯诺来访，同毛泽东谈话，就是他当的翻译。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讲授“哲学”，来延安之前，他所写的《大众哲学》已经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的教员分别是杨松和陈昌浩，他们都去苏联学习过，陈昌浩还是红军中有名的领导人之一。“党的建设”前部分党建理论是康生讲课，后部分党建基本问题分别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作专题报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给马列学院学员作的报告。

    除了以上六门课程之外，张闻天从学院创办一开始，就重视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前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学习与研究。他很重视毛泽东的报告和著作。马列学院开学不久，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张闻天每次都要各组派学员和院部的同志一起去听讲。后来，他又亲自约请毛泽东到学院作报告。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新民主主义论》的部分内容，都是在马列学院作过的讲演。毛的其他重要著作，差不多每篇发表时，张闻天都让马列学院组织学员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武装了全党，同时也是马列学院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马列学院的政治方向，始终是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政治路线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对立或抵制。

    张闻天非常重视敌后、战区和国统区的实际工作经验。有领导同志从前线或大后方回延安，只要有机会，他都亲自请他们来马列学院作报告。周恩来的《国内外形势与大后方统一战线》，朱德的《形势与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彭德怀的《华北战场》，邓小平的《华北抗战形势与敌后根据地建设》，彭真的《关于晋察冀形势》，董必武的《关于大后方形势》以及贺龙、张鼎丞等的报告，都丰富了教学内容，促进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张闻天自己除了亲自讲课，主持课堂问答以外，经常就党内重大事件、党中央重要的方针和决定作报告。马列学院开学不久，张闻天作了一次批判张国焘叛变投敌的报告，反复阐明“必须党指挥枪，决不能枪指挥党”的道理。据曾彦修：《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以后，他立即向马列学院师生传达。一共作了六七次报告，详尽地阐述毛泽东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精神，结合历史与现状，精辟地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据宋平：《深切怀念张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马列学院曾停课专门进行研究和讨论，张闻天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七次集体解答。理群（邓力群）：《策略教育在马列学院是怎样进行的》，载《共产党人》第13期（1940年10月）。正如当年一篇题为《策略教育在马列学院是怎样进行的》文章所说，上述这些报告，以及对中央各种决议、指示、宣言的研讨，对党报、党刊的阅读、座谈，“使同学们有了实际的收获，由此，他们接受了抗战中某些经验与教训，使一般马列主义理论原则的学习充实了实际的生动的内容，因此，保证了他们在学习生活中接触实际问题，参加国内党内的政治生活，并从中来学习党的策略在各种环境、各个时期、不同工作部门具体运用。”

    由此可见，张闻天对马列学院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办学方针，是很明确的。不仅如此，他的认识，在马列学院的实践中又有发展和深化。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报告中提出的“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9页。的任务，同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精神是贯通的。关于党校的教育方针，张闻天提出，首先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页。1940年2月，张闻天又在总结马列学院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强调“巩固与发展党”是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规定“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同时又指出，“在学校生活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为了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303页。在张闻天直接指导下，马列学院正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培养、教育干部的。

    为了“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张闻天要求学生认真读书，养成自学的习惯。学校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对于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员则引导与帮助他们去直接阅读、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

    为帮助学员切实弄懂所学课程的原理，同时也为了检查教学效果，张闻天确实花了心血。吴亮平给第一班讲“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每讲完一个问题，张闻天就来主持一次课堂问答。每隔一两个星期他还要来给大家“照”一次“相”，更给学员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所谓“照相”，是学员们给一种课堂问答起的别名。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同学们在山下那间土墙泥顶的大教室里集合，张闻天便就一周所学的各门课程综合提问。通常都是先由他提问并点名回答，被点名的人站起来讲，如不充分就找第二、第三人讲，然后由他指点。提的问题很活，围绕所学的原理，而又联系到当时国际的形势、抗战的实际。开始学生们有点怕，怕自己回答不好出洋相，后来就慢慢体会到这种方法启发思考，促进理论联系实际，都喜欢这种生动活泼、自由讨论的“照相”了。有时张闻天有事，不能来“照相”了，大家就会感到失望。

    除了教学以外，张闻天还组织全院干部、学员参加延安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他亲自在全院大会上作动员报告，说明开荒种粮的意义，下达打粮148石5斗的生产任务。他自己的伙食单位是在中宣部和中央秘书处，这两个单位开了几百亩荒山。

    张闻天在马列学院对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也是很重视的。马列学院除办学员班外，还成立了一些研究室，有马列主义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哲学研究室、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室等。

    为了让学员和广大干部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还设立了编译部，专事翻译。对翻译人员规定任务，平均每天译1000字，一年完成36万字。

    1940年春，张闻天还请刚从苏联回来在中宣部窑洞暂住的师哲在马列学院办了一个俄文班，吸收中宣部的干部参加。他希望有一部分人经过学习能借助字典读马列著作俄文原文，甚至能翻译原文。他常向师哲询问教学情况。为了让大家好好学，他把自己的字典借给大家用，还捐出自己的一本俄文版《列宁主义问题》给大家当课外读物。据师哲：《我所知道的张闻天》，载《人物》1991年第5期；吴文焘：《师表》，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1939年，他组织了一个《资本论》学习小组，参加者有王首道、王学文、吴亮平、王思华、艾思奇、何锡麟、邓力群等十来个人。隔周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学习讨论半天，不论溽暑寒冬，从不间断，一直坚持到把《资本论》第一卷的25章全部学完，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每次讨论都由张闻天亲自主持。第一次由他讲学习体会。他着重讲了《资本论》为什么从商品、货币讲起的问题。以后讨论由小组成员轮流作各章的中心发言人，读懂了的，讲心得体会，没读懂的，提出问题，充分讨论。碰到重点、难点，不惜花费时间，反复研究。为了学懂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学习小组共讨论了三次。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原意，学习小组还常常把《资本论》的德文原版与中、英、俄、法、日文等译本，对照起来分析和研究。小组成员中，王学文研究《资本论》多年，王思华是《资本论》的中文译者，吴亮平、何锡麟都是翻译马列著作的学者，在组长张闻天主持下的小组讨论，内容之丰富，钻研之深入，可以想见。据何锡麟：《在洛甫同志领导下从事编译和研究工作》，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访问何锡麟谈话（1990年8月16日）。

