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在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温州的改革被称为是一次‘自费改革’，它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政策资源’条件下，自发自觉、从下而上变革经济。”所以，“八大王事件”之所以有价值，就正是因为它将拉开我们正要描述的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政府观念转变的序幕。也就是因为政府态度的趋于明朗，民间经济力量在与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终于达成某种无言的妥协。

    袁芳烈等人开始反思。政府对自发私营经济态度也由无所适从、时紧时松，到“无为而治”，直至顶住压力极力保护民营企业。从此以往，历届政府一直用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正是由于政府的放手，温州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私营企业从此再未受到致命的冲击。

    打鱼、打铁、打拳的郑元豹，通过熟人承包了停产的飞鹰机电控制厂。他给对方的承诺是： 我投资、我制造、我销售，利润你们拿60%，我只要40%。

    1892年8月31日，有关温州工商概貌的报告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办公桌上。一位英国人煞费苦心地在报告中写道：“温州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使之有希望成为外国人在中国的居住地。气候温和有利健康，靠海空气清新……”但在伦敦英国海关总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这份关于温州的报告并没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那里的贸易业绩一直很不出彩，令人失望。

    车站商店里小糖和部分品牌香烟已敞开供应，这在前几年不可想象。在一小吃店，要了两个花卷，一碗绿豆粥，一个咸鸭蛋，共花费2角5分，真是便宜又爽口。与此同时，温州之外的广袤国土上发生着沧海桑田、气象万新的变化。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贴上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业税从0.35%连补带罚上调增加到6%。再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从现在起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顿对象。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

    1978年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一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肆无忌惮地睡一觉。

    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当时，最热闹的前后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而10多年后才声名鹊起的正泰南存辉这时刚辍学不久，正在“目录大王”叶建华的店门前练摊修鞋。

    春水萌动

    12岁的周成建，将父亲买给姐姐做嫁妆的缝纫机零件拆了一地，被父亲暴打了一顿。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当名裁缝……

    一位叫陈春先的教授穿着特意购置的西服访美回国，带回中国同行还很新鲜的事物——硅谷创业精神。谁也未曾想到，正是此人在一潭死水的中关村掀起惊涛波澜。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温州就被一种神经质的质疑与争论压抑着。整个经济局势在争议中于积极和消极中飘摇不定、左右摇摆。局势不明朗，各方都在沉默中博弈、抗衡。几乎每个私营经营者都小心翼翼，谨慎地防止自己的财富外泄，从而成为众矢之的。

    “邓小平理论”逐步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于是，在现实境遇改观后，被物质与精神双重束缚压抑数十年的亿万国民中，必须要有人挺身而出。这可以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有着孤注一掷的勇气、破茧而出的韧性以及热血沸腾的激情。

    改革刚绽萌芽，远未如火如荼，匮乏的市场处处冒着商机，只要敢扛起经济大旗，给点阳光就能灿烂。从经济学角度，“八大王”的财富积累显得易如反掌。不过，对领跑者造成致命冲击，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不是市场规律，却是阴晴不定的政策。“大王”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风波之中，遭遇严重挫折。

    号称离经叛道的吴志泽，高中毕业后为了生存，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靠推销发卡、表壳、纽扣等小商品走上经商之路。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种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

    第二张大字报出现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立场“鲜明”，文字“精彩”： 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长此以往，温州扬眉吐气，备受瞩目，以叹为观止的节奏走向繁荣。

    一直如履薄冰的“八大王”们在起步时，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五金产品供求渠道不畅通——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到1978年，电器厂产值达到1个亿。事实上，“大王”们的“出格”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在他们创业之初注定不显山不露水，少为人知。而同一年，日后苏南模式的代表江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理直气壮地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为改革宣传的范本，风光无出其右。

    李云河“农村试验田”中途夭折，可未“杀鸡儆猴”，斩断温州人革新的基因。那时，中国更多的区域随波逐流，并未依靠自身的力量尝试去扭转命运，从而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趟趟被落下。只有温州等少数地方，以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尽管结局壮志未酬。但在此种意义上，如果浓缩单个温州个人的奋斗史，或许可以窥见一群社会底层人物的成功史。

    回过头来，审视整个事件中温州市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政府行为有时就是这样难以理解。凭借一腔热情的“整顿”和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导规范一地的经济，反而扼杀了经济的活力；用计划经济来指挥新生的经济力量，无法企及的调度能力却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

