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对现有规则的盲目服从，对现有规则挖空心思的运用下，我们的经济遭受着侮辱与损害，而真正的得利者则一面在发出“中国经济威胁”的论调，一面享受着“中国制造”带来的好处，一面将收益纳入囊中，一面将危机转嫁过来。

    在与这些“得便宜卖乖”的规则制定者的博弈中，我们茫然无知地表现着自己的轻信和稚嫩，展示出一副令人悲凉又无可奈何的景象。

    主题介绍：天下第一关——中国经济保卫战——规则的牺牲品——规则的真正含义

    3.1：天下第一关

    在未来的很多年中，当我们的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讲述经济史的时候，21世纪的起点一定是2001年。

    当911事件、安然丑闻、纳斯达克股灾等一系列震荡让世界环境变得躁动不已时，中国却在遥远的东方，因为数个喜讯的到来，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第一则喜讯发生在7月13日，耗时日久的申奥大业终于成功，这使得2800亿元的大宗资本，终于得以投入基础设施与场馆建设之中，其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凡的。

    第二则喜讯更多集中在精神层面上，在三个月后，中国男足首次冲入了世界杯决赛圈，由此掀动了国人的心理狂潮。

    比起前两者，第三则喜讯对国人的影响未必那么强烈，然而对中国经济而言，它的作用无疑是最大的，其意义也更为深远。

    在经历了无数轮唇枪舌战之后，世界贸易组织终于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tO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入关成功，正式成为tO成员。

    三大喜讯的突如其来，令中国民众欣喜若狂，时人评价道：“这三件大事的意义，简直等同于三大战役，重要的是在这三大战役中，中国都是最终的胜利者。”

    于是，习惯于讲兆头的中国人，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就体验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兆头，假如我们还对十年前的那一幕有所记忆的话，那么这份记忆必然还满载着和风细雨的气息。

    然而，当我们走过了10年的历程，再回头看待历史的时候，再对所谓的三大喜讯做一体会，挂在我们脸上的笑容便极可能平添几分苦涩。

    首先，中国男足在世界杯决赛圈净吞九蛋，一无斩获后铩羽而归。

    其次，我们曾经憧憬着以奥运为契机的新一轮经济腾飞，并没有如期出现，与此相反的是，我们反而遭遇到了经济的冰点，不管造成衰退的原因来自何处，它带给中国民众的恐慌情绪却是无比真实的。

    这两者带给我们的负面感受是强烈的，但同时也是短暂的，然而比起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事件来说，它们的意义便顿时变得微不足道。

    关于tO带给中国经济影响的讨论，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然而无论结论是什么，这个影响都注定是一个持续到接近无期的过程。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入关的繁难，并不在于取得一个承诺，而是怎样在新规则的竞争下不被淘汰出局，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tO的“天下第一关”之谓，绝非浪得虚名，事实上，早在我们入关之前，就已经对此有了思想准备，然而比起实战中的风波谲诈、行情险恶，我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东西实在还是太多。

    3.2：中国经济保卫战

    事实上，当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后，由此引发的三大问题便以严峻的形态，迅速横亘在我们面前。

    其一：人民币如何保持汇率稳定，保持不贬值。

    其二：我们将如何激活经济，启动内需。

    其三：如何令已经看似病入膏肓的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以当时的形式来看，这三大问题所带来的的严峻形势，绝不下于新中国成立后所面对的国际封锁，无论三者中哪一条出现问题，其带来的后果都是难以想象的，时人甚至戏谑地评论道：这是压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三座大山。而如果要为这“三座大山”排一座次的话，那么最急者当首推确保人民币不贬值，但从长远来看，国有企业的生存问题则更令人心急如焚。

    鉴于这样的形势，中国确定了自己的三步计划，即在首先确保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以宏观调控政策为手段启动内需，最终以“重组、改革、加强管理”为解决方案，坚决实行“国退民进”的资本战略，保证妥善解决三大问题。

    就这样，一场旨在于适应国际市场新规则，捍卫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经济保卫战，就在世纪之交轰然打响。

    其实，早在1998年的夏秋之交，我们与国际资本的绞杀便以开始，只是由于信息的闭塞，时至今日我们才得以见识到几分经济战争的残酷。

    在那一年的8月5日，以金融大鳄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炒家，为了确保将人民币汇率压制下去，便针对与人民币关联度最高的港币大打出手。

    仅仅在一天之内，国际炒家们便抛售了200多亿港元，当这笔货币被港府全额吸纳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第二天，在其后的六天中，炒家持续抛售港元，整个货币市场战火连天。

    时间行至8月13日，中国政府终于介入了这场对抗，于是，港府在大陆强势资金的支持下，在股票与期货市场中开始了与炒家的直接对抗，双方皆对外宣布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时至8月28日，对抗终于迎来了决战的时刻，当日，炒家的抛盘近乎疯狂，而已近力竭的港府继续照单吃进，当收盘那一刻到来时，恒生股指稳稳地停在了7829的点位上，国际炒家最终弃械投降。

    这是这场经济大战中，中国最具华彩的一场胜利，在整整持续一个月的绞杀中，我们利用储备已久的实力，采用兵来将挡的策略，最将索罗斯集团的计划一举击溃。

    于是，在大战爆发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这场仓促的遭遇战中得一先手，取得了颇为骄人的阶段性胜利，当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得到了缓释之后，我们便得以腾出手来，解决后面两个更为繁复的问题。

