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香港，相对于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要平静安宁一些。然而，战争这个庞大的怪物，一刻不停地在它的四周嗥叫着，它的阴影重重地在港人的心头集结。闲暇时，人们交谈的话题几乎都和炮火硝烟有关系。他们似乎嗅到了战争的气味，却因看不到它的形象而恐慌，而迷失。直觉告诉人们，战争早晚要来！
尽管如此，香港仍因其平静而汇聚着各样的人流，特别成为文化艺术界的汇聚点。人们会蓦然发见，几乎在一夜之间，香港的文化艺术舞台上多被陌生的面孔所占领，成为反映战争评点时局的主流。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个个洋溢着逼人的才华，而且经验丰富，办干练，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邹韬奋先生最先在香港办报。1936年6月7日，他创立的《生活日报》首先面世；
继邹先生之后，1938年4月16日，茅盾先生在香港创办了《文艺阵地》；
1938年8月，胡政之先生创刊《大公报》；
1938年8月，诗人戴望舒又创办了《星座》；
1941年9月18日，梁漱溟发起创办了民盟机关报《光明报》
另外，港人还注意到，苏曼殊、茅盾、张爱玲、叶浅予、胡适等一大批名扬四海的文化巨擘，神奇地出现在自己的周围，他们或指点江山或激扬文字，或花前月下吟诗弄赋，把沉寂的香港变得活跃异常。
香港人喜不自胜。面对文化的空前繁荣，它们更多的是亢奋和迷离。和这些文化精英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同一方土地，受他们的呼吸，倾听他们思想的声音，无论怎样说都是一种幸运。但仍有人嗅到了反常的气息。他们不禁皱眉发问：他们因何而来？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1941年2月，山城重庆被灰色烟雨笼罩着。中共南方局所在地一一曾家岩50号门前，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路上行人稀少，偶尔有车夫拉车时慌乱的脚步声和咳嗽声从雾中传来一些声响，反衬得这深巷更加神秘空旷。
浓雾中走来一个中年汉子，一袭青衫长袍，手中拎着一把油纸伞，一付漫不经心踱步的样子。当他走到这条小路时，突然停下脚步，似乎在倾昕嘉陵江滔滔江水，又像活动一下僵直的脖颈，四下看看，脚步由缓变急，风一样向曾家岩50号走去。
他就是名震四海的文化战士胡风，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共与文化革命主将迅的秘密联络人。抗战爆发不久，胡风从上海抵达当时中国的政冶文化中心武汉，成为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和研究部主任。武汉失守前，胡风逆江而上，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当时任国民政府军琳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是周恩来，他提名胡风到郭沫若、阳翰笙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去，作为十名专职委员之一，协助党的工作。
三十年代，胡风凭着一腔热血，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作，其中《血誓》《为国而歌》《给怯懦者》等五首，是他在十天之内喷涌而出的，诗风高雅、充满激情，每一行诗句都是跳动的火焰。其后，胡风主编并出版了在抗战文学中影响很大的《七月》杂志，在发刊词中，胡风这样写道：
能有洞烛一切的巨眼和凸观万象的伟力，为文如喷泉四射，使自己成为民族的也是文苑的骄子，当然是可以慰人自慰的，但如果不能做到，退而为这文苑建设工程搬运一瓦一石，从这搬运工作里面，寄付着对民族解放战争的一瓣微忠，也应该是虽然微末，但却非毫无用处罢。
正当胡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抗战的文化事业时，震惊中外的皖南赛变爆发了。面对反共狂澜，身在重庆的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文化人的安全，周恩来临危不惧，决定帮助他们迅速离开这座令人窒息的山城。
胡风此行正是应周恩来的邀请，来商讨去延安还是去香港的，他知道，茅盾、丁玲等许多文化名人，都是通过共产党的保护，到达安全地带从事文学创作的。现在，四面烽火朝不保夕，周恩来同志仍不忘保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人的胡风，深深为之感动。
对于周恩来，胡风是十分敬仰的，早年在武汉时，胡风就经常参加他召集的文艺家座谈会，聆听周恩来阐述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对他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以及政治家特有的风度，胡风十分佩服，在他心里，周恩来是鲁迅之后第二个令他信服的伟人。
胡风按时到达曾家岩50号，等在那里的周恩来看到胡风安全到此，紧锁的眉头舒展了，他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反共气焰日甚，为了减少损失，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决定让有影响的左翼文化人撤离重庆，你也在其中之列，一是去延安，二是去香港，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胡风很喜欢周恩来的简捷干练，和他说话，胡风也觉得自己干练起来了，他说：
我们应该在重庆坚持，和国民党继续斗争。如果它们继续逮捕人，只能更加失去民心，失去道义，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只能加速他们的失败。胡风说这番话时，心里还有一个疙瘩没有解开，那就是无法割舍他心爱的《七月》杂志，《七月》是他倾注了多少心血才有今日的规模和名望啊。
周恩来知道胡风对《七月》的情感，也在胡风的话里感受到了他的信念和力量。周恩来同志一面给胡风讲述当前的形势，一面讲述党的任务方针，直接说出胡风感情用事的弱点，他告诉胡风：撤退固然是为了保存干部，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表示强烈抗议。
胡风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能到革命的延安去过一种新生活，当然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我总觉得去这么多人恐怕也做不出什么事来，我就对夫人梅志说，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但是从今天起就要开始做些准备工作了。
