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命运对于樊建川并不是太残酷。1975年8月，樊建川的知青生涯开始了。他下放当知青的地方就在宜宾县日辰公社，离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几十公里。这里虽然离他家很近，但是由于地处山区，连公路都不通，更不通电，全村就他一个知青。
在近乎原始的条件下，18岁的樊建川被安排住在一户李姓农民家里。在1975年普遍贫困的日子里，李家粮食也不够吃。樊建川说，李家对他非常好，他们吃稀饭的时候让樊建川吃干饭，到了连稀饭都不够吃的时候，他们就吃野菜做的菜团子，让樊建川吃稀饭。如今，他离开插队的那个村子已经有30多年了，每年还要回去看望他们。
在插队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城里长大的樊建川对于农活完全不在行。他所在的村子地处偏僻，交一次公粮要走20多里路。在一次交公粮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樊建川不愿接受照顾，挑着很重的担子和从小就干惯重活的村民们一起上路，结果肩膀上的皮被扁担磨破，化脓溃烂。
因为没有干过农活，樊建川曾经不小心用锄头把脚挖伤过，割水稻的时候把指甲盖割掉过，弄得满身都是伤。但是让樊建川印象最深的是饥饿。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樊建川连稀饭也喝不到，只能吃菜团子。有几次，樊建川在干活的时候，因为饥饿而晕倒。晕过去之后，樊建川被送到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给他开的处方是：批了一个到公社供销社买块红糖的条子，将红糖化成糖水喝。
在20世纪70年代，知青的出路主要有三条：招工回城、参军、推荐上大学。当然，也有少数知青选择了扎根农村和边疆。作为当地知青中的“名人”，樊建川给自己未来的规划是当兵。他选择当兵的原因很简单：在农村吃不饱饭。宜宾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而在当时，当兵至少可以填饱肚子。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十年“文革”结束，樊建川和整个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这年年底，有两支部队来到宜宾接兵，早有打算的樊建川去接兵站报了名。他知道自己眼睛近视，就找了自己一个好朋友帮忙作弊，混过了体检。就在樊建川接到入伍通知的时候，一封举报信使他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樊建川被取消了参军资格。看来，命运并没有特别关照他。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樊建川感到绝望。此时，万念俱灰的樊建川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毛笔字写得很好，还会吹拉弹唱，他想凭借自己的这些专长打动第二支接兵部队的干部。在1976年寒冬的一个早晨，樊建川鼓足勇气带着一堆乐器来到宜宾县县委招待所二楼，找到了接兵部队的副团长。接兵的干部对这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原本兴趣不大，就随口问道：“你会干啥？”樊建川想也没想就说：“啥都会。”
大半个上午，樊建川充分表现了他的才华：他写出了几种字体的美术字，又拉二胡又拉手风琴。樊建川的才艺表演结束之后，几个接兵干部决定收下这个年轻人。绝处逢生的樊建川直到今天，还深深感激给他机会的那个徐副团长。
第二天，新兵队伍出发了，樊建川成为队伍中唯一一个没有穿新军装的新兵，敢做敢为的性格改变了他的命运。老兵出身的樊忠义亲自把儿子送上了火车。
但是，樊建川并没有太多的喜悦。作为眼睛近视而又多招的兵，一路上他忐忑不安，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一句话没说好部队不要他了。火车一路北上，到了这一年11月份，樊建川和500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新兵到了部队驻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化德县。
樊建川所在的部队是陆军某部守备一师，部队驻地乌兰察布盟地处丘陵。在蒙语中，“乌兰察布”一词是“红山口”的意思，这里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在当时中苏对抗的大背景下，樊建川所在的部队被部署到内蒙边防一线。一旦发生战争，樊建川的守备一师将成为继边境零星的边防部队之后，投入战争的第一批成建制部队。樊建川的军人生涯就在浓厚的备战气氛中开始了。
“红山口”不仅是个山口，还是个风口。樊建川的战友、山西人杨建昭对当年的部队生活记忆犹新。一年到头吃土豆白菜对他们来说并不算艰苦，杨建昭认为最艰苦的是气候。当地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春天一刮起风来，漫天都是黄褐色的沙尘暴，连白天都得点灯，“红山口”一词可谓形象。冬天一刮风，气温常常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樊建川的一个老乡，因为没有御寒经验，在这一年冬天被冻掉了八个手指头。
有一件事情令杨建昭终身难忘。1976年冬天乌兰察布盟迎来了一场特别大的风暴，一时气温骤降。一天晚上，杨建昭到团里去看“文革”结束后刚刚解禁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在回来的路上，杨建昭觉得冷得难以忍受，他不想走了，准备停下来蹲在地上取会暖。这时，两个老兵架起他就往回拖。因为，一旦他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杨建昭认为，樊建川肯定不适应这样恶劣的气候，因为当时绝大多数新兵都不太适应，但是樊建川当时没有表现出来这种不适应，因为他是宣传鼓动的骨干。杨建昭说，樊建川喜欢接受环境的挑战，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樊建川叫苦。
在新兵连的三个月，眼睛近视成了樊建川的心病，他担心自己会被退回去，就咬着牙拼命训练。三个月后，他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领章和帽徽。
在樊建川的军人生涯中，最让他得意的一件事是：他成了连里的特等射手。樊建川知道自己视力不好，就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练习射击，直到成为特等射手。
野战部队的生活艰苦异常，一年只有几个月不穿棉袄，一年到头只能吃土豆和白菜。
樊建川的正式岗位是在连队的炮台上，他是炮兵，还要自己挖工事、碉堡、战壕。樊建川觉得，训练的时候是最愉快的，因为平时战备施工比训练苦多了。他觉得最苦的工作是挖坑道，每天樊建川都要带着钢钎、铁锤、导火索、炸药上山，用铁锤和钢钎在岩石上凿出炮眼，然后放炮炸石头。樊建川说，打炮眼很容易把手砸伤。
挖坑道是个重活，樊建川写信向父亲诉苦，说自己累得吐了血。让樊建川没想到的是，父亲回信说，吐血也得干，就是死在部队都不丢人。
樊忠义寄了几瓶云南白药，要樊建川用二锅头吞服，说这样就能够治吐血。