    这些无依无靠的柳市个体户们势单力薄，委婉恳切。他们既刻意维持自己低微的尊严，又因面对悲怆的现实而选择低声下气；他们不遗余力地想尽办法追求温饱的生活，而环境的残酷总让其无奈。但是，他们要如蝼蚁般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大多数没有本钱的人选择了为五金电器业务跑供销： 新华的郑元孟出身赤脚医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均做过供销员。有统计数据称，今天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柳市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

    所谓巅峰，就是当人一个转身，无论走哪个方向，就开始了下坡路。过去几年，当生意鼎盛时，“大王”们是整个城市最忙碌的活跃分子。突然，好时光不再，一场变故骤然降临。

    这些温州“名人”，经营企业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应付这场来势汹汹、措辞严厉的打击“经济犯罪”运动更无经验可谈。他们慌了头脑，“各显神通”，可结局大都黯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给了郑秀康启发，他思考着如何改变贫困的现状。33岁的他拜师学做皮鞋，康奈由此而来。

    我能把旧债还清的原因有几方面： 妻子的私人小厂生产景况见好。父亲被允许在自家小屋摆小百货摊子，有了日常收入，不仅不再要我寄钱给他，反而在粮油上支持我们。温州市场供应好转，亲友们不再需要我通过部队供给捎带肥皂、白糖、布料一类日用品。这些数额不大，说句小气话，毕竟也要在工资那碗水里舀。多进少出，危机化解。

    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轻的程步青。乐清专门为此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批斗和唾骂。叶建华则是在家给孩子洗脚时，被通知到旅馆谈话。一进门，手铐就铐住他的双手。回忆当初，叶建华眼神迷离，眼眶泛红。

    类似的故事站在今天的角度听来是那么的荒唐与可笑的，可谁说历史就不是由七棱八翘、桀骜不驯，一堆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组成？对于一些既成事实，总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接受；对于一段历史，也总需经过打磨、沉淀，才能看清真实的细节。

    初开的混沌

    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

    潜逃的还有郑祥青、李方平和王迈仟与郑元忠。出逃前，柳市工商所多次“传讯”郑元忠，要他写如何投机倒把发家的检查材料。写到第29天，实在愤懑难当，郑元忠抓起墨水瓶扔向隔离审查室的墙上。之后抓住上厕所的机会，他跳上村后小河的一条小船，开始长达20个月，历经几十个省、市的流亡漂泊。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以“投机倒把”的罪行锒铛入狱，牢一坐就是186天。而另外三人的命运也殊途同归，相继落网判刑。

    令人亢奋的冬天，留下了奋斗者的回忆。若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许多敏感的青年开始懂事，若干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国民营经济赫赫有名的人物。不妨看看这份名单：

    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有一副对联：

    “没有！”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在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讲话，“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在如此的繁华之下，在计划与市场、自主与开放、保守与激进的博弈之中，温州的民营经济将集合中国商业变革的所有要素，开始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并生生不息。

    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浓缩在温州蓄势待发。一旦宏观政策回暖，温州便开始沸腾。有些人受到政策的感召而跃跃欲试，有些人厚积薄发应了政策转向的火候，有些人则是在贫穷线上实在混不下去……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笔墨，在中国商业进程的底色中涂抹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并出色从容地融入民营经济的一片汪洋中：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这块希望的田野上。城市处于权力的中心，它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所处的基层位置给予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并揣摩着权力最高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潘石屹，“右派”父亲平反，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将搬往县城。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必须将家里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省流动粮票。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一米四几的14岁的“小潘”，“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不久，他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

    “这不是馒头吗？”

    <er">引子

    岁月，如潮似云。历史上，数十年乃至千年，温州曾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在中国浩瀚版图上，这里是蛮荒而不起眼的角落，置身于中原经济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而温州人描述自己的生存环境，喜欢用“浩浩东海，巍巍雁荡”来形容。东海、雁荡作为大海名山，名气确实远盖温州。但是，东海的狂风恶浪，日夜不停地历练出温州人不屈的求生存的意志；雁荡山的骇人眼目，磨砺出温州人为生存搏斗的坚强性格。

    叶祥尧，费尽周折买到简单的制作工具，和几个伙计摸索打造最初的电器产品，办起作坊式工厂，后被人称之为“温州模式”的缔造者之一。仅18年时间，他把只有42万元资产的企业发展为资产23亿元、年产值逾60亿元、旗下拥有9家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

