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打破禁锢人们思想的各种条条框框和传统观念，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局面。那一时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理论战线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而关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是当时讨论的一个重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的形成，以及计划管理和市场调控的此消彼长，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原来单纯的政府推动转变为政府和人民双重推动，人民群众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爆发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靠制度变革产生的体制效益推动；二是政府继续大规模投入；三是民间资本投入和引进外资。

    上述动力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就是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并驾齐驱，它们共同推动了中国20多年来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加快发展和致富为第一目标的。一方面，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的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迅速成长、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都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内涵型增长的性质。另一方面，大量技术含量低、能耗高、污染大、规模不经济的企业数量猛增，并形成过度竞争；因部门和地区利益导致的国家投资重复建设、为吸引外部资本而竞相降低资源价格和环保门槛，都使外延型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另一景观。

    传统的计划经济，“短缺”是常态，供给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轮接一轮的旺盛需求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是，自从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出现的买方市场出现了，内需不足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原来依靠旺盛需求支撑的经济效益不高的国有企业和部分乡镇企业陷入困境。1997年，竟然出现国有企业总体亏损的局面。

    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长期实行的粗放型、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经过20多年的以外延型方式为主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资源不足和环境破坏问题更加严重，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最突出因素。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仅仅依靠过去的低劳动力成本、占用自然资源来支撑的“两个利用”也很难再有较大的扩展，环境脆弱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作为高能耗、污染大产业的转移地。

    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以及人口与资源、发展与环境之间出现的新的不平衡，越来越成为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这就对1978年以来的发展观念提出了挑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观念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