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石、任志强、潘石屹、冯仑这些有高干背景，上过大学，从国家机关走出来的开发商不同，杨国强农民出身，干包工头起家，没受过高等教育，属于乡巴佬型的开发商。所以，有人说：“万科是星巴克，碧桂园是王老吉。”
杨国强人“土”，不修边幅，总穿大一号的西装，脚上却穿一双吱吱作响的拖鞋，穿皮鞋还不穿袜子，一开会就脱鞋、盘腿；做企业也“土”，从来不进市区，专捡别人看不上的荒地，几百台吊车同时操作，“像卖白菜一样卖别墅”。在地产江湖上，像他这样的乡巴佬“掌门”还不止一个，也正因为如此，江湖才更觉丰富多彩、趣味横生。
1、包工头成了开发商
杨国强出身贫寒，甚至18岁之前都没穿过鞋，这大概就是后来发家之后，他也不喜欢好好穿鞋的原因——打赤脚比穿鞋爽快，穿拖鞋比穿皮鞋爽快。
1978年，在时任顺德县第二建筑公司负责人的大哥杨国华的帮助下，杨国强进了北滘公社房管所任施工员，6年后升任区建筑队队长。到1989年，杨国强已是镇政府旗下建筑公司——北滘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1992年，北滘镇政府旗下的北滘经济发展总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联合成立顺德三和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打算开发北滘镇附近的碧江及三桂两个管理区内的一片1300亩土地，该项目因此而被命名为“碧桂园”。
杨国强任经理的北滘建筑工程公司成为碧桂园的承建商，同时又代表北滘经济发展总公司出任三和公司总经理。第二年，借顺德产权改制之机，杨国强联合其余四名同乡出资3395万元，收购了北滘建筑工程公司。
1993年下半年，受国家对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影响，投资逾亿的“碧桂园”项目也基本面临死火状态，在这1000多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地上建起来的4000栋别墅，只卖出了三栋。当杨国强索要工程所垫费用时，三和股东们最终答应以变通的方式，让杨国强销售已经盖好的别墅，以销售收入核销建筑成本。
由承建商变成经销商，杨国强毫无准备，一筹莫展。一天，他到广州一所私立贵族学校参观，无意发现：一间贵族学校可以吸引有钱人到穷乡僻壤聚居，通过办学来促进楼盘销售的想法在他心里萌芽。就在这时，公司里一个喜欢看书读报的年轻人向杨国强推荐了“名记”王志纲。
王志纲参观了碧桂园之后，当着杨国强的面发表了一番宏论，“针对目前的情况，就房地产搞房地产必定死火，跳出房地产才能搞活房地产。房地产不等于钢筋加水泥。名牌背后是文化，房地产也要用文化的方式去运作。办学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围棋上的‘生死劫’。既然办学是碧桂园的一个启动点，那就要把它当作一个系统工程进行策划定位，如同阿基米德那样，寻找托起地球的那个支点。如果仅仅把办学当作一种住宅的配套设施，那就注定要失败。大势疲软时，要高屋建瓴，出奇制胜”。
杨国强的初衷不过是想借王志纲的一支笔，为碧桂园项目鼓吹一番。但王志纲的滔滔雄辩让杨国强心服口服，当场拍板，聘其为项目总策划。
1994年新年伊始，在《羊城晚报》上登出了一个系列广告，“中国古谚云：富不过三代。今天向成功人士进言：要使事业有续，最明智的投资莫过于投资子女。儿女需要什么？孩子呼唤什么？做父母的要明白。”“21世纪经济大潮中的黄埔军校”——碧桂园学校被推向社会。
杨国强成功联系上北京名校景山学校，成为其广东分校，并以“邓小平孙子都入读景山”作招徕，结果一开校便吸引了大批旅居顺德的外地商人及当地有钱人送子女入读。碧桂园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成功人士的家园”，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另外，通过向每位学生收取30万元的教育储备金，1300多名学生、3.9亿元的流动资金，缓解了碧桂园的燃眉之急。
对于碧桂园的成功，王志纲最有发言权，“广东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亿万富豪。他们很有钱，但是穷得只剩钱了，他们也渴望文化，但他们没有工夫培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从这点来讲，他们内心里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文化。我们要帮助他们去做一个很成功的学校，让几千个孩子都来上学，接受全国最优秀的老师的教学。你想如果有三千孩子进来，就有八千爹妈和爷爷奶奶进来，一下子就把这个楼盘给拉起来了，所以楼盘自然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说到了点子上！
1995年，杨国强和4个拍档利用三和公司原股东缺乏操盘信心的弱点，逼其摊牌，仅以8000万元的代价就拿下了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其中，杨国强占6成，其余4人各占1成。消除了产权隐患，有了自己的舞台和品牌，再加上自己盖楼，成本控制能力强，杨国强踏上了事业的坦途。包工头摇身一变，从经销商又成了大名鼎鼎的开发商。
2、杨国强的小聪明与大智慧
以顺德碧桂园为起点，杨国强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后开发了广州碧桂园、华南碧桂园、碧桂园凤凰城、荔城碧桂园、碧桂园高尔夫生活村、碧桂花园、碧桂豪园、碧桂花城、碧海名轩、翠锦豪庭等超大型居住社区。
