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鸽步入风投殿堂的过程，与风险投资的行业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开始于偶然，终结于必然”。他就像一位寻觅中的“相士”，每个决定都像是在赌博，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做一个高成功率的“零和游戏”。每每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总是充满冒险，却也蕴涵着机会。

    兼职《电子导报》助理编辑，撬开了一个行业

    1988年6月暑假期间，弗莱彻学院的一位教授找到熊晓鸽。这位教授告诉熊晓鸽，自己有位朋友想在中国出版一本电子杂志，想找一个既有新闻背景又懂电子的中国人。熊晓鸽一听就乐了，这个任务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早年的电工经历，让熊晓鸽顺利得到了这份兼职工作。

    就这样，熊晓鸽来到了卡纳斯出版公司工作。刚进卡纳斯公司，熊晓鸽就参与创办《电子导报》的中文版，担任助理编辑。在卡纳斯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熊晓鸽对美国的出版行业有了认识。

    卡纳斯是美国一家很有名的老牌出版公司，该公司创始人罗曼？卡纳斯关于“行业出版及需求式出版”的许多经验和观点，对熊晓鸽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

    提到行业出版，就不得不先介绍一下卡纳斯这个人。

    卡纳斯是卡纳斯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二战时，他还是美国海军后勤部的军官，经常要为海军补给进行采购。在买东西的过程中，他发现由于商品信息闭塞，采购专用原料有诸多不便。

    二战结束后，卡纳斯拿到了军方发的退休金，他就拿这笔钱办起了叫《原料处理》的杂志，专门刊登有关原料的信息。后来卡纳斯又陆续办了《塑料世界》、《电子采购》等杂志。卡纳斯办刊有一个理念，叫做办“需求式的刊物”，意思是办刊者要注意发现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并把这些需求仔细分类。刊物需根据这些分好类的需求去采集信息，并刊登出来，以供这些有特殊需求的人参考，这就是卡纳斯所谓的“行业出版”。

    进入卡纳斯出版集团，是熊晓鸽第一次进入出版行业，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与这一行结下不解之缘。

    1988年6月至9月，熊晓鸽一直是《电子导报》中文版的助理编辑。良好的新闻功底以及早年的电工基础，让熊晓鸽在这个职位上如鱼得水，干得非常出色。他的顶头上司艾伦非常看好他，多次向公司总裁提及熊晓鸽。

    1988年9月，熊晓鸽的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也意味着他的兼职工作要告一段落。熊晓鸽告诉艾伦学校马上就要开学，自己很快要离开了。艾伦极力挽留熊晓鸽，而公司总裁在得知此事后，直接告知熊晓鸽：“公司准备给你正式职位，并会请律师给你办绿卡。”

    在卡纳斯工作的3个月时间里，熊晓鸽的新闻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如此好的机会，再加上有绿卡这样实际的诱惑，熊晓鸽权衡再三，终于答应留下来。

    在卡纳斯最初的日子，熊晓鸽除了做编辑的工作外，还肩负着一项重要职责：向老外介绍中国的电子市场。经过简短培训，熊晓鸽很快便能在面向客户的早餐会上，以编辑的身份，向老外讲述中国的情况，包括介绍中国的电子产业以及中国电子市场的需求，还要回答老外们关于广告的各种问题。那段日子，熊晓鸽过得很愉快。

    时间很快过去了，1989年6月，受国内形势的影响，许多外商不再看好中国，《电子导报》中文版上投入的广告量锐减，卡纳斯决定停办这份杂志。

    虽然《电子导报》中文版停办了，但那时杂志的规模已经形成，客户也积累了不少，完全放弃又有些可惜。于是，卡纳斯在香港买了一个刊号，专门成立了亚洲分公司，《电子导报》以英文版的形式继续出版，熊晓鸽升为副主编。这一干就是3年，熊晓鸽在美国踏踏实实地当起了记者。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熊晓鸽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国电子产业的报道，这也让他对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电子行业有了深刻的认识。

    熊晓鸽还参与创办了一个名为《亚太商业》的栏目，在这个栏目里熊晓鸽专门负责介绍在硅谷创业的华人，探讨这些创业企业的管理话题，栏目内容从起初的2页增加到4页，后来增加到8页。这些文章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刊发，为宣传华人企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熊晓鸽也因此在1991年获得了美国华人协会颁发的“最佳新闻报道奖”。

    美国华人协会，是美国主流社团中最老牌的华人社团组织。他们每年都会针对新闻界在提升华人在美国地位方面的文章进行评奖，1991年，熊晓鸽因为报道了一系列华人创业的事迹，获得了一等奖，当时的奖金是750美元。

