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中进士第四名，原本是状元，因为考卷中有章句犯了忌讳，销去魁首，谪为第四。状元是知贡举（主考官）晏殊的女婿、时任知制诰的杨察的弟弟杨。王安石头三年磨勘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即扬州知州麾下的小职员，当时他的领导是庆历新政“三巨头”之一的韩琦。刚刚入仕的新科进士获得个闲职能干什么呢？《邵氏闻见录》讲得很明白，一次，王安石通宵读书，困倦眯了一会儿，再睁眼睛早已日上三竿。王安石急忙去府衙点卯报道，来不及洗漱，蓬头垢面的，一脸颓丧相。韩琦见二十五岁的王安石这个样子，怀疑他“夜饮放逸”。韩琦拿出领导的姿态教训道，君年少，不可荒废了学业。王安石默默无语，一言不发，既不接受领导训话，也不反对长官教训。
“夜饮放逸”这四个字概括出了多数新科进士的生活状态，也是上级们对新科进士的集体印象。年轻人有正事的不多，看王安石那副纵欲过度的模样就知道昨晚说不定去哪儿眠花宿柳了。新科进士一旦给上级留下“夜饮放逸”的印象，必然对仕途有所影响，不说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完全可以想象到，假如单位有空缺，几位上级商量选谁补缺，一位提到某某，另一大员说那小伙“夜饮放逸”。言下之意谁都明白了，考虑考虑其他有正事的主儿吧！
被疑为“夜饮放逸”的王安石当时在通宵达旦地学习，写了一本书，出版了，名曰《淮南杂说》。该书属于思想学著作，其内容今已散失，仅留下了“其言与孟轲相上下”的当世人评价。在《淮南杂说》问世二十多年后，司马光上了一篇《论风俗札子》，论述这本思想学著作对当世士风的影响，有“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导向作用。北宋中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黄金阶段，诞生了著名的理学，主要有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苏轼蜀学、朱熹闽学及陆九渊心学（明代王阳明发扬光大，又称“陆王心学”）等。《淮南杂说》（又名《王氏杂说》）开宋理学的“性理论”之肇端。
《淮南杂说》无疑是当时的超级畅销书，二十多年后还有人提到，可见流布之广。这本著作为王安石仕途额外加了分，庆历六年（1046年）王安石淮南签判秩满回京述职，京城忽然刮起了一股“王旋风”。当京官的韩维、上国子监的铁哥们儿曾巩纷纷建议他留在京城工作，王安石以“家贫口众，难养京师”为由下了地方，做两浙路明州鄞县（今天的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事。王安石下地方目的明确，就是要干出一番政绩来。他花了十三天的时间跑遍全县十四个乡，针对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疏浚渠道的工作目标，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大修水利。王安石又对种不起地的老百姓推出了“常平敛散法”，贷谷子给农民种地，立息以偿，也就是熙宁变法中的“青苗法”，作用类似今天的农业贷款，既解决了农民种地问题，又增加了衙门府库。这项政策一经推出，社会效果良好，取得了圆满成功，因此王安石名声大盛。秩满回到京城，再次刮起了“王旋风”。朝中大员如文彦博、欧阳修、曾公亮、陈执中一致推荐王安石进入中枢馆阁工作。宋代馆阁指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龙图阁等，属于“清要之职”，磨勘归来的官员削尖脑袋往里扎，竞争十分激烈，需要考试才能进入，因为馆阁是宰执的孵化基地。
宋代官职比较特殊，一般官员头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好理解，诸如授光禄寺丞（从六品上），主管宫廷膳食的，按照这个官给你开工资，但不一定干活；其次是职，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类知制浩、翰林侍读学士，第二类殿学士，第三类阁学士，统称学士，更多地属于荣誉头衔；差遣也就是官员的实际职位，如知某州、判某州等。如前文已叙的包拯，曾为尚书省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权知开封府事是差遣，才是他的实际工作。《宋史·职官志》载：“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意思说当官的以职为昭文馆、集贤院等馆阁部门为显耀，而不计较官位多大。以差遣的实际工作职责为贵贱，而不是看谁脑袋上的荣誉头衔多。