在经营管理上，杨国强有自己的一套。顺德碧桂园里有个人工湖，作为老人的活动场所，可以钓鱼。因为是营业性的，收一人十元。老人说，好不容易有个地方玩还收钱，反映上来，杨国强就说，那就不收吧。老人们很高兴，常去钓，结果鱼越来越少，于是又打电话来抱怨说：让人钓鱼，却怎么不让人尽兴呢？杨国强马上吩咐采购部：去买两车鱼来给他们钓。谁知老人又投诉：你们为什么要喂鱼？鱼都不上钩啦！于是，杨国强第三次打电话给物管部门说：不准喂鱼。最后，老人都很高兴，每天都可以钓十几斤鱼，并能免费拿走。“用大智慧做小事，两车鱼钱不多，但传播回香港、广州，影响很大。”
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杨国强又表现出一个农民的小聪明。在开发广州碧桂园时，杨国强开始引进职业经理人。当时，碧桂园仍然是一个家族企业，杨国强的气魄很大，又是“山不拒石”的胸襟，又是“周公吐哺”的心态，为职业经理人的加盟扫清障碍。但在职业经理人的实际使用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负责广州碧桂园市场策划的经理，一次性就招聘了12人，8男4女，内部称为杨老板的“12门徒”。12个经理彼此制约，职权上无分大小，且全部集中在一个会议室办公，同样一个问题，总是声音各异，争吵不断。
杨国强喜欢充当一个笑眯眯的仲裁者，看着这些不同性格的年轻人为了表现自己，而不惜相互攻击、自相残杀。在吵闹声中，合纵连横的好戏不时上演，杨国强既是评委，又是看戏的。被他赏识的人会被请到他自家别墅的大泳池边，杨国强会给他（她）讲述自己的梦想。他小时候经常游泳的一条小河——碧江，现在就在大泳池的外边几十米处。杨国强说，当时就希望在游累了的时候，有个地方躺下来休息，吃的喝的都不愁。
这种做法就有点小家子气了，有失企业家的胸怀和风范，也不是对职业经理人的真正需要和尊重。杨老板当初的表态也仅仅是一种姿态。所以，结局并不完美，“12门徒”最终去向各异，他们有的受不了那种被人操纵的感觉愤而出走，有的几进几出碧桂园，从杨国强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再度告别。
直到今天，碧桂园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家族企业色彩，杨国强正是靠一班“杨家将”掌控着他的帝国。除了本家族的人之外，还有他的女婿、亲家。投资、财务、采购、销售等要害部门都掌握在“自己人”手里。
3、杨国强的人生哲学
2007年4月20日上午10时，碧桂园在香港上市了。当天，代码为“2007.hK”的碧桂园上市不到两分钟就升至7.21港元，全日最高价为7.35港元，较上市价升幅达37%，成交量为1，004，020千股，成交金额达72.26亿港元，居当日香港联交所普通股成交金额第一位。
在上市之前，杨国强煞费苦心地将碧桂园集团70%的股权、最大股东和董事局成员的头衔，一并送给了年仅25岁的二女儿杨惠妍。这是他着力培养的接班人。在杨惠妍还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时，杨国强就带着她出席公司内的重要会议，而杨惠妍显得“很沉稳，基本上不做声，只是在旁边观察父亲是如何处理事务的”。
杨惠妍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杨国强的替身，一贯低调的杨国强不习惯在公司上市之后站到聚光灯下。他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喜欢出席各种热闹场合，与内地同行若即若离。杨国强一直回避着与媒体的见面。有一年，有一本杂志评他为中国前100名大富豪，可死活找不到他的照片，最后只好随便找了一张有着男人背影的照片来代替。杨国强说得实在：做生意本来就不是耍嘴皮子的事。
低调的杨国强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们推荐一篇名为《生命清单——人生127个目标》的文章，文章讲述了一个美国人约翰·戈达德的故事。15岁的戈达德为一生中计划要做的事情开了一张有127项的目标清单，之后，他成为电影制片人、作家和演说家。44年后，59岁的他实现了106个目标，比如探索尼罗河，攀登喜马拉雅山，读完莎士比亚的著作，写一本书等。
杨国强说：“每个人都拥有潜能，我确实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些事情。我也很了解周围的一些人，他们因循守旧，从不冒险，从未对自己进行过挑战，我决定不使自己落入这个俗套内。”这是属于强者的人生哲学。多年来，杨国强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晚饭后独自到其现在居住的顺德碧桂园的最高处，俯瞰他亲手建造的这座城，“就像千百年来那些喜欢征服的帝王们所做的那样”。
强者也有他天真和理想主义的一面。早在2002年，杨国强曾想搞一个“共产主义试验”。他找到一位县委书记，说“你这里最不发达的一个镇我包了，我来规划建设，社会的问题，像孤寡老人等，我来解决。那时候我准备把自己个人的钱都拿出来”。
后来一些朋友反对，说“你一个企业怎么可能管一个镇呢？派出所听你的？邮局听你的？要是你来包，谁都来找你，真像共产主义了，你受得了吗？要是出了社会问题，就不是你担得了的了”。杨国强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
2010年上半年，碧桂园销售金额132亿元，销售面积242万平方米，在《2010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排行榜》上分别排名第七和第四。繁华背后，碧桂园内部也潜藏着危机。如今的杨国强除了被违法占地风波和工程质量门困扰之外，最让他担忧的还是接班人问题，面对劳苦功高、威望犹存的元老，少帮主杨惠妍还稍显稚嫩。在杨国强身后，这个庞大的企业帝国能否传承下去，依然存在疑问。谁让你是家族企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