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执中的正室没有子嗣，小妾张氏生了一儿子，名叫陈世儒。张氏脾气暴，经常打骂仆人，曾亲手鞭死婢女银儿。又有婢女叫海棠的，被张氏虐待，遍身疮痕。海棠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上吊自杀了。当时知开封事的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他对这件刑事案件采取了秉公处理的方式。知开封府事相当于首都市长，政治位置十分特殊，不好干！通常由储君或者重要大臣担任，如第一任开封府府尹是晋王赵光义，著名大臣寇准、欧阳修、包拯、范仲淹、苏轼、司马光、宗泽先后当过此职。任职官员不仅要忠于皇帝，还要有极高的政治素养。开封府是官僚、贵族、猾吏、奸商等角逐的舞台，府尹想动谁都得深思熟虑。开封府府尹通常几个月一轮换，最有名望的包拯算狠的了，干了一年多。当时官场流行一套话，叫“孝顺御史台，忤逆开封府”，意思是说宋代的台谏官很少贬官，最多是平级下地方，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强大的舆论工具，吏员们怕他们。一旦有台谏官下地方的，吏员小心谨慎地伺候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回京。反之从开封府出去的官员，通常是政治利益角逐的结果，定然得罪了朝廷大佬，一旦下地方基本很难回来，所以吏员态度急转直下，登时拉长个驴脸（《石林燕语》）。
儒家思想的道德范畴主要有“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智、勇”等“四维、五常、八德”的内容。孙中山先生将其归纳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儒家思想在治国方面强调“以德治国”，在个人品德修养方面强调“修身养性”，儒家强调的道德对中国的政治及个人影响至深。比如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在民间的形象超然物外，拜为“关帝”，黑社会结拜通常拜关二爷，后来又成了财神供奉在各大商铺里面。关羽在《三国志》中的历史形象只是一员勇猛无匹的武将，因文学名著的影响，将其塑造成为完全符合儒家忠孝节义的道德典型，所以历来受到中国人的顶礼膜拜。纵观古代中国历史人物的民间道德影响力，能超过他的不多。中讲，宋江几经波折上了梁山，坐上了头把交椅，干的第一件事是把梁山聚义堂改名为忠义堂。名著之所以流布甚广，很大程度上在于表面的或者隐蔽的符合读者受众的道德思想。
官场最大的地雷，即是道德问题。如果一名官员的道德上出现了问题，远比不作为、无政绩、贪污受贿更令人所不齿，它是强有力的进攻理由，大多官员也因为这个问题翻船落马。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幕后交易可以用道德去掩盖，诚然官员把柄也可以通过道德找到突破口。
死囚犯因为道德的高尚而被赦免释放，足见道德在古代中国对司法有很深的影响，有时候它能够左右司法判决。《宋史·刑法志》载，宋仁宗时单州平民刘玉的父亲被王德殴打致死，刘玉为给父亲报仇杀了王德，按照法律规定刘玉被判死刑。宋仁宗复核时，发现了这个带有严重孝举的刑事案，登时“嘉义之”。对杀人犯刘玉非但没有追究，还对他的孝举给予强烈的肯定和赞许。这就是道德的力量影响到了司法判决，最后刘玉免除死刑，打了几棍子判处有期徒刑而已。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陇安县平民若干人被诬为盗贼，知州孙济为了大捞政绩，来了这么一不择手段的伎俩。平民中一人被打死，四人屈打成招，案子上报到中央，宋仁宗亲自决断，发现了案情中的若干逻辑错误，一查果然查出了事情真相。知州孙济撤职处理，其他参与官员流放岭南。
这些史实说明了道德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看不见摸不到，却真实地存在着，为每个人划定了行为范围。诚然官场中亦有道德范围，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即后院失火、纵容子弟、诬陷诽谤、人品问题、生活作风。
陈执中前后两度拜相，执政八年，《宋史》载：“执中在中书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就是说陈执中向外界展示的道德形象一直是为官清廉，不搞那些徇私枉法、以权谋私的事情，以至于影响到了朝野吏治。老爷子总的来说官做得不错，有一次他女婿求他给谋个差遣。宋代官场中光有官与职是没用的，必须得有实际工作，手里掌握权力那才能行得通。陈执中断然拒绝了，他说官职是国家的，也不是咱们老陈家的，怎能说给你就给你（《青箱杂记》）？这件小事一方面说明陈执中并不任人唯亲，另一方面说明他女婿估计水平有限，于是走了裙带关系，没想到被岳父大人当面回绝了。天下无事的年头，宰相主要工作是为帝国选拔合格的人才。陈执中的为官之道其实很简单，一碗水端平，谁有能力谁上，无才之人只好靠边站，哪怕是自己的亲戚。《东轩笔录》中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说政治新星王安石一度婉拒了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举荐入中央馆阁工作，到了陈执中这里总算留他在京，让王安石做集贤院校理，王安石辞免了，后改群牧司判官。群牧司设置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上级直属单位太仆寺，掌管全国战马等厩牧之事，归枢密院管好像更合理。宋帝国的军队主要以步兵为主，其他周边国家多以骑兵为主，大宋在对外战争上多处于下风，所以战马对于帝国来说十分重要。群牧司最高领导通常由枢密院“一把手”、“二把手”兼任，设副使一人，以下设都监二人、判官二人。