    拉动内需与国企脱困，看似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然而在实质上，这两个问题却有着完全一致的指向性。

    这就是采用各方面手段，将暮气沉沉的国有资本分阶段撤出市场，改由更富竞争力的民营资本来充当经济主体，即我们常常提及的“国退民进”。

    资本市场风波谲诈，一招不慎便可能身受覆顶之灾，国有资本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尽管其有着雄厚的实力，但庞大的躯壳也意味着转身的艰难，即便有望获得胜利，也难免在过程中伤痕累累。

    由此，让竞争力更强，操作更灵活的民营资本去适应国际市场的新规则，无异于将“正规军”从战场中抽出，改由“游击队”来负责将战争进行到底。那么，这样的战略，究竟收到了怎样的战果呢？

    3.3：规则的牺牲品

    即使以今日之眼光来看待，十年前那场“国退民进”的变革的力度之大，也足以令我们感喟。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直到2003年这场运动进入尾声，在全部四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有企业的户数，从23.8万户直落至15万户，这也就意味着，足足有四成的国有企业，就此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些消失的国有企业并没有简单地走向死亡，而是通过这场“国退民进”的运动，成功地转型为民营企业，而根据调查显示，有超过25%的民营企业，正是由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而来。

    当灵活多变的民营资本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之后，其灵活多变的特性、充满活力的品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得以显露出来。

    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的口号，正是在此时被喊响，而事实上，开始于98年的“中国制造”故事，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正式发威，每一个动作都折射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奇光芒。

    从一系列数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神话的轮廓所在，根据初步的统计，在可查的650类商品中，我国已有上百种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名列首位，这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世界第四大生产国的头衔，更为GDP增长提供了接近40%的贡献，更令国人荣耀的是，一批名声显赫的民营企业乘此而崛起，大有俨然一路诸侯的势头。

    看上去，以制造业为手段的“民资游击队”，似乎已经在入关之后站稳了脚跟，逐步适应了新规则，并呈现出活力四射的面貌来。

    事实果真如此美好吗？

    我们果真适应了规则，在全球经济中步步为营，以至于分疆裂土了吗？

    恐怕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至少在我们在08年经济危机中所显露出来的问题，就足以证明我们对于规则的理解，还停留在一个相当肤浅的层面上。

    当我们自感对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已经适应，甚至于可以巧妙地利用之，而自感得计的时候。当我们满足于世界工厂的美誉时，当我们为初步步入工业社会而兴奋不已时，其实已经标志着我们在规则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在所谓的规则下，中国经济正遭受着一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厄运。

    所谓的世界工厂，说白了其实是个贬义色彩极浓的词汇，假如我们对现代工业的流程稍有了解，就足以知道在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制造、顾客确认、品牌建设、终端渠道这六大环节中，价值最低，效益最差的便是生产环节。

    我们付出了最辛苦的劳动，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消耗着我们的资源，污染着我们的环境，所得到的收益却是最少的，按这样的情形来看，当我们的民营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越是“风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吃着越大的亏。

    同时，在我们被称为“世界工厂”的美誉背后，却埋下了消费品生产严重过剩的隐患。

    在全国纳入监控的650类商品中，其中有620类商品出现了生产过程的局面，而我国民众的收入却得不到及时提高；于是当过剩的生产，没有得到相应的需求保障时，这些商品就必须依靠国外的市场，而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经济严重依靠国际市场的消费。

    当我们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时，国外市场却表现出消费过剩，当这两种“过剩”的情形相互遭遇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看似平衡的局面，然而这种平衡却是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付出与收益严重不符的代价来实现的。于是，当国际经济出现动荡的时候，中国的实体经济遭到最严重的损伤，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3.4：规则的真正含义

    当我们自以为适应了规则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规则的牺牲品。

    假如我们对童年游戏还存在着记忆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地理解这样的情形。

    在孩子们的恶作剧式的游戏中，大孩子总是规则的制定者，即我们所说的“出主意的人”，而相对老实的孩子、年岁较小的孩子则永远是规则的履行者，实际活动的执行者。

    小孩子去做事，大孩子坐享其成，取经我来，背黑锅你去，这其实才是规则的真正含义。

    从本质上讲，游戏规则就是一个遵守者与服从者被损害的过程。

    按照许多专家学者的说法，规则不是用来遵守的，而是被应用的。然而我们要说的是，真正的赢家绝不会是一个规则的应用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

    正是在对现有规则的盲目服从，对现有规则挖空心思的运用下，我们的经济遭受着侮辱与损害，而真正的得利者则一面在发出“中国经济威胁”的论调，一面享受着“中国制造”带来的好处，一面将收益纳入囊中，一面将危机转嫁过来。

    在与这些“得便宜卖乖”的规则制定者的博弈中，我们茫然无知地表现着自己的轻信和稚嫩，展示出一副令人悲凉又无可奈何的景象。

    或许在10年之前，“应用规则”的说法还对我们有利，但放眼2020，这痒的说法早已落伍，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

    或许在2020年到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以重新的视角来考量中国，不过，也许只有身处其中的我们才会明白，在这场以规则为纠缠核心的游戏中，我们所经历的艰难、痛苦、与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