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证券市场短短的十多年历史，从未有过一波真正持久的大行情。1998年以前的畸形政策市是制度缺失下的指数跳动，1999年的“5·19”行情和2000年的网络概念也只是光芒瞬逝。在整个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作为经济的核心部分——证券市场的制度规划却处于不平衡的滞后状态。这就可以比较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股市发展的十余年历程中，牛短熊长被一次次急促的上演。有着体制性缺陷的股市与生俱来的体弱多病，靠政策营养勉力维持的繁荣自然不能持久。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中国的宏观经济经历了一次针对产权的体制改革，经济成分的国退民进为数年宏观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市场体制的完善促使外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推波助澜。在近年整个国际经济陷入不景气的情况下，完成体制转轨的中国经济却逆市上涨，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自然水涨船高。一切证明，按照木桶理论，体制性弊端已成为限制中国股市发展的唯一短板。而从新世纪起，对这块短板的改造就拉开了序幕。
2000年上市公司造假问题频频曝光，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针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监管体系开始了一系列的改进。2000年10月，管理层的手术刀又直指基金，这也触发了开放式基金的大发展，整个基金业脱胎换骨。在未来，私募基金的合法化也有望随着基金法的出台获得解决。同时，我们观察到，通过制度和技术的变革，管理层加强对市场监管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这对市场上曾经横行无忌的造假和操纵行为产生了极大震慑。
2003年初，新任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将中国的证券期货市场定位于转轨加新兴，标志着市场转型期完全确立。随后，关系到市场长治久安的核心制度问题相继进入到了理论到实践的准备阶段。就在近期，关于市场重新定位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化。国有股问题虽然在将来一段时间还会悬而不决，在减持政策中体现三个代表的思想却是大势所趋，不与民争利将是减持政策考虑的重心。
2003年1月26日，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尚福林发表了长达70分钟的讲话，坦承以往证券监管工作存在一些“拍脑袋”的随意性失误。今后监管必须坚持证券期货市场规范与发展的统一；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市场的承受程度的统一；坚持监管职能和监管方式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
“这意味着证监会将由过去暴风骤雨式的监管，过渡到平和式的监管，证监会将致力于制度建设的监管方式，使市场能够休养生息。这是监管思路的一种根本性改变。”有媒体对尚福林的讲话这样阐释。他们判断称，经历了周小川时代充满激情、理想主义但又历尽挫折的监管时代，尚福林的稳妥和现实无疑让人产生新的希望，希望他能稳定市场，恢复投资者信心。
2003年4月20日，尚福林出席“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高级论坛”，他的讲话再度引起市场人士的关注。他在与会中指出，当前证券市场的发展面临良好机遇和条件，如何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研究和探讨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003年4月24日晚到25日，一项中国证券市场史无前例的决策开始酝酿。一份针对当时市场现状、建议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的政策建议报告递交到尚福林桌前。报告内容包括借鉴美国“9·11”事件后所采取的系列防范风险措施，如及时休市。
2003年4月28日，休市建议获国务院批准，股市顺势走红。
尚福林上任伊始曾这样评价中国股市：“中国的证券市场的定位还存在问题，不是被定位于融资工具，就是被定位于社会稳定器。证券市场成立都十几年了，定位还如此模糊，有问题。”
尚福林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加快发展。这一思路在实践中体现于不断深化券商改革，推动基金业发展，加快证券市场国际化步伐。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需要不断加强市场的基础建设。尚福林秉承这一宗旨，选择了进一步减少乃至消除行政力量对选择证券发行人的干预，最终实现证券发行审核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股票发行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其中，发审委制度的改革以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是证监会建立健全市场约束机制，推进股票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
这一切，正像尚福林所期待的：证监会希望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把好证券市场准入关，夯实证券市场的基石。
2003年9月1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指出，大力推动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他要求努力使证券投资基金成为证券市场的中坚力量。
上述问题浮出水面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转轨加新兴已经进入攻坚的时期，一个完善的市场制度体系在管理层的描绘下逐渐清晰。
贯穿2003年股票二级市场的走势就已经初现新兴市场的特征。脱胎换骨的基金摇动着价值投资理念大旗打破了以前纯投机市场的理念框架，2003年年报显示：基金仍然在重仓蓝筹股，作为成熟市场的主要标志之一，长期投资理念正在逐步垦荒中国证券市场，这无疑是持续大牛市的主要基础。应该说，随着股市生产力突破体制性约束，大牛市的曙光已经在中期不远的地方召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