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官员深谙此道，为了仕途的晋升刻意树立形象，然而范仲淹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知不觉地树立了自己的官场形象。范仲淹，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两岁没爹，身世孤苦，母亲改嫁朱氏，长大之后母亲告诉了他身世，他泣别母亲，就读南京应天府，通过非常刻苦的学习，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乙卯科高中进士，时年二十七岁。范仲淹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宰相范履冰之后，几百年后这名片已然失去了光环，所以范仲淹就是寒士。中进士后，范仲淹的故事不胫而走，遂恢复本姓，迎养母亲，这样一来导致了名声大盛。无疑他成了那一届受关注度最高的举子，人们对他的浓厚兴趣甚至超过了新科状元。

    范仲淹入仕后历任泰州西溪盐税、理寺丞、楚州粮料院等官职，在仕途上升阶段遭遇了官场中的尴尬，母亲去世了，按照规定须守丧丁忧。刚刚树立起来的良好道德形象忽然之间大厦将倾，三年，在漫长的人生里不算长，在官场里却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多数人无法预知三年后的政治环境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说范仲淹刚刚树立起一半的形象，道德管制的社会下官员树立道德典型那是必需的，道德形象是官员的必备形象，多数是将道德与政绩等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形象。历任工作中可见，范仲淹政绩一般，没有曾公亮、王安石等人出类拔萃。恰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范仲淹决定剑走偏锋。

    什么机会呢？南京应天府知府晏殊为当地的应天府学院四处寻找讲师，三找两找找到了范仲淹头上。他是应天府书院毕业的，又在朝为官，目前守丧在家，当讲师有点低了，当校长完全可以胜任。范仲淹非常乐意，于是晏殊聘请他为应天府书院校长。万不可小瞧了一个书院的校长，这里面有十分强大的政治关系网络。

    官场朋党网络的组成无外乎同窗、同事、同乡、同年、师生、干亲、幕僚等几种关系，其中师生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广泛。这个可以想象到，譬如同窗，一个班级就那么几个人，未必所有人都能够考中进士，所以这个关系尚可。同乡更不用说了，一个地方的人零星有那么几个同朝为官的。官员来自五湖四海，不可能一个单位呼啦全来自江西，另一个单位全来自山东，恰因为同乡为官者略少，所以官员通常有乡愁情结，一旦有机会就会考虑提携同乡。同年即是同一年中举的，类似今天高校毕业的同一届，关系相对同窗、同乡较为疏远，但经常会提携。干亲更不用讲了，逢场作戏耳，不知道有多少官员因为“干爹”犯事儿的。

    范仲淹接受了晏殊的聘请，一方面三年守孝确实没事儿干闲得慌，另一方面范仲淹认清了形势，意识到了学术领袖的价值所在。应天府书院的前身是南都学舍，位于今商丘市睢阳区，所以又叫睢阳学舍，创始人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杨悫。最初规模不大，就一辅导班的规模，在第二代校长戚同文的努力下，得以发扬光大。其时宋王朝刚刚建立，朝廷急缺人才，从睢阳学舍出去的学生考中进士者多达五六十人，如兵部侍郎许骧、光禄大夫陈象舆、河北转运使滕涉等。因为升学率非常之高，于是睢阳学舍成了学子心中的圣地，一时间不远千里赶来求学的趋之若鹜。随着戚同文的去世，睢阳学舍曾一度关闭，当地人曹诚慷慨解囊，向学校投资三百万贯，扩建校舍150间，藏书1500卷，以戚同文孙戚舜宾为校长，戚同文儿子戚维、曹诚为讲师，广招学生。曹诚将此事上报州府，官方给予承认，更名为南京应天府书院，就在这一时期，范仲淹前来求学。