此时，重庆等一批文化人已经开始撒退，其中欧阳山，艾青等去延安，茅盾、夏衍、范长江等赴香港。茅盾等人也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带着真情的重托，从重庆出发，经上海来到香港的。所不同的，周恩来把在延安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所写的文艺稿件，交给了茅盾。并派身边工作人员吴奚如走访茅盾及其他文化人，告诉茅盾，稿件直接发表或作为创作素材，由茅盾定夺，并嘱咐茅盾：胡风主编《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报告文学和诗，算是游击战，茅盾将出版的《文艺阵地》多刊登长一些的文章，作为阵地战，两者配合，又构成国统区左翼文艺的完整阵容。安排胡风去香港，周恩来是有特别考虑的，当时日本东京报纸上刊有日共中央被破获的消息，周恩来十分关注日共的情况，所以，他希望早年在日本学习时即与日共有联系的胡风能够经香港到南洋一带，通过日本侨民寻找日共的关系。这一特殊任务，周恩来是在胡风离渝前一天才对他说明的。只是到香港后，情况有所变化，胡风未能如愿。
临行前，周恩来专门交给胡风一张重庆七星岗莫斯科餐厅去香港办货职员某某的假期旅行证明，还给了他100元美钞和若干法币，以作行路盘缠。
1941年5月7日，当山城重庆还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睡，胡风一家悄悄登上了一辆南下的汽车。望着雾汽朦胧的山城，环顾多灾多难的祖国，胡风像众多赴港的文化人一样，带着奋斗的激情带着离别的伤感，在心中默默念道：
别了重庆，别了国，几年来，天上有轰炸，地下有暗礁，我们只有在斗争中生存，在苦难中求乐，子弹和血雨吓不倒我们，在人类解放面前，任何恐怖都难以扑灭我们心中的火焰。祖国，重庆，如果需要，我们会再来，因为我不是为了逃避轰炸贪图安逸才离你而去的。
此时胡风一家去香港，在赴港的文化人之中，算是比较晚的一批了，在此之前，大批的文化人，或直接进驻香港，或由组织出面联系入港，许是走露风声的缘故，赴港之行凶多吉少的消息不断传来，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阴影，在赴广洲湾的途中，时时可见画着两根枯骨的石碑，汽车在山间公路上簸，事后胡风回忆说：那次旅行，可真是提着脑袋往前闯，吉凶未卜啊！
1941年6月6日，胡风一家从重庆跋涉到香港，行程万里，历时一个月，胡风的到来，很快在香港的文化界传开。当天，就有夏衍及因导演《渔光曲》而名声大振的蔡捷生前来看望，大家相谈甚欢，心情怡然，在暂时的住处九龙弥敦道新新酒家里，不断有故知新朋拜望，胡风称大家见面尤为亲切，他乡遇故知，在重庆的两年半生活里所受的精抻重压，像是消失了似的。
数日后，胡风租住西洋菜街175号4楼一间房子，租了几件家具将家安顿下来。和众多的文艺战线的战友们一样，一个小小的阵地，就这样完成了它的全部过程。
繁华，喧闹的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原本不在意什么文化沙龙之类的聚会，被称为自由城的香港，战时成为各种势力的避难所。
然而，香港人甚至港英政府初时并没把他们看在眼里。在聆听四围枪弹声之余，港人以无比沉睁的态度打量着这些来自异地的人们。在他们眼中，除了几个知名人士外，这些相貌斯文举止平和的人们，比玩杂耍的吉普赛人强不了多少，躲避战祸，养家糊口在这个时代，似乎是生活最坚强的借口，他们自然也不例外。
邹韬奋，这个中等个子，戴着眼镜片儿的中年男子就是以这个借口，敲开了香港政府主管部门的大门。
登记之前，考虑到邹韬奋名字太响，容易引起港英当局的怀疑和警惕而产生负作用，便由一个朋友出面。登记时，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官员照例要问几句：为什么办报？赚钱。
那时，混口饭吃被认为是最可敬佩的大志和至高无上的美德，所以报纸得以顺利登记。此时的香港确实有自由之港的样子，首先纸张免税，比别处全靠广告费的收入来维持报纸要好得多。其次，办报只要不触犯英国人的统治地位，偶尔谈一谈抗日救国，英国人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单从这一点上说，比国统区其他城市要解放一些。
然而，邹韬奋的名字还是让港英政府知道了，他们从这个名字想到后面可能有强大的靠山，一个统治者再开明，也不想做另一个政党的宣传工具，但是报纸已经印刷，怎么办？
港英政府有的是办法。一天，警务处有公文到新闻检查处，要检查处每天将检查《生活日报》时所抽去的言论和新闻汇送到警务处察阅。
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报上的寻人启示，房屋拍卖，车祸，花边新闻很快吸引了警务处的官员们，他们津津有味的边看边发挥想象，把某艳星的私人生活弄得一清二楚。在得出看来这厨子菜炒得不错的结论之后，这些官员回到家里，枕边便常常放些《生活日报》之类以作消遣。看来检查处还是嫩了一点儿，警务处的负责人想，要派一个严格自律的检查官才行。
新派来检查的检查官出手的确不凡，他随意删除，根本不管之后的内容是否衔接和通顺，至使这些文章经过反复校对，仍是错讹连篇，使人硬着头皮读下去还是不懂。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检查官很满意这样一种做法：如果排版缺少飘字，则印上票字，后面加括号注明：加风旁。这种独具匠心的花样让校对倍受折磨；陶行知先生气愤地写下一首打油诗：机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脑壳轰轰轰。再拿稿子来，操他的祖宗。
然而，报纸还是办起来了。在邹韬奋之后，又有一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在香港创立刊物。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在香港问世，同年8月，《大公报》问世，《星座》问世，1941年，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也在悄悄的孕育着。和以上文化人办报不同的是，《光明报》是以直截的方式，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
1941年3月28日，梁漱溟去向周恩来陈述他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得到周恩来的热情支持。梁问到港后找中共谁接头，周恩来让他找廖承志。后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除告知重庆文化人去港的情况外，还持别嘱咐廖要支持统一建国同志会（即民盟）的工作。
梁漱溟离开重庆经过綦江等几道关卡时，曾一度被扣，后经与重庆国民党当局联系，始准放行，5月20日，梁漱溟从桂林飞抵香港，他找到廖承志深谈了一次，以后便和《华商报》主编范长江进行联系。
梁漱溟抵港后，原商定至港共同办报的罗隆基、张君劢，黄炎培均因故未去，他便和在港的曾琦（青年党）徐傅霖（国家社会党），任宪子（民宪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甘介候（桂系）着手筹备。
