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机与放卫星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冯仑 本章:倒飞机与放卫星

    牟其中在商业上有过巨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身陷囹圄,没能成功到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发现,他的商业逻辑并不是都不成立,但是这个逻辑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所以他成功的概率非常小。通过牟其中的个案,我就觉得,做一件事,商业上的合理性和制度上的允许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必须有很好的配合。比如贩毒,商业上也合理,但在制度上明显不合理,或者说在社会逻辑上是根本行不通的。老牟面临的问题就是商业逻辑和社会制度逻辑的冲突,老牟最后也败在这个地方。倒飞机这件事情勉强成功,后来其他项目为什么都不成功呢?其实他每一个商业计划,包括要炸喜马拉雅山一个口子,商业逻辑都是对的,但这些计划却是为当时的社会体制所不相容的东西。

    倒飞机这件事成功了,非常简单,这件事商业上的逻辑正好符合制度逻辑的需要,所以勉强成功了。老牟倒飞机的时候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把这个事折腾成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商业计划和商业模型,然后再一步步地把它做出来,就像我们现在找风险投资那样。在最初的时候,是一个翻译老薛(航天部下边的一个研究院的俄文翻译)偶尔提起这件事情。他认为苏联的“图154”飞机还不错,在中国应该有市场。那时,省一级航空公司非常少,四川航空公司刚成立,成立后没有飞机,但是他们跟国家计委、国家民航局申请了一个批文,可以进口飞机。有批文可以进飞机,但他们没钱。这时候老牟就对川航说:“我帮你们把‘图154’飞机买进来。你没钱,我给你钱;这飞机我卖给你,飞机到了再结账,你给我担保就行了。”老牟随后就去跟俄罗斯那边谈:你把飞机给我,我给你钱,给你什么钱呢?你那儿不是缺轻工产品吗?我给你轻工产品作为支付,然后你把飞机给我。俄罗斯人听了满口答应,要东西不要现钱。那会儿俄罗斯经济比较紧张,只想要生活消费品。

    于是老牟马上返过身就跟中国的厂家谈:你们都给我东西,把你们积压的东西都给我,我给你们钱。厂家说钱在哪儿呢?老牟说:这样吧,我去银行贷款,我贷的钱给你。接着他又去跟四川航空公司谈,说你给我担保,我去贷款;因为你要买飞机,照理说你该出钱,你们现在不用出钱,改成担保吧,这样挺好。但是四川航空公司说:我可以担保,可是我们刚成立,有些银行也不认。老牟就又去找银行,劝说银行担保,四川航空公司反担保。那家银行一看说行,最后就交由四川交行担保。这个事儿是我去办的,就是北京亚运会开幕那一天,我专程到成都去找川航总经理杜定欢协调担保的事。结果,四川交行担保,老牟借到钱,将借到的钱给这些厂家作为定金,比如100万的货我付你50万,然后你把东西拿来。在此之前,他在南德院里弄了个房子做样品展示,叫厂家都来送货,送样品,弄了一大屋子,组织俄罗斯人来看。俄罗斯人看了觉得行的,就具体下单,老牟拿着单子再跟厂家订货。从商业链条来看,他把每个环节连得还可以。

    最终川航只是出了担保和反担保,没有出现金;老牟从银行贷到了款,付给了厂家。只是付给厂家时遇到一个问题,当时所有的厂家都没有出口权,老牟也没有出口权,所以老牟找了商务部(现在的外经贸部)下边一个公司,专门做对俄贸易的,由这家公司来集中收购和对外出口,他跟这家公司结账,他也没有去一对一跟厂家结账,这家公司收取了一笔代理费。俄罗斯收到了几十车皮的轻工产品,就把飞机直接飞到成都;川航那边再拿飞机营运的钱还给老牟;老牟再把贷款还给银行。其实这是很合乎逻辑的一个故事。最后这单生意的确是这样做成了。但做成了以后,老牟却没有赚到太多钱,原因是后面飞机运营得并不好,结算的利润并不多。这单业务时间拉得很长,大量货物运输损耗很大,官司纠纷不断;另外这些飞机飞到四川以后,光有飞机还不行,还有航材、飞行员、运营等问题,这一堆事都弄得不好,有着扯不完的皮。所以这件事情是做成功了,但是南德并没有赚太多钱。回头看,这是特别巧妙的一单易货贸易,这单贸易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体制正好允许给出这个批文,当时四川省政府和航空公司也有这个需要。总之,它在商业上的逻辑和社会体制上的逻辑还算是相容的。