我们现在能够在媒体上查到的有关樊建川最早的报道是在1978年。这一年10月15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出现了樊建川的名字：
一个来自四川宜宾的小战士樊建川，他父亲当年在贺龙的部队当炮手。小樊入伍时，父亲对他说：“你去的正是我和我的战友战斗过的地方。那儿很艰苦，你要是个软蛋就去哭鼻子！不过，我希望你能做个坚强的战士，到风雨里闯闯。”小樊由于在家的优裕生活，加上母亲的娇惯，哪能理解父亲这番话！他一来到这个“六月刚停雪，九月又结冰”的严寒世界，心凉了。在施工中，因为他身子单薄，推小车，小车倒；抡铁锤，手发抖。他心里直嘀咕：“这日子啥时到头？”可是，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在家连面包都不想吃的小樊，现在吃起馒头就五六个，体重由一百零几斤猛增到一百三十多斤。他晃起紫铜色的臂膀，一气能打二百多锤。他学雷锋，做好事，立了功，戴上了大红花。
这篇报道守备一师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题目叫《戎马边疆创业歌》，作者是《解放军报》通讯员凌志军、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阎吾和《人民日报》记者叶旭林。许多年后，在樊建川成为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和收藏家的时候，凌志军也成了人民日报社的高级编辑和畅销书作家，他写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成为1998年最畅销的出版物。
这篇通讯提到的樊建川“立了功”，是指他在1977年立的一次三等功。杨建昭说，一个连一般最多只有一个三等功的名额给新兵，樊建川在第一年能立到三等功非常不容易。
在樊建川获得三等功的这一年，中国正在悄悄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这一年，“文革”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了中断11年的高考。这年冬天，570万樊建川的同龄人走进了考场，他们中的幸运儿在1978年的春天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就在77级大学生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樊建川也高高兴兴地当上了连部的新文书。此时，杨建昭已经从连队的文书岗位上调走了，樊建川成为三连的新文书。杨建昭说，樊建川有文采，他这个文书等于是半个连长，半个指导员。连队有些活他自己就安排了，全连的工作总结樊建川一个人就能写出草稿，连长对他非常满意。
如果生活不发生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樊建川在部队的前途。
樊建川自己当然看得更清楚，他在部队的表现给他的战友和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对樊建川来说，部队就是他生活的全部。这一年年底，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当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历史发生飞跃的激情中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守边防一线的士兵樊建川却似乎与整个时代脱了节，他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因为我们在内蒙，不能听收音机，一听收音机就是苏联的广播，反华的广播，就不让听收音机。当时根本没有电视机，想都别想。也不能看到报纸，其实不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说老实话，我在内蒙当兵，这种变化对我来讲，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樊建川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回忆。
时间进入了1979年，改革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题。
但是，樊建川在部队里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在197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人民日报》在头版用了一半的版面发表了国防部长徐向前的文章《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文章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把立足点放在敌人提前发动战争上，准备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准备它对我搞突然袭击。我们要加快速度，争取时间，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
这些话并不是空穴来风，从1978年开始，中国南疆局势逐渐紧张。这一年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2月，樊建川所在的守备一师进入了一级战备，全师上下荷枪实弹进入战备坑道，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仿佛一触即发。
守备一师守卫的阵地是重点地带，而且本身就是战场，一旦战争打响，樊建川他们就要像钉子一样死守阵地，争取时间让二线部队上来。
杨建昭说，当时弹药都发放到了每个人手里，一下子就充满了战争气氛。在父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樊建川非常渴望能真打一仗，杨建昭还记得，当时只要和他一聊起打仗，就特别兴奋。在这个时候，樊建川的激情表现了出来，他觉得当了兵就要真正参加一场战斗，这种冲动不可抑制地在樊建川心中翻滚。好像只要战争一爆发，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就要诞生了。
樊建川对战争的激情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想象中的战争并没有爆发。不久，樊建川的部队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他在部队中的人生轨迹已经被清晰地画了出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优秀士兵樊建川将被提干，成为一名基层军官，比他早一年入伍的战友杨建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79年，对于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边防一线军营的樊建川来说，外部世界的变化似乎对他毫无影响。事实上，樊建川对外面的变化尽管有所感觉，但还是懵懵懂懂。1979年对他来说是幸福的，他早已摆脱了农村艰苦而不能保证温饱的生活，他在部队的前途似乎是光明而一帆风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