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发展，是从贸易、商品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再到人才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密不可分，一个国家即使不愿或者无力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竞争国际人才，但仅仅要保护自身培养的人才不流失到海外也需面临国际竞争。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就指出：“就像公司竞争招聘最优秀的员工，大学竞争录取最优秀的学生，我们国家也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强竞争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在人才全球化时代，人才的跨国流动已是公认事实。按照联合国的统计，2005年，全世界在出生国之外生活和工作的人约有1.9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保持着每年大约3%的增长率。时至今日，这一总数已经超过2亿，占全世界人口的3.1%。其中大约有9000万是经济移民或技术移民，大部分是流向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人才的跨国流动，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世界中心的转移，是大量人才从欧洲向北美的转移。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成为新兴经济体的背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海外族裔人才的大量回流。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国际人才竞争，正如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2002年在新加坡国庆晚宴上发表讲话所指：“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而美国之所以能在许多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它广纳人才。”
由于发达国家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更具有优势，因此，从整体而言，大多数人才总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较发达国家流向最发达国家。但这种局面并不是不可以打破，人才有流失，就会有逆流、环流、回流。从硬件来说，那些获得全球产业转移机会的国家和地区，因为经济实力增长而将拥有机遇，例如20世纪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现在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从软件来说，那些开放兼容、富有移民人文色彩的国家也拥有人才流入的机会，例如早期的美国，后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坡等。
当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下半叶都曾迎来大量的人才回流。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韩国等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面临过大量的人才外流，但当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经济高速发展机遇时，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实施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并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才流向，并创造了“韩国硅谷”大德研究城、“台湾硅谷”新竹工业园等新兴科技中心。最典型的就是韩国在首尔奥运会后，在1990？1993年经济腾飞阶段，韩国留学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决定留在美国的比例只有24.4%。
《福布斯》杂志报道的印度移民罗森·沙尔玛的故事，是典型的移民发展轨迹变迁的故事。罗森·沙尔玛于1993年选择来到美国留学，然后留下工作，最终创业。当时，他是新德里的顶尖学府印度理工学院的理工科高才生。他所在班级共有40人毕业，只有3人留在了印度，其他人全部通过h1B签证或留学签证跑到了美国。而在硅谷，有更多的数以万计的像他这样的工程师，其中一些人还自己建立了公司，并让自己和美国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罗森·沙尔玛也是如此，他获得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创建了好几家公司——开发了新科技产品、为自己赚取了高额利润、回报了投资者、也为美国贡献了大量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如今，他已经获得了美国国籍，几个孩子也在美国出生、成长。
但是，如果罗森·沙尔玛是现在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那么他就会选择留在印度。身为印度理工学院校友会主席的沙尔玛知道，印度下一代工程师也许对他当年选择的道路已经无法理解。因为印度理工学院2006年毕业的45个同专业的毕业生当中，只有10个人决定到美国寻求发展，其他人都留在了印度。连沙尔玛自己也认为，现在印度的商业机遇更好，生活质量也还不错，年轻工程师的薪水有不断增加的机会，同美国相比，印度等新兴国家拥有其独特的优势。
笔者2010？201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其他专家所做的合作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希望回来。在调查中我发现，91.8%的中国留学人员称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大部分留学人员回来能有更好的专业、职业、创业发展，有更大的人才需求市场。这显示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大部分中国留学人员却不认为回来的绝对生活质量、孩子教育与成长会有更好的保证，对这方面的信心甚至远低于印度人对印度有关教育、生活环境和食品构成的生活质量的信心。同时，他们也不认为回国会有更低的商业成本。但他们依然认为回来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随着经济腾飞，以及过去政府的努力，自“千人计划”2008年出台以来，中国也正由“人才流失国”逐渐扭转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中央和地方的最新人才吸引举措加大了人才的回流力度。2011年，中国年度留学回国人员人数达18.62万人，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中国新的人才政策还包括相继出台的“青年千人计划”“外国专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一系列人才政策创新举措，还有中国独创推出的“人才特区”。
许多人相信：欧美更适合生活，但事业在中国会有更好的回报。
如果这确实代表着一种最新的趋势，那么美国受到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搜索巨头Google曾公开表示：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对海外移民政策的开放，也许世界第一大搜索公司至今尚未出生，因为他们的创始人布兰就是从苏联而来的移民。
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人才竞争中最大的人才流入国。凭借日渐积累的硬件、软件等各方面优势，全球顶尖人才也源源不断地从欧洲、亚洲、非洲流入到美国，寻找着他们的“美国梦”。英国BBC援引OECD报告甚至声称，全世界62%的“顶尖科学家”都居住在美国，因为美国做了最大的努力来吸引这些人才。
时至今日，美国大学37%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并非美国公民。
