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栽和父亲从洛杉矶回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哉收到了卡特琳娜的信。收信人的地址是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我以前的地址，可我已经搬过两次家了。现如今，人口流动的几率很高。

    有意思的是，信封上被打了叉的地址和重新贴上的新地址感觉像是无言的控诉。信封皱巴巴的，满是污渍，经过几任邮递员的折腾之后，一个角已经卷曲了。我读了她的信，立刻跑到客厅里，拿起电话，准备跟父亲通报，可是，我又把听筒放下了，仿佛那是个烫手的物件。父亲年事已高，还发过两次心脏病。我们刚回到洛杉矶，我应该打电话给他，把卡特琳娜信上的内容告诉他吗？

    如果那样，还不如直接把他给杀了呢！

    因此，这个电话，我最终还是没有打。我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类似这封信的事儿，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此类隐私除了老婆和亲密的朋友之外，不能跟其他人说。在过去的几年间，我没有交到多少好朋友，而且，我老婆海伦1971年跟我离婚了。现在，我们每年只在圣诞节的时候，交换一下贺卡。你好吗？工作顺利吗？新年快乐！

    因为卡特琳娜的信，我彻夜未眠。她干吗不写明信片呢？除了“亲爱的拉里”之外，整封信就一句话。但是，那句话又胜过千言万语。一句话就足够了。

    我记得父亲在飞机上的样子，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空，我们从纽约一路向西，他的脸苍老、憔悴。

    根据飞行员的介绍，我们刚刚飞过奥马哈，父亲说：“实际上比想象的要远，拉里。”他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悲凉，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原因。

    读了卡特琳娜的信，我明白了。

    我们从小生活在奥马哈以西八十英里处一个叫做赫明福德霍姆的小镇上——父亲、母亲，卡特琳娜和我。卡特琳娜比我小两岁，大家都习惯叫她凯蒂。她是个漂亮的女孩，是个漂亮的女人。

    即使在她八岁的时候，也就是谷仓发生事故的那一年，你就已经发现，她满头玉米穗丝般的秀发永远不会褪色，一对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蓝眼睛，始终深邃、明亮。那对眼睛，哪陷只看一眼，你就醉了。

    说到这里，你也许会说，我们只不过是些乡下人。我父亲有三百亩土地，平坦、肥沃，除了种植饲料用玉米外，他还养牛。大家给这片土地起了个名字：家园。在那些日子里，除了80号省道和内布拉斯加96号公路之外，其余的都是土路，因此，要想进一趟城，三天前就得做准备了。

    现在，我是美国最优秀的独立公司法律顾问之一，大家都这么说——从诚实的角度出发，我必须承认，他们说得没错。一家大公司的主席曾经把我作为他聘用的专家介绍给董事局的各位成员。我穿昂贵的西装，我皮鞋的材质也是一流的。

    我手下有三名全职助理，另外还有十几位，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叫随到。可是，小的时候，卡特琳娜和我，我们走的是泥巴路，上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没有书包，课本和文具都是用绳子捆绑着背在肩膀上。有的时候，春季，我们没有鞋，只能光脚。那个时候，光着脚的人，怎能进饭店呢？

    怎能去商店买东西呢？后来，我们的母亲死了——卡特琳娜和我那时在哥伦比亚城里的一所中学读书—两年后，我父亲的“家园”没了，他找了份工作，推销拖拉机。

    虽说那不是世界末日，但不管怎么说，那个家散了。

    父亲工作干得不错，九年前，开了专卖店，自己当了经理。我拿到了橄榄球奖学金，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除了带球过人之外，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卡特琳娜呢？我想说的主要是她的事情。

    谷仓里的那起事故发生在十一月初的一个星期六。说实话，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年，艾森豪威尔还在台上。

    母亲去参加哥伦比亚城举办的一个烧烤节，父亲去附近的邻居家（大约七英里外）帮他们修理除草机。家里应该还有一个帮工，但那天没有看见他。

    后来，没过一个月，父亲就把他解雇了。

    父亲离开之前，给我安排了一系列的事情（当然，凯蒂也有份），并且告诉我们说，要等所有事情做完之后，才能出去玩。没关系，用不了多长时间。那是十一月，每年到那个时候，因新年计划没有完成而产生的懊恼情绪已经过去。我们年初决定做的事情已成泡影，我们总是食言。