    张闻天一向认为，我们党的干部应该“敢说话敢做事”、“肯负责，不怕负责”，引自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页。所以，在马列学院内，他特别提倡发扬党内民主，提倡在学习中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提倡同志式辩论问题的作风。无论是理论课程的学习，还是党的文件的研读，或是各种辅导报告的消化，都要学员们进行民主讨论。班里常举办辩论会。在平房面前摆上一张桌子就辩论开了，有讲正面意见的，有讲反面话当“反派”的，争论激烈，印象深刻。为了让学员能有比较和鉴别，学院的阅报室公开陈列包括国民党顽固派报刊在内的各种观点的读物。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延安几个学校在中央党校礼堂组织了一个辩论会。马列学院被分配当国民党一方，因为有材料的便利而站在共产党立场反驳的一方又准备不充分，辩论的结果，反共的观点竟没有被驳倒。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对马列学院的同志说，我去驳一驳你们，看能不能驳倒。《新民主主义论》中“驳顽固派”等内容，最初就是毛泽东到马列学院讲的。据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马列学院的这种民主学风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使学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解得深透，掌握得牢固，有利于培养敢作敢为、敢独立思考的干部。

    中国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1936年出版）中写到经过长征的张闻天的学者风度，说他“不似曾过万重山者”。在马列学院的工作中，张闻天虚怀若谷的风范，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的作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上上下下都亲切地称呼他“洛甫同志”，有什么问题想不通可以直接找他谈。按照张闻天关于自己培养教员的意见，一位从马列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被选定讲“马列主义基础”课。他在散步时向张闻天表示难以担当。张闻天反复叫他“不要怕、大胆去讲吧！”说自己到重庆教书时，有些学生也比我年纪大，而且还是女生，那时自己没有系统学过马列主义，但要宣传革命，“我都不怕，你已经系统学习过三年了，怕什么？”他还说，你不要去想什么马列学院的“小教员”，你就想你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ABC，就不怕了。临末，张闻天还从窑洞里取出一幅写好的字送他，文为：“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又是说服，又是鼓励，这位年轻人鼓足勇气走上了讲台。据曾彦修：《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137页。1940年十月革命节前，德国法西斯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为声援反法西斯战争，马列学院决定排演德国作家沃尔夫所作反对法西斯暴行的话剧《马门教授》（剧本由萧三译，张闻天校，陈波儿导演）。被分配演马门教授妻子一角的学员怕影响学习，找张闻天请求免演，说：“洛甫同志，我不想再演戏了，我是来读马列主义的呀！在来马列学院之前，成（仿吾）校长还说要我们读好《资本论》哩！”这位女同学在马列学院建院两周年纪念时演高尔基的，相当成功。张闻天笑着说：“噢，是小母亲吗？请坐，请坐，那次演得不错嘛。《资本论》要读，戏也要演。现在朋友有难，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呀！纪念十月革命节，声援反法西斯战争，这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啊！”张闻天一番话，打通了她的思想。据王丹一：《馨香的岁月——延安马列学院生活片断散记》，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40页。

    张闻天对干部、学员的生活、学习、工作关怀备至。他常与同学们聊天，打听伙食办得怎样，甚至问到每月一元五角“边区票”的零用钱怎么支配。据吴文焘：《师表》，《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当年，马列学院每月发给编译人员的生活补助费是四元五角，仅比毛泽东、张闻天少五角钱。张闻天得到了外文版的书刊（有些是张闻天专门请在香港、重庆的同志买的），就亲自送到编译人员的住地。编译部在马列学院的后山。张闻天的窑洞同他们的住地相隔一个山坳，他总是不怕劳累，爬山走去。据何锡麟：《在洛甫同志领导下从事编译和研究工作》，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1940年，范文澜到马列学院任历史研究室主任，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张闻天问他有什么困难，只管说。范踌躇半天，说缺少书，自己的书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张闻天请他放心，立即让地下党设法将范文澜的书从开封运到了延安。书有五六十箱，绝大部分是线装的。运来后全部放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办公厅巨石建筑里。这批书成了中央图书馆的藏书来源之一。冬天寒冷，张闻天还将自己的一件皮袄送给了范文澜。访问刘英谈话（1985年10月26日）。

    张闻天对干部和青年的爱护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他们的大胆使用上。马列学院领导机构的干部除总支书记张启龙、秘书长朱光等老干部外，大部分是从学员中选拔的。当时参加学校领导机构工作的宋平、邓力群、马洪、安平生、孙鸿志等，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还有一些学员被选拔当了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如王光伟、田家英、曾彦修、李清、吴俊扬等，那时大都才二十出头，王光伟稍年长些，也不到三十岁。

