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步子，走得有条不紊，人们却总能在空气中嗅到不一样的味道。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1980年，这个国家正迫切地想要改弦更张。
澎湃的八十年代
隔着历史的尘烟可以触摸到那个年代的生机勃勃： 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正式营业、第一次发行外汇兑换券、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北京有了第一家个体饭店、海南迎来开放元年。
就其意义来说，这些任何的第一次都比不上《人民日报》——这家权威性极强的报纸——第一次大规模、多篇幅地报道个体经济韵味悠远。
1月，《人民日报》“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文化大革命”浩劫，“侥幸”经营了20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
3月，“要把小商品生产搞活”；6月，“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7月，“怎样看待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8月，“上海私营饭馆‘味美馆’生意兴隆”；10月，“正确对待城镇个体经济”……这是高层试图借助舆论，消除公众的顾虑。
《人民日报》刊载的意味深长的文章，对于偏南一隅的温州是否能够一叶知秋，我们无法得知。身处底层、读书少、鲜有读报习惯的温州第一代创富者，通过报纸洞察先机，显得极为困难。很难断定，领导们体现在媒体上的良苦用心，温州人能否体会。不过，这群草莽正在发财欲望的左冲右突中，游走于灰色地带，建构着民间商业体系，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原罪。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洛克菲勒孙子戴维，在《洛克菲勒回忆录》中诠释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个竞争无序的年代，什么样的竞争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没有反不当竞争法的出台，更没有反垄断法的问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复杂，其实远非“有”，还是“没有”。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特殊年代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时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英雄。
他们身上的正向砝码不断增加，从边缘走向主流，从灰头土脸到鲜活光亮。光环越大，光环下的阴影也越大。社会不断质疑温州人曾经聚敛财富的正当性。原罪浮出水面，成为温州这座城市头上拿不下的紧箍咒。
经济发展，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与人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相当深刻。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 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 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草莽峥嵘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且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风大约始于1977和1978年前后，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余风强劲。
一开始，走私行为多为小部分渔民“散兵游勇”之举。可那时，物质是如此的匮乏，而人们对琳琅满目的新鲜外来货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为例。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的东方表售价60元，性能好，外观更漂亮。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于是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由于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进行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守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经济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温州走私的故事。或许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只是温州发展的末端小节。可实质上，它却是日后掀起大事件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有关原罪有罪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果然，走私者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一场打击走私的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场立意明确、思路清晰的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变了味道。雷厉风行的运动被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仅打击了走私，同时也让温州私营经济有了“秋风萧瑟”的感觉，为“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埋下伏笔。
漂泊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财富如梦，一朝烟消云散。同样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们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可步履坚稳。
与走私的商贩相比，他们的风向更健康、更积极，活得更长久。而且，温州人的神话不仅仅是在温州沸腾的土地上缔造。那些走出温州，在异乡开出经济奇葩的商人，更是温州民营经济中难以割舍的精彩落笔。
夏天，代课教师杨介生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业务员的身份，带着300元钱，踏上了只是在电影和照片上领略过风采的上海滩。