    那一天，我记忆犹新。多云的天气，虽然气温不是很低，但感觉有些冷。霜冻、冰雪和冻雨的季节即将来临，田野光秃秃的，就连牲口也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奇怪的是，屋子里有风钻进来，以前从没这样过。

    在那样的日子里，唯一好玩的地方就是谷仓。

    那里暖和，能闻到芬芳的草料和牲口皮毛、粪便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听见三层阁楼上家燕那神秘莫测的叽叽喳喳的叫声。如果你抬起头，你可以看见十一月的阳光从房顶的缝隙里钻进来。

    在多云的十一月份，这似乎是唯一让人开心的游戏了。

    有一个梯子，被铁钉固定在三层阁楼的一根横木上，梯子的腿垂直抵到谷仓的地上。父母不允许我们爬梯子，因为，那个梯子年久失修，有些摇晃了。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爸爸答应妈妈，说要把那个梯子拆下来，换一个结实的，可是，每当他准备动手的时候，总有别的事情冒出来……

    比如，帮邻居修理搂草机。那个雇来的人干不了这些事儿。

    如果你爬上那个摇晃的梯子—一凯蒂和我数过好多遍，梯子上总共有四十三个横档——顶头就是那根横梁，距离满是干草的地面大约七十英尺。你沿着横梁走上十二英尺，你会膝盖发软，脚脖子处的关节嘎嘎作响，嘴巴发干，嘴里散发出一股陈腐的气味，可是你会发现，你的下面竟然是一个大草垛。你从横梁上纵身一跳，一个可怕的、自杀式的俯冲，七十英尺的下降通道，迎接你的是—个巨大的软草垫。干草，香气扑鼻的干草，虽然身体还悬在空中，你的灵魂却早已在芬芳的气息中找到了归属，你就像拉撒路，在沉睡中等待复活的夏日。你跳了，虽然危险，可你成功了。

    当然，这是一种绝对禁止的游戏。如果被发现，我妈妈肯定会冲着我们咆哮，而我爸爸则会用皮带抽打我们，尽管我们已不是小孩子了。因为那个梯子，因为，万一你还没有走到草堆的上方就失去了平衡，从房梁上摔落下来，那么，你掉在谷仓的木地板上，肯定是粉身碎骨。

    尽管如此，那种游戏实在是太刺激了。当老猫外出的时候……哎呀，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那天，如同往日一样，心中充满了担心和期待。

    我俩站在梯子脚下，互相对望着。凯蒂情绪很高，她的眼睛深邃，放射出异常灿烂的光芒。

    “你先上，”我说。

    凯蒂立刻回了我一句：“你先上。”

    我坚持说：“女孩在先。”

    “危险的事情，男孩在先。”说着，她故作端庄地看着地面，仿佛别人不知道她其实是赫明福德的二号假小子。不过，她一向如此，心里想干，可又不愿意打头。

    “好吧，”我说，“我先上吧。”

    那一年，我十岁，瘦得连风都能把我吹倒，体重大约九十磅。凯蒂八岁，比我轻二十磅。那个梯子，我们以前爬过好多次，很安全，因此，我们想，这一次也不会有事。这种哲学让人类和民族陷入一个又一个的麻烦之中。

    那一天，我越爬越高，在灰尘弥漫的谷仓里，我感觉有点儿眼晕。跟以往一样，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想象，假如梯子突然断裂、垮塌，我该怎么办？可是，我没有退却，而是继续往上爬，直到我的双手搂抱住横梁，翻身上去，然后朝下看。

    凯蒂仰着脸看着我，她的脸白白的，圆圆的，远远望去，那么小。她穿着那件褪了色的格子衬衫，蓝色的牛仔裤，像个洋娃娃。在我的头顶上，在布满灰尘的屋檐上，家燕愉快地叫着。

