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死了，尸体的焦糊味也随之在空气中散去。我们又回到海边。克里带着他的收录机，是那种方头方脑，形状类似小箱子的晶体管玩意儿，需要四十节电池，可以录放磁带。坦率地说，这台机子的音质很一般，但音量够劲儿。克里在A6流感爆发之前一直蛮有钱的，可如今，金钱之类的东西已不再重要了。他这台大砖头一样的收录机中看不中用，只能收到两个台，一个是朴次茅斯的KDM台。这个台的音乐主持人是个粗野的家伙，对宗教十分狂热。通常，他先播放一段佩里，科莫的专辑，然后祷告一声，咆哮一声，接着播放乔尼·雷的专辑，然后选读《圣经·诗篇》（像电影《伊甸园之东》里的詹姆斯·迪恩，每段都以“西拉”结束），接着又是咆哮。每天都是类似的欢乐节目。有一天，他唱起了《收成归天》，粗哑、刺耳的嗓音让尼德尔斯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马萨诸塞的电台要好一些，但白天听不到。

    主持人是一帮孩子。我猜想，他们肯定等到所有人离开或是去世才接管了RKO或是BZ的发射器材。他们经常插科打诨，使用电台人员专用的字母代号，比如：DOPE，或是KUNt，或是A6，诸如此类。非常滑稽，你知道——我们都快笑死了。我们在返回海边的路上一直在听这个台。我和苏茜十指紧扣，凯利和琼走在前面，尼德尔斯已经转过岬角，消失在视线之外。克里手拎着他的收录机，走在最后，机器里传出滚石乐队的歌《安琪》。

    “你爱我吗？”苏茜问我。

    “我就是要你亲口说出来，你爱我吗？”苏茜需要经常性的安慰，而我就是她的泰迪熊。

    “不爱，”我说。她开始发胖了，假如她能活到很大年纪，当然这不可能，她的肌肉肯定会非常松弛。她现在已经变得唠唠叨叨了。

    “你坏透了！”说着，她抬手捂住脸，一小时前刚刚升起的弯月高挂在天上，她那涂抹了指甲油的手指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你准备再哭一场？”

    “闭嘴！”从她的声音判断，没错，她快哭了。

    翻过山梁，我停下了脚步。我每次都要在这儿停一停。A6病毒爆发以前，这片区域是公共海滩，游客、野餐客，甚至连拖着鼻涕的小孩和胳膊肘晒得黝黑的胖祖母们都喜欢来这儿。沙土里常见糖纸和棒冰棍，海滩上，漂亮的男女裹着沙滩毯，搂着脖子亲嘴，停车场飘来的汽车尾气混合着海草和防晒油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散。

    现在，所有的垃圾都不见了。大海不紧不慢地，像吃玉米花生糖似的，吞噬了一切，所有的一切。

    没有人再来这里折腾了，只有我们，但我们人太少，达不到效果。我猜想，我们也爱海滩——我们不是刚刚为它献上了一份祭品吗？甚至包括苏茜，小泼妇苏茜，肥胖的屁股，橘色的喇叭裤。

    白色的沙丘一望无际，涨潮线隐约可见——缠绕在一起的水草、海带，以及片片浮木。月光将片片月牙形的黑影和皱褶投向大地，孤独的救生塔矗立在距离更衣室五十码以外的地方，骷髅般的白色塔身仿佛一根指骨直指苍穹。

    海浪，晚间的海浪，掀起层层巨大的泡沫，一次又一次地拍打着远方的岬角。也许，前一天晚上，海浪距离英国只剩下一半的路程了。

    “《安琪》是滚石的作品，”收录机里传来那个粗哑的嗓音，“我打赌你们喜欢，历史的冲击波，昨天的香饽饽，出土文物，有名气的曲子。我是鲍比。今晚应该弗雷德当班，可是他得了流感，全身浮肿。”苏茜咯咯直笑，眼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呢。我加快脚步，朝海滩走去，想让她快些安静下来。

    “等等！”克里喊道，“伯尼？嗨，伯尼，等等！”

    电台的那个家伙正在读一首下流的打油诗，演播间，一个姑娘问他啤酒放哪儿了，他回头跟她嘀咕了几句。那时，我们已经到了海滩上。我回头张望，看见克里依旧殿后。他的样子有些可笑，我有点儿同情他。

    “跟我比赛跑步，”我对苏茜说。

    “你想干吗？”

    我拍拍她的屁股，她尖叫一声。

    “没什么，就是想跑步！”

