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说，中国现代史上，有三次对人的发现：

    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茅盾对“人的发现”的论述，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论述，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以及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相关论述等都是基于对我国传统社会、人生、现实非人状况(不公正、冷酷、虚伪、隔膜)之揭示；

    第二次人的发现贯穿于二十到四十年代，发现人的解放必须基于阶级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鲁迅、瞿秋白、巴金、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一直到文革的浩然、姚雪垠等，如此果决地重视阶级与社会的解放，以至于到极端执行者那里个体人的幸福、快乐与自由就成了无关要紧的事情；

    第三次人的发现是文革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人实在性的重新发现，这时候主要发现了人的丰富性和多重性。刘再复说，这三次人的发现是从非人到人，从人到非人，又从非人到人的过程。(1)

    这三次人的发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注重理性，表达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怀疑、批判、推理、人性的精神意向。一直到当代，“五四”传统最普遍强调的概念是人性，这一概念虽然文革时候遭到践踏，但践踏它的也只不过是人性。李泽厚说，“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神性，也不能是官能满足的兽性，他是感性中有理性，个性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2)“五四”以来对人性的解释一直是源流不清，内涵模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前三次人的发现虽说是理性的，但不是真实意义上学理性的，而是经验性的、感受性的、揭示性的和模糊的。

    与前三次人的发现贯通着，成为前三次人的发现与第四次人的发现之间漫长过渡的，是“五四”文学传统的重要一脉：自由主义。由于各种现实原因，自由主义总是不能发出客观真实的和持久的声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无论哪个阶段，展开讨论或深入思考自由主义的文化要素和现实诉求都是拦阻过大于本身力量的。这一文化脉相一直显弱，但还是要提及。胡适说，“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尊重自由”(3)，朱光潜说，“我在文艺的领域维护自由主义，”因为“这自由性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尊严”(4)。胡秋原认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5)顾准在更困难的时代坚持争取自由的权利，述说可能自由的话语。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把自由的人生内涵、文化内涵美学化了。就其本质而言，一方面，这种美学化显然是对发现人和发展人的一种坚持，但更重要的一方面，给明眼人一看，这恰恰是一种放弃。中国历史上追求理想愿望屡屡受挫多遭打压之后，基本上都退让，转换，转向所谓艺术追求，求正事而不能，蛰而求艺术，求美；说正事而不能，蛰而说美，只能说美。这种情况中，当事人是在坚守本来的理念，很辛苦，但就本来所说的正题而言，你的言说实际上已经到正题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