    也是在这段日子里，熊晓鸽接触了硅谷的许多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商。《电子导报》是一本管理类的杂志，主要针对的是电子行业以及It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熊晓鸽在采访企业家的过程中，为了把握行业的发展，也会经常采访一些VC。通过与这些投资者的接触，熊晓鸽开始认识到风险投资对硅谷建立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91年4月，卡纳斯在香港并购了一家杂志。在并购筹划阶段，熊晓鸽给公司提出了不少好意见，还经常给这家杂志写文章。于是，卡纳斯决定派熊晓鸽去香港分公司担任副总裁，负责开拓香港和台湾市场。

    熊晓鸽知道这个任命后，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更长远的打算。根据他的判断，电子及信息类的刊物即将在中国内地高速成长，现在正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大好时机，他希望有机会重返中国内地市场。因此，临去香港前的一个月，熊晓鸽给公司总部写了一份报告，希望将他派驻到中国内地去，但这份报告并没有任何回音。

    与麦戈文的三次相会

    熊晓鸽的报告没有引起老板的重视，这让他有些郁闷，他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其实，在得知总部任命之前，熊晓鸽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卡纳斯公司的发展遭遇瓶颈了。

    熊晓鸽的苦恼需要有朋友来分担，于是他找到了好友周全。

    周全1990年博士毕业之后，在波士顿一家科研所工作，他的住所离熊晓鸽的办公地点很近。熊晓鸽那时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他不仅经常跑到周全家蹭吃蹭喝，还有周全家的钥匙。经常是周全的女儿放学回家，打开冰箱一看自己爱吃的东西没了，就会和妈妈抱怨：“一定又是熊晓鸽来过了。”

    1991年的一天，熊晓鸽在办公室里写稿子。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觉得质量大不如前，但又说不出毛病在哪儿。郁闷之下，他给周全打了电话。周全很快就来到熊晓鸽的办公室，看完刚才的稿子后，周全实言相告：“毛病倒是没什么，只是和以前的比起来缺乏才气。看来你已经有些厌烦这份工作了。”

    熊晓鸽便将公司要派他去香港，而自己的提议又得不到赏识的事情跟周全说了一遍。周全很理解熊晓鸽的心情，他建议熊晓鸽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周全也提到了一个人，他觉得熊晓鸽应该去找这个人。周全提到的这个人，就是IDG的董事长麦戈文。

    1964年，麦戈文以5000美元起家创办了IDG，主营媒体出版以及It信息服务。到2004年时，麦戈文的个人身价已经超过20亿美元。同时，麦戈文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从他来中国的次数就能够看出：到2004年底，麦戈文一共到过中国91次。

    麦戈文是最早了解并熟悉中国市场的美国商人之一，这也使得IDG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就看到中国市场潜在的商机。1980年，麦戈文投资创办的《计算机世界》问世，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传媒集团。麦戈文用自己的真诚赢得了中国市场，也为IDG日后在中国VC领域上演的一出出大戏搭好了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将会是熊晓鸽。

    实际上，熊晓鸽与麦戈文早年就有过多次接触。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熊晓鸽当时还在弗莱彻学院读书，时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应邀来弗莱彻做演讲。当时熊晓鸽兼职的《电子导报》杂志赞助了这次活动的晚宴，麦戈文作为杂志的广告客户也应邀参加了。

    在晚宴上，麦戈文想就《计算机世界》的一些问题和荣毅仁交换一下看法，而他的翻译中文水平不高，荣毅仁这边的翻译又不太懂电子行业，双方的交流有些困难。这时，作为“活动组织者”的熊晓鸽就当起了翻译官，熊晓鸽和麦戈文也因此相识。

    这次简短的合作后，熊晓鸽觉得麦戈文了解中国，且对中国市场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对这个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麦戈文也觉得熊晓鸽这人不错，不仅翻译到位，还很懂电子。

    这期间，两人又有过一次电话接触。时间大概是在1989年8月，当时由于受国内环境的影响，熊晓鸽的《电子导报》中文版已经退出中国市场，而麦戈文投资的《计算机世界》仍然坚守中国市场。熊晓鸽特意电话采访了麦戈文，两人聊起对中国市场的看法。熊晓鸽认为，电子导报犯了一个错误，他觉得中国市场会越来越好。麦戈文对此表示了赞同，有着共同看法的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当两人再一次见面，时间已经到了1990年初。当时，中国电子情报所的代表来美国访问卡纳斯。电子情报所和卡纳斯集团合出了一本叫《电子产品世界》的杂志，出了几期试刊后，中方觉得效果还不错，于是就派代表过来和卡纳斯商谈继续合作的事情。