8月，办报所需的大笔经费已筹集齐备，和蒋介石有矛盾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均给予了支持：龙云捐了5万元，刘文辉拿出3万，构成民盟的几个小党派也都出了钱，黄炎培一人拿出1万元、梁漱溟自己也拿出6000元、范长江也拿出4000元港币，以华侨捐款的名义进行资助，实际上，这些资金是中共方面给的。
国民党得知民盟在香港创办《光明报》的消息，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几天后遂进行破坏，派中执委兼海外部长刘维炽到香港，请香港政府拒绝出版发行。
香港政府似乎对刘部长指令式的请求很不耐烦，为了显示该地区的民主，港府以《光明报》已办好立案，交了押金，且聘有律师顾问，表示无法按国民党的主意行事。刘维炽撞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之后，很快聪明起来，他开始运用国人惯用的手段，在港府上下活动，终于使港府官员的口气缓和下来。刘维炽拿着英人许诺的报纸出版后加强新闻检查，予以压制回去交差去了。
后来梁漱溟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有的文字被删去，开了天窗，有的地方文字失。单从这一点上看，应该说那个刘部长是很有办事能力的。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世界上凡事最怕认真二字，梁漱溟吃了一回亏之后，认真研读了港英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当读到广告栏可以不送审时，梁漱溟多日的愁绪一扫而光，第二天，他便将民盟的十大政治纲领和宣言全都登在《光明报》的广告栏中，为此，助手萨空先生还特意造了一个假帐，说明这两个文件是外面送来刊登的，以此应付港英政府的盘查。
梁漱溟的这步棋走得令港英政府都觉佩服。这漂亮的一招刚刚落下，孙科等人便急忙到港拆台，借口民盟成立宣言及十大政纲的发表，不写组织人及地址，态度殊欠光明正大等等。诬蔑民盟乌有其，招摇撞骗。在港的盟员曾琦和徐傅霖也抱不合作态度。
梁漱溟似乎早料到了国民党的这招棋，他请陈友仁，陈翰笙两位先生将宣言和纲领译成英文，并担保此事属实，由外国记者拍出电报，从而引起国内外的注目。到11月16日，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等在重庆组织各方面人士聚餐正式宣布民盟成立。对于梁漱溟的妙计和民盟的最终成立，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要力促其成。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民盟纲领强调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生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并称民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这与国民党对民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光明报》为促使民盟组织的公开和合法化，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民盟以第三方面独立的姿态出现后，蒋介石是不能容忍的，他对《光明报》乃至香港近两年雨后春笋般的报纸感到非常头疼，然而，港英政府毕竟不是他的黄埔学员，只能忍气吞声，从长计议。
此时的香港，文化热像一股股清风，给沉寂的香港带来了生气。面对突然而至的文化急流，港英政府表面大度，内心却十分谨慎，如履薄冰……
每一份报纸左右，都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每一个作家，都在这片相对自由的地域上和别的精英交流着、撞击着。他们像无数迷人的星座，辉映着这片沉寂的夜空。以《文艺阵地》为例，尽管编辑部离市区较偏远，仍有许多作家为之效力：陆定一、叶圣陶、萧红、老舍、夏衍、刘白尘、周而复、丰子恺、田间、沙汀、骆宾基、欧阳山、司马文森、邹获帆、杨朔、袁水拍、郑振铎、臧克家、草明、杜埃、何其芳等著名作家，都成了《文艺阵地》的撰稿人。
生活总是这样，常常以无心插柳的举动，让你若干年后，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感怀当初。对于离乱的中国文坛来说，香港，这个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贫瘠的地方，无疑是苍天赏佑的一块洞天福地。然而，对于香港，这批文化人的进驻，绝不亚于若干商业巨子在这弹丸之地倾注巨资。今天，这个被喻为亚州四小龙的东方明珠，以其经济，文化的繁荣独领风骚数十年。追根溯源，与昔日那么多文化精英的流入不无联系，也就是说从这批文化人南来香港之后，香港的文化从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以至在瞬息之间，文化沙漠变成了文化绿洲。在抗战之初，这批身带特殊使命的文化人来港，大部分只是以此为根据地，就如茅盾先生开辟的第二阵线一样，为人类解放运动摇旗呐喊，他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文风和思想，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进行口诛笔伐时，饱受文化饥渴的香港人在他们身上很快看到了自己的需要，这些东方式的文化以其迷人魅力，在短短的几年内，风靡全港，甚至大部分港人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工作生活已被这股强大的艺术洪流所包围、浸染。
在这个全球一片炮火硝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也没有机会，从一个文化的角度对待这个问题，人们的注意力被异国他乡的枪炮和热血所吸引，他们以一个人所具有的良知和人性，关注着战争，最初，对于这批文化人，他们需要的是他们的报纸，过了数月，这些人所办的报纸在香港也很快找到了准确位置，因为他们明白，在厄运降临全球的时候，几乎很少有人仍旧关心明星趣闻等少盐没醋的话题，较之于国内，港民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对战争的认识，这些文化人知道，香港为此骚动不安的原因，也知道怎么样让焦灼的港民顺着自己的思维去了解世界的战局发展。
众望之中，人们最先发现了以剖析时局而独树一帜的《时事晚报》。特别是它的国际述评，论点鲜明，文笔优美，精辟又动人心弦。它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梳理得清清楚楚，分析透彻，入木三分。它让读者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制高点上，环顾全球，总揽大局，前前后后，历历在目。
