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领世界的出海战略，势必面临错综复杂的全球挑战和危机管理，亟需深谙现代危机的独立智库和顶级人才，协助制定超前新锐的全球战略思想和行动纲领。中国现有的官方智库、国资研究机构和本土民间咨询公司原则上与政府决策者步调一致大同小异，显然不具备差异化的国际人才、全球视野和资源平台。
近年来，尽管中国骤然间几千家咨询公司和大学研发机构改头换面、拔地而起，重新定义为各行各业的智库，但智库在中国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
原因是，智库与研发机构和咨询公司是两码事。
智库是创新思想的集成，而研发机构和咨询公司是具体项目的研究和应用。前者客观提出和制定战略思想和行动纲领，并积极参与主导执行过程，而后者被动地接受和遵循合同方的利益目标，执行项目规划的研究细则，依葫芦画瓢。
新一代智库作为人类战略思想成果的汇总，对世界现在和将来的发展举足轻重，而一个成功的智库秉承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屈服于强权政府和和企业利益的诱使和逼迫，是具有独立思想和务实风格的高端人才库。
智库的名声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智库为某个国家或利益集团服务而存在，却为了该国家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喜好或需求而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充当“传声筒”的作用，必然偏移政策方向，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样的智库不会得到认可，名存实亡。
中国是一个崛起的世界强国，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并有机会引领世界。中国人喜爱赶时髦。很快，为中国走向世界而建立的智库无奇不有，国营、民营、国营民营兼容的比比皆是，但深谙现代危机和全球战略的思想家和行动者并不多见。
此外，所谓全球智库意旨海内外人才和思想资源的综合和整合，因此在中国境内建立的主要由中国学者和专家构成的智库缺乏获取海外准确信息的渠道和战略视野只能属于地区性的中国智库，而不是全球智库。反之亦然。
中国参与引领世界，亟需全球战略智库的高端人才领军。
业内人都知道，智库理应最讲究新思想和新战略，并通过专刊和出版物与之对接，包含系统的理论思想、逻辑渊源、危机忧患和行动战略。
然而，中国包括智库在内的出版物罕见新思想和新战略，有的只是博文、论文和译文的累计和集成，粗制乱造。可以理解的是，纯粹站在中国的立场而不是全球的立场，并只有中国自己的人才、资源和平台，因此只能得出众口一致的结论，极少见具有独特思想的智慧精品和有价值的读物。
学者本应占据出版界的中心，其实不然，他们的研究因了无新意而缺乏读者，而被出版社全面抵制，不予出版。无奈之下，许多学者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自己掏钱或动用项目资金自版、自销、自乐。
我在中国的讲学和旅行中，经常看见或听到自称“美国通”的学者和专家在电视媒体上对美国大加抨击和评论，口若悬河。但觉得他们严重脱离美国实际，似是而非，完全不是那回事。他们只是根据中国统一发布的新闻信息再加上网络流传的资料加以整理，然后就事论事，自说自演。
事实上，他们对美国诸海外事件的分析太小儿科。
所谓“美国通”首先必须从语言和文化上与该国保持不间断的联系，看不出时下有多少学者满足这一基本要求。连英语都不通，怎么谈得上“美国通”。
在演讲中，我也多次被认真地问到：“你为什么如此了解中国？”我告诉他们两个理由，一个是我悉心观察中国和学习中国，第二个令他们完全信服，我在海外的信息世界里畅通无阻，原因是我不需要“翻墙”。
不了解美国，不曾与之深入的接触，却在大谈“美国通”，世界通等，其实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创新是需要新信息、新思维、新视野的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思想之花。画地为牢，在中国国内就要慨谈美国如何如何，世界如何如何，即便能谈，能慨，也只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难以认识到真正的美国，了解世界的真实变化。
智慧劝谏、直面缺点和务实精神才是智库的特质。
所谓“传声筒”即提不出新的独立思想，总是揣摩和传达上头的意思。具体表现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对上级的指示唯唯是诺，尽量保持不走样。在普通国人的思维逻辑中，争议性和异议均属于挑战现实大逆不道，必然招惹是非，政府不会接受，极可能遭致抵制或封杀，因此在正式场合极为罕见。
美国著名的战略智库兰德公司独立行事，指出中国的严重挑战在于糟糕的银行金融体系、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资源环保与能耗、诚信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些极具争议性的焦点，要让信息有障碍的本土学者和专家直接向社会提出，并通过公共媒体传播，并非易事。
兰德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咨询机构，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声名显赫。“兰德”的名称是英文“研究与开发”（Researc）两词的缩写（Rand）。它正式成立于1948年，旨在“为了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以促进科学、教育、福利为研究目的”。
50多年前，震惊美国的“中国将入朝参战”的精准预测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无数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前一刻，这里都了如指掌。
全球各种各样的智库无奇不有，但具有现代危机的战略思想、经验、视野和资源，同时又能广为各国政府所青睐和接受的顶级智囊团或智库并不多。
兰德确实是一个例外。
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特别在现代危机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一个跨越政治制度和文化屏障，并能集成全世界最优秀的思想家、战略家以及政府和民间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起来的智库，才是破解危机行之有效的战略策源地和可操作途径。
“智库热”由来已久，美国多层次的智库一直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制定、立法和游说。近年来，中国智库骤然间无所不在，特别是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在2009年年初正式亮相，代表着中国最高级别的官方智库，几乎云集了前中国高级官员的精华，掌握着最丰富的政府和媒体资源。
随着全球智库峰会在中国北京举行，关于智库的讨论逐步升级，包括李克强副总理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亲自接见与会代表，向中国知识界和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政府对智库这种非营利智囊形式高度重视，决心推动其发展。同时，世界范围的媒体对峰会的报道以及智库概念的普及，引发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
智库正在取代昔日的幕僚、文胆和智囊，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
在现代社会，智库为社会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谋，影响政府的政策，将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的政策产品，是沟通政治和学术的桥梁，及时反映和汇集社会各种意见和需求，起着表达各派利益立场的核心作用。
智库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由七个要素组成：
思想——产生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和新知识。
问题——发现现实中存在的影响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并对这些实际问题深刻分析。
责任——对社会发展担负起公共责任和强烈的危机意识。
