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找到了操控我们心态的隐性规律，也就找到了技术厌恶症的病根所在。
造成了我们在几千年来缺乏进取，只重心性不重事功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思想中的“重天命，轻人力。”这才是隐性规律的关键所在。
主题介绍：技术厌恶症的病根——两极的跳跃——扭曲的技术崇拜症——伪技术时代
6.1：技术厌恶症的病根
我们从来不是个热爱技术的民族。
在这一本书的写作同时，坊间正热卖一本《你能跟上十年后的中国吗》，其中便精确地谈到了中华民族对于技术的厌恶心理，并把这种心理的来源归结于集体主义。
这样的说法正中要害，然而却尚未鞭辟入里。
我们应该看到，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下，我们变得不愿意出头，不愿意以参与的方式来进入游戏，只喜欢在集体主义光环的笼罩下抱在一起取暖，为他人的胜利站脚助威，欣欣而喜。
我们在近代史上，正是因为着了集体主义抱残守缺的道，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域外强敌所欺。正如在寒冬中一样，畏惧寒冷的人们，总是渴望着相拥在一起抱团取暖，因为这样至少让人觉得安全，让人可以获得片刻的体贴，减去几分寂寞感。
然而，我们是否想过，这样的集体主义又来自于何方？
如果我们找到了操控我们心态的隐性规律，也就找到了技术厌恶症的病根所在。
造成了我们在几千年来缺乏进取，只重心性不重事功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思想中的“重天命，轻人力。”这才是隐性规律的关键所在。
中国是个农业立国的国家，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而儒家也合乎时宜地抛出了“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不变”的说法。
这些说法经过民间的演绎，就成了天命不可违，人定不胜天的理论依据，于是类似于“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一套套箴言。
于是，中华民族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养成了一种重天命，轻人力，少创新，畏变动的惯性。
当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历史上有名有号的改革家，无论改好改坏，下场一般都相当糟糕，于是官场风气积重难返，同僚之间俨然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哲学拱手互贺。上行下效，连累普通民众也不愿意在任何领域有所创新，完完全全地忽略人事，推之天意。
有人说：“没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旨哉斯言，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创新精神，到底要到哪里去寻找？
6.2：两极的跳跃
我们从来不是个热爱技术的民族，然而我们现在对技术的兴趣，却似乎比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强。
你千万不要以为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改观，事实上，我们的民族性没有变，所做的只是直接从一极跳到了另一极而已。
由于没有循序渐进的心理渐变过程，这种兴趣表现出来的方式，看上去就无比怪异。
几乎所有的企业，在推销自己的产品时，都要标榜其中的技术含量。
几乎所有的个人，在求职应聘的时候，都要力图用种种卡片，证明自己精通某几项技术。
几乎所有新创立的学校，不仅在招生时表明自己专业的技术指向性，更有甚者，直接将校名冠以技术两字。
小到修钥匙配锁，大到学术研究机构，无不对外宣称自己是技术的化身，代表了某某技术的先进水平，就算是一瓶矿泉水，一袋方便面，都要在包装上声明：我们应用了先进的灌装技术、先进的消毒技术……仿佛不这样说明一下，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
从对技术的极度厌恶，到对技术的顶礼膜拜，我们看似转了一个大圈，实际上却在原地踟蹰不前。
无独有偶，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对日本的态度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转弯。
从对日本“弹丸岛国、蕞尔小邦”的鄙视，到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之后的木然，再到日俄战争后疯狂的崇拜，中华民族实现态度上的转变，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
一时间，去日本留学，去日本取经的成为了那一时代青年的风潮，即使前瞻明了如鲁迅，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赴日的航船。
这看似不可思议的转变，其背后的动因却只有一条：我们的民族有着古怪的心理。
这就是，我们是缺乏理性的民族，只有一个缺乏理性的民族，才会轻易地陷入极端思维的牢笼之中。
6.3：扭曲的技术崇拜症
当我们对技术开始顶礼膜拜的时候，自然就会对一切与技术有关的因素俯首称臣，技术人员也是其中的一类。
提到“脑体倒挂”这个名词，今天的青年人可能会表现出一脸茫然的神情，然而，这个词在上世纪的80年代，却是极其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
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修脚刀的”，在这样的牢骚话中，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艰难度日，不惟生活没有保障，甚至还会频繁遭遇人格上的歧视。
即使当经济体制开始转轨之时，这些技术人员的处境也未见丝毫改善，迫不得已的他们，不得不在帮忙、借调、赞助、研究等名义下，悄然离开他们的国营单位，在不声不响中与最初的资本经营者会合在乡镇之中。
然而，随着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凭借技术的优势，率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时，我们的民族便开始对其另眼相待，和所有的转变一样，其程度之大，是极难令人接受的。
比起普通人来，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准是令人乍舌的，他们可以利用超越常人的智力、久经实践的经验、富有创造力的天赋、善于变通的头脑、灵活的焦急能力来解决许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那些技术的门外汉在他们面前显得黯然失色，缺乏专业素养的人，对于技术上的问题是连观望的资格都不具备的。
于是，畸变悄悄地出现了。
在进行人才选拔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正悄然由“唯贤是举”，转到“唯才是举”之上。
这一选拔的新标准不是以道德来评估的，绝对没有哪一个选拔者会关心这些技术人员的名声如何、也不会去了解这些人曾经做过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传统道德，是否会有令人齿冷的行为发生。
选拔者所关心的只有一样——被选拔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实际问题，做到不辱使命，因此，这一标准只能用能力才干来评估。
然而，我们都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能力只是人全部素质的一个方面而已，素质的本身并非是能力，更不是掌握了何种程度的技术，但凡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执政者，无不会被唯才是举的缺憾所困扰。
掌握技术不能代表人的全部素质，这就是说，不管这个人的技术水平到达了什么样的境界，一旦他在个人道德上有所缺憾，那么他必然会利用技术结合手中的权力，进行一些违背道德的行为，此时，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都不再对企业形成有利因素。
比这更严重的，当我们对技术的崇拜达到狂热的时候，总是会有假冒伪劣者混杂其中，真假掺杂，让人无从分辨。
6.4：伪技术时代
我们并不真正热爱技术，我们只是急功近利般地对技术发生了兴趣而已。
正因为民族性格是这个样子，所以要等到真正的技术时代在中国出现，还需要很久的时间。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必须度过从“感兴趣”到“热爱”中间的灰色地带。
假如要给这段时期命名，那么它最准确的定位应当是“技术的应用时代”，或者干脆是一个“伪技术时代”。
当我们沉浸在技术带给我们的方便与利润中时，却极少有人想到过，真正的技术时代，需要有长期的科学研究做为铺垫，远非引进与购买的“拿来主义”。
当我们满足于技术应用的好处时，就应当知道，这种所谓的“技术时代”，其背后真正的面目是什么。
从现在到2020年的时间里，是中国大时代的后半期，我们绝不能指望国民有可能跨入技术时代的门槛，然而我们却可以肯定，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上努力。
未来之路，就在我们的脚下徐徐铺开。
留给我们要做的，就是关于自己的准备。
我们已经掌握了国民心态的走向，更明了了自身的定位，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得更快一些，由我们做前驱者，将技术时代引领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