一时间，《时事晚报》畅销全港。主笔乔木，这位具有非凡驾驭时局能力的高手，成为众目关注的焦点。
这个乔木，其实就是以后扬名天下的外交家乔冠华。《时事晚报》，这个四开四版的报纸，让乔冠华鼓捣得十分火热，以后成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的徐迟说：
它的第一天的社论就使我大吃一惊，我感到它文笔之优美，论点之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这样我就每天读这家报纸，到时候如果还没有读到，就茶饭无心。由此可见乔冠华办的报纸的魅力。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港人在众多的报纸中很快扔掉了以前那些陈词滥调式的报纸，一旦看到这些有质量的报纸，他们对曾经占用过自己大量时间的、那些令人打哈欠的报纸，产生了厌恶。乔冠华的社论文章出来以后，香港著名的国际评议专栏作家罗吟圃也写文章，大加赞赏这个叫乔木的作家，一时读者如云。《时事晚报》干脆通过中国新闻社将每期署有乔木笔名的文章向世界各地华侨报发稿，乔木之名不仅在香港，同时也在华侨报纸最为集中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产生影响。
乔冠华在众多进入香港的文化人中间，是较早办报。当然这与他从事的工作有关系，在通常情况下，社论文章往往是严肃生硬枯燥的，也是一般人所不太愿意读的，然而，乔冠华笔下的社论，却使人一反过去的心态，不仅愿意读，而且可以说是翘首以盼，爱不释手。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时局鞭辟入里的分析，无可置辩的结论以及合情合理的预测，使你感觉到他无疑就是一位身临其境的总导演，而且，只要读了他那振聋发聩的社论，将使你不可能再摇摆起自己的意志而彷徨于认识的歧途。读完之后蓦然醒来，不得不赞服这个乔木逼人的才华，人们在读到《谜一样的马德里》的社论时，再也坐不住了，港人想了解他，知道他了。在这篇社论的最后，他写道：
西班牙是一个生长橄榄树的地方。冬天到了，橄榄树的枝枝叶叶化为泥土。但是谁又能担保在已经变成橄榄树田的肥料的战士的骸骨，不在那历史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又结出青葱的果实，来点缀那明媚的半岛呢？
人们在拍案叫绝之后，来到《时事晚报》社，报馆十分简陋，在百花街，他们打听这个叫乔木的人，没什么结果，后来不知谁在港人中间走漏了消息，港人开始注意到了乔木背后的一大批大陆文化人。他们开始关注这批文化人的作品，特别是新近在香港上市的书籍，香港的各大学校学生，也把谈论这些人的作品为讨论的主要内容。他们渐渐熟悉了雨巷诗人戴望舒、沈从文、郁达夫、徐迟、萧军、萧乾、萧红、郭沫若、艾青等人的作品，这些人的作品一扫香港文艺界的沉寂文风，港人在这片净土中默默的读着他们的作品，吸吮着东方文化丰盈的汁液。这时候，又一颗耀眼的巨星照亮了香港，茅盾的长篇小说问世了。它的出现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炸开，使无数人屏息凝神，惊叹它的艺术魅力和动人情节。
由《大众生活》连载，一出世，便产生了轰动效应。《大众生活》也成为当时香港的畅销刊物之一。这里所说的轰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因为在看完《大众生活》连载的这个长篇小说之后，读者们都深深的关注着主人公的命运，当小说结束时，读者们不免为女主人公如此结局感到一丝遗憾，纷纷给《大众生活》编辑部写信，要求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
当编辑部将一叠读者来信转交茅盾，并希望能够考虑读者意见时，茅盾被港民们的支持感动了，他打算采纳读者的意见，重新设计结局。
是茅盾到港之后萌发的创作冲动。在香港同明友们聊天儿时，听。到不少关于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迫害进步文化人的啪情，由此又使他想起了在重庆时了解刊物的一些事情：当时，在国统区有不少觉醒了的青年纷纷离开国统区奔赴延安，国民党政府在通往延安的途中布上军警宪特，捕捉了不少青年人。这些青年被捕后，国民党就进行反共教育和间谍技术培训，然后再派遗出去，进行特务活动，一些天真烂漫的少女，落入特务手中，先是玩弄，又腐蚀，再放她们出去从美人计……
茅盾以一本残缺不全的日记引出了整个小说的主线，描述了主人公赵惠明的遭遇及犯罪的觉醒。让人看时感到惊险新奇，看后从心灵上产生震动，精神上得以升华。
茅盾终于为重新设计了结局：赵惠明在良知的感召下，冒着生命危险从魔窟里救出一个与她同样命运的女青年，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只想要救出一个可爱的可怜的无辜者，我只想从老虎的馋吻下抢出一只羔羊，我又打算救出一个同样的无辜者一我自己。茅盾始终没忘记作为文艺战士的职责，他不仅在香港开辟了第二战场，而且他的小说及文风，至今影响着港台及新加坡一带。文化人在某种程度上讲，满足了港人对基本文化的需求，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文学、戏剧、电影。政治评论等等诸多领域，都以崭新的面孔，给港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无限生机，然而，让港人精神生活有所变化只不过是文化人对民众要求的第一步，这批从炮火硝烟中走到香港的文化人，比及以前的文人，除了多一份历史的责任感之外，每个人身上，几乎都有和民众溶为一体的愿望，他们满足民众基本要求的同时，也要求大多数有良知的港人，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这样，在理解他们作品的同时，理解造就这些作品的时代，理解无数在炮火中辗转苟生而无可奈何的民众们。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一味迎合民众的口味，而是引导他们，走向辉煌壮景前面，指点给他们看。在这批文化人带给港人第一次文化冲击波之后，大批的文化精英已经开始寻求第二个源泉，如何和民众一起为灾难深重的全球鼓与呼。
1941年7月1日，香港湾仔庄士顿道179号英京大酒家门前，喇叭声声，车马云集。晚上七点，华灯初上，霓虹灯把这座豪华酒店打扮得耀眼醒目。五楼大厅里，港九地区各界人士济济一堂，他们中间有文化界的名人邹韬奋、陈翰笙、夏衍、于伶、胡风等，还有女界及政界知名人士伍朝枢夫人，胡汉民之女胡木兰等150余人。他们是应宋庆龄的邀请，参加她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开幕式的。
随着日军的步步入侵，涌入大后方的难民越来越多了。宋庆龄决定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目的是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募捐，救济难民伤兵，扩大工业合作社规模、发展生产。宋庆龄的决定很快受到香港文化界的欢迎，香港文化人一面在报纸上报道宋庆龄的筹集准备，一面帮助她以文章、演讲，绘画的形式，对一碗饭运动进行宣传。