既然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已经注定。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杨介生制订了一个上海生存计划： 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杨介生这样回忆他的上海滩第一夜： 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 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 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杨介生认为“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必须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他会挤到街头的阅报栏，仔细读一遍《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后，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的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企业名录，一家家登门拜访。
一般的温州购销员，进门都是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要项目订单。杨介生到一个单位，先不谈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天南地北趣事。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看完报纸无所事事的职工遇到杨介生这样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欢迎。聊到尽兴，杨介生不仅能接到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回到地下室，杨介生会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触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行程，再找一个地方看上海电视新闻。一个半月以后，他不仅为标牌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最大的收获是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这些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朋友，居然分别邀请杨介生到家里做客。而每次接到邀请，他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
一个堆满了大石块的玻璃瓶，看起来似乎已没有空间，实际上大石块之间的空隙之间，还可以容纳小石子；最后，在石子的缝隙里，还能继续填满细沙。当很多白手起家的人抱怨创业荒凉、四处贫瘠、资源寸草不生时，不妨看看杨介生这位草根民营企业家的心酸积累。
当上海对杨介生不再陌生的时候，他决心创业，在四川北路的白厦宾馆，租住了整整三年。
走出温州的还有年仅20岁的郑月球。他离开家乡乐清，辗转来到地广人稀的拉萨。
20多天的旅途，换了无数趟汽车，郑月球踏上了青藏高原，却出现了高原反应。一连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后，他挣扎着起来上街寻活。
当时的拉萨，都是土房，非常落后。不过，幸亏穷，才有创业的机会。郑月球凭借手艺谋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里，一做就是5年。
西藏环境恶劣，海拔高、温度低、工程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农牧民用不上电，只能点酥油灯和蜡烛。于是，郑月球成立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
建设水电站工程要跑很远的路程，车在漫山遍野的雪地里行驶常常会翻车。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身边是悬崖绝壁，透过车窗，甚至可看见山下出事故车子的残骸。一次，郑月球去藏北验收水电站。一个冰面上，他的车陷在冰窟窿中无法动弹。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僵持就意味着死亡。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大货车，郑月球才死里逃生。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聪明，他们即使只是草芥，还不风光，但已学会高瞻远瞩，跨出门槛，把外界资源用得如鱼得水。哪里资源丰富，哪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那里。
温州地处偏远，除海运发达外，多年不通火车，陆路交通极为不便。1980年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通航，谓之温州当年大事。航线开通不久，有两兄弟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往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辟天地。
在温州，提及李中方、李中坚两兄弟几乎无人不晓。弟弟李中坚个头不高，一副板寸头，长相酷似伟人邓小平，极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哥哥李中方魁梧高大，高调且爱出风头，常为媒体焦点。
兄弟俩的父亲是一名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儿时的两兄弟，对父亲崇拜至极，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摄影师。1979年，父亲退休，长子李中方子承父业，顶职进入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那时的摄影技术相当初级，所谓的摄影师大多也只是为人们拍一些普通照片，离艺术的距离相差很远。工作枯燥，月工资仅有20元钱。
李中方正值19岁，血气方刚且野心勃勃。入职不多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让他产生了挣脱的念头。恰巧此时，他接到姐姐的消息。其姐姐早年远赴香港做生意，现在业务扩大，托人带来口信“想邀请弟弟过去帮忙”。突如其来的机遇给困顿中的李中方一个天大的惊喜。他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带上弟弟李中坚来到了陌生的花花世界。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浮华与温州简直是天壤之别。两座城市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他们在为这座城市的繁华叹为观止的同时，许下了出人头地的誓言。然而，制度、语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成为两人先生存后发展的考验。同时，他们姐姐生意的规模与前景远不如言语中描述的那样振奋人心。不过，两人因地域的变迁获得商机。而他们之所以也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就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最初，两兄弟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这是一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炼，也是一次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李中方、李中坚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可能飞黄腾达的机会。整整打拼了六年，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属于兄弟俩的贸易公司——香港东方实业。