    张闻天亲手创建并直接领导的马列学院，办学三年，应该说是成功的。正如李先念（他是该校第一班学员）在致延安马列学院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集会的一封信中所概括的，“它是我们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它培养了一批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干部，并帮助许多经过长征和在国民党区域长期斗争的干部总结经验、学习理论；还为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所有经过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广泛实践中，可以说，都起了应起的骨干作用。”《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延安马列学院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可见，它的改组是适应着延安整风形势的要求。应当承认，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甚至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如上所述，从张闻天办学的指导思想到三年办学的实践来看，他是一贯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列学院毕业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感到，通过这一段学习，初步获得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知识，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大大提高了思想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懂得了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党性修养，是终生受益、永世难忘的。这些收获，显然不是在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的教学方针下所能得到的。这恰好说明马列学院在整体上是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并取得了成效的。

    整体上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而又存在着若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毛病，马列学院工作中的这种矛盾性，应该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中得到解释。从创办马列学院到1941年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理论与实际统一的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张闻天强调了“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但那时毛泽东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的侧重点还是“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张闻天对“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认识侧重点是“考虑中国的特点”、“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在教学中，要“着重于拿实际的问题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页。到1941年毛泽东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后，全党的认识获得了一个新的飞跃。毛泽东提出“矢”和“的”的关系：“‘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找“矢”是为了射“的”；特别是他又提出“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作出了新概括。这就使全党对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这样的认识高度来看马列学院和它的院长，应当说当时对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的认识和理解还没有达到内在的、深刻的水平，还未能从整风所提出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清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知识，也就没有达到后来毛泽东在整风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全面的认识。这就造成了马列学院虽然认真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方针而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够重视实践、不够重视实际的缺点。

    同延安整风统一起来历史地、全面地评价马列学院，可以看到，马列学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成熟之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中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的深入与提高。特别可贵的是，继续担任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张闻天，在这一深入与提高的过程中，又以亲自长期到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研究的实际行动，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编著革命史教材和编译出版马列著作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为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各学校的教育工作和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特决定组织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同志兼任部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本来这项工作就是由张闻天兼任部长的中央宣传部负责的，现在另设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在张闻天的领导下，延安和全党各学校和机关的干部教育工作就进一步开展起来了。至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张闻天兼任部长。他及时总结各学校、各机关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经过中央研究，连续发出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3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24日），对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包括不同程度干部分类学习的课程标准）、教学原则与方法、教科书的编辑发行等都作了明确、切实的规定。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干部教育工作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以上列举的四个文件除3月24日一件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外，其余三件均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

    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对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作了总结，指出：“一年多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已经发动了最大多数在职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组织成为经常性……在教育制度上，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建设，如：小课与大课之相辅而行，指导员与支部教育干事的确立，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的采用，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的推行，一般大讲演的举行与干部教育中策略教育的开始等等。在学习方法上，我们有过许多创造，并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在今年5月总检查中，曾经发现了许多模范的学习小组。总之，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正在继续展开和不断的前进。”同时也指出存在着策略教育不够、许多干部未能养成自习与独立思考的习惯等弱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4页。在总结经验、揭示弱点的基础上，张闻天领导宣传教育部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对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的干部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具体指示。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先后就“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华北联大教学任务、方针等问题”发出指示，以上列举的文件均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推动了延安、各根据地以及大后方干部教育的发展。

    张闻天是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创办马列学院和上述对干部教育的全面领导以外，要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这部教材的编著与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了。

    张闻天认为，“供给教材”是党内教育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供给各地教员、教材、教育计划、研究讨论大纲”是党中央和宣传部的责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页。所以，张闻天十分重视教材建设。他刚到陕北就指导宣传部的同志编写过一本简明通俗、图文并茂的《党员课本》（共32课），亲自修改定稿。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页。他甚至还亲自组织与指导编写了一套抗日根据地小学语文课本。董纯才：《追思与怀念》，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当然，最为著名的是他亲自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这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教本，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之一。

    在党内教育中开设党史、革命史课程方面，张闻天称得上是一位先驱者。1933年出版的教本《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就是他在江西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课的记录整理稿。他共讲三讲，一为“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二为“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三为“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铅印本未收第三讲）。这本书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根据地内的干部学校都采用它做教本。它是后来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雏形。1936年“红大”恢复，张闻天又一次讲授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周恩来1936年7月10日在安塞会见埃德加·斯诺时曾介绍此书说：“书中虽有一些史实和分析上的错误，但仍算是现有最好的一本书。”7月19日张闻天同斯诺在保安长谈，用“正反合”的哲学观点，精辟地分析了大革命以来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发展阶段，表现了他在这个领域的深厚造诣。斯诺：《红色中华散记》第12篇“洛甫论党的问题”。

    1937年春，“红大”改名为“抗大”，打算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这门课程发展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课程内容的侧重点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党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与具体政策”引自张闻天《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关于课程内容的规定，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这对重新训练老干部和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是很有必要的。可是，当时既没有教材又没有教员。虽然共产党的早期宣传家恽代英、萧楚女在大革命时期分别编写、印行过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方面的教材，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3月15日印行，全书七讲，从“反清复明至鸦片战争”讲到“五卅运动”。萧楚女：《民族革命运动史大纲》，1927年3月印行，列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但在延安很难找到。那时，延安可以找到的是李鼎声（平心）编著的《中国近代史》，这部书就成了张闻天主要的参考书。

