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做官不可得与做官不珍惜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赵家三郎 本章:4.做官不可得与做官不珍惜

    假装清高的背后即是注重名节,实乃因为对仕途晋升及福利待遇没指望了,才来了这么一首“田园将芜胡不归”,展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其实不是这样的,出仕做官是文人的终极目标,宋代官方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等,文人最终目的还是为功名利禄,正所谓“天下熙攘利来利往”是也。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做过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大司马在和平年代相当于宰相,战时类似天下兵马大元帅,为朝廷一品大员。陶渊明祖上十分显赫,然而一代不如一代。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到了陶渊明这辈儿家道中落,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骆驼毕竟死了,马还健康地奔驰着。诗作可见陶渊明年轻时曾立下过“大济苍生”恢复祖上荣光之志,随着仕途不断地受挫,志向日渐消弭,也就萌生了退隐的念头。

    陶渊明先是任江州祭酒,以“不堪吏职”为由辞职了,翻译过来说得好听是政治黑暗,说得难听是嫌官小。起复后先后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祭酒、参军不是什么大官,类似参政军务,没实权。直到陶渊明四十一岁时才当上了彭泽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当时上峰主管前来检查工作,吏员提醒陶县长如何如何招待,陶县长火往上蹿,怒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将官场比喻“尘网”,自己喻为“羁鸟”、“池鱼”,退隐田园喻为出了“樊笼”。

    通过他的仕途经历不难想象,眼瞅年过半百才做到县令级别的小官,面对曾祖父的无限荣光,他一定不甘心,但在现实面前又无能为力,所以隐居不仕也是无可奈何之选择吧!读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不知不觉流露出了陶渊明对官场的爱恨交加。他想做高官成就一番事业,又不愿意去招待上级,既不能适应官场,只能被淘汰。《归去来兮辞》全文读过会有种酸涩的感觉,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假装欢天喜地地回家。如果陶渊明能在官场上混下去,为什么结尾又道出了“乐夫天命复奚疑”此等认命的心声?戳穿所谓性格豁达的伪面具,露出假装清高的嘴脸和想干又混不下去、不想干又想着的矛盾心态。

    陶渊明生前并不出名,刘勰著中对他只字未提,钟嵘著《诗品》仅仅将他的田园诗作列为“中品”,真正开创田园诗派的人是谢灵运。

    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要么祸起萧墙,要么两国对杀。二十二岁的谢灵运出仕做官,在豫州刺史刘毅麾下任记室参军,不是多大干部,但得有个过程。很不凑巧豫州刺史刘毅造反了,出兵讨伐南宋武帝的刘裕,兵败自杀了。东晋内部的军阀自相残杀,谢灵运并未受到影响,反而返京任秘书丞。经过十年的混日子生涯,三十二岁的谢灵运任中书侍郎。中书省是帝国最高行政机构,长官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谢灵运做的中书侍郎,相当于北宋时期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仅仅过了四年,刘裕代东晋自立,创建了南宋王朝。

    南宋文帝刘义隆时期的元嘉之治算得上一段黄金岁月。相对和平的年代,谢灵运顿扫魏晋玄言诗,开创了田园诗派。谢灵运的家世背景是陶渊明无法相比的,他是淝水之战主帅谢玄之孙,东晋的豪门望族。刘禹锡《乌衣巷》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中国的两大望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有着世家的底子,谢灵运在文坛上举足轻重。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体制下,谢灵运做官并不难,难的是能做多大的官。

    南宋王朝建立后,谢灵运高歌猛进的仕途忽然遭到了打击,由公爵降为侯爵,任太子左卫率。新一轮的政局动荡,优胜劣汰,谢灵运参与南宋皇权交接斗争,站错了队伍,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任职。谢灵运觉得没什么意思,遂辞职不干。六年后,文帝刘义隆诛杀权臣徐羡之等人,为了拉拢世家大族,名声在外的谢灵运应诏回到京城任秘书监。这个职位说白了就是御用文人,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有你是五八,没你照样四十。谢灵运世家出身,特别热衷政治,然而不谙为官之道,对近在咫尺的政治锋芒置若罔闻,尤其动不动耍一耍文人的臭脾气。在京城不受重视的日子不好过,谢灵运深感压抑,多称病不朝,与三五成群的诗人文友满京城溜达。最后干脆给皇帝来点颜色看看,辞职了。

    谢灵运原以为闹闹情绪会引起皇帝的重视,就好像小孩子淘气无非要吸引大人的注意。谢灵运有着文人通病,譬如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等等。说得最狂的那句是:“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享一斗。”在各种文人通病的混杂驱使下,谢灵运渐渐得罪了皇帝。他这么一闹情绪,皇帝刘义隆长出了一口气,烦人的玩意儿终于滚蛋了,一纸诏书免职归家。

    经过官场的第二次打击,谢灵运应有所省悟,然而他闲职在家的日子里却优游自若,终日呼朋引类,一出门随从多达两百余人。会稽太守看不惯这帮自诩清高的文人士大夫,诬陷他“决湖造田”,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谢灵运上疏申辩。文帝刘义隆因爱其才未予追究,反而给他起复升了官,任临川内史。任内谢灵运依旧不作为,诗人性格大发,风景区成了他的办公室。上峰要治其罪,谢灵运不服气,兴兵拒捕,麻烦大了。谢灵运被捕后竟然写了一首诗诽谤朝廷,将南宋比作暴秦,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为故国复仇,无疑这种危险的言论加重了他的罪行,被判流放广州。刚到广州就有人告发他谋反,文帝下诏,就地正法,一代文豪就这么死了。

    谢灵运一直在闹情绪耍小脾气,旨在吸引上峰注意,然后重视他,希望能够获得实权职位。可是他每一次闹情绪都把自己推进了雷池,只会作死,不会保命,这个太危险了。世家出身也好,才高八斗也罢,帝王领导眼里他们不过如同一幅画,雅兴来的时候细心观瞧,毫无兴致时扔到一边。统治阶级对这帮文人看得很透,因为文人通病的存在,让他们作诗可以,让他们做事不可以。陶渊明是想做官不可得,谢灵运是有官做不珍惜,所以他的命运要比陶渊明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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