    第一天谈完之后，情报所的人提出要拜会一下卡纳斯公司的总裁。结果，卡纳斯的总裁匆匆忙忙过来和中方代表客套了几句，聊了十几分钟就离开了，这让负责接待的熊晓鸽有些尴尬、好在当时情报所还和麦戈文的计算机世界有着合作，因此他们提出要去计算机世界那边看看。

    第二天一早，熊晓鸽和自己的上司艾伦一起开车，带着中方代表去了计算机世界的办公地点。麦戈文听说中方代表来访，特意从位于市中心的IDG总部赶到位于郊区的计算机世界杂志社，他的热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那天麦戈文自己带来的台湾翻译，因为不太了解电子出版的专业内容，没翻译几句，就有点翻译不下去了。麦戈文有些尴尬，正好看到了跟随艾伦一起的熊晓鸽。有了第一回的合作，麦戈文就向艾伦提出借用一下熊晓鸽。于是艾伦让熊晓鸽留下帮忙，自己先回了电子导报。

    结果，熊晓鸽就在计算机世界待了一天。麦戈文陪着中方代表海阔天空地聊开了，吃完中饭后，麦戈文又亲自带着代表们四处参观。到下午四点多，艾伦开车来接中方代表，看到麦戈文仍在一边陪着，惊讶不已。艾伦私下告诉熊晓鸽：“这次咱们真没面子，本来人家来拜访我们的，结果却在这边待了一天。”

    麦戈文的认真态度再一次给熊晓鸽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的拜访是中方临时决定的，也没有太重要的事情要谈，麦戈文却对此表示了足够的重视。后来，熊晓鸽还得知麦戈文把当天所有的工作都推掉了。在这件小事上，双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让熊晓鸽心中有了比较。

    1991年，当卡纳斯公司要派熊晓鸽去香港时，在周全的提醒下，熊晓鸽决定找麦戈文谈一谈。

    一拍即合，相互有条件地加入IDG

    1991年7月，熊晓鸽去香港的日程已经定了下来。决定有所改变的熊晓鸽在去香港之前，主动给麦戈文写了一封信：希望谈谈中国市场的事情。

    3天之后，麦戈文给熊晓鸽回了电话，他要和熊晓鸽面谈。两人很快就坐到了一起，麦戈文很认可熊晓鸽对中国市场的看法。

    “如果给你100万美元，你将在亚洲如何投资？”麦戈文问熊晓鸽。“我要去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及越南。”在熊晓鸽看来，信息技术是为人提供服务的。亚洲的这些地方人口众多，尤其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既属劳动密集型又属技术密集型，信息技术即将普及，需要获取技术信息的人为数众多，因此，做信息服务产品将会有很大的市场。

    在卡纳斯的3年，熊晓鸽学到了卡纳斯的“需求式刊物”理念以及创办行业出版物的经验。麦戈文虽然与卡纳斯是出版业的竞争对手，却有着相当类似的出版观。

    麦戈文认为，IDG所办的任何一个刊物都一定要支持一个产业的发展。做行业刊物的核心是做信息服务，这相当于一个行业中的第三产业。行业中的厂商确实需要有一个载体，为他们提供服务，帮助他们把信息传递出去，同时他们也从载体中得到需要的信息。而对于购买者来说，除了要考察产品的技术指标以外，广告也是他们衡量产品的参考，这是行业内的厂商们乐于见到的，厂商们希望读者可以仔细阅读杂志上的每一则广告，最终促成购买行为。

    抱持着相同的出版理念，熊晓鸽与麦戈文一拍即合。

    在一番深入交谈后，麦戈文直截了当地问熊晓鸽：“非常好，你有什么要求？想要拿多少工资？”

    熊晓鸽没料到麦戈文会如此直接，面试头一次就谈待遇的事情，这是很少见的。熊晓鸽觉得机会来了，他回答道：“我还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也不知道要拿多少工资。这样吧，我现在赚多少您就给我付多少就可以了。”当时的熊晓鸽，年薪4万多美元。

    当然，熊晓鸽还有自己的条件：“您给我半年时间，然后再决定付我多少工资更合理。但有一个条件，我要直接向您汇报工作。”

    “为什么？”麦戈文有些疑惑。熊晓鸽回答：“在中国做这件事情，需要有一个懂得和理解我的人直接沟通。”

    “很好，那就这么定了，我回去和公司人事部门商量一下。你是做编辑的，不知道你对公司管理方面有着怎样的能力，正好我这里有本中国台湾的《微电脑世界》，你拿回去写一个分析报告，如何能让这个杂志办得更好。”麦戈文临走时，还不忘考察一下熊晓鸽。