    为编好教材并培养教员，张闻天亲自将开设这门课程的任务承担起来。他在抗大组织了一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参加者有刘亚楼、张爱萍、杨兰史、莫文骅等。朱德总司令不是研究会的成员，但参加研究会的活动。张闻天首先指导大家自学，要大家找有关的书籍，认真阅读研究，然后组织讨论。张闻天说明全书框架，提示每讲要点，并明确分工，每人写一讲。各人写好后交给他修改。在做过这番认真准备之后，张闻天亲自在抗大第一队（军、师级高干队，还有个别国民党抗日将领参加）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朱总司令和研究会成员都去听讲。尔后，各人以张闻天的讲稿为蓝本，依据听讲学员的实际水平，对自己所讲的一讲加工修改。除朱总司令去第二队（也是高干队）讲课外，其他人都是去团以下的干部队或学生队讲。为使理论问题寓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之中，大家作了不少努力。经过教学实践检验的讲稿，又作了补充修饰，上下连贯成书，最后由张闻天审阅修改定稿。《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成书经过据莫文骅：《〈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418页。1937年冬，这部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由延安解放社铅印出版，用的名义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编”。

    这本书从1840年鸦片战争写到1927年广州起义，内容生动具体，文笔流畅，深刻地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的经验教训。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孤岛”上海，在武汉等地，都相继翻印，流传全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类院校，无论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课程，还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课程，一般都以这本书为教材或蓝本。此后，范文澜等许多人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著作，都是参考了这本书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各种干部学校都以这本书作为课本。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它先后出了10多个版本，印行在20次以上。可见它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适合干部学习的教本。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结构框架和叙述体系。全书分七讲，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讲到五四运动为发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前三讲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后四讲为“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这种讲法，讲清了近百年来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全过程，使人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历史过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和意义，有清晰完整的概念；对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道理，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每一讲都先分析革命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和这类革命运动的历史渊源，然后用翔实的史料，生动具体地评述历史过程，最后论述经验教训，使读者把感性的历史知识提到客观规律的理性高度来理解和认识。

    坚持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逻辑的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这个教本的一个显著特点。张闻天遵循关于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必须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说明中国现代历次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时，特别注重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动情况的分析。同时，张闻天又能够用世界眼光来认识中国历史。因为既然西方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就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同世界的历史变动息息相关了。作者还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比较方法，坚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分析，许多论断新颖独到、中肯贴切。例如，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在当时落后的北方之变态的再版”，“义和团虽然是一种迷信的农民组织，可是它又带有一种民族思想与反对统治阶级的情绪”。而太平天国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相比有它的新特点，它是“中国过去历史在新周期的再现”。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正酝酿着新变动的情势之下，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战争“恰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在客观上正是更明显地谋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又如，作者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作比较，指出“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自上而下来改造中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

    这本教材中最精彩的篇章，是对各次历史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张闻天开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这门课的目的，是要通过历史的学习，记取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理解并掌握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每讲的经验教训部分自然是他最下工夫的地方。例如，关于太平天国，书中讲到，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当年是何等的英明果决，在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到了后期，却是“近小人、远贤臣”，个人专断，昏迷猜忌，发动一场内乱，残酷迫害功臣忠良，造成令人痛心的自相残杀的惨局。作者以痛切的笔触道出这一历史的悲剧，给人极深刻的教训。对于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总结是张闻天写得最为深刻、细致的部分。张闻天以其在丰富的革命实践中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反思1925—1927年大革命的历史，对武装斗争、土地问题、群众运动、国共合作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历史具体的、深刻的总结，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了透彻的、极有说服力的批判。张闻天指出，大革命遭到极为痛心的挫败，首先是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完全不了解“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列宁语），“而政权最重要的工具便是武装”。张闻天指出了从中山舰事件起陈独秀在武装问题上不可宽恕的错误，直到“四一二”政变后最紧急关头自动地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缴械的叛卖罪行，用血的教训阐明这样一条真理：“中国国民革命要得到彻底胜利之先决的条件，必要变更旧的官僚机构和雇佣军队系统，而创造直接民权和真正国民武装。”这样具体而深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巩固和发展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历史的殷鉴和理论的根据。

    自然，这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当时参考资料很少，全党对于历史经验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因此书中若干史实欠准确，若干论断未必得当，这是在所难免的。总的说来，由于张闻天深厚的理论功底、良好的文字素养，对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得这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著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张闻天及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都有一席之地。胡乔木在1988年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仍然把它作为一个范本，说张闻天的这本书是按照他自己对局势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判断来写的，那时毛泽东对这些问题还没有作出论断。全书一气呵成，看起来很流畅，有极大的可读性。据胡乔木1988年8月9日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改问题与有关同志的谈话记录稿。这次谈话以《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为题编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评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话参见该书第293、296页。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教材的下限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张闻天后来在马列学院又接续讲了《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反动时期》、《十年苏维埃运动》，加上传达六届六中全会详细地讲述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实际上一直讲到了抗战。据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宋平：《深切怀念张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又，《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反动时期》当时曾将记录整理稿油印成讲义发给学员，惜迄今未找到。可惜这些讲课的内容未能增补到这本教材中去。

    张闻天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他就翻译出版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等著作。他在延安时，为了做好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特地在马列学院内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编译部，张闻天亲自兼任编译部主任。他管得很具体，抽调干部，个别谈话，了解工作进度和困难等等，他都过问。他还亲自审阅部分译稿。编译部起初不到十人，他还组织延安其他单位的一些同志参与这项工作。他提出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期集中力量编译出版“马恩丛书”10册，第二期编译出版“列宁选集”20卷。在他的领导下，这项工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终于克期竣工，前后花了将近六年。这30本书的翻译出版，不论对于全党的理论学习，还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是一件大事。它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阵地，为广大干部提供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食粮，适应了党中央大量培养干部的迫切需要。