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受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任何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亦不相同。中国哲学思想发展脉络是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近代西学。根据社会制度的不断变化和统治阶级的意志，政治选择思想，思想服务统治，每一时期有不同的道德取向。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接受儒生博士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并成为影响至深的道德规范。
陈执中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陈恕官至三司使司盐铁使，地位仅次于副相。有这么一个家庭背景，陈执中以父荫入仕，从最基层的知县事做起，可谓宦海沉浮。真宗时因上子建言早立太子，引起了真宗的重视。任青州知州的时候，当地王伦起义造反，此王伦即中“白衣秀士王伦”的历史原型，其实他没那么小心眼儿，挺血性一人物。王伦大概折腾了三个月，被知州陈执中派去的遣巡检傅永吉捕杀于采石矶。陈执中以战功调入朝中任参知政事，文彦博下野后，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蔡襄处理这件事的详细过程并不清楚，但是结果很清楚。张氏并未因逼杀婢女而受到处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宋代只是一个幌子。譬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什么时候见过皇帝犯法斩立决的？打打龙袍就够意思了。朝廷以为不算啥大事儿，死了一个奴婢而已，何必惊天动地的呢，所以百般袒护陈执中。婢女可以买卖，杀了一名婢女等同于毁掉了一样商品。但这给御史谏官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法的借口，御史中丞孙忭、侍御史范师道、殿中侍御史赵汴等人群起攻之。朝廷百般袒护宰相陈执中的态度惹怒了台谏官们，御史们穷追猛打，找到了宰相的花边新闻，陈执中与侍女通奸。
王安石对群牧司判官职位并不满意，力辞该职，说什么也不在京师里混，死活要下地方工作。听说王安石辞免官职，乐坏了馆阁校勘沈康。因为沈康对群牧司判官一职觊觎已久，多次上疏希望能调到群牧司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失败，屡求不得。沈康闻风而动，急忙诣阙宰相陈执中，论资历我年头比他深、论态度我比他迫切，似乎不该轮到王安石，他不干我干，望相公改易。沈康的态度的确非常积极。陈执中回敬道，因为王安石辞让召试，所以朝廷才给他更高的差遣官职，这与资历毫无关系。朝廷设馆阁以待天下之才，不是让你们争名夺利的。沈学士，你能要点儿脸吗？沈康被领导红烧狂焖，既惭愧又郁闷，只得作罢。
陈执中罢相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先是他的小妾张氏无故打死婢女，史料上记载先后弄死三人。御史、谏官们以此为借口对宰相陈执中发动了进攻，朝廷袒护老宰相，御史们又在陈执中身上做文章。杜撰的也好，诽谤的也罢，陈执中是否与侍女通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御史们合理地利用了道德的利器，制造舆论，迅速秒杀了朝廷大员。最后，他们成功了。万万没想到，陈执中败在了道德的“莫须有”上面，他的儿子陈世儒竟然重蹈覆辙。
无论哪位官员，尤其处在高位的官员，一旦触碰地雷，仕途十拿九稳毁了，丢官在所难免。简言之，后院起火与纵容子弟两者相当，皆是官员家属问题，但在性质上不一样，前者官员更多处在被动牵连状态，后者官员是主动护犊子。两者核心是一样的，官员没有管好家属。诸多官员的仕途之路败在这一方面，即便官员清正廉洁大公无私，难保家属不贪赃枉法，利用老人家的影响力谋得利益。平时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一旦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家属是扳倒该官员的最佳突破口。正如《罗织经》说的：“亲之友，仇之敌。”亲戚和朋友是敌人进攻该官员的最佳选择。