    我们开始跑。她追不上我，像马一样喘着粗气，高喊让我等她，但我早把她忘到脑后了。海风吹拂着我的耳朵，额头上的头发直往后飘。我闻到空气中的咸味，浓烈，还带点儿酸气。海浪哗哗作响，一排又一排，仿佛涂满泡沫的黑色玻璃。

    我甩掉脚上的塑料凉鞋，赤脚在沙滩上噔瞪噔地奔跑着，全然不顾沙滩上时不时出现的锋利的贝壳。我热血沸腾。前面就是那个单坡屋顶的小屋，尼德尔斯已经在屋内了。凯利和琼在屋外站着，他们手拉着手，一起在看海。我向前一纵，滚倒在沙滩上，沙子从领口钻进我的后背。我随之扑向凯利的大腿，他倒在我的身上，把我的脸压在沙子里，琼在一边乐得哈哈大笑。

    我们站起身，看看对方，咧开嘴巴，笑了。

    远处，苏茜干脆不跑了，一步步朝我们这边走来。

    克里已经快赶上她了。

    “那场火，”凯利说。

    “他说他一路从纽约过来，你相信他说的吗？”琼问道。

    “我不知道。”在我看来，这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坐在一辆大型林肯轿车的驾驶座上，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他的脑袋肿得有足球那么大，脖子像一截香肠。他感染了一种称之为‘船长之旅’的超级病毒，活不了多久了。

    所以，我们把他搬到俯瞰着海滩的岬角上，一把火烧了。他说他叫阿尔文·沙克海姆。他嘴里一直喊着他祖母的名字。他以为苏茜就是他的祖母。

    不知怎的，苏茜感到很好笑。在她眼里，奇怪等同于滑稽。

    放火是克里的主意，但一开始，他是当玩笑说的。上大学的时候，有关巫术和黑魔法的书籍，他都看过。夜色中，他站在阿尔文·沙克海姆的林肯车旁，不停地蛊惑我们。他说，如果我们给黑暗之神送上祭品，没准儿神灵会保佑我们不得A6。

    当然，谁也没有真正相信他的这番鬼话，但他越说越邪乎。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那样的事情，最后，我们决定干一把。我们把他绑在那边的观察仪上——你放进去一枚一毛的硬币，天气晴朗的话，你可以一路看到波特兰岸边那座古老的灯塔。我们用自己的皮带把他绑好，然后四下找寻干树枝和浮木。我们就好像一群孩子，正在尝试一种新的捉迷藏的游戏。我们自始至终都像是在玩游戏。阿尔文·沙克海姆就待在那里，不停地喊着奶奶。苏茜眼睛放光，呼吸加速。看得出来，她异常兴奋。我和她走到观察仪另一侧的低洼处，她扑到我身上，使劲儿地亲吻我。她嘴上的唇膏太厚了，我感觉像是在啃一只油腻腻的盘子。

    我推开她，她生气了。

    我们所有人又回到原先的地方，把捡来的枯树枝堆在阿尔文的身边，一直堆到他的腰间。尼德尔斯用自己的芝宝打火机点燃了柴堆，火苗腾地一下就蹿起来了。最后，当大火快要烧到那人头发的时候，他开始尖叫。空气中有一股类似中餐馆里烤乳猪的香味。

    “有香烟吗，伯尼？”尼德尔斯问道。

    “你背后有五十箱呢。”

    他咧嘴一笑，伸出手，啪地一下，打死了一只袭击他手臂的蚊子。

    “想找借口溜号吧！”

    我给他一支烟，然后坐在地上。苏茜和我在波特兰遇见尼德尔斯。当时，他正坐在国家大剧院前的马路边上，抱着一把不知从什么地方抢来的大个头吉普森吉他，弹着“铅肚皮”的曲子。

    音乐声在国会大街回荡，仿佛他在音乐厅演奏一般。

    苏茜在我们面前停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伯尼，你坏透了！”

    “快点儿，苏，把磁带翻个面，这一面听得都要吐了。”

    “杂种。愚蠢。冷血动物。讨厌！”

    “滚开，”我说，“苏茜，小心挨揍！你以为我不敢揍你？”

    她又开始哭了。这是她的绝活。克里走过来，伸手想搂住她，没想到，她用胳膊肘击打他的裆部，他气得朝她脸上啐了一口。

    “我要杀了你！”她一边哭喊着，一边张牙舞爪地朝他扑过去。克里退后几步，差点儿跌倒，然后转过身，跑走了。苏茜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一边骂着，一边追了上去。尼德尔斯扭头看着他俩，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海浪声中，收录机里的音乐轻轻地飘过我们的耳畔。

    凯利和琼在远处。我看见他俩各自用自己的手臂搂着对方的腰，在海边漫步。那个画面堪比旅行社橱窗里的广告一飞往美丽的圣罗卡。真不错，他俩很恩爱。

    “伯尼？”

