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属于中国吗？《新闻周刊》国际版总编辑法瑞克·扎卡利亚用肯定的语气说：“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经是一个事实。”到2007年年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不出意外地超过德国，成为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大环境好得是如此的迷离且迷人。

    血脉承袭

    2007年1月，一种名为“熊猫烧香”的电脑病毒开始在网络上疯狂肆虐，让习惯了网络的中国网民饱受惊慌。直至两个月后，病毒始作俑者李俊被捕，其党羽亦随之落网。这个号称中国最大网络犯罪案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互联网的行情在这一年实在算不上好，各大公司都在绞尽脑汁寻求新的增长点，结果堪忧。

    进入公众视野的犯罪分子都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身上有着“80后”的标签，还有一项共同特征分外引人注意： 低学历，求职受挫，对社会心怀憎恨。令人遗憾的是，李俊等人的落网除给自身亲友带来羞辱外，并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当时恰逢农历新年，大江南北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电视中反复播放全国各地欢度新春佳节的画面，只是新闻节目中偶尔提及此案，亦被人们视作聊天消遣的花边新闻。

    事后看来，人们一定忽略了些什么。抑或，乐观的大环境让人无暇反思。

    所有的一切都在不约而同往好的方向发展。经济迅猛的态势人所共见。如果把这年算在内，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之快，时间之久，世界范围内属少见。国家财政收入达到史无前例的5万亿元人民币，百姓收入大幅增长，大国崛起呼声愈发强烈，社会图景令人欢欣鼓舞。

    社会气氛中，一位摄影师跑到南中国海的一角——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他用镜头捕捉到浪花拍击岩石的画面，冠以“潮叩中国”的标题，刊登在供职的报社。不曾想，原本普通的照片一炮走红，被各类媒体竞相转载，引出国人对未来的无限希冀与期待……

    不会有太多的人会像温州人那样，对外界的气候是如此的痴迷和在意。

    潮叩中国，何尝不是潮叩温州。只是，在这个寒冷的冬春之交，一向自诩清高的大学毕业生们明显地感到求职受挫与“不受欢迎”。

    招聘会上排起拥挤的长队，互联网上出现名目繁多的求职网站。相关部门解释，就业市场上活跃的本科毕业生高达500万之多，除了少数幸运者，大多数毕业生苦于着落。“没有工作经历”、“缺乏社会经验”是被拒绝的主要原因。不过，作为应届生，这几乎不可避免。

    万般无奈下，一些人走进传销行列，一些人当起啃老族，还有人跑到大城市打零工，对“传菜员”、“面点工”趋之若鹜。最悲哀的是，经过十数载寒窗，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仍旧无法自立，国家除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之外，也无任何得力措施。另一个矛盾的现实是，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缺口高达1300万。

    郁闷的气氛下，温州春季招聘会如期而至。

    180多家企业推出2000多个具有诱惑力的岗位，海报上打出年薪六位数的信息，吸引各路人才，不乏博士、海归。可是，务实的温州老板并不认学历，反而更看重本事。一家企业负责人对每一位面试者问一个挑剔的问题： 我们公司去年的效益是3000多万元，假如我20万年薪聘用你，你能否在两年时间内提升2/3的产值？

    一样在温州，“大学生做猪倌”激起波澜。

    甘当猪倌的大学生叫陈芝朦，乐清人。一年前，他从畜牧兽医专业毕业，进入父亲养猪场帮忙： 每天6点起床，打扫猪场，给猪喂食。两个月后，他学会了小猪育苗、母猪防疫、母猪接生。过了一年，陈芝朦迅速成长为养猪方面的行家里手。转过年来，父亲放心地把猪场交给他。而他也不负众望，“闹出”了大动静。

    接管养猪场后，陈芝朦破天荒地投入百万元进行科技改造。他引进计算机管理系统，对小猪死亡率、商品猪量肉比等数据进行监控；另一方面把卷帘换成风机水帘，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营造出冬暖夏凉的效果；还大力推广零排放养猪法，得到政府肯定，承担起国家级星火项目“净化沼气环保工程”。

    到2007年春天，陈芝朦猪场存栏数达4500多头，产值高达1500多万元。陈芝朦也凭此成为大学生吃苦创业的典型，在媒体笔下形象生辉。由此人们知道，温州年青一代延续了父辈的创业精神，绝非一般的“富二代”那样纨绔与不可救药。

    每当就业形势不好，创业就会再度流行。广东、陕西等10多个省份提出“全民创业”，响应者云集。一位记者统计，中国每六个劳动力中“有一个是老板”。一位经历颇多坎坷的大学教授由此感慨：“现在，很多人提到创业的时候，就像是去散步一样随便。”