    解冻的形势，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温州，这个名称本身，也借助本地民营经济的激扬超越了地理的局限，放射光芒。

    “八大王”其实有10人。电器厂每年都会表彰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10位负责人按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李云河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简直被“包”迷住了心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公开评论，四次点名李云河，指责其“做法错误”。最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之后每次运动，他都被当作“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接受批判。而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13级降为16级。永嘉县委常委韩洪昌，撤销职务，被当作“漏网大右派”批判。永嘉县委农工部秘书长潘长平，开除党籍、公职，送去劳动教养，最终家破人散。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如所云：“瓯居海中”。建城史应追溯到公元323年。晋明帝临海立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四县。当地人请出寓居永嘉，以精通卜筮之术闻名于世的学者郭璞“为卜建郡”。郭璞过江登山，眺群山错立，似北斗星座，提议跨山建城。相传建郡时，有白鹿衔花腾空跨城而过，所到之处鸟语花香、祥云腾飞。人们认为是祥瑞之兆，故温州又名“白鹿城”。时光流逝，白驹过隙。永嘉建郡，至今日1680年有余。经无数兵戈灾变，城址位置及范围始终未变，“温州”名沿用至今。

    个体经商实在算不上是件体面的事情，相反只要在国营厂，无论什么样的职位，全家与有荣焉。时任柳市工商所所长的胡万昌有这样一段经历，他一天去国营商店买东西： “饿了，有馒头吗？”

    唯一逃脱惩罚的是刘大源。关于此人，有文字记载如下： 1967年夏，刘大源弱冠之年，温州大旱。前后131天，柳市未降滴水，十夹河干涸见底，整个虹柳平原哀鸿遍野。乐清水库枯竭，不能发电，刘大源做煤油灯来提供照明，一天内能做100多个，全部热卖一空。他后来做了一个铁箱，把做煤油灯生意换来的5000块钱放进去。四年后，这个灵活的年轻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小铁师傅。一晃十多年，他被称为柳市八大王。在这期间，柳市经历了个体经济缓步觉醒的过程。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1万件3×25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着落，便求助于刘大源。神通广大的他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自此，刘大源摆起螺丝摊。尽管他得到一个国营企业招工指标，可他敏锐地感觉到商品气息正逐渐渗透着柳市，便毅然选择了放弃。

    一个年份，隔开了新旧两个世界。邓小平的远见和温州人的果敢，超越地域的局限碰撞在一起。尽管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温州仍旧接二连三地发生： 有人在街边卖虾皮，被工商人员抓住，走投无路竟跳进九山湖里自杀。还有人卖螃蟹，被工商人员的哨声当场吓晕，被送往医院抢救，未能再苏醒。另外一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敢养了”。

    曙光乍现。毕竟，形势还是日趋明朗，旧时代的伤痕正在淡去。翻开温州人张国谦的两篇日记：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10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

    1982年9月，刘大源早起上街，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触目惊心。他暗自胆战，作出生平最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钱后，亡命天涯。之后整整三年，像老鼠一样，他四处躲藏，山穷水尽时沦落到与乞丐争抢垃圾箱里食物的境地。后来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大年三十回家团圆，但人枯形瘦，相熟亲朋大半不敢相认。

    虽然名单中的多数对于这个冬天发生的事情反应各不相同，他们的一生也会耳濡目染。

    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上下合力的作用。如果少了政策的支持、行政的力挺，那些散落在温州各个角落的商贩、小作坊主乃至刚刚被财富催生起来的“暴发户”，恐怕在社会的词典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凭借一时的锐气把天捅个窟窿，也难以与经济主流接轨。

    不管文字描述得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1978年以前，在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时，温州与国家相互间的前途却拉开了巨大落差。它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可除去一段浮华且值得渲染的历史，偶然交织着必然也能产生出闪光瞬间。有些人就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30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可泣之处。

    正是这一年，是一个动荡却叫人有换了人间感觉的转折期。一部分温州人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他们开始了经济上的探索，亦步亦趋、如履薄冰。无人知晓，这群人将走向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得到，接下来的中国温州，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太平盛世。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正是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胡成中憧憬着自己走南闯北跑供销。愿望愈发强烈，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他平生第一次乘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卡尔·波普尔曾经讲过：“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么说： 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也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辨析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重新回到温州，刘大源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尽管难免心有不甘，但他对生意心灰意冷。歇业几年后，他重操旧业，经营螺丝店至今，可已非彼时。“大王”头衔虽成过去但毕竟曾戴在身，他为此严格要求自己，宁可生意清淡，也一定避免留人口舌。