    回到家后，熊晓鸽就开始研究如何写好这份报告。在做了大量分析和调查后，熊晓鸽写出了一份厚厚的分析报告。当时熊晓鸽的房东是波士顿有名的大律师，熊晓鸽写完报告后，专门拿去给他看。这位律师认真看过后觉得写得不错，不过也给了熊晓鸽一个小建议：麦戈文工作很忙，肯定没有时间看这么多的东西，报告最好再简短点。

    于是，报告被熊晓鸽压缩成了两页，寄给了麦戈文。几天后，熊晓鸽接到麦戈文秘书的电话：“麦先生约见你。”

    熊晓鸽应邀与麦戈文共进早餐，彼此聊得很尽兴，原定一小时的时间转眼间过去了3个小时。

    麦戈文当时问得最多的是，熊晓鸽准备回中国去做什么。而熊晓鸽只和他谈到回中国做媒体投资，还没有涉及后来的全面风险投资。

    熊晓鸽告诉麦戈文：“机会可能还是在杂志。”熊晓鸽因为在杂志社做过记者，所以就提出了哪些行业的杂志发展的机会多一些。比如，电子类、计算机类的等。“那时我就觉得未来的电子产业一定会向中国大陆市场转移，当时这个行业还都在中国台湾及国外。”

    熊晓鸽的观点得到了麦戈文的支持，他让熊晓鸽先去香港工作，IDG的合同将在熊晓鸽辞职后寄到。

    “何以如此信任对方？”曾有人针对熊晓鸽加入IDG的经过，这样问过熊晓鸽。在拉斯维加斯1美元赌注都不肯下的熊晓鸽告诉对方：“既然要与人合作，就必须相信对方，否则你干脆放弃他。”在熊晓鸽看来，“进入IDG就算是一场赌博，我和麦先生也是一场对赌”。

    1991年8月，仍在卡纳斯公司的熊晓鸽被派到了香港。熊晓鸽决定利用这段过渡时间回一次老家。他先从香港到深圳，这是他去美国5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此时的深圳，似乎遍地是机会，到处都是梦想着创业和赚钱的人。

    熊晓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那时正好有很多外地人过去开发深圳，创业者很多。我遇到很多大学同学，坐到一起时，听到他们每个人都在计划自己做公司或项目，他们缺少的就是风险投资基金。有梦想，有项目，就是缺钱。”

    中国的发展势头，让熊晓鸽想起了他初到美国硅谷时看到的情景。不过，中国的创业者谈论的大多是房地产、股票和办公司，而绝少有人提到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东西，他们获取的科技信息太少。这些信息更让熊晓鸽认定，此时回中国做信息类刊物是正确的选择。

    1991年9月，熊晓鸽探亲结束后回到了美国。他主动找到老板艾伦，提出了辞职。艾伦非常意外。艾伦深知熊晓鸽的实力，熊晓鸽一走，他负责的那些事没人能接手。艾伦让熊晓鸽继续做一段时间，等找到接替的人之后再交接。

    熊晓鸽和麦戈文沟通之后，麦戈文表示理解。不过，因为卡纳斯公司和IDG是竞争对手，所以艾伦不得不让熊晓鸽离开办公室在家里办公。

    就这样，熊晓鸽在家中为卡纳斯公司做了两个月的工作后，于1991年11月加入IDG。

    出手如此之快

    1991年11月6日，熊晓鸽正式到IDG工作。麦戈文也没有想到，熊晓鸽的第一次“出手”会来得如此之快。

    1991年8月回湖南老家探亲后，熊晓鸽又顺便去了趟北京。他见到了当时计算机世界的社长许金寿，闲聊中提到了《国际电子报》。当时美国有家公司准备和《国际电子报》签订一份合资协议，政府方面也已经同意，但是美方因为突然的风险变故而决定中止协议。这让许金寿很头疼，他知道熊晓鸽在行业内有些实力，于是想请熊晓鸽帮忙解决。

    由于工作交接的问题，熊晓鸽一直没有时间解决这件事。到IDG上班后，熊晓鸽有了新的想法，他想到了如何解决许金寿的难题。熊晓鸽拨通了许金寿的电话，说：“我现在已经在IDG工作了，要不就让IDG和国际电子报合资吧！”许金寿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很爽快地答应了。

    1991年12月，在加入IDG的第二个月，熊晓鸽以IDG董事长业务开发助理的身份，再一次来到北京。这次他是专门来谈IDG和国际电子报的合资事宜的。当时他的想法是将《国际电子报》并入IDG的《计算机世界》。