    接下来的对话，我们都背过了：“你好，下面的！”我喊道，声音夹带着尘埃，向下面飘去。

    “你好，上面的！”

    我站起身，身体有些不稳。跟以往一样，在下面的时候不觉得，可是，一旦到了这么高的地方，感觉似乎有风。为了保持平衡，我伸出双臂，慢慢朝前挪动，心怦怦直跳。有一次，我刚走几步，一只燕子贴着我的脑袋俯冲下去。为了躲它，我差点儿失去平衡。我总是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

    那一天，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后来，我走到了草垛的上方。从那里往下看，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先憧憬一下。接着，我故意捏着鼻子，迈步走进深渊。每次都差不多，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我骤然向下跌落。我差一点儿叫出来：哎呀，对不起，我错了，我后悔了！

    我落在草垛上。我像火箭，钻进草堆，芬芳、干燥的草料如同大海的波浪，把我团团围住。我继续下降，仿佛进入重水，然后慢慢停在干草中。

    每逢此时，我感觉鼻子发痒，想打喷嚏；听见一两只受惊吓的田鼠仓皇逃往某个更隐秘的角落。

    不可思议的是，我感觉自己得到了新生。我记得凯蒂曾经告诉我说，一头栽进草垛，她仿佛一个婴儿，一切都感觉新鲜。那时，听了她的话，我耸了耸肩，不以为然——可是，收到她的信之后，我也开始思考了。

    我像在水里游泳一样，在草堆里挣扎，直到再次回到地面上。草屑钻到我的裤子里，钻到我的衣服里，就连鞋子也不放过，还有的干脆贴在我的胳膊肘上。头发里有草籽吗？肯定有。

    等我出来的时候，她已经爬了一半了。她在充满灰尘的一缕阳光下，不断向上攀爬，金色的小辫子在肩胛骨上跳跃。在其他的日子里，那一缕阳光应该和她的头发一样闪亮，可是，那一天，她的小辫子没有了对手——它们是高空中最最绚丽的色彩。

    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我不喜欢梯子摆动的样子，感觉那天它有些不够坚实。没过多久，她上了横梁，高高在上——这次，我变成了一个微型人，一张白白的小圆脸朝上仰着，她的声音飘飘荡荡地传下来。我蹦来跳去，地上的草屑四下乱飞。

    “你好，下面的！”

    “你好，上面的！”

    她沿横梁慢慢向前走，当我确定，她已经到达草垛上方的时候，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一半。我总是替她捏着一把汗，虽然她动作比我更优美……

    体格比我更强健。这样形容你的小妹妹，不会听上去有些肉麻吧。

    她站在那里，脚上穿着一双旧的凯德牌矮帮软底鞋，手伸向前方。接着，她起跳了。难忘的事情，言语无法表达的事情。咳，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我如何卖命地描述，你始终得不到那种亲临其境的感觉。你无法想象，那一刻，多么的美，多么的完美，一生中，那种体验没有几次。

    眼前所见，是真实的，百分百真实的。哎呀，我不行。我的文笔，我的口才，差得太远。

    一时间，她仿佛高挂在空中，仿佛被某种只存在于阁楼顶上的神秘力量托住了，一只色彩艳丽的燕子，金色的羽毛，内布拉斯加的唯一。她是凯蒂，是我的妹妹，她的手臂背在身后，后背稍稍弯曲。那一刻，哇，我爱死她了呀！

    她下来了，钻进了草垛，消失了。干草一下子飞了起来，草堆的深处传来她银铃般的笑声。

    刚才她站在梯子上的时候，梯子已经有些晃动，可这一切，我早就抛至脑后。等她从草堆里钻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爬了一半了。

    我羡慕她优美的姿态，可我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结果，我仿佛一颗加农炮弹，重重地掉落下来。我不是凯蒂，我无法像她那样，心怀憧憬：不管什么时候，草堆都会在下面迎接你。