    “什么事儿？”我坐在地上，抽着烟，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尼德尔斯啪地一下合上了芝宝打火机，转动打火机，像山顶洞人用火石和铁块摩擦生火。

    “我被传染了，”尼德尔斯说。

    “真的？”我看了看他，“你确定？”

    “确定。我头很疼，胃也疼，疼得要命。”

    “没准儿就是香港流感，苏茜得过的。她需要一本《圣经》。”我哈哈大笑。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上大学。一周后，学校的大门就永远地关上了。一个月后，开始用自卸卡车搬运尸体，然后用挖掘机将他们集体掩埋。

    “你看，”他划了一根火柴，照着自己的下颌角。我看见了一个三角形的印子，看见了一个隆起的包块。没错，是A6病毒。

    “没什么，”我说。

    “我其实并不难过，”他说，“我说的是我，不是你，你想的很多，我看得出来。”

    “没有，我没想。”我在撒谎。

    “你肯定想了。就像今晚的那个家伙，你跟他一样，你脑子里想的也是这个病毒。当你开始认真考虑这事儿的时候，也许，你帮了他一个大忙。我想，他甚至不知道这个病毒正在爆发。”

    “他知道。”

    他耸耸肩，侧过身去。

    “没关系。”

    我们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海浪一次次涌上沙滩，又一次次退回到海里。尼德尔斯染上了“船长之旅”。现实是残酷的。现在已经是八月未了，再过两三个星期，就可以听见冬天的脚步了。是时候了，该找个地方过冬了。严冬。也许，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死了。死在某人的前屋里，书橱里装满了《读者文摘》节选本，橱顶上放着克里的那台昂贵的收录两用机，冬日的残阳照进屋内，把窗框平庸的影子投映在地毯上。

    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浑身颤抖。不应该在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担心寒冷的冬季。咳，一下子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尼德尔斯哈哈大笑。他说：“怎么样？你担心了吧！”

    我还能说什么？我站起身，说：“我去找苏茜。”

    “伯尼，没准儿，我们是地球上最后的人类。你想过这个吗？”在淡淡的月光下，他看上去像是个垂死的人，眼睛下面出现了数个圆圈圈，僵硬的手指没有血色，仿佛铅笔一般。

    我走到海边，眺望着对面。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见。大海，汹涌澎湃、躁动不安，白色的浪花拍打着岸边，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堪比世上一绝。我闭上眼睛，赤脚站在那里，身体摇动，仿佛置身于雷暴中。沙滩冰凉、潮湿、紧实。假如我们是地球上最后的一批人类，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月亮还在，潮汐就有动力，海水的运动也将经久不息。

    苏茜和克里在海滩上，苏茜骑在克里的身上，把他的头摁进奔腾的海水中，仿佛他是一匹难以驾驭的公马。克里在水中扑腾着，溅起水花无数。

    他俩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我走过去，飞起一脚，把他俩分开。克里倒在地上，手脚并用，仿佛真的是一匹马。

    “我恨你！”苏茜冲我大叫。她的嘴巴裂开，像一轮黑黑的弯月，像通往游乐园的大门。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带我们兄妹几个去哈里森国家公园，那里有一个游乐场，门口是一张小丑的脸，很大，游客就从小丑的嘴巴里进入游乐园。

    “过来，苏茜。快起来，费多！”我伸出手，她将信将疑地抓住我的手，站了起来。她的上衣和身上沾满了湿沙子。

    “用不着你推我，伯尼。你不——”

    “行了！”她不像电唱机，你无需往里面塞一角的硬币，她的电源永远是接通的。

    我们沿着海边朝公共沙滩走去。经营那个场所的人拥有一套面积不大的顶层公寓。那儿有一张床。她并不是真的需要一张床，但是，尼德尔斯说的对，病毒没有关系，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楼梯在屋子的一侧。我中途停了足有一分钟的时间，透过破损的窗玻璃，朝屋内张望。里面的货物布满了灰尘，连劫匪都不屑一顾——几大堆运动衫（胸前印着“安森海滩”几个字，后面的背景是蓝天和大海），闪闪发光的手镯，如果戴在手上，不出两天，手腕就变成绿色的了，亮闪闪的耳坠，样子货，沙滩球，脏兮兮的贺卡，陶瓷的圣母像，塑料呕吐物（非常逼真！在你老婆身上试试！），国庆焰火，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沙滩巾，上面有无数著名避暑胜地的名称，中间还站着一位妖娆的比基尼女郎，三角旗（安森海滩公园的纪念物），气球，泳衣。楼上，面对海滩的是一个快餐部，大大的招牌上写着：欢迎品尝特色菜肴——蛤肉饼！