    熊晓鸽和中方的代表都是老熟人，双方见面后，只谈了半小时，就签下了合同，这个速度也让麦戈文见识到了熊晓鸽的人脉关系。之后，《国际电子报》正式并入《计算机世界》，并在后来改刊为《网络世界》，成了业内的一本领先杂志。

    熊晓鸽小试牛刀后，麦戈文又交给他一个任务。这一次，熊晓鸽让麦戈文看到自己在投资领域的潜质，同时这也成为他真正进入风投行业的转折点。

    早在1989年底，麦戈文就在中国投资了一个叫“太平洋比特”的公司。“太平洋”，源自麦戈文和他太太成立的一家私人投资公司——太平洋技术创业公司；“比特”，来自北京理工学院（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英文缩写。

    1989年10月，麦戈文用太平洋公司的基金投资了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校办工厂，主营业务是大型的台式健身器材生产。麦戈文的投资理由很简单：“这所大学既然连坦克都能设计出来，那么做的健身器材质量一定非常好。”于是，他投资了50万美元，成立了“太平洋比特（Pacific-BIt）”。

    然而，麦戈文的这个投资项目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于是，1991年12月，麦戈文让熊晓鸽去北京时，顺便也看一看这家公司。

    “因为有在硅谷采访的经历，我当时还是比较了解VC的，但老麦并不知道这点。”熊晓鸽提及这次“阴差阳错”的任务，仍觉得有太多巧合，“不过那时，我也以为老麦就是做出版业的而已。”然而，不管怎样，这次的“临时任务”让两人从太平洋比特开始真正认识到对方的实力所在。

    在北京友谊宾馆附近，熊晓鸽找到了这家挂着“Pacific-BIt”的公司。随后，熊晓鸽认真考察了太平洋比特的生产和销售等情况，他发现公司项目在技术方面没问题，只是因为市场销售不对路，所以产品才卖不掉。熊晓鸽认为只有在国外找买主，才能真正打开太平洋比特的市场，从而获得收益。

    不久后，在美国举办的一场体育器材展销会上，熊晓鸽选了一家叫“太平洋健身”的公司。熊晓鸽提出了由太平洋健身出设计，太平洋比特生产并出口产品给太平洋健身的合作方案。于是，太平洋比特首次获得了美国公司的订单。这一年，该公司就订了600套产品，这使太平洋比特扭亏为盈，赚了近200万元人民币。

    熊晓鸽轻而易举就做成功了两个项目，这让麦戈文大喜过望，他第一次看到了熊晓鸽在投资方面的潜能。麦戈文也因此判断出除了出版以外，在中国也可以做风险投资。

    而熊晓鸽最初加入IDG，只是因为看到IDG庞大的媒体出版资源以及麦戈文的中国市场情结，他没有想到自己最终的主要工作会和创业投资扯上关系。而将熊晓鸽带入创业投资领域的麦戈文，也不曾料到自己一次“无意识”的任务安排会让IDG在中国大放光彩。

    1991年，熊晓鸽以IDG董事长亚洲业务开发助理的身份回到中国。当时与他一同来中国考察的，还有一些大牌的国外VC。不过，当时的中国市场让这帮大牌们很失望，因为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VC，甚至在管理基金里连个像样学历背景的MBA都找不着。

    硬件的不足，使得许多国际大牌VC冷落了当时的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在美国、欧洲的投资回报比中国高，环境也好，这也是他们当时不愿意登陆中国的原因。

    不过，麦戈文这边有熊晓鸽。在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做VC时机过早的时候，熊晓鸽觉得现在就可以做，可以先小规模地做，中国的市场一定会慢慢扩大，“赌明天”总好过在一旁观望。

    于是，熊晓鸽开始不断提醒麦戈文：“应该去中国投资，而不是在美国继续投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有机会，他们的市场还太小，未来的重心一定会转移到中国内地。”

    熊晓鸽给麦戈文的建议是：要马上做，以“低成本、低姿态”进入中国风险投资市场。麦戈文“投”了熊晓鸽一票，这一票也为IDG赢得了10年的先机。IDG进入中国后，取得了让国际同行羡慕的成绩，也因此远远超前于其他风险投资公司。

    IDG中国团队宣告成立

    自从成功将国际电子报合并之后，熊晓鸽开始了代表IDG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进行投资，以及与国人合作经营行业刊物的历程。

