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樊建川人生开始的时候，“收藏”这个在他生命中具有特殊位置的爱好，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生于1957年的樊建川的第一个收藏品，是他五岁时在幼儿园的一张成绩单。谈起他的第一个藏品，樊建川说，当时我们那帮孩子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彼此用同学父亲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同学。让樊建川得意的是，别人不知道他父亲的名字。
樊建川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发成绩单，樊建川拿到自己的成绩单以后感到很紧张，因为上面有他父亲的名字。于是，成绩单上写着父亲名字的那一栏被樊建川抠掉了。樊建川很高兴，这样他的同学就不会知道父亲的名字了。但是，樊建川也不敢把有一个洞的成绩单拿给父母看，因为这样就免不了挨父亲一顿打。
樊建川决定将这张成绩单收藏起来，这成为他的第一件藏品。樊建川说，这张成绩单诱发了他对收藏的爱好。后来，樊建川把上小学时的成绩单、通知书，以及“文革”期间当红小兵的胸章、臂章都收藏起来了。此时，他收藏的还是他个人的记忆。
樊建川把自己的收藏元年定在自己五岁这一年，他在幼儿园的这份成绩单，现在已经成了他收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件藏品中的一部分。
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是山西晋县人，属于“南下干部”，年轻时曾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当过兵，抗战时被日军俘虏，后来又参加了八路军，一路枪林弹雨走过了抗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后南下落脚到四川宜宾。
樊建川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与一般的父母不同，樊建川觉得小时候父亲根本不管他，也不操心他学习的好坏。樊建川夏天到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去游泳，父亲也听之任之。樊建川说，别人家的孩子都不让下去游泳，怕被淹死。但是，如果樊建川跟别人打架，父亲却很关心打架的结果，如果打赢了，他就很高兴。
有时候，樊建川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父亲就出来收拾残局，到县医院去给人家打破伤风针。只要他胜利了，父亲就很高兴。樊建川回忆说：“如果打败了，我爸就跟我一起讨论，为什么会打败，打不赢的原因是什么。要偷袭啊，打游击战啊，用弹弓打啊，教了很多办法。我觉得对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父亲留给樊建川最深的记忆就是为人重情义、负责任，敢做、敢为、敢牺牲。樊建川觉得，他的血液里流着父亲这种行伍出身的精神。在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有父亲遗传给他的这种性格和精神——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拼。
1966年，这一年樊建川九岁。夏天，他仍然到金沙江去游泳。金沙江流过宜宾之后，就被称作长江。樊建川游泳的时候并不知道，在距宜宾一千多公里的武汉江面，毛泽东也在畅游长江。
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发动和领导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年的7月16日，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出现在人们中间。在响彻江面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领袖与人民合为一体。毛泽东终于找到了领导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的具体形式。
这一年的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场大动乱开始席卷全国，各级干部成为被打倒的“走资派”。一批批穿着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开始向所谓的“黑帮”、“黑线”开火，“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抄家、打人成为正当的“革命行动”。整个中国开始陷入空前的混乱。宜宾这个内地小城也没有置身事外，正在上小学的樊建川和他的家庭逐渐被这场风暴裹胁了进去，正常的学校教育被打断了。
樊建川的母亲是地主出身，父亲此时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双双成为被批斗的“专政对象”。在“文革”刮起的第一阵红色风暴中，樊建川的父母成为被送上祭坛的第一批牺牲品。很快，樊建川家里被抄，父母被造反派戴上高帽子游街，然后在批斗会上遭到“群众专政”，被造反派用棍子打，“触及灵魂和皮肉”。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因为参加过阎锡山的晋军，被迫跪在煤炭渣上接受批斗；他的胸前被挂上沉重的木牌子，木牌上细细的铁丝勒进了脖子。
“天下未乱蜀先乱”，樊建川无忧无虑的童年在九岁这一年被迫结束。他没有资格参加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是家中最大的孩子，环境迫使他开始懂事。他开始考虑如果父亲被关起来，他去送饭的时候怎样才能避免挨打，怎样才能让父亲吃得饱一点。樊建川开始逐渐适应这种新环境，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