    张闻天认为：“除阅读与研究我们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以外，也还有许多书籍，可以作为我们增进知识的辅助读物的。”因为“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知识最高的发展，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很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张闻天：《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296页。为此，在他的倡导下，延安编辑出版了《抗战中的中国丛书》、《西北丛书》、《文化教育丛书》等知识读物。他还提倡读鲁迅的杂文和小说，认为这是“每个干部所必须研究的读物”，《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现代中国的青年，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宝贵的东西”。张闻天：《关于编辑〈鲁迅论文选集〉的几点声明》（1940年10月19日），载《鲁迅论文选集》，1940年10月延安出版。收入《张闻天文集》第3卷时改题为《〈鲁迅论文选集〉序言》。为此，他指导刘雪苇编选了两本集子，一本是《鲁迅论文选集》，一本是《鲁迅小说选集》，“作为青年所必需的读物”。在194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日，他专为《鲁迅论文选集》写了序言。这两个选本曾在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对鲁迅著作的学习、鲁迅精神的发扬，对结合中国国情来学习马列主义，起了很好的作用。

    论青年修养和党的建设

    张闻天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他除了致力于干部教育基本教材的建设和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外，还在他主编的公开刊物和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对陕公、抗大、马列学院作过多次重要讲演。其中影响最为深广的是他1938年论青年修养的讲演和1939年到1940年论党的建设的文章。

    张闻天1938年4月在陕北公学《论青年的修养》的讲演和7月对抗大第三期毕业同学《论待人接物问题》的讲演，是传诵一时的两篇名文。两篇文章分别载第39期（1938年5月22日出版）和第65期（1939年2月28日出版），后以单行本广为流传。两文均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引文均据《张闻天选集》。抗战初期投身抗日洪流的青年，许多人都读过这两篇文章。张闻天在民族抗战大时代的背景上，论述了抗战初期的革命青年应该怎样将共产主义理想同抗日战争的现实结合起来的问题，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中怎样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时代精神对共产党人的要求。所以，张闻天这两篇文章不仅是对青年修养的一般论述，而且提出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具体内容和严格要求。

    《论青年的修养》从革命者与时代关系的高度来谈个人修养问题，它紧贴着抗战的现实，围绕着青年的理想这一青年修养的核心问题，结合着青年的特点（优点与弱点）展开论述。张闻天谆谆教诲即将奔赴战区、敌后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青年，第一，“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他指出，同“空想”不同，理想是建筑在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东西，适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它是可以实现的。抗日救国，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是我们今天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将来的理想。他启发、引导青年，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结实坚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第二，“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分析了青年的弱点：往往对革命的持久性和困难性估计不足，受不住旧社会思想习惯的压力，经不起一切物质上的诱惑，以及缺乏足够的忍耐与坚定而往往有动摇性。指出这些弱点常常是使青年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到底的原因。第三，“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张闻天扼要地阐述了从了解情况、决定方针任务到开始实际工作这一过程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嘱咐青年，为了完成坚持抗战，最后战胜日寇的中心任务，要善于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实现这个中心任务的具体办法，并以极大的灵活性、机动性与创造性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情况在变动着，至死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而“一切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我们也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一切先进的革命理论，也要在实践中充实自己与发展自己的”。第四，“要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详细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勉励青年，要下决心到群众中去，要善于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领导的正确，要向群众学习，在群众斗争中学习，领导群众前进。

    《论待人接物问题》是《论青年的修养》的姊妹篇。它着重就实现理想的办法问题深入开掘，探讨了在建立、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下，革命者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一篇论述党性锻炼的重要文章。张闻天没有简单地从待人接物的一般态度、方法上看问题，而是将待人接物问题放到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怎样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来认识，要求在待人接物问题上，不仅估计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而且要估计到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与特点。张闻天认为，对共产党员来说，待人接物问题首先是一个个人修养和党性锻炼问题。所以，在这方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要能够打破一切成见、一切公式、一切小圈子、一切私人的好恶等的限制，而容纳各种人才，使用各种人才。这种在抗日总原则下的“博爱”、“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有中国古代哲人那种所谓‘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决不要为人们觉悟程度的不齐而表示失望，决不要轻视或鄙视任何思想落后与思想复杂的人；决不要以强迫命令的方法去让人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决不要对什么人都使用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和老调；对于人们的错误和缺点，要诚恳的劝导；要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群众的具体要求和情绪，去进行教育群众和说服群众的工作。

    张闻天对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法作了细致的分析与阐述，提出了这样一些具体的要求：谦逊与和气，尊敬与仁爱，自我批评的精神，真诚、坦白与婉转，言而有信，以身作则，群众工作中敬谨而周密。这些要求，弘扬了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中的精华的结合。

    张闻天的这两篇文章使广大青年深受教益，启发和引导他们将加强党性锻炼、个人修养同高尚的理想和实际的工作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目标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沟通起来，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以致引起日本宣传机关的注意。1939年东京出版的《支那共产党之现势》收录《论青年的修养》，编译者称张闻天是“中共军中第一论客”，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斗争已经成为“世界一大难题”，是日本对中国作战的一个“肿瘤”，而中共领导的“思想游击战”比他们的武装游击战更其可怕。转引自程慎元：《张闻天研究在日本》，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任务，这是继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几个决定之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决定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创刊。这是中共中央办的党内的唯一刊物，要求全党同志必须阅读。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这个刊物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从创刊号开始，张闻天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六篇论述党的建设的文章，这六篇文章是：《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党建”笔记之一）》（1939年9月22日，载创刊号）、《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1939年11月7日，载第2期）、《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1940年1月26日，载第4期）、《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1940年5月16日，载第7期）、《更多地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1940年6月20日，载第8期）、《关于党的两种工作方式》（1940年7月27日，载第9期）。对建设一个全国的、群众性的、巩固的党的伟大工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组文章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体现了张闻天自己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报告中提出的“组织工作中国化”的要求。