    从负责主管亚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等出版物开发事务的董事长业务开发助理做起，到1992年9月，熊晓鸽用自己的成绩说明了自己的实力——连续赔了7年的新加坡市场开始赢利，连续赔了2年的马来西亚市场开始赢利，连续赔了8年左右的中国港台市场开始赢利。到1993年，熊晓鸽无可争议地成为IDG的亚太区总裁。

    在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随着IDG越来越注重开发中国市场，麦戈文决定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事务进行一次总体研究。

    当时IDG负责亚洲事务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驻中国香港的总经理，主要负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是美国人，住在中国台湾，是亚洲地区的总负责人。麦戈文在考察完后，让熊晓鸽和这两个负责人各写一个方案交给他。

    1992年12月中旬，没几天就要过圣诞节了。熊晓鸽又一次咬紧牙关，开始努力。他准备了很多材料，也为此放弃了圣诞休息和新年休假。熊晓鸽一直记得1993年的元旦，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度过的。那天他在办公室里写着报告，而楼下是欢度新年的热闹人群。熊晓鸽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么努力，一定能够写好！”

    1993年1月3日，熊晓鸽将一份新颖独特的企划案放到了麦戈文的办公桌上。随后，他跑去纽约好好地放松了一下。到1月6日，熊晓鸽再次见到麦戈文时，后者告诉他：“你的方案很好，我们就照你的办。”熊晓鸽很高兴，不过他还想看看另外两个负责人的方案，好学习一下。结果，麦戈文哈哈大笑，他告诉熊晓鸽，那两个人正忙着度假，企划案都还没交过来。

    勤奋与刻苦，让熊晓鸽深得麦戈文的信任。麦戈文开始交给熊晓鸽更多的资金，由熊晓鸽决定在亚太地区所有的投资项目，无须向任何经理请示。

    麦戈文的信任，让熊晓鸽备受鼓舞，他说：“当时麦戈文先生比较支持我，但部分给风险基金投资的投资人，他们会有担心。我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经验，仅仅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拿着几页计划书管理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有种白日做梦的感觉。”

    麦戈文的信任源自他对中国市场的了解，经过1992年底的详细考察，麦戈文决定开始大规模投资中国市场。

    1993年1月，麦戈文出1000万美元，上海科委出1000万美元，IDG与上海科委合资成立了上海太平洋技术基金。熊晓鸽任总经理，中方的董事长则是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

    1993年6月，IDG上海基金工商注册成功，这也是IDG的第一个中国基金。有了第一个合资模式，熊晓鸽又分别和北京科委、广州科委签订协议。这一年，IDG一共成立了3家基金管理公司。

    1993年，IDG中国基金正式成立。此时，团队的建设迫在眉睫。

    当时，麦戈文请了一家英国老牌风险投资公司的高级人员来中国考察。从深圳入境，到北京、上海转了一圈，结论是：找不到管理团队。这些专家们的选人标准是：必须有10年以上管理基金的经验，读过类似于哈佛、斯坦福这样名校的MBA，年龄在35～45岁之间。

    熊晓鸽听后，想：这在中国哪儿也找不到。于是，他建议专家们先从“低成本、低姿态”做起，但专家们给他的答复是：“对不起，也许10年以后可以，但现在投资人不可能把钱给你们。”

    最初，熊晓鸽也帮着麦戈文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到处面试找人，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懂点风投的不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基本不懂风投，更别说有“10年投资经验”的人了。熊晓鸽仍然坚持自己“小成本慢慢玩”的看法，麦戈文干脆完全放权，让熊晓鸽自己去“拉队伍”。

    突然从媒体出版到风险投资，熊晓鸽也“感觉这事有点不靠谱”。对于VC这个新角色，熊晓鸽还是有些心虚。毕竟自己一直学的是文科专业，对技术不懂，而风险投资接触的多是高科技产业。想到高科技产业，熊晓鸽一下子有了主意，他开始找那些有科技背景、在国外接触过一点风险投资的留学生。

    第一个被“盯上”的，是熊晓鸽多年的好友周全。

    周全，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硕士学位，1989年获美国Rutgers大学光纤专业博士学位。他曾获多项NASA奖，并持有美国光纤器件专利。

    在美国生活的时候，熊晓鸽在卡纳斯做记者，周全就住在卡纳斯公司附近。熊晓鸽常常和他讲起采访风险投资的事情，两个人很谈得来，理工科出身的周全可以弥补熊晓鸽的技术缺陷。面对好友的“连蒙带骗”，周全同意加入IDG。

    在熊晓鸽看来，“我们有很多年的沟通基础，经历相似，互相认同。周全没读过MBA，没有管过公司，但是聪明、肯学习，且具有不为常人所知的激情”。熊晓鸽知道，寻找合伙人和寻找投资项目有相通之处，没有共鸣是无法合作的。