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 三洋收音机、雅马哈电子琴、双狮手表、富士胶卷、花王洗涤，当然还有日本品牌的王者： 索尼电器。这些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大宗家电，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李氏兄弟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风险小，利润可观的项目。两年后，逐渐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港币，将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做的还是电子贸易。
定调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却不拘泥于一隅，把温州商人的从商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带到中国、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大潮也不断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改革风起云涌，无一不在预示着崭新且充满生机的20世纪80年代的来临。
温州之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学者达成共识： 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同时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同样是在北京，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刘桂仙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出了20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
重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各有1万多户。1980年6月底，光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只要遵守“五定”： 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就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即使远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也一样有了民营经济的萌芽。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兴隆。
在这种形势下，1980年被称之为“中国个体户元年”。再回到温州。这一年，这座城市激情萌动，充满着未知的新鲜。
温州人对沉闷的风气开始反感。爱情电影《庐山恋》上映，五分钱看一场，电影院上座率场场高达95%以上。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刊登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杂志传到温州，一边是少数老同志疑问“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带坏年轻人？”一边是青年人的喜闻乐见，压倒了质疑的声音。
罗大佑的和邓丽君的《甜蜜蜜》伴着“四喇叭”卡带机，隔岸传来，植入温州人的记忆。他们涌进电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有人搜集磁带盒上明星时尚发型，有人研究电影里的时髦装束。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
春天，平阳基层干部陈敬练在报纸上倾诉苦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解放思想讨论。在争辩与摸索中，“温州模式”渐有雏形。
28年后再回首，陈敬练感慨万千。他的一篇现在看来并不“出格”的文章——《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在风气尚未开放、许多地方都有禁忌的当时，因为敢于如此直言，成为引燃一场空前全民讨论的起始点。而争论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最终为“温州模式”的盖棺定论奠定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尽管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曲调，可是，不少干部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迂腐不堪、墨守成规。他们看不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敢传达高层精神到基层。像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这样的基层干部夹在上级和市民、农民之间，左右为难，有苦恼，但不敢挑破说。
年初一次会议，陈敬练上台连续提出13个“为什么？”质问中央精神为什么不能畅通落实执行，震动全场。在场领导脸色难看，更多人心里却强烈共鸣。《温州日报》记者意识到事件的新闻价值，邀请陈敬练就此给报社写一封来信。有些灵感总是一闪而过。做好了应对刊出后可能带来压力的准备，陈敬练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千字文：
去冬今春以来，农村围绕着放宽政策和所有制动荡产生的一些混乱现象，给基层干部带来为难，不少干部为此感到苦恼。
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
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包产到组与分队的界限也不清。
政策放宽一点，怎么放，宽到什么程度？哪些该放宽？哪些不该放宽？我们基层干部心里没底，请教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说不出道理。1980年9月27日，来信在《温州日报》第一版显要位置刊出，同时配发编者按，欢迎读者踊跃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敬练的“苦恼”迅速在温州全市城乡传开。各类群体积极来信，各抒己见，畅谈看法。一周后，《温州日报》专门开辟“《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专栏。持续三个月，刊出“不能把‘苦恼’归咎于放宽经济政策”和“‘穷’是最大苦恼”等言辞犀利、内容振聋发聩的文章。
