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商隐，谁也不陌生，他是晚唐著名诗人，与杜牧合称“小李杜”，诗歌成就非常高。《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歌占了二十二首，数量上名列第四，诗坛地位无可撼动。宋代神童杨亿对他极其崇拜，师法李商隐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呈现出了典雅的艺术特征，称为“西昆体”诗派，于宋初文坛影响巨大。细究李商隐一生仕宦那叫一个憋屈，宁可窝囊活着，也不选择悲壮死去。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是衰乱之世，不幸地赶上了唐代著名的“牛李党争”。晚唐宦官专权的日子里，依附宦官的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四十余年。“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门第卑微的寒士。“李党”大多是世家出身，门第显赫。两者入仕途径不一样，一个靠科举，一个靠恩荫。隋朝发明了科举，唐代开始实行，科举的出现打破了门阀垄断，一大批寒门之士进入帝国执政阶层，于是两者矛盾升级，爆发了“牛李党争”。李商隐的仕途卷入其中，致使一辈子落魄失意。
李商隐自称唐代皇室后裔，晚唐时期这个政治身份已经毫无意义了，对他仕途没啥帮助，他与普通平民差不了太多。李商隐有个同学叫令狐绹，他爹是著名的令狐楚，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是“牛党”的重要代表人物，与李商隐有着师生情谊。很快令狐绹考中了进士，李商隐落第。唐代的科举远不及宋代公平，朝中无根基和背景的考生很难考中。没辙的李商隐向同学令狐绹求救，希望能够通过他爹的政治影响力拉他一把。令狐爷俩儿很给力，在他们的操作下李商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考中了进士，时年二十四岁，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哪承想次年令狐楚去世了，一棵大树轰然倒塌。
当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特别欣赏李商隐，聘请他来做幕僚，表示可把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李商隐经不起诱惑稀里糊涂地去了。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密切，被人视为“李党”成员。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女婿，自然也是“李党”的一分子。时人对李商隐的所作所为多有不耻，大家一致认为他背叛师门，忘恩负义。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里“忠孝”最为重要，问题忽然严重了。爱情的力量终究大过一切，婚后李商隐幸福得一塌糊涂，然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得以顺利通过，任秘书省校书郎。没干多久被踢出了中枢，到地方任县尉，因为死囚减刑与上级领导发生了冲突，李商隐辞职了。没关系，现在是“李党”得势的时候，所以李商隐再次调回秘书省任职期间，坚决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刚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母亲去世了，李商隐丁忧三年错过了黄金阶段，更悲哀的是岳父大人也在此期间病故。唐武宗去世，唐宣宗即位，宰相李德裕一干人等迅速被排挤出中枢，“牛党”上位。
守丧结束后，李商隐再度出山早已物换星移，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幕僚生活。先是追随郑亚去桂林任职，不到一年郑亚被贬，李商隐失业。无奈之下从遥远的桂林回到了长安，希望寻求一份工作，李商隐厚着脸皮给同学令狐绹写了封求职信。此时的令狐绹已是宰执阶层，想要提拔下他很容易，可是李商隐道德有问题，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背叛相信谁也无法忍受，所以令狐绹断然拒绝了他。李商隐只好通过考试获得了县尉的职位，十年前他就是县尉，干着实在没什么热情可言。好在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聘请他去做幕僚，李商隐欣然往之，仅仅过了一年卢弘止病死了，李商隐再度失业。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转过年来妻子王氏去世了。失业丧妻的双重打击下，李商隐郁郁寡欢，幸好又有节度使聘请他，于是李商隐去了西川入幕府，度过了四年。此时已年过半百了，就在李商隐对仕途晋升毫无希望的时候，上天忽然给了他机会。李商隐被调入京城任盐铁推官，这个职位主管国家财政，待遇较幕僚丰厚多了，可李商隐没干到两年就被辞退。归家不久郁郁而终，年四十五岁。
李商隐的身上没有那么多特别明显的文人通病，但他的人格如同他的诗作一般朦胧，此乃他最大的缺点。文人有鲜明的弱点，同样有光彩的优点，你可以狂放不羁、目空一切、恃才傲物，但原则决不能破坏。中国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即是“外圆内方”，如同一枚钱币，表面圆滑，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原则、底线，尤其政客，突破了底线必然引起进攻。许多文人外在棱角分明，内在泾渭不分，这样的人做官太扯淡了，绝对不招人待见，因为在传统仕途的意识里“叛变”是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政敌会看不起你，同党会鄙视你，当世人訾议你，历史会贬低你，文人犯了这个错误才是最大的病症。
民谚有云“小心驶得万年船”，旨在告诫人们凡事三思而后行，向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
中国的官员天生缺少预判力，遇到事情过于乐观，好拿“以不变应万变”来敷衍，预防和善后工作做得不到位。文人做官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算是文人通病之一，可以拿出来晒一晒。对于政务的处理想当然的情结特别严重，一定会导致不切合实际，甚至贻笑大方。
《宋稗类钞》载，杨叔贤知荆州时，自诩才高八斗，感觉很了不起。当时其辖区内经常有老虎伤人事件，那时候环境基本属于原生态，白额吊睛大虫出没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杨市长非但没有派人前去捕捉，思来想去写了一篇文章，名曰《戒虎文》，向老虎发号施令，意思是消停点儿，不许出来惹事。杨市长命人把他的大作镌刻于老虎出没的崖壁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此文一出，本地果然未有老虎伤人的报告，杨叔贤着实得意扬扬了一番。不久，杨叔贤调任郁林，由于当地民风剽悍，老杨想用《戒虎文》来教谕老百姓，他就委托荆州书记官赵守基拓摹几本崖壁上的《戒虎文》，没想到杨大人一调任老虎再次出现，虎大王不给面子，把派去的工匠全部咬死了，此为对《戒虎文》的赤裸裸的讽刺。
出现了老虎应该如何处理？杨叔贤以主观臆度提出了自己的办法，这种不谙实际的做法非常危险。文人经常犯这个毛病，尤其在臧否他人文章时，一味挑毛病，哪怕一点点瑕疵也会拿在放大镜下观瞧。文人过于理想也算正常，因为他们在创作作品时需要想象力的支撑。然而，官员过于理想属于行政低能，那是极其危险的，一条错误的政令，不知要多少人的性命埋单。
文人通病除以上几条外，还有很多，诸如眼高手低、好吃没够、内心阴暗、攀龙附凤抱大腿、见不得别人走红等，每一条皆是文人致命伤。诸如祢衡、杨修、陶渊明、谢灵运、李商隐等，上天赋予了他们超世的文艺才能，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一劳永逸。每个人有其专长，亦有其短板，不可能指望每位官员充当多面手。满身文人酸腐气的官员，往好听了说算锦上添花，起到御用文人的装点作用，通俗地讲也就是一堆卖酸文的。皇帝并不希望他们有什么政绩，创造诗词歌赋才是他们最大的政绩。多数文人或者具有文人气质的官员做官失败的很大原因在于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清楚自己在官场扮演何种角色，一路招摇前行，其仕途之路等于盲人骑瞎马，处境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