市民得知开幕典礼将在英京大酒家举行，很早便集结在这里，他们翘首盼待着宋庆龄的到来，欲一睹她的仪容风采。港英政府不得已，派出大批军警，前来维护秩序。
向孙夫人致敬！人群中传来口号声，随着刹车声，宋庆龄老远就下了车子，她身着黑绸镶边旗袍，发髻后绾，俊美的睑上泛出一抹健康的红晕，她迈动轻盈的步子，向群众含笑颔首，显得雍荣华贵气度逼人。
会议由宋庆龄主持，她以富有激情的话语，讲述了运动的意义。主席台上，摆着一批孙中山先生的墨宝与纪念品，这是宋庆龄忍痛割爱义卖以捐赠给一碗饭运动的。当宣布义卖开始时，与会的工商金融界巨子一拥而上，攘臂争购，甚至出现了几个人争一物各不相让的局面，为此，改义卖为拍卖，由出高价者购之。
开幕式后，夏衍最先撰写了《为了良心的安适》一文，在文章中，他对香港市民说：战争四年，我们的战士和人民死了多少？伤了多少？多少人流离失所？战争不单为了他们，也是为了你和你的家族，苦难的是他们，苦难也该是你们的。孙夫人领导的工业合作运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一条简捷而易行的路，这不是运动者少数人的事，这是全体中国人的事，这也是今天能够安处后方和海外的全中国人的一种无可推诿的责任。使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成功，这是你对于国最低的责任，为着使你的良心安适，你也得尽一点轻微的责任。
剧作家于伶说：
希望多多少少的人拿着一碗饭运动饭券到指定地点去吃时，挨不上，轮不着，吃不到。而笑嘻嘻地对人说：吃不吃这一碗饭事小，一碗饭运动的意义重大。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这一碗饭的人，多多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饭的人，也能了解一碗饭运动的意义。我希望各餐室所捐献的一碗饭总数卖完了，再捐，我希望现有的一碗饭运动券卖完了，再印。
名演员王莹说：希望每一个海外的同胞，都参加孙夫人领导下的一碗饭运动，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荣誉。
香港文化人此时已组成文协，文协常常举办以抗战为主题的报告会、座谈会、晚会、研究会，对这次一碗饭运动的意义以及对民众的影响，自然比别人要认识得透彻、清楚。为了扩大影响，香港报界跟踪采访各界响应的情况，《华商报》刊发了由何香凝题名的《一碗饭运动特辑》，上有许多外国友人的题词，如克拉克夫人的题词是：
买一张一碗饭运动的饭券，不仅是做一件慈善的事，还可以使中国的难民有工作，能生活一一帮助他们吧，使他们以合作来自助！
名记者杰姆斯，伯尔特题写道：
你，中国的朋友，在香港的饭店里买一碗炒饭，那黄河边上千万无家可归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过快乐的生活。
一时间，一碗饭运动在整个港九地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到了8月1日运动正式举行时，车站、码头、机场、娱乐场所，乃至汽车、电车上，到处都是宣传画，口号和标语。举目四望，随处都可以看到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等字样……
各认捐炒饭的餐食店，刚把精心准备的爱国饭端出来，便被持券的香港市民接过去，个个脸上呈现出自豪满足之色。在港人争购爱国饭之时，郎韬奋、顾执中、杨刚等报界知名人士也带领自己报社的全部人马，在人流中采访、拍照，把气氛推向极致。他们把一碗饭运动提到一定的高度，使活动的参与者更深刻的意识到一碗饭的重量，一碗饭运动原计划举行三天，各餐室主动延期，有些餐食店一直延长到8月底。
有人说一碗饭运动使港人真正和大陆文化人溶为一体，这些文化人被港人称作自己人。
九月，运动告一段落。9月1日那天，依旧在英京大酒店，在人潮汹涌中，宋庆龄公布了一碗饭的收入：扣除开支，纯收入2.5万元，国币61万元。
任香凝代表文化界到会致贺，港人欢声雷动。1941年秋天，是文化人在香港最为红火的季节，在这个秋天里，若不是国内时常传来的枪炮声，他们还会不断地掀起的冲击波，使香港这个东方的珠城，更加耀眼夺目。正当香港的文化人用心在这个城市奋笔疾书时，一个噩耗使他们的笔陡然悲怆下来邱东平，曾以成名作《通讯员》引起文艺界广泛注意的青年，竟在苏北盐城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据说，遇难时，他胸前的包里还带着由他创作，反映新四军战斗历史的长篇《茅山下》草稿。据说，这个长篇草稿，被鲜血浸透……
这个消息是事隔数月，文化人在《解放日报》上得知的：延安文艺界包括艾青、丁玲、欧阳山、高长虹、吴奚如、荒煤、刘白羽等70余人举行了追悼会，发文日：邱东平是文坛上曾被期许成为是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
噩耗传来，香港文艺界悲愤异常。胡风更是长久的沉浸在巨大的哀伤之中，不能自拔。因为邱东平是胡风一直培养和关注最多的一个青年作家之一，特别是邱东平《一个连长的遭遇》问世后，胡风曾热情洋溢的赞叹：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首最壮丽的史诗。在叙事与抒情的辉煌的结合里面，民族战争的苦难和欢乐通过雄大的旋律，震荡着读者的心灵。由于胡风在《七月》上发表东平作品的缘故，他们接触很频繁，邱东平曾在一封信中告诉胡风每次看你的来信，都感到责任心的加重，但是无从转变，只是徒自谴责而已。你在那里支持一个刊物，环境困难，一想而知，而你的奋斗精神，是令我非常感动。之后，东平非常又非常兴奋的告诉胡风，他参加了新四军……
现在，和自己共诉衷肠的邱东平永远长眠在他热爰的那方热土上了。在一个阴雨绵绵的秋夜，胡风独自枯坐，思绪万千，体验着人格成长时的欢喜与人格崩溃的痛苦，他将满腔悲愤，凝结成一首七律，激励自己、也激励在香港的所有文化人：傲骨原来本赤心，两丰血迹尚殷之，惯将直道招乘运，赋得真声碰冷门；痛悼国殇成绝唱，坚留敌后守高旌，大江南北刀兵金，为哭新军失此人。
邱东平的牺牲给香港的文化人带来了沉痛与不安，他们热切的希望自己也能在延安浴血疆场，同时，他们更明白坚留敌后守高旌的份量。为此，他们建议由胡风亲自选编《东平短篇小说集》，以慰亡灵，题记中他们写道：
展开它，我们就像面对着一座钢筋的作家的雕像，在他的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的面前出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
1941年，是英国人进驻香港一百周年的日子，在纸醉金迷欢庆节日的时候，一股不祥之气最先在民间流传出来，说起来只是几句谶诗不吉利而已，鲤鱼有日翻洋海，百载繁华一梦消。
