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裴行俭传》中提到的王勃等“初唐四杰”皆“浮躁炫露”之流，难以在官场混得长久。与“初唐四杰”齐名的还有“文章四友”，这些名号类似于现在的文学社团。弄好了青史留名，弄不好勉强算文人雅兴，所有文人均有这种组团的情结。“文章四友”处在“初唐四杰”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唐代文坛大师爆发之前的过渡阶段，分别是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值得一提的是，杜审言就是一代“诗圣”杜甫的祖父。
杜审言，京兆人，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中进士。中了进士后杜审言自我膨胀得不行，恃才傲物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曾吹牛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意思是说他写的文章与屈原、宋玉相比，他们得靠边站。他的书法与“书圣”王羲之相比，王羲之得俯首称臣。吹得山响，实际上没那么大正能量。
步入仕途的杜审言嘴上没把门的，什么事都想点评两句，并且说得特别极端，以显示自己见解独特。官员之间闲聊天，聊聊诗词歌赋古往今来这都不算毛病，如果臧否当世人那就不明智了。因为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眼睛之所以长在嘴巴的上面，无外乎多看少说。杜审言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地骂人，终于骂出了事儿。杜审言坐贬吉州司户参军，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他犯了官场大忌——揭短。
有个小例子可以证明，苏味道比杜审言会做官。苏味道二十岁中进士，受到朝廷大员裴行俭的赏识与推荐，官路平步青云，武则天时期官居宰相。苏味道什么事唯领导是瞻，轻易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旧唐书·苏味道传》载：“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以持两端可矣。”著名的成语“模棱两可”就是从他这里来的。同行们看不惯他，尤其是那些文人官员最为不齿，把苏味道的为官之道称为“苟合取容”。苏味道做天官侍郎时，有一次杜审言参加了官员预选试判，即官员述职考核。考试结束出来，他对人说苏味道必死。人惊问故，杜审言说，他见到我的文章，应当羞愧而死。原来老杜同志给文友苏味道一通批驳詈骂。杜审言对文友尚且如此，对待其他朝廷权贵一定看不惯。不知哪一席清高言论大揭秘得罪了权贵，被贬异乡。官场中并非禁止臧否他人，可以说，说点儿好听的，大家都愿意听的，说点儿不得罪人的，没准因为你的一番赞美言论，能够得到上峰的青睐，加官晋爵也未可知。官场中的揭短传话远比职场更为严重，涉及官员的负面新闻，影响到了人家的形象，人家必然出手灭之。
按说仕途遭到了打击，当事人应有所收敛。然而，杜审言到了新单位性格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很快得罪了领导和同事。如果能改那就不是文人了。司马周季重、司户郭若讷两人一合计，杜审言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主儿，必须教训教训。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处理方法比较简单，周、郭二人罗织杜审言各种罪名，把老杜关进了大牢，准备杀之。这里不比京城，在京城想动谁得考虑舆论的压力，在只手遮天的地方上就不必了。因言获罪的老杜走到了仕途的尽头，后果却由他儿子埋单。
本来看似毫无希望了，哪知忽然间杀出个程咬金。杜审言次子杜并，时年只有十三岁，见父受辱，奋不顾命，趁着周季重大宴宾客的机会混入了司马府，刺杀了周季重。杜并也被乱刃分尸，当场死亡。这件孝举震惊了朝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杜审言，仕途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好是次子杜并死了，如果是长子杜闲，就不会有诗圣杜甫了。武则天诏杜审言进京准备重用他，就问你高兴不？杜审言手舞足蹈拜谢，当即写下了《欢喜诗》。武则天看罢，叹其才学，授膳部员外郎，主管皇家饮食。
杜审言经过丧子之痛，终于省悟，这回在中央平稳做官多年，到了晚年又犯了糊涂，依附武则天宠臣姘头张易之、张宗昌兄弟。后武则天晚年病重，大臣崔玄、张柬之等率领羽林军迎中宗李显复位，诛杀张易之兄弟，史称“神龙政变”。杜审言受到牵连，流放安南都护府峰州，地点在今天的越南境内。相对杜审言来说，他的长孙杜甫格调很高，为了仕途前后经营半辈子，结果却比他爷爷还惨。
杜甫的家庭情况与很多家庭有着共同点，富不过三代。老杜家有着“承儒守官十一世”的辉煌，到了杜甫这辈儿家道中落的困境极为明显。《新唐书·杜甫传》载：“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说杜甫年少时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经常四处充当幕僚，靠打工乞食异乡。杜甫曾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之诗句，希望能像尧舜时代的名臣们一样干出点成绩来。最后未能如愿，落得苏东坡讥笑他，“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可惜才能不济。摆在杜甫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步入仕途。混了多年终于被人发现，他的才学引起了李邕等有关人士的注意，为他做了举荐，进京赶考。唐代的科举制度与宋代大不相同，唐代处在科举与阀阅矛盾冲突深刻的历史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寒门子弟不依附权贵很难在科举中考中。
杜甫有了大员的举荐，进京参加进士科举，结果“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没考上不说，反而成了北漂一族，一个“困”字是对杜甫生活艰辛的高度概括。寄人篱下，漂泊生活大约十余年，前前后后参加了六次科举考试，皆落第。被生活所逼迫，杜甫只有孜孜求官这条路可走。期间杜甫遇到了比他年长十一岁的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度过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一段岁月。李白的文人情结更加严重，喝高了就说“天子呼来不上船”，敢叫玄宗宠臣高力士给他脱靴。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朝廷举行了大规模祭祀活动，杜甫的机会来了，献《三大礼赋》文章。文人以文字求官，其实比较容易，但通常被情结搞砸。譬如同时期的著名诗人孟浩然，四十岁时游长安，进士落第，在好友王维的安排下邀入内署，恰好唐玄宗来了，吓得孟浩然钻到了床底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唐玄宗命其作诗，孟浩然出来就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好似吞了苍蝇般的犯恶心，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大好的入仕机会，就这么被孟浩然毁掉。不清楚杜甫写了几篇文章，但其中有三篇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杜甫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唐玄宗授予他河西尉的官职，杜甫嫌官小不去做，后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时年已经四十三岁，终于进入了仕途。杜甫运气实在不好，次年即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成都，仓皇传位于肃宗李亨。杜甫本想追随皇帝，结果半路被叛军抓到，最后几经辗转才见到了组织。由布衣之交的宰相房琯推荐，杜甫任右拾遗。又赶上房琯东窗事发，杜甫为他打抱不平得罪了皇帝，仕途进入黑暗时期。后来杜甫在唐代宗统治时期获得工部员外郎的荣誉头衔，所以世称“杜工部”。
杜审言和杜甫爷孙俩犯了文人的诸多毛病，其实文人做官的两大瓶颈无非——管住嘴、看清事儿。
舆论有时候是杀人武器，很多情况下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作用是相互的。多数文人掌握着舆论力量，但似乎他们并未科学地使用，导致了有的说没的也说，有的要夸张放大地说，没有的要捕风捉影地说，官场中的文人多数败北于此。掌握舆论工具要有的放矢，不能胡乱放箭。舆论工具是为仕途晋升做准备的，与此无关的最好不要施展出来，作诗写文章最好不要有影射之嫌。官场中波诡云谲，变幻多端，今天说你是青天白日，明天你就可能是贪官败类。看清形势是每位官员的基本素质。文人很容易意气用事。杜审言临死前曾说：“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没什么说的了，都是造化弄人，小人陷害。“尚何言”三字道出了老杜同志的心声，窃以为他已有所了悟，因为在乎面子不忍说出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