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谷公然索贿、种放以隐求名，无论成功与否，他们在新官“三把火”的时候有个共同特点，即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也就是说他们释放出的信息、打造的自身形象直接影响到了日后的仕途。新官上任头三年磨勘的日子中，除了学习官场规则和建立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学习打造自己的形象，若能引起上级的注意，那便安好。进入仕途内并不代表一劳永逸，每年有致仕的，亦有新官加入，形成了一个新陈代谢的循环机制，造成竞争不断地加剧。磨勘形象与印象大不相同，恰因外在的或内在的形象支撑了他人对你的印象。主官聚会谈论起新来的进士们，某某内敛、某某稳重、某某嘴上没把门的云云，他们根据什么评价这些新科进士？无疑是新人们各自展示出的形象给了领导们一种印象的表述。宋神宗时皇家歌舞团里有个叫王迥的，人品轻狎，能力一般，但长得帅气逼人，有首歌唱的“奇俊王家郎”就是他。宰相蔡确举荐他为监司（纪检官员），神宗急忙问，你举荐的人是“奇俊王家郎”吧？是的话，朕准了。宋神宗很快地答应了蔡确，因为他对王迥的印象很好，花瓶的作用就是用来装点门面。无独有偶，到了哲宗时，蔡确举荐了当时博学有名的袁应中。这人学问没得说，只是长得太难看，肩胛畸形，面多黑子，给人的感觉是他除了好事之外什么都干得出来。哲宗一瞅，太寒碜了，下去吧！袁应中愕然而退（《萍洲可谈》）。同样是举荐，王迥与袁应中仕途相去甚远，一个在仕途游刃有余，另一个可能一辈子难以入仕，原因是表现于外在的形象给了皇帝不同的印象。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甲子科，福建晋江人曾公亮考中了进士甲科。这一届的科举状元本该是宋祁的，代替宋仁宗执政的彰献太后以“不欲以弟先兄”为由，乃擢宋庠为第一名，宋祁居第十名，因此兄弟两人有了“双状元”之称。叶清臣考中榜眼，他是宋代著名史料《石林燕语》笔记作者叶梦得的曾叔祖。探花是苏州人郑戬。其他进士有曾公亮、余靖、胡宿、苏涣（苏轼伯父）、程浚（苏轼舅父）等人，其中官位做到宰相的大有人在，福建晋江人曾公亮值得一说。
时年二十六岁的曾公亮下了地方磨勘，做两浙路越州会稽县的知事（今浙江省绍兴市）。上任伊始曾公亮表现出了要大干一场的政治决心，“初试吏，即能听决狱讼”。刚一上来曾公亮就能独立断案，这对新科进士诚然不易，要知道圣贤书有“隐恶扬善”的缺点，教学生们的那套理论与实际相去甚远。年纪轻轻的县太爷对民间案情的逻辑、是非、利益看得颇为透彻，这点值得称道。诸多县太爷喜欢坐在大堂，周围接触的不过三五衙吏，久而久之与民间现实脱了节，从而有了那些哭笑不得的故事。对现实能有清醒的认识难能可贵，何况独立断案。譬如《鹤林玉露》载，国子监将士余曩经常行走于王侯将相之门，对市井一点儿不了解，于是闹出了笑话。有次余曩买了一担柴，花了个天价，六百贯，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贵的一担柴了，吏员们大感震惊。故事的结尾，作者罗大经发表了感慨，“窃叹士大夫所见不如此卒多矣”，像这种士大夫，除了咬文嚼字，不事生产，不如寻常衙役的委实是太多了。
曾公亮独立断案的政治才能达到了“吏莫能欺”的程度，树立了精明能干的县长形象。不仅如此，曾公亮勤政爱民的一面尤为突出。当地农民依靠鉴湖灌溉农田，然而鉴湖经常水满则溢，淹没大量禾田，给老百姓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针对这一现象，曾公亮着手治理，组织人力物力在鉴湖附近的曹娥江堤修筑了“斗门”，其作用是“泄湖水入江”，由江引入东海。如此一来，水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民受其利。
曾公亮不断表现着积极向上的热忱，尽了地方官的责任，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平步青云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节骨眼上曾公亮犯事了，成了他一生的政治污点。《宋史》载曾公亮做会稽知县时，“坐父买田境中”，发生了“强买民田”的事情。曾肇（曾巩异母弟）著《曾太师公亮行状》对此事的记载与《宋史》大致相同，会稽任内强买民田铁证如山。《宋史》说是曾公亮的父亲干的，《曾太师公亮行状》说是曾公亮的亲戚干的，说明强买民田的并非曾公亮本人，属于官员家属犯错误。不管谁干的，总之曾公亮受到了牵连，“谪监湖州酒”，贬谪到了湖州监湖州酒务，未免令人扼腕叹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转瞬即逝。组织上有心提拔，碍于此事的影响，只能等待了。数年后曾公亮才进入京城，入中央任国子监直将，皇三年（1051年）升翰林学士，距离强买民田案已过了二十四五年，可谓影响深远。
仕途“开门红”阶段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强买民田案，对曾公亮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让他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如果没有这件事，以他的政绩应该很快晋升成为州、府的主管，而后调入朝廷再混几年，复制寇准三十三岁为相的神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后院失火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朝廷官员，很多人身正不怕影儿斜，叵耐祸起萧墙，被人抓到把柄，那么仅剩下两条路可走了，要么死得憋屈，要么死得壮烈。再多的政绩与道德的污点在中国官场难以达到平衡。就好像一个坏人干了一辈子恶事临死前做了件好事，人们会说良心发现浪子回头，反之，一个好人干了一辈子善事临死前做了件恶事，我们说他晚节不保，与“贞女失节不如老妓从良”的道理相同。
后院起火是极为严重而且难以解决的政治荆棘，有太多的官员败在了这点上。官员本人清正廉洁，保不齐家属不拿钱，教育好了家属，保证不了门客幕僚不犯错。期望所有官员都像包拯遗言中说的“后世子孙有当官的，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后不得葬于祖坟中。不从吾志，非我子孙”，那也不现实，更不可能。家属问题值得每位官员重视，本人可以抵御糖衣炮弹的进攻，难保家属、门客、幕僚也可以，到时候他们所作所为的恶劣影响，朝廷及民间会一并算在你头上，由你的仕途埋单。
曾公亮任翰林学士后仕途晋升明显加快，宋仁宗嘉元年（1056年）为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共同主持朝政。宋神宗时期以仁宗朝老宰相的身份鼎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召王安石犹豫不决时问他，王安石历经两朝，今以有病为由累召不起，是真有病在身还是有所要求？曾公亮说，一定有病在身，要不然不能不来京城。另一位宰相吴奎说得更直接，王安石与韩琦有隙，所以才不肯入朝。我与王安石在群牧司共事过，王安石刚愎自用，所论阔迂。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曾公亮力挺道，王安石宰相之才，吴奎所言纯属子虚乌有。考察王安石新官入仕的前几年，所作所为确实比曾公亮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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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