大凡底层流传的东西，其速度和产生的效果是令人始料不及的，它像一片黑幡，突兀的出现在歌舞升平的氛围里，随着传媒，它迅速遮占领港人心中一隅，挥之不去。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冲击使港人更加关心时局，也更能认识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当一些政界要人终日沉溺于赛马、尔夫球、酒宴、舞会的时候，他们最先忧虑了。香港的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又处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日军自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就加强了对香港的封锁，而且日军飞机还常常轰炸珠江流域和深圳一带，屯兵3万余人，配以1300架飞机，2300部运输车，500艘登陆舰，对于日军厉兵秣马的举动，英国首相丘吉尔曾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
假如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没机会守得住香港，也没有办法可以把它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任何在香港发生的战祸，只可以在战后所要举行的和平会议上面处理……
首相丘吉尔的这番话让港人非常震惊。就连港府官员每日几乎都要翻报纸、找国际时事与评论。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家底：驻港英军总共不过1.3万人，另有配备一艘驱逐舰，四艘炮艇和八艘鱼雷快艇的海军，另外，两架水陆两用战斗机，三架鱼雷轰炸机就是所谓的空军。也许是出于欧战过于激烈，大英帝无暇东顾的缘故，港英当局对香港地区的抗日活动便严加限制，自称在中日战争中持中立态度大概因为这样，初时大陆文化人入港后的活动，才受到了某些审查，导致大多数的官员错误的认为，英日上层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协定，而且身居香港的不少中外人士又坚信日本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侵袭香港，丘吉尔首相振聋发聩的警言很快被时间和现实消解，就像一张弓，它拉开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失去锐气。香港依旧灯红酒绿，一派繁华景象。1941年12月8日凌晨。
香港罗便臣道《大公》报社的职员宿舍内，编辑主任徐铸成刚写完一篇断言日军一时还不敢放手南进的文章，因倦极正蒙头大睡时，朦胧间听到远处传来轰鸣声，不多时，一位工友气急败坏地将他推醒：
徐先生，徐先生，快起来，发生战争了！睡意正浓的徐铸成满不在乎地说：
大概又是在试炮吧！工友越来越紧张了，喊：
你快起来看看吧，这次不是演习，人家都说，日军开始进攻啦！当徐铸成起床眺望新界方向时，发现四周浓烟滚滚，罗便臣道上行人个个神色慌张，昔日被自己喻为世外桃源般的香港，被战争的硝烟笼罩了。徐铸成想想自己可笑的推理文章，将日军一时还不敢放手南进撕毁，然后呆坐案头，无奈的听城外的爆炸声。
其实，港英当局还是有一些预感的，12月6日，白日还是歌舞升平的周末，将近年夜时分，港英当局得到确切情报，立即宣布部队所有人员从速归队，一时间部队空气骤然紧张，次日正午，港府部队宣布进入紧急时期，8日破晓之前，驻港三军司令莫尔特比！出力少将，宣布香港进入战争状态。
12月8日东京时间凌晨3时20分，日军偷袭珍珠港向英美正式宣战。
8时30分，日军在36架护航机的掩护下，12架日机对启德机场狂轰滥炸，仅仅5分钟，逗留机场的5架军用飞机和8架民航机连警报都未听到，便成了一堆堆废钢烂铁。
英军的制空权丢失，也就等于把一半以上的优势扔给了日军，从此，英军在城市防御作战中，处处被动挨打，日军飞机在港九的蓝天白云之间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轰炸完启德机场，日军地面部队分两路进攻新界和九龙。
九龙的守备部队是由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组成，这支联邦守军压根没想到日军行动如此迅速；更没想到日军会全力以赴对付九龙，几乎是一夜之间，九龙被日军撬了一个豁口，至13日，整个九龙沦陷，英军退守香港岛。
日军占据九龙后，日英双方便进行激烈的炮战，丘吉尔致电给香港总督杨慕琦爵士及众将士：
你们正守卫世界文明中名闻遐迩，贯通远东及欧洲之通道，我深信你们面对野蛮之侵袭，必将予以迎头痛击，保卫香港一役足可名留大英帝国之青史。
丘吉尔的电报给前线将士以极大的鼓舞，在与日军进行炮击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英勇，日军为了早日拿下香港，不得不设法劝降。杨慕琦哪里肯投降小小的日本国，不但不降，而且严词激烈，一连两次驳回日军的劝降书信，日军恼羞成怒，于18日起，大举进攻香港，他们动用了大量飞机进行轰炸，英军在步步顽抗中步步后退，于此同时，日军又大肆展开政治攻势，用飞机散发传单，引诱英军说圣诞节前若放下武器，就可以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羊富晚餐了。传单上还向英军祝贺圣诞，词句极有礼貌，以至使部分急着过圣诞节的英军士兵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幻想着同日军和解，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无异于与虎谋皮，果然，在圣诞节这一天，日军突然大举进攻，空地协同，把香港糟踏得一踏糊涂，英军一时无力抵抗，傍晚时分，香港总督杨慕琦和驻港三军司令莫尔特比，羞恨交加，未能抵挡住虎狼队伍，只好忍辱肩扛白旗，乘小艇渡海来到位于九龙的半岛酒店，向日军总司令酒井隆中将无条件投降。从此，香港百年史上便铭刻上了一个黑色圣诞。当160万香港居民和联邦士兵看到四周汹涌而来的日军时，突然想到昔日民间盛传的那句谶诗，百载繁华一梦消，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人们心中迅速传递开来。因为作为被征服者他们早已丧失了反抗的权利，留下的只有靠日军的良知解救民众了。
日军的良知早在七七事变以前，以其烧杀淫掠的本事享誉大陆，在香港，无数文化人用如椽之笔，向港人描述日军的良知，一切仅让港人学会了同情，学会了参加运动，面对突然而至的日寇，他们还是忽视了一点，真正的豺狼是没有良知的，靠野兽的良知解救自己，只能受到加倍的蹂躏。
在香港得手的日军，立即拿出了绝活，用日军的官方语言就是大放假。
英军正式宣布投降时，驻守赤柱的一支英军由于激战，未能与总部取得联系，仅仅多激战了一会儿，便触怒了日军，入港后的第一枇屠杀开始了。170位伤兵和俘军全部被杀，另外8名女护士，就在英军战士的尸体上惨遭轮奸。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日后在东京审判法庭上回忆，被俘英军士兵被杀后，身体往往被肢解，耳朵、舌头、鼻子都被割掉，几个护士的惨状更是骇人。
深夜时分，大放假仍在继续，喝得醉醺醺的日军三五成群到处作乐，他们挨家挨户敲门，只要用手电筒照到妇人，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恐怖的夜晚，许多妇女吓得只好躲到三四层楼的屋顶上，提心吊胆不能入眠。