    张闻天提出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来完成党的历史使命。他指出，“我们党内的很大弱点，即是还有很多同志善于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善于背诵上级党部的决议，善于根据自己主观的愿望而提出‘包罗万象的工作计划’，或是善于纵谈自己经过的许多历史事实，善于夸张自己丰富的实际经验，然而对于认真的去了解具体情况，认真的去收集具体材料，认真的去分析与研究这些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一定的结论，则表示不愿意，表示轻视或表示完全无能。”这常常是党的政治路线不能具体实现、党的经验不能向前发展的主要原因。他还指出，“不根据于客观的主观，不根据于现实的理想，不根据于具体情况的工作计划，也许是美丽的、动人的，然而它在客观的、现实的世界面前，是必然要破产幻灭的。这是历史上一切主观主义者、一切空想主义者的悲剧。”所以，张闻天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提出：“正确的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是党正确的决定具体任务的出发点，也是党使这些任务能够实行的基础。特别在中国这样的地方，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对于当前具体情况的了解，尤为重要。”“只有在正确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之后，钉子才可不碰，事情才做得通。”

    张闻天强调实践的重要，指出：“我们要在实践中把握现实各方面运动的规律，我们要根据于这些运动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要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必须要有不怕麻烦，不怕琐碎，实事求是的探讨的精神”，“必须要有马列主义创造的、批判的精神”，“要有打破一切成见、一切陈腐的公式的勇气”。

    张闻天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他指出：“朴素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就是老老实实，就是真实的意思。”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彻底革命的党，是建筑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党，“我们丝毫也不用掩盖事情的真相，来欺骗或安慰别人与自己。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就不能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就会发生错误，遭受失败。”张闻天强调“共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要反对那种吹牛、夸大、粉饰、掩盖、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形式主义、风头主义等毛病。”

    张闻天指出：“切实，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适合于实际；就是说，要根据于老老实实的认识，根据于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决定当前的具体工作；就是说，要经常检查已经开始的工作，把已经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共产党是革命的党行动的党，是言行一致的党，“我们要在切实的点滴工作中来实现我们崇高的、远大的理想”。张闻天强调“实际工作，要一点一滴去做，一步一步前进”，“要反对那些讲大话，订大计划，而不肯或不会脚踏实地切实工作的空谈家”。

    张闻天还论述了在革命形势顺利与困难两种不同条件下党的两种工作方式：“发展”与“巩固”，指出党的领导的任务就在于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指导实行工作方式的转变。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军不断“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逆流，在华北许多地区的党、后方的党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党处境转向困难的时期，张闻天阐述了党中央关于在全国许多地区急需实行从发展的工作方式到巩固的工作方式的转变的指示。他指出，在全国时局逆转、革命力量遭受围攻与“扫荡”的条件之下，党的工作“不能不从广泛的、大刀阔斧的、偏重于量的方式转变到深入的、精雕细刻的、偏重于质的方式了”。为了提高一种工作的“质”，“我们必须对于这个工作有具体的、深入的了解，有精致细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有经常的检查与督促，有把一种工作计划贯彻到底的埋头苦干的决心与忍耐心。”这一番话，也是对“切实”的工作作风的阐发。

    张闻天强调必须正确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张闻天分析了党与群众这对矛盾的丰富生动的各个侧面，结合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批评，从理论上阐明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关系的原则，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方法。

    张闻天从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来分析党与群众的关系，认识党在群众中的地位：“党是群众（这里主要指工人群众，同时也指非工人的劳动群众）中的一部分，而同时又是群众中先进的、觉悟的、马列主义的、有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处处依靠群众；同时它必须保持它的特性，不溶化于群众的大海中，而成为群众的政治领袖”。基于这样的分析与认识，他提出了党与群众正确关系的基本原则：“同群众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是群众的学生，而又是群众的政治领袖”。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张闻天从政治思想、物质利益、工作方法、组织形式、相互关系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具体原则，强调“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克服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正确的解决党与群众的关系”。他还针对当时在扩兵、征粮等战争动员工作中存在的不关心群众切身问题的恶劣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某些部门和同志中“产生了脱离群众、同群众对立、把党所领导的组织当作凌驾群众的‘办差机关’、‘官僚机关’，而党员变成了站在群众头顶上的‘党老爷’、‘党官’的严重现象。这对于党、对于革命实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他提出要“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我们不但要善于向群众提出革命的要求，而且也要善于满足群众向革命提出的要求”。

    张闻天提出党章应该规定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中共六大制定的党章以及六大之前的党章都没有规定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张闻天较早地看到这是一个欠缺。在初到陕北指导编写《党员课本》时，第一次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党的基本知识写进了课本。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页。1939年3月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增加了“党员权利”的规定，这是联共（布）十七大的党章所没有的，对“党员义务”也新增了内容。张闻天及时地向中共全党介绍了联共（布）党章的新内容，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这一新发展，并建议在中共七大制定新党章时，应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拟订条文，对“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作出规定。张闻天认为，“党员权利”的规定，对中国党“有极大益处”，“特别在建立党内民主的、健全的、生动的、前进的、团结的生活方面，有很大意义”。关于“党员义务”中有关遵守纪律、精通业务一条，张闻天提出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应包含安心于自己所负担的任何革命工作，而且包含应该把这工作做得好的意见。他希望大家对“党员的权利与义务”问题进行讨论。