举荐王安石的人不在少数，其中文彦博最过分，他在王安石知常州时去信说只要你答应一声，就能回京，馆阁免试。文彦博希望他回到朝廷工作，居然把馆阁的考试程序给摆平了，只是王安石再次谢绝了他的好意，前前后后共计四度辞免馆阁工作，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仕途神话。
曾公亮和王安石的两个例子旨在说明新科进士向社会展示形象、创造政绩是他们的共同点。能够做出政绩需要在一定的位置上，自己岗位业务做得再熟练，那叫本职工作。虽然平凡的岗位会有不平凡的业绩，事实上谁也不愿去那个平凡的岗位。所以，王安石的例子值得借鉴。他在磨勘的头三年向外界展示了自己著书立传的才华，给仕途晋升增光添色。一个单位或者一个系统能够出书的人难免引起大家注意，保不齐哪个领导相中了，调到身边当个秘书。待领导磨勘调走后，不说把你扶正，最低起码提干伺候。
曾公亮与王安石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曾公亮政绩斐然，但因后院失火耽误了美好前途，所以说有政绩重要，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保持政绩的安全与纯洁。相比之下王安石的政绩更上一层楼，再因他在文学上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是政绩加文采双管齐下，取得了良好的官场效果。政绩是所有新科进士的必为之路，他们想通过搞政绩积累资本，赢得美好前程。在没有制造政绩的机会又无文采可供展示，或者政绩相对平庸的情况下，该如何引起上面的注意与重视呢？包拯和司马光的例子就值得一说了。
包拯，字希仁，淮南东路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文献中没有关于包拯长相“漆黑如炭”之类的记载，可能因为他长期扮演黑脸的政治形象，遂使戏曲形象为之大变。包拯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同年中有很多著名人物如韩琦、文彦博、赵概、吴奎、陈旭等。包拯时年二十八岁，按岁数说已经不小了。但包拯干了一件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停薪留职，在家赡养父母，他的孝举符合宋朝官方及儒家思想倡导的道德原则。过了几年父母双亡，守丧结束，包拯在父老乡亲们的劝说下才勉强出仕为官，知淮南东路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滁州天长市）事，时年三十六岁。与包拯同年的进士此际多半混得风生水起，包拯才当了个县长，但这并不能影响他的仕途，相反晋升极为迅速。
在任期间包拯秉公执法，明察秋毫，民间传说中的“铡美案”、“狸猫换太子”、“乌盆案”都没发生过，纯系小说家言，有史可查的仅有“割牛案”一例。包拯知天长县事时，有民告状称自己家的耕牛舌头被犯罪嫌疑人割了。宋代耕牛虽是私人养殖但属于国有财产，没有衙门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私自宰杀，因为耕牛等同于农场的大型机械，提高生产力用的，杀掉耕牛等于毁坏田地，可以判处“徒二年半”（《宋刑统》）。
包拯说，这事儿好办，杀了，卖了吧！牛主人愕然，只好杀掉了耕牛。这时一民见状，前来状告牛主人私自宰杀耕牛。包拯就说，你为什么割了牛舌头又来状告人家宰杀耕牛？盗贼一下子傻眼了，方才醒悟这是包大人给他下的套。仅此一列，别无他案可叙。
包拯三十六岁出道，给所有人树立了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又在实际工作中尽职尽责，再次为他的形象增色不少。秩满后，包拯知广南东路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由县级擢升为地区级。这个地方的砚台质量非常好，湖州笔、徽州墨、宣州纸、端州砚，为宋代以后的文房四宝精品。端州砚是上贡的物品，以前历任长官通常在上贡朝廷数目之外多加一些，贿赂京官用的。包拯上任后一改陋习，治理得不错，《宋史》载“岁满不持一砚归”。端州秩满，包拯直接调入京城任监察御史，不能不说他的道德形象起了作用。包拯出仕到调入京城仅仅经过了六年的时间，与在外漂泊二十四五年之久的曾公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一次证明，道德管制的社会下官员自身道德形象的重要性完全左右了晋升与降黜，古今一致也。