    宁静只是短暂的，该来的终究要来。那是1982年一个焦躁难安的夏天，紧张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温州，所有先知先觉的人不约而同地嗅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只是没有人料到变化会来得那么突然和迅猛。尤其是个体私营者，站在最前沿，往往更具备敏感的触觉感知局势的冷暖。从年初开始，温州柳市的“八大王”们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公斤螺丝。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当把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样子，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将他拒之门外。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000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见的螺丝要求配。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记者惊奇不已。

    历史总是在欲扬先抑中前行，尤其是当新事物以试探的角色挤进旧传统的生存空间中时，总有阵痛，甚至中途搁浅。这是时代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20世纪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收入还不到4分钱。人人都清楚无误，不论做什么，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由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毫不害羞地坐在马路边补鞋。不知不觉，一片民间创业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弹棉花、补鞋等做劳力的群体竟然发展到10万人有余，简直蔚为壮观。

    再后来，农民陈维松、陈庆瑶等兄弟11人，集资2200元，购置冲床、台钻等简易器材，创办五金电器制造厂，获利甚丰。终于，一笔天文数字——淮北矿务局汇给陈家兄弟厂35万元汇款，震惊了当地政府。投机倒把办公室强制该厂全体职工集中参加“学习班”，半警告半威胁地告诉：“赚1000元坏分子，赚5000元坐牢子，赚10000元杀头子。”学习班结束，陈家兄弟只得遣散人员，工厂也就倒闭了。时至今日，陈氏已为当地第一家族，但有关这段惊心动魄、事关生死的创业典故，连家族中的长者都渐渐淡忘了。

    “左”倾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年后被打入“冷宫”，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则极具创意。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所以，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 离土的农民、乡镇企业的分离人员和国营企业的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现在看来，李云河的做法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大逆不道”。有些人公开发难。温州地委机关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作为反击。

    徐冠巨，连续两次考试失利后，参加了鲁冠球万向节厂的招工考试，从600人中脱颖而出，担任工厂会计。后来，徐冠巨创办的传化集团实力上不逊于万向，其政治声望也在当选为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后如日中天。

    不管怎样说，即使困难重重，1978年还应该算是柳市个体户的黄金时期。穷困的人们如同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者学会了扎花圈，爱赌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摆摊的买卖。“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记忆中，“柳市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见，经济，这个日后被保守主义者一再指责为“导致道德下滑”的元凶，也是无形的道德规范者、社会秩序维持者。

    等来了政策

    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遥远却也可及，不过需要时间的层层传递。可是，另一方面，倘若没有温州人被脚下诸多负面因素所激发的种种创业激情，单靠政策的渗透，温州经济不知要慢下来多少节拍。

    据权威部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700多万人口计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间，台州与丽水地区大部分县属温州。，平均每人每年仅为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的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距离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1982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风声鹤唳，在这场全国性的斗争中，因私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温州成为重灾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月，温州永嘉就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当时，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目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与戴洁天一起悄悄试验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

    如果能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胡成中会选择读完初中、上高中、考名牌大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人生没有假设，少年失学的他只能眼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兴致勃勃地上学而心里阵阵难过。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呢？对于饭都吃不饱的人来说，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和浪费。穷则思变的冲动与遥不可及的大学梦无疑发生了不可扭转的冲突。

    00社会大环境的闭塞造成温州衰落，一个商贾云集之地，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中，沉闷数百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政府决定“放进来，关门打狗”，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随着国民党派遣的武装人员一次次登陆、空降，温州政治之弦，绷得比任何地方都紧。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温州发生过大规模武斗，当时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是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流行民谣：“日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日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以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以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一句颇具诙谐的顺口溜道出了温州的尴尬与温州人的郁闷。温州人饱尝的苦难，可谓冷暖自知。

    柳市自古有经商传统，诸如前文所言的“大王”们无一例外来自温州柳市。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乐清有柳市、封市两镇。”柳市地处独龙岗，水边岸头杨柳成荫，镇上有武桥、龙首桥，两桥之间有一棵千年大柳树，如一团绿色的云，遮盖了一方天地。乡人多聚此树下交易经商，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而成为自然集镇。