    经商蔚然的温州，创业风潮迭起。为数众多的创业者中，以下几位人物值得提及： 海归张宏伟苦心孤诣，两年的时间感动了一位法国精油理疗师。这年，他携带戒烟配方回到温州，创办艾薇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戒烟产品。

    孙宝森则只身跑到意大利普拉托打工。和早年外出的温州人一样，他从服装厂学徒做起，几年下来，创办的新温州时装公司小有名气。这年，他提出创新理念，进军大众服装市场，在意大利掀起中国风。

    李振达发明全密封微波硫灯，一只800瓦灯泡可照亮一个广场，光效是同功率普通钠灯光的15倍。他注册的企业受到美国GE和日本松下等大牌企业的关注。另一位温州商人看好2008年的美国大选，到工商局注册了“美·奥巴马”、“奥巴马”两个商标，等着转手。照旧，温州企业界评选年度“十大杰出在外创业青年”。获奖者中，36岁的陈建一枝独秀。陈建出生在瑞安市塘下镇，16岁时在自家的汽车电器厂做推销员。1993年，他看中安徽市场，转战合肥，从事汽车配件生意；后来引入连锁经营模式，慢慢成为安徽最大的汽配经销商。

    生意盘子放大，陈建的目光转向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开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收购国有企业。他最早收购了芜湖一家国有轴承厂。花费不菲，可陈建从中尝到了资本扩张的甜头。于是，他到合肥工商局注册“温商”品牌，同时拉拢一大批温州商人，共同收购国有企业，开发房地产。

    “温商”在徽商遍地的合肥创出天地。2007年，陈建一次性买断工龄，再次收购了一家产值过亿的大型国有企业。他还以1500万元的价格，收购南陵王酒厂。经过彻底改造，酒厂重新包装上市，并且一炮打响，被当地政府指定为接待用酒。

    “十大杰出在外创业青年”中徐慧和黄贤波成就傲人。

    2007年下半年，发改委等部门陆续出台支持太阳能的相关政策。以眼镜贸易起家的温州女商人徐慧在安徽收购了名气不小的瑞鑫广电，与沙特巴格山集团签下三年的合同。以往生意一切归零，徐慧再度出发，向太阳能市场巨大的中东进军。而黄贤波则斥资5000万元，拿下青海省祁连县小沙龙东沟铜矿，同进他拥有一个玉矿、一个铜矿和两家“发展势头很好”的网站。接下来，他的目标是新疆和甘肃的两座金矿。事实上，徐慧与黄贤波所涉足的矿产资源、互联网，正是近年来温州创业者以资本“扎堆爆炒”的领域。

    民族的还是世界的

    2007年4月，中国人的目光聚焦在了娃哈哈与达能的股权“口水战”。

    企业家的“契约精神”引起方方面面的强烈争论。无论结局好坏，“灯下黑”的合资方式注定不可能持久。由此，商业纠纷案也带上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许多中国人恍然大悟： 电视广告中天天叫卖的娃哈哈早已成为外国人的囊中之物。有好事者历数中国品牌被外国品牌收购雪藏的案例，不忘记旁敲侧击，提醒人们民族品牌的岌岌可危。

    人人心急如焚，对此案投以莫大热情，民族工业保护论甚嚣尘上。沸沸扬扬之际，温州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正泰以产品侵权的名义，把跨国巨头施奈德推上了被告席。消息传出，群情激昂，进一步把民族工业保护论推向高潮。

    施奈德公司自1995年进驻中国后，一直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10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并购中国企业达17家。广为人知，正泰多次拒绝与其合资，竟被施奈德24次告上法庭。南存辉在不同的场合讲述了以下几个事实： 1994年，施耐德希望以现金方式收购正泰80%的股份，被拒绝；

    1999年，施耐德提出控股正泰51%的股份，被拒绝；

    2004年，施耐德把门槛降低到各占50%的方式合资，仍遭拒绝；

    2005年，谈判失败后，施耐德马上在几个国家对正泰提起诉讼。如今，正泰抓住对方把柄，转守为攻，把气势凌人的施奈德告上法庭。施奈德措手不及，狼狈不堪。正泰风光无限，被视作本土品牌翻身正名的希望。

    正泰状告施奈德的理由是： 施奈德生产的5款产品对正泰1997年注册的专利形成侵权，并在2004年至2006年间获利超过3.348亿元。正泰通过代理律师，希望法庭要求对方停止一切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3.3亿元。

    一个不知是否刻意的细节是，受理案件的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把开庭日期定为4月26日，恰逢“世界知识产权日”。好事者似乎看出某些“征兆”，认为侵权案得到官方的背后支持，是中国企业奋起反击、对抗外国品牌的信号。案子一开始就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开庭当日，施奈德代理律师提出正泰“注册专利无效”。案件一度搁置。直至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裁定： 正泰专利有效，驳回施奈德“注册专利无效”请求。案件审理向着有利于正泰的方向发展。