    我们玩了多久？记不清楚了。大概跳了十二三次之后，我抬头看外面，发现天色已暗。

    妈妈和爸爸快回来了，可我俩满身都是草屑……

    这不等于不打自招吗！我们决定每人再跳最后一次。

    我先上了。我感到梯子在我脚下晃动。我听见——很微弱的声音——那根苍老的铁钉在木头里发出嘎吱嘎吱的松动声。此时，我真的害怕了。

    我想，假如我刚刚爬上梯子，我肯定立刻转过身，跳到地上，一切就此结束。可是，房梁近在眼前，到了那儿就安全了。还差三个踏板就到顶了，钉子松动的声音越来越响，顿时，我吓得浑身发凉，真后悔自己爬得那么高。

    很快，我双手抓住了粗糙的房梁，让自己身体的重心脱离梯子，脑门上可恶的冷汗弄湿了几根细细的干草。游戏带来的刺激已荡然无存。

    我急忙来到草堆的上方，然后跳了下去。这种蹦极似的游戏不再让我兴奋。落地的一刹那，我想，假如在下面等待我的不是厚厚的干草，而是谷仓结实的地面，我会怎样呢？

    我来到谷仓的中央，刚好看见凯蒂急急忙忙地往梯子上爬。我冲她大喊：“嗨，快下来！危险！”

    “没问题，”她信心满满地回答，“我比你轻！”

    “凯蒂—一”

    我永远不可能把那句话说完了，因为，就在那个时刻，梯子散架了。

    一声朽木进裂的声响！我禁不住叫出了声，凯蒂也尖叫起来。我意识到，刚才我爬到她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就开始后悔了，因为我坚信，运气不可能永远青睐我们。

    她脚下的横档彻底垮塌了，紧接着，两侧的支撑也随之松散了。一时间，已经完全分裂的梯子，在她的脚下，仿佛一个笨重的昆虫——螳螂，或者，木梯虫——下定决心要离开了。

    梯子从天而降。随着一声巨响，它重重地落在谷仓的地上，扬起无数灰尘，奶牛吓得哞哞直叫，有一只甚至不断地踢打着牛圈的门。

    凯蒂的叫声在谷仓里回荡。

    “拉里！拉里！救救我！”

    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看见了。我非常非常害怕，可我的头脑依旧清醒。她在我上方六十英尺的地方，她那穿着蓝色牛仔裤的双腿在毫无阻挡的空气中乱蹬一气，家燕在她头顶上咕咕直叫。坦白说，我当时怕得要命。你知道，直至今日，我还是不敢去看马戏团的空中表演，就连电视转播的也不行。那类节目让我反胃。

    我知道该怎么办。

    “凯蒂！”我抬起头，大声喊叫，“稳住！稳住！”

    她即刻照办了，腿不再乱动，而是自然下垂，两只小手紧紧抓着剩余的最后一根横档，仿佛停摆的秋千上的杂技演员。

    我冲向干草堆，抱起一捧干草，返回原地，扔在地上。就这样，我来来回回，一趟一趟地奔跑着。

    后来的事情，我有些记不清了，只知道干草越堆越多。干草跑进我的鼻孔，我开始打喷嚏，一个接着一个，怎么都停不下来。我来回奔跑，在原先搁置梯子的地方堆了一个草垛，可还不够大。我打量着它，然后又看看荡在空中的妹妹，此时此刻，任何人都会想起一部卡通片，里面的那个人，从三百英尺的高空，跳进了一个玻璃杯。

    跑过来，跑过去。

    “拉里，我抓不住了！”她的声音很响，很绝望。

    “凯蒂，你行的！你必须坚持住！”

    跑过来，跑过去。干草钻进了我的衣服。跑过来，跑过去。草堆的高度已经抵到我的下巴了，可是，我们玩蹦极的草垛深达二十五英尺呢。我想，如果她只是摔断了腿，那算运气了，我知道，假如她没有跳准，那她的小命就没了。跑过来，跑过去。

    “拉里！梯子！断了！”