在2006年美国专利申请备案当中，外籍居民在发明者或合作发明者中的比例已经达到24.2%。从1995年到2005年，所有在美开办的工程及科技公司中，有25%的创办人来自美国境外；投身科学及工程行业的人口中，外来移民占67%。根据考夫曼基金会的报告显示，在加利福尼亚移民创办公司的比例高达38.8%，而在高科技中心的硅谷，有外国移民参与创办的公司竟占全部高科技公司的52.4%。到2005年，全美各地由移民创办的公司已经创造了520亿美元的产值和45万个就业机会。
但这样的故事正在发生改变，人才流动有了新的趋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人才跨国流动的规模只会越来越庞大和频繁。
一、移民潮影响的世界
尽管在国与国之间，如同企业与企业、高校与高校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竞争因素，但从整体来说，这并不都是一种完全的零和游戏。
由于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等因素，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产业结构上大多存在差异，而人才“流动”到最适合的地方发挥才能，既能为接纳国带来贡献，也为自己积累经验和提高水平。当祖籍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回来作出贡献，即使不回来也通过环流、汇款、投资发挥作用。这比起人才留在祖国却被浪费来说，这其实是个三赢的结果。
人才移民是跨国行为，所以这种效应就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一般来说，根据国家宏观规划和市场需要进行调控，以高的技能或投资作为限制门槛的经济移民政策，一般总会带来经济和资本、知识和科学方面的积极影响，包括通过创造潜在的就业机会而使本国公民受益。当然，接纳国必须确保根据自身需求市场引导移民的流入，给予合宜的发展平台，才能避免人才浪费，以及不与本国公民的就业、公共利益产生矛盾，避免族群对立和矛盾。
对人才输出国来说，一方面，彻底的移民流失，确实会带来大量的财富和技术的流失，甚至导致国家错过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艺术家不外流，他们在国内受困于产业结构的不足、基础设施的落后、政策环境的不足，也很可能得不到合适的发展，进而被埋没。
一般来说，输出国对于人才外流的担心主要集中在生产及其相关产出方面的损失、财政教育支出的流失，以及对长远发展的潜在影响。但是，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以及是否会造成人才流失，会因为输出国的国家规模、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而明显不同，也会随所涉的职业与行业特点（例如母国与所在国在该领域的发展与人才供给情况）、教育筹资的模式以及移民类型（例如短期、永久、循环等）等不同而不同。
即使国家的发展没有达到一定阶段，如果改善自身的移民体系政策，提供合适的平台和土壤，会从人才回流和环流中受益。随着交通成本不断降低，贸易和商业壁垒减少，通过大众媒体和通信技术对机会的认识加深，移徙方式在强度和地域多样化方面都经历了深刻变化，“人才环流”会成为更庞大的群体。
可以肯定的是，“人才环流”可以刺激知识流动，促进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联系，传播先进的知识和科技，保持跨国的社会网络关系，从而促进知识的持续交换。
“人才环流”由于还保留海外身份，大部分移民都愿意返回祖国做些贡献，包括投资和兼职、短期的工作。目前，障碍主要来自各国政府设置的政策门槛，尤其是签证、绿卡等制度。为了充分利用人才循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改变了移民政策，针对原籍本国的高学历留学人士和投资者出台特别的绿卡政策，或者承认双重国籍，使离开的人才能够重新进入适合他们知识技能水平的当地市场。在一些新兴的经济体，环流的人才就对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几十年前，美国曾从日本、韩国留学人员和高技能人才的流入而受益，但在这些国家“经济奇迹”的时候，人才又大量回流，并帮助了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例如具有日本血统获得诺贝尔奖的十几位科学家，只有一人是美国籍。
如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正从人才回流中受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也在推动在海外的族裔同胞，将自身的技能和资金贡献祖国。尽管人不回来，也不愿意放弃美国籍，但还是可以同时保留祖国的国籍并做出各种贡献。
即使对移民输出国来说，离开的人也有很大比例回流或环流。有不少人获得外国绿卡或者入籍后，又可能回来发展，许多移民甚至就具备双重国籍。这会带来更好的知识、资本的积累，增加在全球的储备。因此，人才的全球流动并不一定完全是一场接收国获利、输出国损失的零和竞争。
二、移民“欧美飞”的原因
在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多年采访生涯当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崔琦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都还没有读过书。有一次，有个机会可以让他出外读书，他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然后叮嘱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有前途，秋收再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崔琦跟着一个远房亲戚走了。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再也没能回来。20世纪50年代大饥荒时期，他的父母被活活饿死。1998年，杨澜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崔琦，问了一个诱导性问题：“如果当年母亲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会怎样呢？”
其实，杨澜是想诱导崔琦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命运就会很贫困。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杨澜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今天的一切，如果我还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
驱动人才移民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有种常见的看法，认为人才总是流向那些能够提供高收入、或经济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但经济上的支持并不唯一。移民行为意味着对许多人来说，生活方面的因素可能还比事业发展的机会要更为重要。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科研投入最高的国家，也有多元开放、富有移民色彩的人文环境，但到美国的移民依然约有20%在到达10年之内又会离开。就整个一生而言，则有1/3的移民会最终离开美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谈到新加坡如何吸引人才，提到的第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必须是开放宽容的社会。让这些人才觉得在这个地方自在舒服，愿意居住，把家人带来。所以必须是一个开放、平安、有法治的、有系统的国家。”
决定是否移民，也并不是自己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所能左右。移民往往会在目的国和祖国进行各种比较，最终作出符合自己期望的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是否爱国无关，光靠“爱国”的口号既无法留下人才，也无法吸引人才回归。诚如印度前总统卡拉姆所指出：“怨天尤人或只唱爱国主义的高调，对阻止人才流失于事无补，政府应该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才能使人才留下来。”美国能够在“二战”之后成为全世界科技中心，不仅因为有最庞大的科研投入与最雄厚的基础设施，更因为态度上对人才的重视、制度上对人才的使用、环境上对人才的兼容。爱因斯坦曾如此评论美国在“二战”之后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因：“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