    张闻天的建议得到全党的赞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6月11日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与四项“权利”。党的组织建设上的这件大事，张闻天是有首先倡议之功的。

    从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报告到《共产党人》杂志上的这组党建文章，张闻天在党的建设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宣传鼓动提纲和文化工作政策

    宣传家张闻天也是一位组织工作的能手。他兼任宣传部长，工作抓得具体而有条理。他每周主持一次部务会议，除各科科长以外，中央青委、边区党委和总政宣传部的负责同志也经常参加，讨论宣传工作和政策，还研究周刊的选题。当时的宣传部只有十来个人，工作繁多，在他领导下，有条不紊，忙而不乱。遇有开创性的事，他总是亲自组织办理。1940年初，党中央决定将“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作为高级课程之一，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首先学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张闻天亲自组织和主持报告会，请博古等同志讲解。报告会在杨家岭小礼堂举行，每周一次，连续开了四次，在延安的中央委员和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茅盾：《重逢闻天在延安》，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为了开展国际宣传，1941年初，延安出版了一种兼用英、俄、法三种文字的独特的三十二开毛边纸油印刊物《中国通讯》，也是张闻天亲自召开座谈会，进行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包括美国籍大夫马海德和印度籍大夫巴思华在内）办起来的。吴文焘：《师表》，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马海德是黎巴嫩人，后加入中国籍。当然，张闻天对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主要的还是方针、政策的确立与工作方式方法的指导。其中最重要的建树，一是通过对宣传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确定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规范和标准，一是对抗战文化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早在1932年，张闻天就提出“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的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1940年10月，在他指导下，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张闻天写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这两个文件分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13），《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又收入《张闻天选集》。这两个文件，尤其是后一个文件，可以看做是张闻天对到那时为止的党的宣传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张闻天对今后宣传工作指导思想的概括。其中所作的若干论断和提出的任务与要求，确定了宣传工作的规范和标准，在党的宣传工作的建设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其要点是：

    一、明确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是在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这种宣传与鼓动，同时包含有对共同思想进行联合、对敌对思想进行斗争的两个方面。

    二、规定宣传鼓动工作的范围。宣传鼓动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举凡一切理论、政治、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文化工作、群众鼓动、对敌伪宣传、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

    三、概括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特点、基本原则和方法。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其特点是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是符合于客观真理与客观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于全民族与全国人民利益的，是与党的行动相符合的。其基本原则是：必须掌握党的路线与政策，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来进行；必须正确估计客观环境、了解并区别具体情况和对象；必须根据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使群众接受；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方式和工具，尤其要使现代的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等成为有力工具。

    四、说明宣传与鼓动的区别，规定宣传鼓动工作各主要方面党内教育、文化运动、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群众鼓动工作的性质、任务和要求。

    五、论述了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相互关系与有机联系，明确了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与组织系统以及干部培养的任务与要求。

    文化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虽然再也无暇进行文学创作，但对文化运动（包括文艺运动）是一直关注的，对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文化人是非常关心的。他在兼任宣传部长期间，对抗日文化运动不断进行指导，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作了不懈努力。张闻天对文化问题的论述颇多，主要有：

    1937年11月14日，张闻天在陕甘宁特区“文化救亡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长篇报告（通称“文化运动”报告），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文化运动，规定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文化运动的任务。

    1938年4月20日，张闻天为祝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题词：“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在大时代中生活奋斗，并在大时代的前卫为大时代服务——这就是现代文艺家的使命。”

    1938年7月，为慰劳参加延安抗战戏剧节的文艺工作者举行宴会，张闻天在席间讲话，论述学习旧形式和学习外国的问题。

    1940年1月5日至7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长篇报告（通称“文化政策”报告），报告全文载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出版）。先后收入《六大以来》（下）、《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闻天集》以《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为题节选部分内容。全面地总结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历史，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性质和任务。

    1940年9月，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发展文化运动》的党内指示，指导并直接推进了国统区和根据地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

    1940年10月，张闻天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草拟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具体地规定了党对文艺工作者及一切文化工作者应该采取的政策。

    1941年6月，张闻天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其中对文化运动的意义、任务、政策作了简明扼要的规定。以上三个文件均收入《张闻天选集》。

    在这些报告和文件中，最重要的是1941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文化政策”报告。张闻天在对新文化运动做历史考察与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发展抗日文化运动的任务、策略、方针、政策作了较有系统的、较为全面的论述与阐发。当年茅盾读了此文和毛泽东在同一次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后，非常钦佩，称这两篇文章“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与报告的理论阐述相应，张闻天主持制定了若干政策文件，具体指导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

    关于新文化的内容，张闻天提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要求，并指出“为抗战建国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作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他对比分析了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新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阐明了新文化“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性质，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要为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而奋斗，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张闻天又分析了文化工作的特点和文化人的特点，说明文化工作同其他领域与部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要考虑到作为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又要注意各文化部门的特殊规律，还要重视传播媒介的多样性与传播渠道的曲折性，以及文化人作为单独工作的精神劳动者、“灵魂匠人”的特点和这些特点导致的长处与短处、优点与弱点。

    从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出发，从文化工作与文化人的特点出发，张闻天论述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性质以及组织上和工作方式上的特点。