    我上中学的时候，经常来安森海滩。那个时候，距离A6的爆发还有七年的时间，我每次都是和一个叫莫琳的女孩子一起。她个头很高，喜欢穿一件粉色格子的泳衣。我经常跟她说，那件衣服看上去像桌布。我们喜欢赤脚在前面的木板小道上走，脚下的路滚烫，还有沙子。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特价的蛤肉饼。

    “你在看什么？”

    “没看什么，走吧。”

    我浑身冒汗，做了一场噩梦，梦见了阿尔文·沙克海姆。他直挺挺地坐在那辆闪闪发光的黄色林肯车的方向盘后面，嘴里喃喃地呼唤着自己的祖母。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肿大、漆黑的脑袋和一具烧焦的骨骼。他浑身散发着焦糊味道。他不停地唠叨。我听了一会儿，可一个字也没听懂。我醒了，呼吸急促。

    苏茜趴在我的腿上，面色苍白，身体浮肿。

    我的表停了，上面的时间是三点五十分。外面依旧漆黑一片。海浪哗哗地撞击着岸边。涨潮了，推算一下，现在大概是四点十五分。快天亮了。

    我从床上起来，走到门口。海风吹拂着我滚烫的身体，舒服极了。不管怎样，我不想死。

    我走到角落里，抓过一瓶啤酒。墙边堆放着三四箱百威啤酒。啤酒不够凉，因为这里没有电。

    但我跟其他人不同，我不挑剔啤酒的温度。泡沫很丰富。啤酒就是啤酒。我回到平台上，坐下，拉开拉环，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就这样，我们待在这里，整个人类已经灭绝，不是核武器，不是生化战，不是污染，也不是人们担心的类似的危险。罪魁祸首是流感。我很想找个地方竖一块巨型的牌子，也许，邦那维尔盐沼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青铜材质的正方形牌子，边长三英里，上面是几个浮雕大字：远离流感，以提醒任何到访的外垦人。

    我把空啤酒罐扔到一边。罐子落在房子周围的水泥路上，发出一阵空洞的哐啷声。白色的沙滩上，披屋就像一个深色的三角形。我不知道尼德尔斯是否已经醒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清醒。

    “伯尼？”

    她站在门口，身上穿着我的一件衬衫。我不喜欢她穿我的衣服，她像猪一样，喜欢出汗。

    “你不再喜欢我了，伯尼，对吗？”

    我没吭声。我有时还是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感到内疚。我们俩不般配。

    “我能跟你坐一会儿吗？”

    “你觉着这儿能坐得下两个人吗？”

    她喉咙里发出一声类似打嗝的声音，转身朝屋里走去。

    “尼德尔斯得了A6，”我说。

    她停住脚，回头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僵硬。

    “别开玩笑，伯尼！”

    我点燃了一根香烟。

    “不可能的！他得过——”

    “没错，他得过A2，香港流感，你、我、克里，还有凯利和琼，我们都得过。”

    “但是，这就是说，他没有——”

    “免疫力。”

    “照这样说，我们都有可能染上。”

    “他说他得过A2，也许，他撒了谎。那个时候，他之所以这样说，为的是能够和我们在一起。”

    我说。

    她脸上现出轻松的表情。

    “应该是这样。换成我，我也会撒谎的。谁都害怕孤独，对吧！”

    她迟疑了片刻，“回去再睡一会儿？”

    “现在不想睡了。”

    她进屋去了。我没有必要跟她说，得过A2，并不能保证就不得A6。其实，她知道这些，只是她有意屏蔽这些信息罢了。我坐在那里，看海浪。

    真的涨潮了。几年前，安森是州内唯一一个勉强能算得上体面的冲浪区。夜色中，岬角远远望去就是苍穹下一个黑色的圆丘。我以为能看见那块高地上的观察站，但也许这只是想象。有的时候，凯利带着琼去那上边玩，但今晚他们肯定不在那里。

    我把手放在脸上，使劲儿地抓，摸着脸上的皮肤和脸上的痘痘。世界瞬间变得如此狭窄，如此卑鄙——活着的人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海浪不停地涌上岸边，哗、哗、哗，经久不息。洁净的海水、深深的海洋。

    夏天，我们来到这里，莫琳和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夏天，上大学前的那一年夏天。源自东南亚的A6，仿佛裹尸布，笼罩着整个世界。七月，我们吃披萨，我们听她的收音机。我把防晒油涂抹在她的背上，她把防晒油涂抹在我的背上。热风吹来，太阳像一块燃烧的玻璃，沙滩一片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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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