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越发重要。新时期文学客观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与变迁。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艺术上并不精致的小说，在当时却引起了轰动效应。小说的外在结构带有典型的“文革模式”——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正确路线或英雄人物必胜的预设结局等，无不带有“文革”深深的时代烙印，然而，小说的主题却由文革的“革命”主题转换或置换为“启蒙”的主题，并不自觉地接续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小说以三个学生对西方小说的不同态度隐喻了他们对知识的信仰，在前苏联和中国大陆文革前都受到极高的评价，深受青少年喜爱，而在文革后期，三个学生的解读却发生了巨大的反差，作者将《牛蛇》作为划分知识等级的标准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宋宝琦因为无知在书上乱抹乱划，一贯自认是最革命最正确的学生谢慧敏认为是黄书，让张老师更加痛心。他觉得宋宝琦的愚昧无知并不可怕，令他担忧恐惧的是谢慧敏的反知识性的革命信仰，他们都是受“四人帮”毒害的学生，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张老师在结尾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与鲁迅在中“救救孩子”的呼喊遥相呼应，但由于历史文化情境的不同，影响也有较大的不同。小说的情感基调是明朗的，因为张老师还有石红那样的学生干部和大多数学生的支持，张老师肩负的使命和启蒙的艰巨性与鲁迅所处的时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以至于在小说中张老师的呐喊显得有点矫情和夸张，不了解文革历史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张老师那份深深的忧虑。当然换一个角度的话，我们能否将张老师的呐喊当成“文革”当事人对“文革”记忆的延展，它能激发读者对“文革”不忍回顾的那段历史的曲折的想象。或许作者当初设计这样一个叙事结构只是因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势，但可否认为在某些“文革”亲历者的潜意识中“文革”的政治历史文化情境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有着某种暗合或类似？关于这一点，作者从未做过任何解释。《班主任》以“文革”的叙事模式试探性讲述了一个“反文革”的故事，它悄悄地掀开了伤痕文学盖头的一角，张法认为《班主任》自身没有成为伤痕文学，原因是谢慧敏只是一个心灵扭曲者，而王晓华才是灵与肉的全面受难者，这里有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王晓华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她本人具有一定的自省能力，她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伤害有着主体意识的自觉，而谢慧敏则不同，“文革”革命信仰对她来说就是一切价值准则，拯救一个没有自我反思能力和意愿的谢慧敏，任务何等艰巨啊！启蒙一个愚昧无知的宋宝琦并不难，难的是改造一个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谢慧敏，其难度恐怕不亚于启蒙鲁迅笔下的“华老栓”。从这个层面分析的话，《班主任》的历史意义和它对文革灾难的深刻揭露要更深刻。刘心武在此文中率先指出了学生的教育问题，较早地关注到未来人类的成长与发展问题，而且将重心放在学生心智健全与人格完善上，这一主题上的深化奠定了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也把刘心武的《班主任》当作“伤痕文学”的宣言，称他“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1)认为他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小说“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2)伤痕文学的发生是一种民间的、自发的行为，是文革当事人对自己曾经历的文革伤痛的揭示，是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发现，伤痕文学作家用个体的自传性记忆改造、充实、丰富了历史记忆，但伤痕文学的发展繁荣却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某些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关系密切。
“伤痕文学”并不是作家们自己的命名，而是评论者对作品的形象概括，对于伤痕文学的争论始终存在。1979年6月号的《河北文艺》上发表了李剑的《歌德与“缺德”》，对伤痕文学做了不合适宜的批判，而且沿用了文革期间的“大批判形式”，颇有文革余韵，文章把写“伤痕”、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阴暗面斥责为“缺德”，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歌德，如果不“歌德”就是“缺德”，就是“怀着阶级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章引起文艺界的争论，有赞成李剑观点的，也有反驳的，反驳的文章也不乏大字报风格的甚至有带政治帽子的。这一事件的最后平息有赖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所做的批示，胡耀邦一直努力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评论。1980年，李剑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他发表于《湛江文艺》1980年第6期的小说《醉入花丛》，用女红卫兵叶丽的悲惨人生和茫然无助来表达自己对于文革的反思。小说发表后，上海、北京文艺界对之大加挞伐，1981年第19期的《中国青年》发表署名“华铭”的评论文章《评〈醉入花丛〉》，以说理的方式对李剑的小说进行了理性的批评。当年10月13日，胡耀邦对该评论作出批示，倡导“恰如其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艺批评风气”，即要在文艺界倡导民主的文学批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胡耀邦的这两次批示对新时期重建民主的文艺批评至关重要，民主的、说理的学术氛围的形成与胡耀邦同志的倡导关系密切。