    IDG上海基金成立后，熊晓鸽就拉着周全开始在上海找项目。他们听说万通集团上海分公司有一个地产项目，尽管两人对地产项目兴趣不大，但熊晓鸽觉得可以去谈一谈。

    负责接待他们的是这个分公司的经理章苏阳，熊晓鸽和周全一坐定，章苏阳就开始一个劲地给两人讲自己的地产项目。听了大半天，熊晓鸽对章苏阳说：“不好意思，我对你这个项目没什么兴趣。不过，我们对你个人感兴趣。”

    章苏阳一听，有点懵了。这一回，轮到熊晓鸽给他解释了。章苏阳是上海人，理工科出身，原先在上海贝尔和德国都待过，脑瓜子很灵活。在万通做房地产，他也是一知半解的。

    听完熊晓鸽的IDG计划，章苏阳有些心动了。熊晓鸽一看有戏，就对章苏阳说：“你到我们这边来吧，还当总经理。”就这样，章苏阳也加入了IDG。

    在IDG和北京科委谈合资建基金的时候，北京科委请了当时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个经济专家做翻译。这个翻译叫林栋梁，当时熊晓鸽和周全就坐在他对面。一来一往的，几个人就混熟了。到最后，熊晓鸽和周全一合计，就对林栋梁说：“你也别坐那边了，坐到我们这边来吧。”林栋梁也觉得IDG这事靠谱，于是，熊晓鸽直接任命林栋梁担任IDG北京公司的负责人。

    后来，IDG又和广州科委谈合资的事。熊晓鸽在这期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广东证券上市部的主任杨飞。杨飞学经济出身，有政府工作经验，熊晓鸽又把他拉进了IDG，杨飞成了IDG广州公司的负责人。

    从周全的加盟，到章苏阳、林栋梁、杨飞，到后来的王功权、王树，再到1999年底加入的李建光，以及最后一个加入的过以宏，至此，IDG中国的8人团队形成了，这也成了IDG中国的一大特色。和其他VC相比，IDG是在中国从事投资的基金中拥有合伙人最多的投资机构。

    从一个人也找不到发展到8名合伙人，熊晓鸽知道团队来之不易。“到现在，最值钱、最难得的是团队，这绝对是一支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团队”，谈到自己的团队，熊晓鸽充满了骄傲。8个合伙人分布在美国和中国的几个重要城市，对各地市场都很熟悉，大家每周通报，每月见面，沟通得很好。

    周全、章苏阳、林栋梁、杨飞、王树、王功权、李建光、过以宏，这些日后闪耀中国VC行业的“大人物”已经出场。他们的出场都充满了偶然，却又是必然。

    这与风险投资的行业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开始于偶然，终结于必然”。每每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总是充满冒险，却也蕴涵着机会。他们的每个决定都像是在赌博，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做一个高成功率的“零和游戏”。

    投身于高成功率的“零和博弈”

    1993年，熊晓鸽正式步入风投行业。对于中国创业投资的前景，他和周全都十分看好。不过，成长的过程也是痛苦的。

    VC是“Venture Capitalist”的缩写，对于20世纪90年代正经历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人来说，“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无疑是陌生的。

    最初创建IDG中国基金时，熊晓鸽和周全不像是投资人，更像是传道者。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向人解释VC的概念。

    在当时国内的创业者看来，熊晓鸽和周全口里所说的VC拿着美元投资中国企业，既不控股，又希望能帮助企业发展壮大。一般情况下，能够耐心听完熊晓鸽解释的人，最后不是把他们当成骗子，就是觉得他们是傻子。

    熊晓鸽多年之后回忆起最初的投资经历时，心生感叹：“在很多人看来，我们好像是说话天花乱坠的骗子。我们愿意投入资金，只做小股东，也不那么看重赢利，还会适时退出，可他们都不相信——哪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那时，更多的人把这些最早做风险投资的人当成傻子，都希望能从傻子VC那里弄点钱来花花。面对恶劣的市场环境，熊晓鸽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他的风头之路走得有些坎坷。

    当初，IDG选择在上海率先建立基金，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经济价值。上海有着便利、发达的交通，是国内外有名的经济发达城市。而且，当时火暴的上海证券市场更为投资提供了参考，熊晓鸽同样也对上海寄予了厚望。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有着如此之多的优越条件，在上海也很难找到创业者。当时，更多的人青睐去安稳的政府机构和高收入的外资企业。