华南地区著名的王老吉凉茶的第四代传人王豫庾对日军的良知深有体会，日军攻入城时，正巧妻子临产，王豫庾急忙到外面找接生婆，走到皇后大道，却被日军强行拦住清扫大街。王豫庾心急如焚，百般解释，日军非但不听，反而要他把孕妇带来做证。当王豫庾带着两个日本兵出现在家门口时，一家人吓得几乎站不起来，而两个日本兵看着床上王妻死去活来的样子，兴奋得大叫，用枪在房门乱敲乱捅，王豫庾一家惊恐万状，只得拿出一大叠钞票，一对金器和一盒雪茄交给他们，那两个日本人犹不作罢，在古董柜里又取走了几样东西，才放过王豫庾一家。
哀鸿遍地，四野一片哭泣之声。由于日军的大肆屠杀和瘟疫饥馑的流行，香港人口从战前1941年的163。9万人，到1945年8月日军揖降时，仅剩下60万人。日本人不仅在杀人上是强项，在文化掠夺上也显示出了惊人的本事，位于薄扶林道的香港大学实验室中的部分贵重精密仪器、设备、标本、挡案、实验报告、办公器材被洗劫。日军掠夺到当时留存香港的大批古籍善本，由波部队将它们运回东京。1946年2月中旬，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在东京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搜获了1.5万册被劫的古籍图书，另在伊势原乡下又找到了1万册，到了1947年3268部（34970册）珍贵的图书才回到中国。
对于文化掠夺，日本人的方法是：能抢走的立即抢去，抢不去的就毁掉，被誉为香港官富之地的九龙城内南宋史迹宋皇台，是当时香港最具历史价值的名胜，1943年1月9日，在几声巨响之后，宋皇台从此成为块块平庸的石头，古迹从此消失。接着日本人掠夺文化的理论，他们一度把矛头指向了文化人。当时在香港任侵略军报道艺能班班长的是中国通和久田幸助，他熟谙中国历史文化，当得知中国艺术界著名的梅兰芳、胡蝶都在香港时，喜得脸上的肌肉都跳动起来，如果把文化人中的任何一位拉下水，他造成的巨大影响是一个集团军也换不到的，于是这个自认为很中国的和久田幸助便罗列了一个名单，名单上梅兰芳、胡蝶首当其冲。
令和久田幸助大为光火的是，梅兰芳蓄须明志，坚辞不出，任他和久田幸助怎么讲，梅兰芳就是不给他机会，和久田幸助一看在梅兰芳处没戏，便把念头打在胡蝶身上。他知道，胡蝶虽然是一个貌美如花集无数头衔于一身的大明星，但骨子里只不过一个弱女子而已，对付女人，和久田幸助深信自己的能力。为此，他专程去胡蝶那里做说客。
在下和久田，早就仰慕胡小姐的大名和风采，今日特来拜访。和久田幸助递上一脸高深莫测的笑容，接着这个身穿制服的日本军官又委婉的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希望胡蝶肯支持大东亚圣战，并参加共荣圈。最后，和久田幸助又冷然说出了不肯合作的下场。胡蝶知道，近来演艺界同人经常有惨遭日军凌辱的事件，曾以《驸马艳史》驰名香港的梅绮，正当和有华南影帝之称的张瑛喜结连理时，不料香港沦陷，在日本人的刺刀威逼下，就在新婚丈夫面前惨遭日军强暴。另一位影星林妹妹，也为救别的姑娘，自己也被日军污辱。今天这个日本人又来纠缠自己，怎么办呢？见胡蝶犹豫不定，和久田沉下脸来，说：我可是郑重奉告，这次是日本陆军总部最司令官下达的命令，胡女士最好是答应，否则我们也有办法，因为这是香港，香港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
对于日本人的恐吓，胡蝶莞尔一笑，说：我许久就想去东京看看，机会难得，能与日本影界合作，不是很好吗？
和久田大喜过望。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只要去东京，什么条件都依你。我已有孕在身，等分娩后再去东京拍片吧。和久田将信将疑，但是强行终有些不妥，只好作罢，待以后再提此事。他万没想到，这是柔弱的胡蝶想出的计策。
以后和久田又撞了几次壁，才觉得这批文化人也属于抢不走的一类，于是一改慈善的模样，对文化人进行血腥屠杀。
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呀，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我们之中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深深的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这是著名雨巷诗人戴望舒因抗日的文字被日本抓起来，在受尽折磨后写的《狱中题壁》。在日军的炮火中，作家萧红，教育家、岭南大学名誉校长钟荣光先后忧愤而死；粤剧编剧家麦啸霞在炮火中命丧黄泉；诗人林庚被日军杀害；报人李健儿跳楼自杀……
日本人认为，英国文化在香港的弥漫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耻辱，于是刺刀式的日本文化进入香港，一时间，日本国旗、日本国歌、日语、日本音乐、日本电影、日本节假日，甚至日本化的街名、店名、标记、路牌、交通标志……充斥大街小巷；弥敦道成了香取通，红瑚区成了山下区，皇后大道成了明治通……连九龙的半岛酒店都成了松本大酒店。在香港除了英文版的日军官方喉舌《香港日报》例外得以照常刊行，其余各家报纸均以停刊，日军扬言英国文化在香港不复存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香港沦陷之初，日军便开始了疯狂行动。有一天，日军宪兵突然冲入一家商办报纸《东亚晚报》编辑部，伺机逮捕一首打油诗的作者，这首诗是小说家林沈撰写的，他只是劝居民养狗者从速去登记，而诗中的养蛇一词却被日本宪兵认为影射日军为蛇，旋将其逮捕拘留于香港岛中区宪兵部长达两个月之久，受尽凌辱。
粤剧编剧家唐涤生当时替华南明星剧团工作，也因剧本《王佐断臂》被视为有抗日嫌疑而遭逮捕，并对其严刑毒打。
歌星李少芳因唱了一首《光荣何价》的歌曲，被日本宪兵认为四个字有诋毁日本之意。日军把她和仅4个月的儿子一起逮起来，在狱中折磨了9个月，多次险遭日本人的强奸。
日军在香港的暴行激起了香港各阶层民众强烈的反抗意识，香港文化界人士在反抗日军的斗争中一反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他们像幽灵一般活跃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使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老人们也坚强起来，甚至成为反对法西斯的战士。在对付日军的斗争中，这些知识分子日渐成熟起来，他们不断向港人宣传斗争才是唯一出路的思想，使整个香港，成为日军日渐头痛的热馒头。
英军服务团便是几个香港大学的教师组成的抗日团体。香港沦陷后，香港大学有许多教师被捕，关在深水涉日军战俘集中营，在集中营里，教师们饱受了日军的蹂躏摧残，他们决定利用一切机会逃出去，再同这些野兽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一天夜里，他们中的四位教师终于越狱成功，他们翻山越岭。通过西贡海岸抵达大鹏湾海岸，经惠州到了曲江（今韶关，当时广东省临时省会）从此，在抗日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英军服务团。该组织的首领叫赖廉士，原本的专业是生理学，在集中营里，赖廉士深刻的意识到，人类一天不消除日寇这个肿瘤，世界这个肌体便永无幸福可言，从此他放弃了自己从事多年的专业，在曲江开创了这个新的军事组织，他的计划得到了英军驻华使馆、英军驻华军事团、英军驻印度总部乃至蒋介石的支持。从此，赖廉士带领他的英军服务团，一面搜罗情报，从打击小股日军入手，一面营救战俘，把有价值的军事情报送到抗日主力手中。他们用自己学过的知识，研制攻击性强的武器，神出鬼没，打得日军嗷嗷直叫。