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政治权力和文学精神互为声援的局面对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和繁荣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局面是短暂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恢复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逐渐在创作中回归，文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去，随后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文学现象就是作家们对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的热情讴歌和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的表现。而反思文学却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暗示或默许下形成为思潮的，寻根更是先有理论倡导，而后有创作实绩的。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部分作品直接反映十年动乱中的苦难、抗争和各种人物的悲剧命运，主人公几乎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施害者自然是极“左”的政治路线和势力，或者是那些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被当作清算对象，这种声讨与控诉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感伤情调，有时甚至充满愤怒。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那么多文艺作品表现个人在社会上所受到的摧残和迫害，以至于有人说伤痕文学的出现结束了建国以来文学“非人”的历史，(这里的人指的是个体的人)唤醒了人们对灾难的记忆，以及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伤痕文学艺术上的粗糙、直露，思想批判上的感性层面，及其对受难者受难原因阐释的简单化等，都限制了它的文学成就，致使许多作品写到了人而未触及到人性的纵深处，当然，对一些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清算“四人帮”的主流政治和时代精神的影响，有些作品潜藏在悲情故事下的思想文化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和解读，比如郑义的就触及到了当代红色教育的负面作用，及其对青年身心的伤害，激进政治如何扼杀青年纯洁美好的爱情，剿杀他们单纯质朴的人性，以暴力的方式剥夺了他们生存和思考的权利，走向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反面。中的王晓华在母亲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之间作出了坚定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盲目轻信，或者说极左思潮的毒害，一方面是由于她人性中趋利避害(自私、功利)的意识在起作用。今天看来，小说所揭示的王晓华人性被严重扭曲变形的心灵故事比小说外在的政治历史批判结构模式更有意义。
文革把党、国家、社会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个人和亲情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为党和国家的利益是大公大义，这种大公发展到极致就会成为一种绝对的自私，个体正常的生命状态被忽略，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性范畴，甚至带有某些本能和动物性的特征，人亲近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自己身边的人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而在中，王晓华与母亲划清界限是由于党组织找她谈了话，而她与母亲断绝关系不仅没有经历什么痛苦的思想斗争，而且对母亲深恶痛绝，毅然决然地上山下乡，母亲的亲情与偶像崇拜和政治信仰对弈时竟显得那样不堪一击。王晓华亲情的回复也不是人性光芒返照，而是母亲政治上的解放——平反，因为母亲的平反，王晓华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获得了从前不敢爱的恋人，也获得了母亲。饶有意味的是亲情的失去与回归都是政治这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而个人是那样无力，甚至个人并没有任何的主观意愿，更谈不上现实努力。而在声讨“四人帮”给人们造成的肉体和心灵的创伤时，我们的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文革”和“四人帮”，而较少有人去思索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文化形态造就了“四人帮”，在那场浩劫中，每一个当事人都直接参与或客观上助长了那股逆流的泛滥，每一个当事人是否都该为那场灾难及其带给我们的创伤负责呢？
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王晓华最终没能跟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母亲含恨而去，王晓华的心灵深处也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小说外在结构是“反文革”的，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个人命运的小故事，尽管它是由政治历史文化的大故事转化而来的，个人的身心痛苦开始被关注，个人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如果说《班主任》从谢慧敏和宋宝琦切入了“民族”伤痕，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启蒙主题的话，那就是从王晓华母女的个人化的悲剧故事来切入民族伤痕的，不经意间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人的主题。所以，这两篇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是当之无愧的。