    继这一单成功之后,老牟又继续做,比如做卫星,商业逻辑上也是很巧妙的,但却一个都没成功。他是怎么做的呢?当时长城公司是中国唯一能够发射商用卫星的专业公司,但该公司却没有钱推广业务。卫星的价值在哪儿呢?不是卫星本身,而是卫星上面的转发器,那个转发器可以用于商业目的,比如说电视台或者卫星通讯公司。在我的印象中,一个卫星上面可以带几十个用于出租的转发器。老牟了解这一点,所以就去跟长城公司谈,我要发一个卫星,这事儿我出钱。人家说这么多钱,你哪里出得了?老牟说:“我出钱,我肯定出钱,交给我吧!”然后他又说:“我要给你发,我要出钱,但你不能什么都不跟我签啊!你怎么能证明你要让我发呢?最好签一个协议。”后来双方果真签了一个协议,约定南德出钱,长城公司发射,发射成功后,卫星上的转发器归南德支配(出租经营)。

    南德还承诺在多长时间内付清发射的钱,付不出这个钱合同自然作废。这都是很合理的。签完以后,老牟就拿这个协议去找那些需要转发器的单位,跟卖楼花似的:我有50个转发器,这个转发器肯定有人要,你要不要?然后跟你签一个,跟他签一个,推销出去一个转发器就收10%的定金,这10%的定金就能够支付长城公司的头款。比如长城公司付款周期是三个月,老牟这边签的收款时间是一个月,他收了钱就付给长城,付给长城以后,长城公司就履约发射卫星。之后就是不断左手收钱、右手付钱,只要把两个付款节奏错开就行了,也就是说,只要长城那边付款日期晚这边一个月就可以了。不光如此,这边收钱那边付,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挺好。这个项目的商业逻辑不单是巧妙,简直就是绝妙。发卫星可不像卖烧饼那么简单,谁敢想啊?!只有老牟敢想,他有一个理论,就是好生意必须是无竞争的,卫星和转发器的生意在中国绝对是无竞争领域。

    虽然这个项目本身的商业逻辑是对的,但后来为什么失败了呢?据说主要原因是国内政策不允许,于是老牟跑到俄罗斯去发,也就是说这个商业逻辑和国内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冲突。卫星这种东西是国有垄断的,怎么能让民营企业玩呢?老牟要突破这个,以为无非不用长城公司发了,只要客户还在,到俄罗斯发也是一样的(全世界能发的有好几家公司呢)。好不容易解决了发射问题,第二个冲突就来了,那就是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国内用户能不能租用俄罗斯的转发器?老牟原想绕着弯儿解决这事儿,紧接着又出来一个问题:他那个转发器台湾也要租,而台湾租了以后可能会用于监视大陆,这显然是大陆绝对不允许的。就这样,这桩生意不断跟政治制度层面上有冲突,最终迫使老牟收手不做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些事儿可能太玄了——一会儿弄飞机,一会儿弄卫星,其实商业上非常合理和巧妙。这件事情如果放在西方的环境里,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再有一个故事,就是运作航母。牟其中想把俄罗斯退役的航母卖到中国来,这在当时有一些可能性,商业上也好像说得通。一般人会认为这是故事,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错综复杂,普通老百姓得看那么几集才能整明白。但牟其中是导演,一开始编剧时他就知道结果,他让你跟着哭、跟着笑,到最后一集了,才给你个大团圆的结局,观众到这时才能喘口气,其实中间该哭该笑的都跟着编导经历完了。老牟是编剧,他的设想是合理的,但跟当时体制的冲突太大了。可能20年以后,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全是规范、自由和开放的情况下,他的想法真的就可能变成现实和巨大的商业成功了。

    牟其中还做过几件事,我认为也是很有想象力的。

    第一件是要根治陕北的沙漠化。当时我们到陕北去的时候看到,陕北的地形是沟、梁、卯、塬,梁就是坡脊的尖尖,卯是一撮一撮的堆堆,塬是平的地台。这种地形地貌,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所以老牟就组织了一些水土保持专家、农业专家、气候专家去看;此外,他还邀请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专家——定向爆破专家。他有一个构想:我要把这些沟沟坎坎弄平整,把高出来的炸到低的地方填平补齐,三炸两炸不就炸成个平原了嘛!在他的想象中,一旦把这里炸成平原,这地方再也不会有水土流失,就变成江南了;气候好了,庄稼也好了,这样西北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这个想法到底行不行呢?当时很多专家也在研究,认为技术上肯定是能炸的,而且一定造得出平原来。但要完成这件事,就得跟当时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发生太多的冲突。所以,这事后来被认为是胡思乱想,就没再进行下去。

    另一件与此相似的事,就是他想把喜马拉雅山炸出一个口子来,让印度洋的暖风吹过来,使山这边也变成江南。这个想法实际上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科学家提出来的,这些科学家坚持认为这件事在科学上是可行的,商业上也是可行的。但经牟其中一讲,大家就认为他在那儿胡思乱想。

    老牟的第三个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就是朔天运河;他想从平朔到天津挖一条运河,运河开通后把山西的煤直接通过水路运到天津港。

    总之,这些东西我一直觉得在商业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而且逻辑上都是成立的,只是跟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匹配,所以,今天看来大多失败了或者被认为是狂想。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10年、20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数到三反五反那时候,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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