    张闻天首先强调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他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关系。”这是就参加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人员与他们从事的工作来说的。就思想上来说，张闻天认为：“文化统一战线是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因此，凡各文化人对于当前某个政治问题或某个文化问题有共同思想上的一致，即可联合起来。”这是十分广泛的。再从内容来说，文化统一战线并不要求全部做到新文化内容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点要求，而“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阐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是最广泛地团结除汉奸文人以外一切文化人的政策。为了实现广泛性，张闻天还提出了多样性的主张。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文化人之间，除以抗日不抗日作为团结的分界线外，还可以在关于文化的各种方面与各种问题上进行统一战线。”他具体地说明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层次的文化统一战线。在强调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广泛性、多样性的同时，张闻天又指出了它还有斗争性的一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锋的与指导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求得更充实的与坚强的统一。同时，他还提出将抗日根据地建设成文化根据地的任务，要求“在全国新文化运动中能够起先锋与模范作用”。

    对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和工作方式上的特点与原则，张闻天也作了重要的提示。他指出：“统一战线的组织，不应有很严密的集中的组织生活”，“要避免规定许多规则，条例去限制他们的文化活动”；“应保证统一战线内的文化工作者有发表、辩论、创作与生活的充分民主与自由”，“应经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论。应当提倡自由辩论与讨论的风气”；“关心他们创作的命运这是发展与巩固文化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方法”；要在尊重、帮助、同情文化人的方针下，“引导”他们“接触实际的斗争，了解当前的政治问题，接近与深入大众，向大众学习”，来纠正缺点，克服弱点，经过实际锻炼，“使他们具有鲁迅一样坚定、明确、切实、勇敢及为解放大众而奋斗到底的优良的品质”。

    根据抗日文化运动发展的情况，张闻天进行了及时的指导。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与思想统制随之加剧，一段时间里，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包括抗战文艺运动）出现了一个相对沉寂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发展文化运动》的党内指示。这个指示于1940年9月10日发布。

    《发展文化运动》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并就如何推广与深入这个运动加以切实的研究。这个文件规定了国统区文化运动的方针与策略，指出：“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并提出“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动员群众，推进运动。这一方针与策略，是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统制提出的积极的对策，确实对抗日文化运动和抗战文艺运动起了推进作用。有一系列重要事件发生在文件下达之后。如：9月下旬，郭沫若愤然退出政治部第三厅；10月10日，茅盾以非党员身份离延安赴重庆，以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11月，逼使国民党在其军队政治部之外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支持郭沫若出任主任，使之成为进步文化人活动的中心；等等，都是同张闻天写的这个党内指示的精神有关或一致的，其中有些事情，张闻天也是与闻其事的。此后，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文艺运动从沉寂中昂奋起来，相继出现了“雾季戏剧”的高潮和讽刺作品的兴盛，这同文件的正确指导也不无关系。

    《发展文化运动》同时提出在根据地推行文化运动也都应该采取“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的方针。同年10月，张闻天又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说明党对文化人应取的正确态度，具体地规定了做好文化人与文化团体工作的原则。张闻天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此件以《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除单独注明者外，均引自《张闻天选集》。在对文化人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应该采取正确的政策，其要点是：

    第一，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张闻天：《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第二，采取一切方法发表文化人的作品。因为“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于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而文化人的作品，“就是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发表他们的作品也即是推广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方式”。

    第三，保证文化人充分的写作自由。“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那种“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第四，正确开展对作品的批评。张闻天指出，“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

    第五，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文化人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共产党人、文化统一战线工作者，应该“善于尊重共同工作的文化人，其人格、其事业、其创作与意见”，应有“足够的气量”，“求大同而弃小异”，同文化人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张闻天还特意指明，“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

    张闻天在文件中提出的这些指导意见，正确阐明了党与文化人的关系，是切合实际的文化政策和文艺政策。从实践来看，周恩来、张闻天、陈毅等领导同志都是这样做的；从革命圣地延安，到东海之滨盐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是这样做的。无论对抗日根据地、还是对国统区，在广泛团结文化人（包括文艺工作者），推动文化运动的发展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文化团体的工作，张闻天吸取20世纪30年代“左联”、“社联”存在的“第二党式”的缺陷的教训，对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下的文化团体的组织、任务、作风等方面作了相当具体的、切合文化工作实际的规定。

    他认为，文化团体主要应该是专业团体，“各种不同类的文化人（如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当然，这些团体也可以联合起来，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类的联合团体。在团体成员的吸收上，“不在数量之多，而在质量之好”。关于文化团体的任务，文件规定“一般是：介绍、研究、出版、推广各种文化作品；吸收与培养各方面的文化人材；指导大众的各方面文化活动；联络文化人间的感情与保护他们切身的利益；组织文化人向各地报纸杂志写稿；介绍并递寄他们的作品或译著到全国性大书局出版；向外面的及大后方的文化团体进行经常的联络。”此外，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还可设立“文化俱乐部”一类设施，供文化人集会、娱乐，设“创作之家”一类住所，让他们安静地从事创作。至于文化团体的工作，张闻天反复多次指出：应该倡导民主、自由的作风。他说过，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团体，都应该“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活泼、民主的作风”。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第12节。

    总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张闻天在确定党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与有关方针、政策，指导抗日文化运动与抗战文艺运动方面，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他的文化思想在总体上当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高度，然而应该看到，他的许多思想理论观点，诸如关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与特点的历史概括；关于新文化内容的深刻分析和新文化性质的全面理解；关于文艺工作者与工农群众“融合”、“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去活动”的主张；对于民族化、大众化的提倡；关于大众化包含提高与通俗化双重任务，既要反对通俗化变为庸俗化，又要防止提高变为脱离群众的主张；关于批判地利用旧形式与外国形式，创造新文化的新形式的意见；对于“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高度评价和对鲁迅精神的发扬；等等，同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文艺思想精神是完全相通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在毛泽东文化思想与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张闻天有其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