尽管两篇小说都在新时期引起过轰动效应，但二者的出版境遇却有很大不同，对这一问题的追述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关于《班主任》的发表，刘心武说是投稿；而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在30年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班主任》是编辑部向刘心武约的稿。起因是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的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于是，《人民文学》“闻风而动”，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考虑到刘心武比较熟悉学校生活决定向他约的稿。《班主任》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是张光年拍板发表的，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文艺界重要人物也很快站出来支持，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有人写匿名信给“有关部门”，指责《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解冻文学”这一名词在当时意思很不好，因为苏联作家爱伦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所以，如果“伤痕文学”是“解冻文学”的话，就与“修正主义”难脱干系，文革刚刚结束，这个罪名可不算小。)由于《班主任》沿用的是“文革”叙事模式，格调明朗，代表了时代的新声，承载了民间的诉求，所以小说得以顺利发表。1978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
最早发表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后来被《文汇报》总编马达发现，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之后全文整版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小说发表时恰值“两个凡是”盛行，中央文件口口声声“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汇报》发表这篇小说是需要非凡的判断力和魄力的，并最终成为否定文革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这篇小说的政治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它的文学意义。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称之为“一场浩劫”。
早在在《文汇报》发表之前，总编马达就发现了小说描写中有悖常理和人情的地方，比如王晓华下乡9年与家中不通音信，林彪自我爆炸后，恋人小苏提出她母亲可能是受迫害的，王晓华却一口回绝，母亲平反后重病写信渴求与女儿见面，王晓华起初犹豫不决等等，这些都是小说中明显的瑕疵，也是小说无法深入到人性的底部的重要原因。20多年后，马达谈到当时勾起的他对自己文革遭遇的回忆，马达的女儿也曾在文革中被造反派逼迫“与父亲划清界限”，遭到女儿严正拒绝。这与小说的故事情节形成悖论，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入思索。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争论之后，伤痕文学在写作的空间与时间上都得到了拓展，在政治上，伤痕文学以叙述民族苦难的普遍性配合了批判文革、冤假错案的平反及真理问题讨论等，从思想和情感上彻底清算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思潮，对伤痕原因的反思也成为作家们创作的中心，其中主要指向有：一是对制度本身的质问，一是对人性的探索。
从政治文化上说，伤痕文学的兴盛与其叙事策略相关，伤痕文学巧妙地把现存制度与“四人帮”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区别开来，以批判极左路线配合、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这是作家的主观意愿和客观努力，但文学有其内在的叙事逻辑，极左路线与现存制度的形成和运作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对现存制度的质疑，比如徐明旭的小说《调动》(1979)；沙叶新等人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1979)；叶永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1979)、陆剑钊的诗《新军和士兵》(1950)、熊召政的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1980)等；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1978)、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1979)、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1979)等，这些作品在诉说个人与民族不幸和灾难的同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制度本身，涉及深藏在体制之内的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由电影演员张瑜主演的电影《女贼》在国内没有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至今未在国内公映；作家白桦也因《苦恋》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一类型的文艺作品显然不是主流政治所倡导的，文革的灾难，民族的伤痛可以向四人帮和极左路线去追讨，但是“质疑制度本身”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下是不被允许的。