    面对突如其来的诘难，胡金林第一个做出反应。他扛上一袋六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他以为这样做就给工作组一个交代了。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胡金林的想象。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闸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全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尽管如此，温州那些草根创业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整个国家发生着怎样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当“真理大讨论”逐渐走向高潮时，柳市最热闹的后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现了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

    大唐天朝，四海升平，国力强盛。温州和海外的交流逐渐频繁。因慕温州风土，李白留有《孤屿诗》：“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但温州真正的繁荣始于宋朝。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之隅，虽被后人所不齿，可因此机缘，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宋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大都依赖海上。商品经济气息浓郁的永嘉学派在那个时代异军突起，不妨视为温州商品意识天然浓郁的极好佐证。不过，这个宋元之间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从此，温州鱼盐之利尽失，海上贸易处于停滞状态。

    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受命到温州治“乱”。袁芳烈雷厉风行，决心割掉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他认定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最严重的在柳市。很快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一场轰轰烈烈全市范围内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正式展开。像“大王”们这样的出头鸟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时称“八大王事件”。

    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曾经是土匪猖獗、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一段时间。两年后，他结束流亡生活溜回柳市，当夜被捕获。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被抓获归案。”在监狱，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甚至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他先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更没有一项改革能够在四平八稳中成功。温州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进程史上，温州人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少理性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八大王”即为典型。

    退伍回乡的黄作兴，他被安置到温州市永中制冰厂。经济大潮涌动，黄作兴放弃稳定的工作，到一家私人阀门厂跑起供销。

    庄吉金三角之一的吴邦东此时正在读中学，不过已经开始留意社会发展态势。

    李如成，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他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无法返回上海，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 青春服装厂。

    最悲惨的是戴洁天。他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项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其子女的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当年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如此写道： 被告混入革命队伍，利用职权上之便利，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合作社受影响。同时被告污蔑粮食政策，“农村混乱是粮食问题”等等。正是“包产到户”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转为领先的沿海地区，将大量闲散人口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从而直接诱发社队企业的意外崛起。所以，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逻辑根源上可以从小岗村开始追寻。那么，如今唯一能告慰李云河等几位当事人的是，他们先知先觉的改革尝试比安徽小岗村农民惊天动地的“包产到户”实践，整整早了22年。

    打击“八大王”之后，事件高调处理的副作用与活生生的现实刺激着以袁芳烈袁芳烈（1929—2009），山东沂南人。袁芳烈担任温州市委第一书记、书记后，在当时温州情况比较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工作比较艰巨、困难的情况下，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平反“八大王”冤假错案，扭转了温州派性严重、治安混乱、干部群众信心不足等状况；在经济上结合温州实际，提出大力发展民办工商业，引导人民群众创业致富，在全省首先推行包产到户，为“温州模式”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首的温州市政府官员的神经。数字证明了事实： 打击个私经济，低压电器生产和销售步入低谷，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为-1.7％。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生活更加无所适从。

    牛根生，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14岁失去养母，19岁失去养父，这名苦孩子在全会后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不再挨饿、受冻和申请救济。

    “文化大革命”期间，温州“顶风作案”，柳市负责人石锦宽为解决支边青年就业，以居委会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通用电器厂。32个门市部独立经营组成电器厂，经营各种业务，每月只需向厂方缴纳30元管理费。一批除了仅有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生意。

    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的邱光和从部队回到了家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受公社委派担任过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

    “这不是馒头是面包！”销售人员非常粗暴。正是如此，当柳市第一家电器门市部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围中出现时，就显得扎眼而突兀。负责人吴迎春，36岁。此后，以门市部结合家庭作坊，这种温州式“前店后厂”逐渐由1家增加到3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只是“八大王”事件后，它们一度元气大伤。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柏格森曾说过，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只是在这个社会下定决心进行实验后才一蹴而就。因此，需要某个人或某群人赋予社会以自信。所以，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召唤，是出类拔萃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

    第一张大字报“言简意赅”，省人代会期间，张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33岁的刘大源家里装上了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及他家的好用。他心情的好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这天区长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他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多年以后，回想起当年的风光，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骑着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大人物的子弟。”李方平造价7万多元的房子，被人斥责为“将军也没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而胡金林的生意大到“要电器，找金林”成为一时的流行语。

    发明创造者： 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在全国公安协力严办下，其他几个“大王”的前途各有乖舛，但大抵相似。转眼之间，他们从人生顶峰跌落到生命的谷底。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而是不得已随波逐流，淹没于红尘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