樊建川和他的家庭适应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担任的“运动员”的角色，生活似乎变得不再沉重了。樊建川的父亲在参加完批斗会之后，回到家中会和儿子交流当天的“斗争”情况，这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刚开始作为批判对象出现在批斗会上的时候，樊忠义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他用竹子编了一个很重的高帽子，作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道具。但是，很快樊忠义就感到吃不消了。他必须保持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的姿势，高帽子太沉，稍微一晃动就会掉下来。这时，樊忠义就会被造反派们实实在在地打翻在地，然后再踩上一只或更多只脚。
当批斗成为“走资派”樊忠义生活的主要内容的时候，如何保持在批斗会上“低头认罪”的姿势而又不让高帽从头上脱落成为他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和儿子探讨的结果是：用牛皮纸做一个更大但是非常轻的高帽子，上面写着“走资派樊忠义”，这样既能更好地体现低头认罪的态度，又能减轻身体的重负。樊忠义对这个办法很满意。后来，樊建川回忆说：“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折起来，去了以后再把它拿出来，捋抻牛皮纸再戴上。我爸说这个办法不错。”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樊建川一家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樊忠义逐渐变成了“死老虎”，造反派们的兴趣开始转移。“文革”升级了，造反派内部开始分裂，“拿起笔做刀枪”的“革命小将”们开始拿起真正的刀枪“捍卫毛泽东思想”。
1967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开始发生急遽变化，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夺权”，并迅速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两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
这一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规模不一的武斗，其中以四川为最。而四川最为惨烈的则属重庆，离重庆不远的泸州和宜宾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的宜宾是在武斗的枪声中度过的。樊建川的父亲不再处于运动的中心，他们父子俩目睹了宜宾这场规模空前的武斗。造反派对立的两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彼此用自制的巨型弹弓、钢钎、步枪、机枪、手榴弹互相进攻，整个宜宾城区成为一个巨大的战场。双方不断有人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壮烈牺牲”，一些无辜的市民因为身处“战场”而惨遭不测。
在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樊忠义眼里，造反派的武斗纯属“业余”战争。这位曾经的职业军人带着儿子，近距离观察两派的战斗。十岁的樊建川就这样开始认识“文革”。当时，大字报、传单和油印的小报遍布大街小巷，樊建川在观战之余，就将这些随处可见的宣传品拿回家去。日积月累，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纸片开始增多。樊建川将这些传单、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像章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收藏起来。樊建川收集的“文革”期间的检讨重大八吨，报纸上百万张。
有时，樊建川将他的收藏品炫耀般地展示给前来串门的同伴看，但是无人喝彩。除了樊建川，没有人对这些在社会上到处泛滥的“文革”宣传品感兴趣。这位未来的收藏家只好一个人自我欣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到了1968年，运动初期的狂热开始褪去。这一年年底，报纸和电台开始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一年年底，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大学已经停止招生，那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曾经的红卫兵们，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知识青年”。
在“文革”岁月中，樊建川逐渐上到了高中。此时的中国在经历了“九一三”事件之后，人们在“文革”初期参加运动的热情已经消散，开始小心翼翼地用革命的辞藻掩饰自己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樊建川知道，自己高中毕业后就要面临上山下乡，他极力想躲过“上山下乡”的命运。
1974年，樊建川的高中生涯只剩下一年了，毕业后他将毫无悬念地下乡当知青。为了避免“上山下乡”的命运，樊建川开始给自己寻找出路。他有一个亲戚在山东胜利油田，樊建川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到山东胜利油田采油指挥部的子弟学校上学，读完高中的最后一年，然后争取当一名石油工人。但是，当他在油田开办的学校毕业后，因为户口在四川，他的钻井工人梦破灭了。樊建川不得不回到四川，下乡当了一名知青。
在离开山东之前，樊建川去了一趟青岛，生平第一次喝到了啤酒。不过，樊建川并没有想到收集啤酒商标。当第一杯啤酒入口之后，他觉得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这辈子一直有啤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