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是普遍的、广泛的，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关系最直接的是三大群体：青年(包括红卫兵和知青)、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以这三大群体为主分别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伤痕文学作品，事实上，工人、农民和其他人群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精神和肉体的戕害，但他们无力书写的自己的灾难和痛苦，而有言说能力的人还在摩挲自己的伤口，无暇为他们代言，所以伤痕文学实际上是上述三种群体的文学，普通大众或者说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工农兵(包括其他边缘性的人群，如小市民等)几乎是缺席的。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写青年的有：郑义的、金河的、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阿蔷的、曹冠龙的《锁》、、《火》三部曲、冯骥才的《铺花的岐路》、胡月伟和杨鑫基的《疯狂的节日》、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写知识分子的有：茹志娟的、肖平的《墓地与鲜花》、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王蒙的、李国文的《月食》、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宗璞的《三生石》等；写老干部的有：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莫应丰的《将军吟》、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涉及其他群体的作品主要有：方之的《内奸》写商人，葛广勇的《解英瑶》写售货员，刘克的写护士，韩少功的《月兰》写农民，孙建忠的《甜甜的刺莓》写少数民族等，这些作品的影响在当时远不如上述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作品。
上述三大群体成为伤痕文学的叙述对象，从文学表现上看，既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回归，也是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反正，承认他们是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的发现”的开端，但这三大群体并不能代表“人”的全部，我们的文学常常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建国后我们的文学“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而此时的工农兵开始被边缘化了，直至新写实小说出现，普通人、小人物成为文学表现的主体，当然，我们不否认十七年与文革期间得以表现的“工农兵”也不是全部或整体。我们的文学总是人为地将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强化“弱势群体”的概念，这实际上是对人的尊严的极大蔑视，暗示人与人精神人格的不平等，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分工确有不同，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权力，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人内在的基本需求，在今天，有意识地强调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对人的另一种形式的歧视。“打工文学”、“80后”本身就是带有倾向性的提法，喜欢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或阶层，然后居高临下地俯视关怀弱势人群，使他们自卑、怯懦，甘于被扶持与救助，从社会层面说，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从文化心理层面来说，这是对人性的别样的“践踏”，等于是承认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用同一个标准衡量人的生命价值，才是对人的最根本的尊重。新时期之前，工农兵是文学的表现对象，知识分子、小工商业者、小市民等被边缘化、被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21世纪以来，人为划分的人群或阶层越来越多，新富阶层、中产阶级、小资、自由职业者、外来务工者或农民工等称谓都是对人的等级划分，而蓝领、白领及后来的金领、粉领等阶层则带有强烈的“类种族歧视”的性质，我们的文学表现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助长了这种恶习的泛滥。
伤痕文学是文革十年浩劫中受伤甚至身心致残的人用自己的舌头舔舐伤口、用自己“残损的手掌”抚摸伤痕的作品，虽然有其历史和美学上的局限性，但却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情感经历和内心伤痛，为未来的历史社会和文学提供了独特的精神财富，它的文学史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伤痕文学在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造就的民族创伤与国家苦难的同时，也有部分作家对文革及其之前的历史进行了追溯与反思，探求文革和极左路线产生的政治历史文化渊源，这类文学后来被称作“反思文学”。其实，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的产生并不是历时性的，它们具有共时性和交叉性的特征，也有文学史家建议将之作为同一种文学思潮对待，也不无道理。
当然，伤痕文学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其原因之一在于很多伤痕文学作家社会意识强于艺术创造力，他们善于捕捉时代的敏感问题，但当社会矛盾中心发生重大转移时，就可能无所适从，在1990年代文学意识多元、读者的审美趣味日趋多变的时代，许多伤痕文学作家的艺术生命力呈现出了枯竭之势。旷新年将“新时期文学”统称为“伤痕文学”，因为整个“新时期文学”都是将“当代文学”自觉地作为自己否定和消解的对象的，从“伤痕文学”到“个人化写作”以至“日常生活”叙事，都离不开“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构成了整个“新时期文学”写作的传统和背景。换句话说，“文革”影响着新时期文学30年来的内在精神和叙事冲动。离开“文革”的参照，新时期文学的许多现象就很难解释。