    伴随着一声断裂的声响，在她的重量作用下，最后一根横档脱开了。她的两条腿开始拼命地乱蹬，可是，如果她这样不停地扭动的话，她肯定落不到草堆上。

    “不要！”我大喊，“不要，别乱动！凯蒂，松手，把手松开！”我已经来不及了，没有时间搬更多的干草，除了祈祷，别无他法了。

    我的话音刚落，她松开横档，落了下来。她仿佛一把刀，垂直向下。在我的眼里，她下降的过程非常漫长，金色的小辫子竖在脑后，眼睛紧闭，脸色如同瓷器，自得没有一丝血色。她没有喊叫，她的双手放在嘴唇上，她好像在祈祷。

    她刚好落在草堆的中央。她不见了——干草四处飞起，仿佛被炸弹击中一般——我听见她身体撞击地面的声音。那个声音，很响，我呆若木鸡。

    实在是太响了，太响了。尽管如此，我必须面对。

    我大叫一声，跳上草堆，用手把干草分开，一把接着一把，干草朝我身后飞去。先是一条穿着蓝色牛仔裤的腿，接着是一件格子衬衫……最后是凯蒂的脸。苍白，双目紧闭。我一看见她的脸，完了，我想，她死了。整个世界黯淡了，如同十一月的天空。唯一有色彩的是她的小辫子，一捧灿烂的金色。

    她睁开眼睛，深蓝色的大眼睛。

    “凯蒂？”我的声音沙哑、干枯，让人无法相信。我的喉咙里有草屑。

    “凯蒂？”

    “拉里？”她满脸疑惑地问道，“我还活着吗？”

    我把她从草堆里抱起来，把她紧紧搂在胸前，她也用手搂住我的脖子，拥抱我。

    “你活着，”我说，“你活着，你活着！”

    她摔断了左脚踝，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伤。

    来自哥伦比亚城的佩德尔森医生在我老爸和我的陪同下，走进谷仓，他抬起头，长时间地盯着头顶的黑暗之处。梯子的最后一块踏板只剩一根钉子连在上面，在空中晃荡着。

    我上面说了，他看了许久。

    “奇迹，”他一边对我老爸说，一边蔑视地用脚踢着我放在地上的干草。他走出谷仓，钻进他那辆脏兮兮的迪索托，一溜烟地开走了。

    我老爸拍拍我的肩膀。

    “拉里，我们到堆放木柴的小屋去一下，”他镇定地说，“我想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去那儿。”

    “是的，先生，”我低语。

    “拉里，我每次揍你，目的是让你牢记上帝的恩宠，因为你妹妹还活着。”

    “是的，先生。”

    我们去了。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打了我那么多下，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都站着吃饭，后来的两个星期里，我得在屁股底下垫个垫子才能坐下。他每次用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打我，我就对上帝说谢谢。

    我大声地说，非常非常响亮的声音。打到最后几下的时候，我非常肯定，上帝听见了。

    睡觉前，他们允许我进去看她。她窗外有一只猫声鸟，我记得很清楚。她的一只脚，缠满了绷带，搁在一块木板上。

    她长时间地看着我，那么可爱，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后来，她说：“嗨，你把草铺好了。”

    “当然了，”我脱口而出，“我还能干什么？梯子一旦断裂，没有办法攀上横梁了。”

    “我不知道你在干些什么，”她说。

    “你肯定知道！我就在你下面，上帝啊！”

    “我不敢往下面看，”她说，“我太害怕了。我一直闭着眼睛。”

    我瞪眼看着她，感到非常惊讶。

    “你不知道吗？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她摇摇头。

    “我让你松手的时候，你……你松手了，不是吗？”

    她点点头。

    “凯蒂，你怎么能真的松开手呢？”

    她看着我，还是那对深蓝色的眼睛。

    “我知道你肯定在想办法补救，”她说，“你是我的大哥哥。我知道你会照顾我的。”

    “啊，凯蒂，你不知道时间有多紧迫吗？”

    我用手捂着脸，她坐起来，把我的手拿开。

    她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不知道，”她说，“可我知道你就在下面。哎呀，我困了。拉里，明天见。我得打石膏，佩德尔森医生说的。”