改革是个大篮子，装得进农村联产承包，也盛得下在小镇、城市的夹缝里战战兢兢四处突击的个体经济。或许，两者不能齐头并进，但可以互相推动着跌跌撞撞前进。就像陈敬练提出“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这是城镇个体经济带给的示范效应，给了陈敬练理直气壮的底气。而当温州农村改革因陈敬练一“闹”时，同样让城市里的个体经济暗自窃喜。
有的历史回过头看不堪入目，有的却禁得起持久注视。很多温州人坚定地相信，“大讨论是‘温州模式’思想大发动的首个阶段”。蔡育麟在《为“温州模式”鼓与呼》一文中指出：“讨论进一步解放温州干部群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消除顾虑、纠正错误，从而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讨论让温州人搞经济的思想更活跃，步伐更激进，由此延伸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承包’、‘专业承包’乃至‘胆大包天’、‘无所不包’，道路越走越宽，赢得世人注目。”
金融“擦边球”
政策变得宽容，这是温州个体经济日子好过的信号。不过，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明显感知金融改革变暖的迹象。初夏，中国首次农村金融改革，位列“温州模式”三大内容之一的浮动利率浮出水面。整个事件惊心动魄，但在温州政府与民间力量的齐心协力推动下，一步步成就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苍南金乡镇，明朝曾是抗倭的军事重镇，迄今已有600年历史。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就是从这座浙南小镇拉开帷幕的……
1978年以前，外面各种政治、经济运动轰轰烈烈。在金乡，家家通过制售和外销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发家致富。1978年以后，金乡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急剧发展，金融政策却严重滞后。
保守的银行机构不可能给个体户发放贷款。个体户从银行贷款成功，需要等到1983年。那年，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2000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人民日报》有专题报道： 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市，年营业额达2万余元。
温州个体经济，除了提防阴晴不定的政策之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时常发生。融资困难导致民间高利贷风行。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民间高达两三分。与此同时，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连年亏损。信用社主任陈礼铨思忖破解之策，“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国家当时严格管制利率，浮动需国务院批准。私自调动，触犯政策红线，随时可能丢掉头顶“乌纱帽”。
中国人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而恰恰，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又是自上而下，因而制度的变革时常落后于现实的实践。
于是乎，当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人或企业就已然跃跃欲试，一步跨在改革的前列。就如民营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之说时，一些企业搭起民营企业的台子，挂国营企业的牌子，绕道而行做自己的买卖。从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在空白处已然犯规，但放在当时或是胆识之举。
利率浮动是绝对的禁区。试验之初，除了信用社3个人，陈礼铨连自己老婆都不敢告诉。他唯一的惊人之举是租下两间店面，将信用社迁到繁华地段。不敢大肆宣传浮动利率，一切运作都是私底下、小范围、偷偷摸摸地进行。大家积极吸纳放贷，不出百天，吸收存款12.5万元。
陈礼铨想方设法地掩盖信用社“违规之举”，金乡浮动利率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县、市一级以及更上面。县、市行抱着默许的态度，而更高的上级行却责令停办： 利率是国家统一的，谁也不准动，谁动就犯错误。
无奈之下，陈礼铨只得“阳奉阴违”： 对上说，已停办；对下说，照样办。交通和通信的滞后，反倒成为他与上级“玩太极”最有利的条件。上面了解下面的情况，往往需要相对较长的取证过程。利用时间差，信用社加速扩展业务。当信用社有了一定规模，陈礼铨斗胆联合另一位利率改革推手陈岳清，联名向上级申请批准实行浮动利率。他们言辞凿凿：“供销社有议价商品，粮食局有议价粮食，信用社搞议价利率有何不可？”
反问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率队调研，得出结论： 此事与法规相抵触，但的确合情合理。临走之前，丁非皆示意陈礼铨：“先试试。全国放在你们金乡试点，搞好了全国推广，搞不好就你们一家。”“丁主任，口说无凭，你要把话记在我的笔记本上。”陈礼铨拿出早准备好的笔和本子。丁提笔写下：“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
1980年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在店面门口张贴公告，宣布实行浮动利率。陈礼铨找来专业户，开协储员会议，宣传信用社的浮动利率。政策不稳，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富裕起来的农民对公开财产大都有所避忌。为此，信用社破例作出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信用社可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可用代号代替；怕来取息给人看到，信用社可派人按时送上门。”
之后，陈礼铨召集个体户开会，询问是否需要一分五利息的贷款，响应积极。如此一来，浮动利率最大限度地吸纳民间闲散资金，将之投入到个体经济，为个体户在初创阶段提供资本借贷。
一场打擦边球的金融改革，为融资难的个体经济带来曙光。据统计，“当年金乡的金星村，全村产值三年之内从过去的13万元跳到326万元，人均收入从70元翻到了672元。”不仅如此，金乡信用社因赚取利率差价而彻底脱掉亏损帽子，盛行已久的高利贷也得到抑制。
中国金融改革的这场破冰之旅，在国有银行不向个体经济借贷的时代，灵活地解决了个体户面临的经济难题，开辟了一个新的金融市场。经历了太多的质疑，杂音最终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逐渐消失殆尽。许多信用社纷至沓来，人头攒动，接踵摩肩，“连广东也一批批来人考察取经，有时一天要接待三四拨客人。”一条锁链被打开，温州经济改革发生着更全面的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