战略——着眼于长远和宏观的分析，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建议和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框架。
人才——一批顶级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核心人力资产。
网络——拥有多元化的合作渠道和传播媒介。
特色——包括研究的专长和影响的领域、价值倾向、合作伙伴和依靠对象等。
智库不能直言不讳，真知灼见，那么与一般的学术咨询机构没什么两样。纯官方的智库，具有强烈的官方背景，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和行动纲领，基本上被民间理解为与政府步调一致，不客观，有“传声筒”之嫌。而纯粹的独立民间智库，良莠不全，政治立场通常偏激，与政府对立，易失控，常为某种幕后利益集团所操纵和利用，继而被封杀。半官方半民营智库立于两者之间，包含官方和民间智库的主要特色，趋向不偏不倚，力求客观公正，是中国社会理想的智库模式。
一般而言，全球战略智库侧重于进行各项公共政策调查、分析及研究，主要研究范畴囊括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重要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以及中国的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
智库透过支持政策研究、成员就相关课题在印刷媒体发表评论、演讲和辩析，以积极的姿态和建设性意见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政策。智库透过海内外相关领域之学术交流、讲习及研讨会，邀请海内外学术界、经济金融界及相关领域之专家学者进行经验、信息和意见的交流。
智库就不同课题举办研讨会、论坛或工作坊，并通过研究计划的执行，结合全球最先端的学术理论，协助政府研究各项政治及经济政策和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直接促进了形形色色的智库在中国蓬勃而起。
智库的本意，即思想库（tank）或政策研究机构（Policy Institute），是进行社会政策、政治战略、经济、科技、军事战略等的研究和倡导组织。
美国智库的发展启始于1930年大萧条，布鲁金斯（Brookings）学会是著名的战略智库之一，协助创立了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和国会预算办公室（CBO）。
智库接受民间的捐款，其观点会偏向捐赠者，但智库倾向不同的党派思想无法避免，关键是提出的政治建议和战略思想是否具有价值，能不能为政府和企业所接受。传统基金会（age Foundation）明确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理念，为共和党摇旗呐喊，而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推崇自由派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是民主党的喉舌和文胆。
美国智库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五种：即政策研究者、政党代言人、政府代理人、学者和行动者。最有创意的智库是著名的卡特研究所（Cato Institute），立场中肯，不偏不倚，该研究所的自由派、反当权派赢得世界相关人士的敬重，而推动将社会安全保障私有化的主张使自由派人士不满，强烈反对攻打伊拉克同样激怒了保守派人士。
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人才济济，健保改革和人权议题是强项，对于当前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拥有权威发言权。
全球大约有5465个智库，其中美国智库大概1777个，华府大约350个智库。
美国的顶级智库担负着国家安全战略的全面设计。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宣誓就职后，即提出国家安全智囊团的名单，同时递交参议院审核批准。
在这份名单中，包括由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琼斯（James Jones）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国家亚洲研究局国安部主任布莱尔（Dennis Blair）接掌国家情报总监（DNI），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莱斯（Susan Rice）出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等。人事任命案显示，美国重要智库与国家安全战略设计以及政策规划的密切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设计没有问题，但头几年出笼的报告质量如何，是否是政府策略的代言人令人关注，智库的声誉主要靠的是品牌实力和精确分析，并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和执行纲要。
如果中国能出产大量客观公正的高质量民间智库，那么中国在制定国内外政策，特别是战略决策方面，就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失误和浪费，就能采用行之有效的合理论证和深度分析，提升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国际上对中国出产的经济数据和在此基础上的分析预测，一般不会全盘认可，主要担忧中国数据的模糊性和精确性掺有水分，报喜不报忧。中国公开运行的智库近年来发展极快，据说目前超过两千家，在数量上已经超越美国，但智库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美国有口皆碑的智库机构也就两百多家。
在现代危机中，全球性或区域性智库的作用十分明显，负责向全人类的权威性组织和政府提供精确公正的分析和报告。
目前最重要的战略项目之一，莫过于通过某种特定的手段推迟或减缓高科技的负面效应，应对地球和人类在今后几十年和几百年可能发生的毁灭性冲击，将危机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使人类在加以防范的同时，能够引导高科技达摩克利斯双刃剑发挥更大的正面效应。这是智库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首要课题。
中美两国的战略思想家、企业家以及下野的政府官员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在美国硅谷建立的斯坦福全球战略智库，定位于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和战略决策分析，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战略咨询服务机构，立场客观中立，立足于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发展的视野协助发展和实施中国的强国战略和世界的强世战略，以及加强中美日三角区战略伙伴关系。该非赢利智库致力于为海内外公共和私人机构提供应对危机和挑战的可操作战略咨询方案。
他们的主要职能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智库十分重视研究人员的培养，一方面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身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为前政府换届决策官员提供重新发光发热的再生平台。
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人类势必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现代危机和求生道路上的严峻挑战，因此，建立一批全球性战略智库专门应对科技危机所衍生的问题势在必行。斯坦福全球战略智库，融合中美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和领先的战略思想，将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参与引领世界离不开全球战略智库的建立，协助中国政府制定超前新锐的全球战略思想和行动纲领势在必行。如果不具备差异化的全球智库、国际人才、视野和平台，中国走出去、走向世界将极易迷失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