    石膏差不多快一个月才拆下来。她所有的同学都在上面签了名——她甚至让我也签了名。石膏拆下来的时候，谷仓事件已近尾声。我父亲把通往阁楼的梯子换了个新的，更结实的。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爬上房顶，跳进草垛。据我所知，凯蒂也没有。

    事情就此了结了，可不知怎的，没有结束，直到九天前，凯蒂从洛杉矶一家保险公司大楼的顶层跳了下来。我钱包里还收藏着《洛杉矶时报》上相关报道的剪报。我想，我会一直随身带着。

    这不是一份甜美的回忆，不是你珍爱之人的照片，也不是精彩影剧的票根，或者世界联赛的入场券。

    那份剪报，我揣在怀里，沉甸甸的，带着它，是我的责任。剪报的大标题是：“应召女郎高空燕跳，香消玉殒！”

    我们长大了。我知道的就这些，其他传言都不重要。她曾打算去奥马哈的一所商学院上学，可是，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她参加选美比赛，获了奖，嫁给了一个评委。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不是吗？我的凯蒂啊！

    我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她离了婚，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十页之多，告诉我她是怎么过的，她的婚姻有多么糟，假如她能有个孩子，会如何如何好。她还问我是否可以去一趟。可是，在法学院，如果一周不上课，就等于普通的文科专业一学期都逃课。那些老师都是些灰狗。如果哪个机械小兔子不见了，那就永远别回来了。

    她搬家去了洛杉矶，又结了婚。当第二次婚姻解体的时候，我已经从法学院毕业了。她又给我写了封信，很短，很凄惨。她告诉我说，她再也不上那个旋转木马了。那是件苦差事儿。要想抓住那个铜环，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摔个头破血流。如果免费乘坐的代价就是如此，还有谁愿意尝试呢？又及，拉里，你能来一趟吗？

    很久没见了。我回信说，我很想去，可去不了。我刚刚在一家压力很大的公司谋了份工作，最底层的工作，只有干活儿的份儿，没有受赏的份儿。如果想得到提升，那一年很关键。这就是我写的回信，讲的都是我的事业。

    她所有的信，我都回。可是，你知道，我不太相信，那些信都是凯蒂写的，同样，我也不相信，地上真的有干草……直到我落地时，它救了我一命。我无法相信，我妹妹和那个在信末把凯蒂的签名写成一个圆圈的苦命女人是同一个人。我妹妹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胸部还没有发育呢。

    她不再写信了。我会收到圣诞贺卡、生日贺卡，我老婆负责回复。后来，我们离了婚，我搬了家，就此失去了联络。接下来的圣诞和生日，贺卡都是通过转发地址寄到的。收到第一张贺卡，我就在想：哈，我得给凯蒂写信，告诉她，我已经搬家了。可是，我一直没写。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长大了，她从保险公司大楼上跳了下来。她始终相信，干草堆会在下面接着她。凯蒂曾经说：“我知道，你肯定在想办法补救。”这些才是重要的。凯蒂的信才是重要的。

    如今，人口的流动性更大了。可笑的是，那些被打了叉叉的地址和写着转发地址的贴纸怎么看都像是对我的控诉。她把回信的地址写在信封的左上角上，她自杀前一直住在那里，范奈斯地区一栋漂亮的公寓楼。老爸和我一起去那里取她留下的东西。房东太太很和善。她很喜欢凯蒂。

    邮戳上的日期表明，信是在她出事前两周寄出的。如果不是因为地址有误，需要转投，那封信肯定早就到我手上了。她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亲爱的拉里，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我得出的结论是，假如，在你设法把干草铺好之前，梯子的最后一级踏板断了，那该有多好啊！

    爱你的凯蒂没错，我猜想，她肯定是等得不耐烦了。我宁愿这样想，也不愿意相信，她之所以决定离开，是因为她觉着我已经把她给忘了。我不愿意她这样想，因为，很有可能，只有信里的那句话，才能让我行动起来。

    可是，这还不是造成我失眠的根本原因。每当我合上眼睛，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我看见她从阁楼上跳下来，大大的眼睛，深蓝色的，身体呈弧线，双臂在身后挥舞。

    她始终相信，地上铺着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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