    面对中国市场环境的艰涩以及创业人才的匮乏，熊晓鸽开始了痛苦的摸索过程，这也成了中国创业投资的早期情形。在坎坷中前行，总难免摔跤，熊晓鸽早年的投资也曾失手过。

    1994年，熊晓鸽曾主持投资了一家专门生产计算机电池的公司。该公司的技术过硬，产品也相当实用，却没有电脑公司有购买意向。原来，这类产品在进入市场后，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检验才能得到认可。公司在销售不利的情况下，内部管理又出了问题，这也直接导致熊晓鸽的投资没有收益。

    同一年，IDG花了300万美元投给一个生产降解塑料餐盒的厂家。此厂商生产的餐盒埋到土里面，一年后就会被降解吸收掉，可以有效地减少白色污染。对于这样一个不错的环保概念，熊晓鸽相当看好。

    然而，对于市场的不了解，注定了这次投资的失败。当时降解这样的环保概念远没有现在深入人心，而这种技术又有着很高的价格门槛，生产出来的产品因为价格高，根本卖不出去，厂家面临困境。万般无奈之下，熊晓鸽只好赔本把持有的股权卖给了别人。

    “没有失败案例的VC，不是好VC。”在失败中，熊晓鸽慢慢理出了自己的投资思路。

    早期的投资项目，大多属于模糊投资，没有人能够保证百分之百准确，所以早期投资看得更多的不是项目而是行业。熊晓鸽在不断摸索中，锻炼出了自己的投资眼光，他将目光锁定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tMt领域。针对这一个领域，只要有新兴的项目和企业，熊晓鸽几乎一个都不放过。

    从1995年起，熊晓鸽对于中国兴起的互联网企业，做到了“家家投入，户户占股”。这些企业包括搜狐、易趣、腾讯、百度、搜房等日后响彻中国大地的名字。

    不过在当时，熊晓鸽做得更多的只是静静地等待。

    在等待的同时，熊晓鸽对IDG的董事长麦戈文表达了谢意。熊晓鸽坦言，如果没有麦戈之的信任和耐心，自己很难坚持这么久：“我们这批最初在中国从事投资的合伙人，很多都是半道出家，经验不足。麦戈文先生给了我们充分的信任，让我们‘慢慢玩’，我们也逐渐摸索出门道，逐渐积累经验，整个团队精诚合作，并形成一套IDG自有风格的风险评估体系。”

    到2000年为止，熊晓鸽早期投资的企业没有让他失望，他也没有辜负麦戈文的信任。随着搜狐、腾讯、百度等众多互联网公司的上市，以及搜房、易趣等进行股权转让，IDG获取了丰厚的回报。

    IDG的第一只基金是从1993年开始，到2003年为止，年均回报率是36％；第二只基金是从1999年开始，回报率超过40％。而到2006年底，IDG共在中国投资2亿多美元，回报已经超过10亿美元。

    IDG凭借着在中国的骄人成绩跻身世界一流VC行列，而最初IDG在美国只不过是一个二流的“VC小弟”而已。

    熊晓鸽在卡纳斯3年的记者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很多创业家和投资家。从那时起，他已经意识到风投行业会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因为风投不仅可以帮助创业者实现梦想，还可以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发展机会。更重要的是，熊晓鸽发现做投资跟做记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做记者是去发现一些新的事务和人，然后通过提一些问题，记者对采访的公司或者老板，甚至对某一行业都会有所了解。在这一点上，记者和投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熊晓鸽一直觉得做记者的训练对自己做风险投资有极大的帮助。而且，美国有几个很不错的风险投资者也是记者出身。

    现在，熊晓鸽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投身风投殿堂，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熊晓鸽有话说

    既然要与人合作，就必须相信对方，否则你干脆放弃他。进入IDG就算是一场赌博，我和麦先生也是一场对赌。

    在国内的某些创业者看来，我们好像是说话天花乱坠的骗子。我们愿意投入资金，只做小股东，也不那么看重赢利，还会适时退出，可他们都不相信——哪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初入风投殿堂的熊晓鸽也曾遭遇过“冷脸”

    风险投资业内有句老话：“没有失败案例的VC，就不是一个成功的VC。”我不避讳谈失败。我们还有60多个未退出项目。这些项目65%可以获得较好的回报，25%将有微小收益，剩下10%的项目可能以失败告终。对于创业者，对于VC，失败并不可怕，关键是要看你能从失败中学到什么。我有10年做风险投资的体会，感觉国外做VC比在国内容易，因为国外有良好健全的评估体系和退出机制，但中国有一点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机会。国外一切都很规范，但激情没有了，而在中国有挑战，也会不断地有惊喜，有新东西涌现，做VC是很需要激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