    9月的最后一天，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二次开庭审理。正泰前来旁听的人员众多，组织者只得安排中巴车接送，而施耐德只来了两名律师。

    下午4点，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厚达55页的判决书大部分篇幅论述枯燥的技术问题，旁听者经过长达40分钟的等待，终于等来了已成定局的审判结果： 施耐德侵权成立，赔偿正泰3.3亿元。低压电器行业内的中国老大和全球老大的侵权案告一段落。专家解读：“民营经济技术落后，知识产权掌握不多的局势有所改观。”

    不过，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商们并未从官司胜利中感到乐观，反而因技不如人而心怀焦虑。看来，温州人把正泰的胜利更多地归为个例而非常态。

    与此同时，另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事件是，温商积极抗诉欧盟反倾销事件。默默无闻的温州泰马鞋业公司曝光率大幅攀升，董事长廖跃当选为2007年“温州经济十大年度人物”。

    再度狂飙

    2007年，利好的消息实在太多，至少股市就牛气冲天，着实让潜伏已久的老股民体验到了暴富的梦幻。金钱的刺激效应激发了更多人的效仿。炒股热升温，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国股民数量暴增300多万。人人都想从股市里捞钱，就连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也胆战心惊地把微薄的积蓄投入股市。而大学生们保持着一贯的眼高手低，无本钱炒股，却不妨碍他们对股市异乎寻常的关注。如今，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从李彦宏转变成了沃伦·巴菲特，一个在股市悠游的美国老头，想要和他吃上一顿饭，最少都要付出数十万美元。

    这一年，被当作天方夜谭而在亿万股民间广泛传播的事件至少有以下两则： 一家名为杭萧钢构的企业股价由2元多暴涨至30多元，市值由7个多亿元暴增到70多亿元，两个月创造的市值相当于过去13年的10倍。而其上涨缘由竟是“重孙”公司的虚假订单。

    一位平庸的前证券咨询人员在网络上出卖“内幕消息”，众多散户甘愿为此付费，少则3000，多则3万。此人由此非法获利700多万元。人们看到“股指飞涨，市盈飙升”，很少有人意识到，股市的背后是监管的真空和操纵的不规范。某些经济学家们站出来警告：“泡沫正在形成”。被财富冲昏头脑的人们已经停不下脚步，何况“股改基本完成”，“经济形势那么好”，股市没有理由“不上涨”。

    同样“上涨”的物价也促使更多人进入股市。涨价先从猪肉开始，一度暴涨56%，大米、面粉与食用油价格一路飙升，出现“两位数上涨”。普通城市家庭每月用于食物方面的开销要比一年前多出两三百块，这正是“推高CPI的罪魁祸首”。

    对此，标准官方用语是： 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学术界的观点相对直接： 通货膨胀的预期形成，全面通胀的迹象已经出现。恐惧和不安最终迫使更多的人把钱投入股市，股热最终演变成一场货币保值战。

    2007年4月的最后一天，108万新散户进场；5月8日，又有42万人投身股市。中国股民数量达到9400万，全民炒股时代正式到来。数月后，上证指数突破6000点。《人民日报》上出现警告文章，与11年前重挫股价的那篇社论相比，不难发现，这次“话说得更重”。只是成长于顺风顺水年代的人们看不懂“政治信号灯”，正是他们，把股市推向高潮。

    温州，民营企业上市潮顺势而为。

    8月16日，报喜鸟在深交所上市。至此，温州企业中已有5家上市公司，还有30多家企业摩拳擦掌。而专门为中小企业上市做背后推手的投资公司在温州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富翁云集的温州民间也是卧虎藏龙。一家国字号银行专门推出温州商人卡。持卡人享有优惠股票买卖佣金、赠送保险、免费洗车等项目。一向自认高贵的国际奢侈品牌也走下神坛，向温州大佬们示好。有数据显示： 中国富人购买奢侈品的金额达到30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市场份额的12%。而11月份出炉的中国最牛百强散户，温州股民王建波位列第26位。关于他的故事，流传版本很多，但都指出，他正是从此番牛市中赚得钵满盆满。

    日后看来，对于那些把钱投入股市而不是选择存进银行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无比幸运的年份。低开高走的股市让许多人大发横财。人们切身体会到财富增加的快感，以至于多年后，许多人仍对此心怀向往。

    喜欢“马后炮”的媒体会说，这一年，只要炒股就能赚钱。但不可否认，这一年的辉煌属于富人。借助股市狂飙，他们名下的资产扩充数倍，以致富豪评选的门槛水涨船高： 前一年，中国最富者的身价是270亿；一年后，这个数字只能排到第16位。一份南方刊物在回顾这一年时沉重地写道： 从来没有哪一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财富数字获得了如此惊人的爆炸性增长，也从来没有哪一年房地产商们的集体上榜如此令人目眩。