与此同时，香港市民也开始同日军抗争了，面对日军可恶的敲门声，大家事先约定，如果日军深夜时分再来居民区找花姑娘时，这户居民不但不予理睬，而且还要制造出各种声响，让邻居们听到。邻居立即拿出铜锣和面盆进行敲击，一会儿，全街的居民都会响应，敲击之声铺天盖地，直把那些找花姑娘的日军吓得胆战心惊不敢肇事方才作罢。
只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港人这种消极的方法显得太脆弱太苍白了，他们只能用漫骂，或者用日本的膏药旗剪成小孩的开裆裤等方式发泄内心的苦闷与无助，一切消极的发泄只能换来日军更凶残的镇压。
一时间，香港一片腥风血雨。在路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惨景，死者通常几分钟内被人抢掠一空，有的倒毙者身上则有一张纸条，上写自己收尸，这几个字其实是亲友写的，只是他们一时无力运回亲人的尸体，又怕亲人被收尸人员运走，只好留下便条，回去找人。
周围环境如此恶劣，香港文化人的处境日益艰难。要走出阴影，重新进行战斗，还是束手待毙？不少文化人不得不把这个严峻的问题提出来，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转给党中央。
廖承志其实早已把香港的情况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当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廖承志决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
以经营荼叶的粤华公司实际上就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室内，群贤毕至。到会的有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东江纵队政委尹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夏衍、刘少文等。另外，香港九龙两地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也都已聚集这里。
夏衍、乔冠华分别向大家介绍了目前港九的情况，之后，这些文化人开始讨论，各抒己见，室内乱哄哄的，却无人理出头绪来。正在众说纷纭之际，廖承志站起身来，他说：关于太平洋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同志曾多次指示我们要作好准备。仅昨天他就连续两次发来电报，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将因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居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抢救出来。廖承志停顿一下，继续说：
现在当务之急是将在九龙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迅速转移到香港来，已在香港的同志须立即易居乔装，隐蔽待机，等候撤退香港的通知。
廖承志处变不惊的话语，给全场的人们以极大的信心，他们静静的听廖承志布置具体任务，看来营救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方案早已在他心中酝酿很久了。
散会前，瘳承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告诉文化界的朋友们，请大家各自珍重自己的革命历史。在这场营救战斗中，东江纵队第三、五大队派曾鸿文、刘黑仔等为首的武工队进入香港，在新界等地组成抗日队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后称为港九独立大队。港九大队作为主要营救的掩护部队在香港地区潜伏下来。
由于九龙近邻广东东江纵队活动区，加上香港十分拥挤居住不便，因此皖南事变后大部分疏散来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都在九龙居住。其中有《大众生活》杂志的邹韬奋、《华商报》的范长江、《光明报》的萨空，以及张铁生、高士其、骆宾基、司徒慧敏、于伶、金山等。此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也在此居住。所以，营救九龙地区的文化人便成为最为艰巨的任务。
负责该地区营救工作的是乔冠华。乔冠华临危负重，不敢懈怠，他查清楚从九龙到香港的重重关卡，决定另辟蹊径。
在他和叶以群等人紧张而周密的安排下，一批又一批被通知到的人，坐上雇用的小汽艇或舢板抵达香港岛。
随后，廖承志、潘汉年、乔冠华又凭着自己的智慧、勇气，有组织地安排了近百名危在旦夕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悄然离港。港九大队克服重重困难，又在这场大营救中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还抢救出了一批日军囚禁在香港的国际友人，他们的功绩，在1944年7月出版的《美亚美杂志》上就可略见一斑，杂志上有《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支游击队的真实力量直到香港沦陷以后，很多中外人士都由他们的有效战斗，才能从日军集中营逃出来到达安全地方，才为人们所注意……
1942年1月，大批文化人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乘船离开了这座风雨飘摇的城市，回想在这里短短几年的辉煌与壮烈，一个个文化人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他们深深感激着这个东方明珠之城，在国炮火连天的时候，她以无私的胸怀容纳了他们，使他们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同敌人斗争的阵地，现在，她在硝烟中失去了美丽的容颜，面对日益憔悴的香港，他们又要悄然离开，想想那些正受煎熬的可爱的港民，想想至今灾难深重的祖国，这些文化人默默的擦干泪水，乘着小船在大海的颠簸中前行，泪眼朦胧中回望香港，它的身影如一个慌恐无助的老人。
别了，香港！我们会回来的！无数文化人，民主人士在心底涌出一个声音，那声音和着涛声，久久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