反思文学对人的书写不再以知识分子、知青和老干部为主体，而是将视角触及到更广泛的人群、更基本的生存层面和更隐秘的灵魂深处。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79)和古华的(1981)不仅对社会、历史或政治等问题进行了痛切的反思，而且揭示了中国普通农民在“文革”或极左政治下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心灵痛楚。《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回顾了合作化以来，四川贫穷山村葫芦坝农民许茂一家曲折艰难的生存境遇，表现了“文革”后期普通农民的现实生存状态。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的内心都烙下了深深的伤痕，许茂也由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转变成一个自私孤僻、冷漠木然的人，连女儿女婿的痛苦能因怕受牵连而不闻不问。他的四女儿许秀云是作家倾心打造的富有中国传统美德的理想的农村女性形象，她不仅善良温和，而且意志坚定、具有叛逆精神、敢于追求理想和幸福，在她的身上寄托了作家对女性的美好想象。小说中的金东水也是一个品质优秀、百折不饶、坚忍不拔的硬汉形象。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但他们对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却从未动摇过。小说着重关注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生存意志，他们都是“被迫害者”或“被损害者”，也是民族的希望。也是反思文学的优秀之作，古华对人物命运和人性变异的表现更为深刻悲悯，甚至涉及到了左倾思潮给“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带来的内心痛楚和深重灾难，他们又何尝不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心灵的创伤是否该得到同情，又由谁来抚慰他们的伤口？这是与同时期作品相比难能可贵的地方。
反思文学对人的发现还体现在对“人道主义”的刻意彰显、婚恋主题的开掘及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赞颂上。谌容的中篇小说(1980年1月)被称为人道主义的宣言，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利，作者通过陆文婷夫妇的生存境遇呼吁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时指出他们的生存状况及价值实现与我们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样便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从而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性，成为当时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一篇佳作。但是，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不同的是，这里谌容关注的“人”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即主人公代表了整个中年知识分子阶层。
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爱情的位置，呼吁婚姻选择的自由，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路遥的、郑义的《老井》等几乎都是将爱情放在讴歌“善”或抨击“恶”的道德层面上进行描写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对“爱情”本身进行了反复的诘问与思考，这种深层思考大多源自于女性作家的切身体验或深切感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偏僻山村中普通农妇和她的两个女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情遭遇，揭示了封建意识如何凭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贫困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继续吞噬着年轻的生命，扭曲着正常的人性，压抑着美好的感情，小说中明显充溢着对自由爱情的呼唤和对婚姻自主的热切渴望。当母亲菱花听到二女儿荒妹喊出“你把女儿当东西买呀”时，菱花震惊了，这不正是当年土改时自己对母亲说过的话吗？20多年后，女儿也发出如是之呐喊，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这个曾经为爱情幸福勇敢抗争过的女性，如今却成为包办买卖婚姻的捍卫者。菱花的痛苦和悲剧感远远超越了以前纯粹描写文革伤痕的作品，虽然小说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富民政策，但菱花的悲剧感和大女儿存妮那由性而爱的爱情悲剧却使小说散发出永久的人性光芒。存妮和小豹子这两个未婚男女因生命本能的需要和青春的萌动而结合，并进而在共同的生产劳动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没有婚姻保证的性爱是不为乡村伦理所接受的，被捉奸后，存妮羞愧难当自杀身亡，小豹子被以强奸罪法办，荒妹从此不再与男性说话，不肯正眼看男性青年，当爱情来临时，她竟然感到莫名的羞辱与自责。小说中提出的社会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作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又面临着新的挑战，爱情和婚姻自由真的能随着党的富民政策和温饱问题的解决而到来吗？中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在21世纪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1980年前后，这个难题还是在爱情层面展开讨论，如今婚姻似乎也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于是婚前协议成为时尚人士的选择。