陈执中的情况完全符合宋代官场环境特点的第五条“善诽谤，少证据”。按照道德社会的官员任用潜规则，德才兼备首选，次之有德无才，有才无德及无才无德的只能靠边站。官员道德上出现了问题远比杀人放火还严重，宰相理应垂范百官，以身作则，给下面的官员做出良好的道德表率。谏官之中，言辞最为激烈的当属欧阳修，他在《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中说：“执中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缪，取笑中外，家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欧阳修说的过于偏激了，不管怎样谏官们怒火炽烈，朝廷迫于舆论压力，罢了陈执中的相位。陈执中踩到了宋代官场最大的地雷，黯然下野，不久以“三公”之一的“司徒”荣誉头衔致仕。
文学中如此，真实的历史中道德影响力的例子比比皆是。譬如仁宗皇年间，江州（今江西九江地区）有个叫幸思顺的，挺大岁数一读书人，在江州卖酒为生，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老人家人缘特好，无论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尊呼他为“幸秀才”。一官员与幸思顺有些来往，幸秀才赠送他十壶酒。当时江州地面不太平，有一伙盗贼把这名官员劫了。群盗见有酒打开就喝，惊叹道此幸秀才酒也！官员灵机一动忙说，我跟幸老秀才是亲戚。群盗相互看了看说，咱们怎么能劫幸老先生的亲戚呢！放人！所劫财物悉数奉还，并释放了该官员。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足见幸老秀才的道德影响力之远，连恐怖组织都十分钦佩。送走了官员，更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群盗说，日后见了幸秀才千万别提这事儿（《志林》）口。民间如此，官方也差不多。载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末，唐太宗亲自复核死刑犯，连续下达了几道圣旨，让全国三百九十名死囚回家过年，春种秋收后回京问斩。死囚被释放，没人监督，回不回来的没人管。但奇迹发生了，三百九十名死囚犯一个没落，全部回到了京城长安等待问斩。这个小故事表现出贞观之治的社会风气何等清明，同时表现出了死囚犯的道德水平之高。唐太宗听到这个消息龙颜大悦，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表现了一次帝王的仁德，将三百九十名死囚犯赦免。这是一件让今天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似乎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在道德力量下的确真实地发生了。
以上两则小故事说明了就选拔官员这块儿，陈执中心中有杆秤，谁行谁不行他非常清楚。他选拔官员的原则不掺杂任何感情因素，自己家亲戚也好，在京资历老的官员也罢，想要升迁、获得举荐，唯有符合陈执中的标准。这么一个为官清廉、任人唯贤的宰相，却因为后院起火而丢了官。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不管官员在朝野的形象如何高风亮节，一旦后院失火立刻成为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继而身败名裂，丢官下野。宰相在官场里毕竟是稀缺资源，待遇高、礼遇高、地位高，“三高”的福利人人想得而追逐之。
北宋建立在长达两百年的混战废墟上，建国之初几乎无道德可言。赵匡胤践祚（登基）后，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政治态度。他曾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意思是说，自从五代以来，地方割据军阀打来打去，人民被祸害惨了。今天采取重文轻武制度，选儒臣若干人治理天下，即便他们贪污受贿，危害也不及一个武臣作乱。所以在宋初官员贪污、受贿、炫富、奢侈都不算道德问题，一直延续到了北宋中期。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儒学复兴，先后出现“理学三先生”胡瑗、石介、孙复，继而出现了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王安石新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等北宋新儒学的高度发展。儒学的复兴使得北宋社会进入了儒家道德范畴之内。
宋代官场最大的地雷，即是道德问题。如果一名官员的道德上出现了问题，远比不作为、无政绩、贪污受贿更令人所不齿，它是强有力的进攻理由，大多官员也因为这个问题翻船落马。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幕后交易可以用道德去掩盖，诚然官员的把柄也可以通过道德找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