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制度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经济主体实现自我经营，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商业游戏，而当国家将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经营者绝难匹敌的。
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主题介绍：老生常谈的制度话题——“国退民进”中的悲剧——政商博弈学
4.1：老生常谈的制度话题
从历史到现实，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有关制度的探讨。
在中国，以利益为导向的新制度，与以政治为导向的旧制度，究竟还会发生怎样的纠缠？
这其实是一个已经被无数人论证过，近乎于老生常谈般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还在谈论老问题，原因就在于国家商业主义始终存在着，并且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面貌。
事实上，国家商业主义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
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我们过去所实行的国有产权制度，都意味着一种国家干预与调节社会经济行为，而就现实来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必然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干涉与调控，这既是国家与生俱来的只能，也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
假如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国家商业主义并非新生事物；由国家出面积极参与、调控商品、货币活动，并配合以其他政策性手段，在最大限度内谋求政治、经济上的利益，这一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长达2000年之久。即使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仍然是经济学中的主流论述，原因就在于其的确存在着合理的地方。
当国家对市场法则善加利用的时候，当国家对经济规律熟练掌握的时候，当国家积极参与、调控商品、货币经济运动的时候，当国家着眼于未来，积极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的时候，其对国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对恶性竞争与资本过分膨胀的抑制作用，对私营经济的扶植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除此之外，国家商业主义的存在，更可以直接为政府创造巨大的财政收入，尽快达到“国民皆富”的终极目标。
然而，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国家商业主义的大行其道，同样存在着两极的影响。
尽管国家干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当国家以经营者的面目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的时候，其旨在争夺利益的目的性就变得明显起来，而除了资本之外，国家手中更具有普通民间经营者所不具备的条件——政治权力。
毫无疑问的是，以市场制度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经济主体实现自我经营，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商业游戏，而当国家将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经营者绝难匹敌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产权明晰的过程中，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之间产生思路分歧的时候，政商博弈的结果往往以企业快速衰败告罄。
在宏观调控的大格局中，当民营企业尝试着进军重工行业与垄断性领域时，往往在经营上有所斩获，却不得不面对政策上的风险因素，由于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在每一轮的宏观调控中，在接受政策重点治理的领域里，许多民营企业纷纷折戟沉沙，其中甚至不乏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
4.2：“国退民进”中的悲剧
当时间行至2002年的时候，中央所实施的“国退民进”战略已经运行了4年之久，有足足四成以上的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要么消失，要么转变了产权属性。其力度不可谓不大，由此为中国经济带来的新鲜活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就在中国经济以蓬勃之势前行的时候，在中国企业界内，却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悲剧，正是这些悲剧的出现，才令我们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变化心存疑虑。
在“国退民进”的浪潮中，由于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分野，以及产权明晰过程中的政商博弈，使得本应当在市场竞争领域中焕发更大生机的民营企业，就此出现了种种致命的危机。
最令人心惊的悲剧发生在名噪一时的健力宝，直到1998年的时候，无论从产量、产值还是利税方面，它都仍然在中国的饮料行业中稳居龙头，可是不为人所知的是，其掌门人李经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已经因为产权的分歧而势如水火了。
在国退民进的大前提下，将健力宝出售给民营资本，几乎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地政府对于出售的态度——可以卖给任何人，唯独不能卖给李经纬。
就这样，在2002年1月15日，当地政府单方面做出决定，用3.38亿元将健力宝75%的股份转让出去，而根据统计，当时健力宝的总资产高达35亿元，仅其账面价值就有6.5亿元之巨。
据说在签约转让当天，李经纬于会场之上“含泪望天，一言不发”，几乎令所有人为之动容。
转让后的健力宝很快陷入了经营决策失误的局面，在2004年甚至一度濒临破产，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沦为二流企业的健力宝再度被转让给台湾统一集团，不仅昔日的风光不在，甚至于我们只能在回忆里找到这个名字。
相似的悲剧发生在2002年3月11日，这一次的主角是华晨汽车。
与健力宝情况不同的是，酿成华晨汽车悲剧的原因在于地方利益竞争，在华晨汽车的战略规划中，企业必须扩大到其他地区，以全国性布局来形成产业优势。
然而，在区域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各地区无不希望将资源、企业牢牢控制住，地区与地区间则抱着浓厚的敌意，于是，当华晨汽车希望将新项目投放到浙江宁波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当华晨汽车所在的辽宁省意识到华晨的“离家出走”势头后，华晨汽车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地区之间的利益争夺战中，而这一次政商博弈的结局则是：不仅华晨的战略规划成为泡影，其整个企业也都被一次性地划归到辽宁政府名下。
4年后，原本仅年利润就可达18亿元的华晨，已经沦落到亏损4亿之巨的地步，甚至于连工厂生产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除此之外，广东科龙电器、春兰空调集团等一大批企业，也纷纷在政商博弈之中损失惨重，这些在市场竞争中辉煌一时的企业，却在错综复杂的体制纠缠中举步维艰，甚至于血流成河。
这样的故事在过去的10年中不断发生，我们所知所言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而在多如牛毛的失败性案例中，关于政商博弈的现象实在过于频繁，从而留给我们无尽的唏嘘、感叹以及亟需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何以有如此多的企业陷入新旧经济制度的纠缠中？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何以应对这一情况？
4.3：政商博弈学
在旷日持久的政商博弈之中，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不言而喻，在两种制度的纠缠中，我们的民营企业为此付出了颇为沉重的代价。
受制于我们悠久的国家商业主义传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并不会如某些专家预测的那样分离开来，必定会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
正是由于这种特征的存在，使得我们的企业家必须在经营之外，掌握一种政治上的敏锐洞察力与素养。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西村的掌门人吴仁宝，在他担任村支书的48年时间里，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是读报与看电视新闻，借此来把握政治形势的脉搏。于是我们看到，在长达48年的时间里，华西村几乎成为了每一个时期的先进典型，由此带来的是几何数级的财富增长。
在许多关键的时刻，企业家的这种洞察力，是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我们看到，10年来许多引人注目的企业家，无不在商业上展现出惊人的才华，然而却在政商博弈之中处理失当，将企业拖入坠落的深渊。
作为在错综复杂的体制纠缠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家，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做出了这样的断言：
“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当一个企业家做出这样的论断时，不能不令我们哑然，这既是杜鹃啼血般的无奈心声，也是夹缝求生的真实写照，从“国退民进”的政策实施以来，迄于今天为止，差不多十年有余时间，这十年，堪称中国企业家最惊险的十年。
在下一个十年里，出于国家商业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制度将会很难脱离计划经济制度之外并存，由此，政策上的小小变化，对于民营经济的影响仍然举足轻重，无论是未来的创业者也好，现存的经营者也罢，都必须在纯粹的商业思维之外，学会分析商业环境的能力，领悟到“政商博弈学”的精髓所在。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数年里，以垄断性行业为中心，资本的重组活动必将屡次发生，当国家致力于国有资本的重组活动时，我们需要做的唯有慎之又慎。
毕竟，除了商业挑战之外，我们需要面对的还有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