近30年来，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确定高加林和刘巧珍在一起就会幸福，但高加林的爱情选择真的对吗？这一人性的拷问还在烤炙、焦灼着人们躁动不安的心。《老井》中，孙旺泉的爱情选择少了“个体”性，多了几分义务责任和沉重无奈，作者把爱情的位置排在了亲情、责任之后，这既有文革的余韵，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而赵巧英也更具有现代意识和独立意识，与恋人在生死关头做了一次夫妻，婚姻与恋情(私奔)绝望后，她选择了离去，看似潇洒，实则苦涩。作者写出了那个时代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也许我们不必担忧赵巧英出走以后怎么办，但爱情呢？这些作品中爱情的阻力大多源自于外部世界，当然，高加林的选择也有他个人人性深处的原因，比如喜新厌旧，爱慕虚荣，等级观念等。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张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叙述的，更适宜表现女性内心的情感波澜，故事以“我”的叙述和母亲钟雨的日记交错展开，从个体的角度，从个人经历遭遇和现身说法中来表现婚姻悲剧，呼吁爱情位置。钟雨半生守候着一份柏拉图式的爱情，女儿不愿要没有爱情的婚姻，希望独身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息，它意味着除了泛泛的爱情肯定外，作家的个性正在觉醒，对个体的生存价值，情感要求的呼吁和追寻，意味着新时期文学正从朦胧、混沌中一步步向人、向生命本真逼近。尽管这篇小说尚未涉及人的本能——性，也许在作者看来，钟雨最大的问题是爱情，婚姻和性会随着爱情的实现而自动解决，性与爱的矛盾冲突还没有进入那时文学的表现空间。
反思文学在对人的各种社会属性进行思考的同时，经历了对个人权力、力量甚至生命极端无视的“文革”的作家们把目光投放在对个体“人”的生命力量的肯定和赞颂上，因此塑造出一批被称为“硬汉子”的人物形象，如《迷人的海》(邓刚)中的“老海碰子”、《北方的河》(张承志)中沉默、冷峻的“他”、《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中的曹铁强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人”在面对自然、社会、历史时保持着自觉的、能动的思考，并与所处的逆境做着顽强的抗争。在这样的主人公身上，体现着闪光的生命力量和英雄主义精神；阅读这类作品，往往能够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情感震撼和精神升华。
邓刚的《迷人的海》写出了大海的神秘莫测、变幻无穷、凶猛狂暴和自由不羁，作为海之子的大小海碰子身上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险、勇于征服的意志、精神和力量，既是大海的性格，又是人的生命本性，人的精神与海的性格合而为一，人与海融为一体。大小海碰子们腾波踏浪，从强有力的大海里汲取了无穷的力量，燃烧起征服大海的强烈欲望，即使刚摆脱惊涛恶浪的撕扯，又遭到鲨鱼的袭击，也浇不灭、吞不掉他们寻找神物的信心和意志。小说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智力和顽强的意志力。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则把人带入北方大地喧嚣轰鸣、纵横蜿蜒的河流之中。他笔下的“黄河之子”纵身扑向燃烧着、蒸腾着、旋转着、跳跃着、怒吼着的黄河，那位搞摄影的姑娘将它定格为一幅动人的画面：
一条落满红霞的喧嚣大河正汹涌着棱角鲜明的大浪。在构图的中央，一个半裸着的宽肩膀男人正张开双臂朝着莽莽的巨川奔去。
“他”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他们勇于探索，百折不挠，在被意识形态抛弃之后，在失去“父亲”之后，仍然在执著地追寻着人生的意义。黄河是宽厚的、包容的、勇于承担的，他的心胸、意志就像黄河——他精神上的父亲，虽然他从未打过人，但他仍然愿意为那12岁就失去父亲的女孩承担责任，做她可以依靠的岩石。北方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国人生命形式的象征，它有历史的厚重，自然而平和，即使支离破碎，依然顽强地显示着它的美丽和希望，犹如那代人充满缺憾的人生。历史的发展也像北方的河一样蜿蜒曲折、泥沙俱下。
“他”为自己确立的一个目标——考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生，为此他放弃了北京市政府机关的工作机会，放弃了曾经心仪的姑娘；为此他刻苦补习，挑战身体和疾病的极限；为此他不惜托关系找门路。他那种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是黄河父亲给予的生命启示，当一代青年的生命历程出现波折时，当他们失去精神上的父亲时，是自然之父给了他们开拓进取的启示和力量。横渡黄河就是对人身体极限的一种挑战，征服自然只是人类征服世界的第一步，这是1980年代前后对爱、对原始生命力独特的歌咏方式，“他”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确证，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征服者，大自然唤醒了他像岩石一样坚硬剽悍的生命意志和强烈的征服世界的欲望，他甘做黄河之子，他有着黄河的个性。作者用额尔齐斯河、黄河、湟水、黑龙江等北方的河来象征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性格，犹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灵魂一样，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正是由这些岩石一样强悍的男人和河流一样坚韧的女人共同铸造的。作者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寻找民族之根，重塑民族灵魂的神圣职责，承续了五四以来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可见，寻根文学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某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或人文知识分子的突发奇想，在新时期的文学实践中，不断有作家在探索、在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