    文字暗示出富者的风光、荣耀与不可一世，也婉转地揭示了股市、楼市的火暴与普通人的无奈。房价高企，异样的繁荣面前，不少人望而却步。安徽滁州的乡镇上，农民们自建起现代化的住宅楼，除自住，兼卖给在城市买不起房的人，大受欢迎。这种房产开发模式从长三角的小城镇被国有企业搬到北京郊区，盛行一时。为了区别产权房，媒体给这种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建筑起了一个名字“小产权房”。

    改革的乐章

    “转动着的中国财富魔方，把有些人转上峰顶，有些人转入谷底。”其实，政府已经注意到种种微妙而奇特的变化，一再出台各类政策措施，试图使局势向有利的方面转化。但是，直到2007年10月中旬，官方才借助党的十七大的时机表明姿态。

    党的十七大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致辞中“作出不同寻常”的行动： 呼吁中国重新思考其经济道路。国内刊物《财经》杂志说，这是“政改”；外国媒体则认为，这是“转型”的征兆。

    国内外媒体从各自的着眼点观察这次大会，只有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他的新闻中全面记录了长达“2小时20分钟”的报告讲话。他在文章中写道： 党代表大会将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章，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政治口号一道，让胡锦涛在开始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第二任期（也是最后任期）之时晋身领导人的伟人祠。

    ……

    胡锦涛修订了2000年到2050年经济翻两番的既定目标，他表示党如今将把目标定为“人均GDP翻两番”。这个转变反映胡锦涛强调亲民目标。

    ……

    在“科学发展观”的定义中，胡锦涛讨论了贫富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他表示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对消费依赖不足，而且领导人应该做更多事情保护环境。

    他表示党应该更积极回应公众。他还呼吁“党内民主”，让更多党的官员参与决策。他表示腐败对党的生存构成威胁，在领导层整肃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之后，这特别能引起共鸣。但胡锦涛主张只能渐进的政治改革。这场五年一度的大会像过去以往任何一届一样，“颂扬过去的领导人，欢迎新近晋升到领导位置的年轻官员”，“表现出天衣无缝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当然，大会最重要的举措是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口号，具体目标是： 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人们由此知道，新一届政府将会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

    此时，温州乐清政坛正好发生着新奇而适时的变化。

    在这项被称为“权力监督”的改革中，7名副市长被请到前台，向人大常委会委员“汇报工作”。听完一位领导的报告，乐清人大代表质问：“你把成绩罗列那么细干什么？你对问题的分析呢？我们要听的是这个！”当一位副市长直言“这是我工作没做到位”时，现场响起难得的掌声。

    借助网络与电视直播，无数乐清市民目睹了这场在当地乃至全国都颇为少见的会议。出现在镜头里的市长们表情严肃、如履薄冰，坐在台下的40多位前来旁听的市民表现活跃。

    有市民说，“乐清现在哪块地还在种菜？土地已经卖完了。一套商品房要卖100多万元，老百姓干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价虚高，社会怎么和谐？”还有人语气凌厉地批评某副市长，“你为什么在违规建设达到50%以上时，才来人大轻描淡写地讲这个问题？如果责任倒查，我看徇私枉法、行政不作为的被告席上，你是第一个！”也有代表不让步地说，“拆违极不平衡，流于形式，是在作秀。”

    这是中国地方官员们第一次公开地被老百姓“问责”，有些不适应，可当地官员们还是希望“它成为一项制度”。毕竟从成本角度考虑，“这也是最经济的改革”。

    冬天的时候，中国地面接收站接收到“嫦娥一号”传回的图片信号。中国政府对外公布了自己拍摄的月球三维照片。国人渐渐明白，中国“不应只有服装百货”，还要有“发达的航天技术”，更不会“永远做西方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市场”。

    同时，世人的目光投向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准备在这里制造继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后的第三个经济引擎。不知道向来敏锐的温州人参与其中，又能找到多少机会？

    2008年元旦将要来临，新一年的中国注定会拥有许多值得记录的辉煌，国人的信心也势必高涨至顶峰。可惜的是，历史的不确定将给人们带来极大的震撼与冲击。恰恰在年末几天，美国经济界偶像格林斯潘出版回忆录《动荡年代》，书中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知道我这本书里一定有很多错误，可是真遗憾，我不知道这些错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那它们就不会在那里。

    岁暮天寒，兴奋之余，回望来路，不得不惊讶，这依然是个具有传奇性的年份。不过，繁荣总会让人以为自己无所不能。2007年间的所有轮回与涅槃，悲喜与甘苦，成就与局限，期望与绝望，其实余澜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