包拯有意无意地打造自己的道德形象，与司马光相比他算起步较晚的，人家司马光从小就是道德楷模，一直影响整个仕宦生涯。司马光，字君实，永兴军路陕州夏县（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人，西晋皇室安平献王司马孚后裔。司马光少年老成，七岁时凛然如成人，对《左氏春秋》等历史非常感兴趣，喜欢听评书（话本），听完后回到家里能把故事复述给家人听，从小养成了手不释书的良好学习习惯。司马光在中国人眼里极富盛名，因为他砸缸的故事妇孺皆知。当时这个故事在汴梁、洛阳一带流传开来，有人特意将这个机智果敢的故事画成《小儿击瓮图》广为流传，成就司马光千古神童的佳话。司马光砸缸与孔融让梨、曹冲称象等列入中国幼儿启蒙教材，成为千古不变的经典。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宋史》载司马光“性不喜华靡”，在皇家琼林宴上他不喝酒不戴花，非常独特。旁边坐着的进士提醒他说“君赐不可违”，司马光才勉强戴上一枝花。进入仕途后司马光初为奉礼郎、大理评事等小职员，保持和发扬着他的道德形象。居丧时“执丧累年，毁瘠如礼”，得到了当时朝廷大员枢密副使庞籍的赏识，举荐他入馆阁工作，为馆阁校勘。司马光与王安石相似，才华方面的表现是著书和建言。司马光特别能说，每次给皇帝建言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常常是“上悦”的效果。
当时夏竦去世，朝廷赠予谥号“文正”，是谥号里最高级别的。夏竦政治能力一般，人品挺坏，曾在西北前线主持军务，在军营里喝花酒是他的主要工作，其他的防务工作交给属下的韩琦、范仲淹、王言等人。宋仁宗时“张元叛宋”事件是宋、夏两国战争的主要导火索，张元原是宋朝考生，因屡考不中，科举失意，又赶上求职无门，于是投奔了西夏李元昊，被封为西夏国师，以灭宋为终身志向。在张元的撺掇下，宋、夏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最惨的一次是好水川之战，宋军伤亡十万余人。定川寨之战时，张元在两国边境留下了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清波杂志》）翻译过来意思是说前线永兴军的领导们，夏竦，你哪里耸人听闻？韩琦，你哪里出奇？宋廷士大夫不过一群赶大车拍马屁的，妄谈军机大事，你们行吗？鉴于夏竦曾在西北主持军务抵御西夏，文学上造诣又很深，朝廷赠送了“文正”这一谥号。司马光跳出来强烈反对，他说此谥号当至美者当之，夏竦何人，可以当之？在司马光反对质疑下，朝廷对夏竦的谥号重新考虑，改“文庄”。因为这次建言，司马光晋升为集贤院校理。
庞籍通判太原府时带走了司马光，太原府当时叫并州，地处西北边境，与西夏对峙，辖区内良田被西夏蚕食。庞籍派司马光去巡视，实地考核后司马光提建议说，募民耕之，供应军粮所需，减少从河东运输军粮的费用。庞籍从其策，社会效果明显。后因庞籍麾下大将郭恩私自引兵夜渡河偷袭敌人，结果全军覆没，主要领导庞籍受到牵连，罢官黜职，司马光的靠山轰然倒塌了。顺境变成了绝境，现实面前司马光却神奇地将绝境又变为了顺境。
司马光并未因庞籍罢黜而离他远去，而是认了干亲，“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从这层关系来看庞籍也就是他干爹。认干亲是人际关系维护的途径之一，下野官员其实大可不必，司马光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他得到了“时人贤之”的良好社会评价。庞籍事件，司马光向朝廷写了三份奏章引咎辞职，朝廷方面不予批复他的辞职，反而召他进入京师，为开封府推官。
曾公亮、王安石、包拯、司马光四人在新官入仕的早年各自打造出了自己的形象。分析四人早年仕途可见，新科进士打造自己的形象无外乎政绩、道德、文采三个方面。向外界展现的要么是政绩形象，要么是道德形象，要么是政绩加文采，要么是道德加政绩。官员打造自身形象的三大方面，随便哪一种，只要做得好都能够为仕途晋升加分增值。因人而异，各有各的特长，并不能期望所有官员如他们四人那般形象鲜明。五根手指头伸出来尚且不一样齐，何况各色人等。无法树立大方向上的形象，偶尔抖露出来的特长也就成了“一招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