    宋代有四大书院，它们是后来官场重要政治力量的来源，因为书院的不同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门派，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四大书院分别是：南京应天府书院，范仲淹倡导儒学复兴，这里形成了高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戚同文、许骧、陈象舆、范仲淹、韩琦、富弼、张方平、张载（理学“关学”创始人）、范纯佑、范纯仁、李觏、欧阳修、曾巩、周敦颐（理学开山鼻祖、濂溪学派创始人）等，众多人物中随便叫出一个，皆名噪一时；嵩阳书院，建校时间比较长，历史悠久，南北朝北魏庞士曾创办，主要代表人物有司马光、韩维、吕晦等；岳麓书院，即今天的湖南大学的前身，这里产生了《宋论》的作者、明末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老先生；白鹿洞书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重建学校在此讲学，民族英雄文天祥从这里毕业。宋时书院多为民办，朝廷为了加强控制，通过对书院进行拨款、赐额等手段，将民办书院变为半官办形式。书院就像学校一样，哪所大学不出两个封疆大吏，所以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范仲淹再次执教，有三位学生非常著名，胡瑗、孙复、石介，这三个人在应天府书院或学习或交流，总之与范仲淹交集不浅。此三人是宋儒学复兴的“理学三先生”，元老级人物，真正在学术复兴方面做的工作与成绩远超过了先导范仲淹。如胡瑗是安定学派掌门人，该学派代表人物有程颐、刘彝、陈舜俞、周颖、钱公辅、杨适等。孙复、石介是泰山学派总瓢把子，代表人物有文彦博、姜潜、梁焘、晁说之、祖无择等。掌门人在给这些学子们讲课的时候，必然有意或者无意地提到导师范仲淹。范仲淹经过三人之口间接向广大学子宣传了形象，日后学子入仕凑巧碰到了范校长，谁不给个面子啊！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两宋之部》中提到，“在‘断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范仲淹的伟大之处在于喊出了时代口号，扛起了儒学复兴的一面旗帜，也恰恰在这里宋代的官场形成了“讲原则、无方法”特点，口号喊得山响，实际没什么作为。喊假大空的口号渐渐成官员必备演技之一，讲的时候热血沸腾，其实毫无营养。

    范仲淹母丧结束回到朝廷，很快发现了一个官场漏洞，这个漏洞就是“建言”，给领导提意见，有用的也说，没用的也说，总之目的只有一个，让领导记住自己。宋仁宗即位时十二岁，由章献太后刘氏摄政。这是晏殊提出来的，晏殊害怕真宗朝元老大权独揽，想出了这么一个权宜之策。范仲淹能够回到朝廷任秘阁校理是晏殊举荐的。刘太后过生日时，晏殊为了拍太后的马屁，撺掇皇帝率领百官献寿于庭。朝中只有范仲淹一人反对，他说“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皇帝给皇太后过生日自然有家庭礼仪，百官给她老人家过寿成何体统？百官隶属朝廷，当有朝廷的礼仪，这是两码事儿。晏殊将范仲淹一顿痛骂，你这不是不识好歹吗，你自己怎么回京的不清楚吗？我提议给太后过寿，你给我拆台，有谁干的也没你去干这事儿的啊！范仲淹反而振振有词地说，我是坚持原则，这么做不怕得罪您，反而为您考虑，因为您举荐了我，反驳得晏殊惭无以应（《涑水纪闻》）。单单从这一点来看范仲淹对时局的判断非常准确，晏殊反而还在走老路。当时提出刘太后摄政是为了防止朝臣大权独揽，如今真宗朝那些个官员死的死，贬的贬，完全改头换面了，并且宋仁宗春秋正盛，已经长大了，具备了执政能力，反观刘太后七老八十，说不定哪天咽气，献媚于她有什么发展？于是范仲淹上疏，请求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结果可想而知了。

    范仲淹的子未得到批复，他自己主动寻求下地方工作，这是范仲淹的聪明之处。因为刘太后势力还很大，留在京城难免被黑，与其被整不如主动下地方。范仲淹通判河中府，下了地方依旧不忘与未来的新君取得联系。当时，营建洪福院，木材从陕西运取。范仲淹上了一子，说这不是“太平之政”，请求立刻停建。宋仁宗看过后，虽然范仲淹提的建议不现实，但“以为忠”，这时候宋仁宗记住了范仲淹。以至于在宋夏战争时期，范仲淹犯了“通敌”之罪，仁宗都没有过多追究。打这以后范仲淹经常给皇帝上子，无论可行与否，核心内容无非是国家大政方针，带着一种表演性质给领导提意见。这就使得他在领导心中有了一席之地，等领导扶正，他的春天也就来了。

    果不其然，刘太后没让大家等得太久，宋仁宗执政，召范仲淹回京为右司谏。这个官职不大，但是政治地位特殊。右司谏，工作单位属谏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在真宗朝谏官的基础上设置谏院，形成了一个独立部门，“掌讽谕规谏，凡朝廷阙失，大事廷诤，小事论奏”。谏院与御史台的工作差不多，只是对象不同，御史台抓百官风气，谏院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类似领导的专属顾问，月薪三十贯，春、冬绢各十三匹。

    职位虽然不高，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暂时的，右司谏不过是范仲淹仕途的起步而已。因为营建洪福院，范仲淹上了子，宋仁宗给他的评价是“以为忠”，建言朝廷不要大兴土木与忠心有什么关系？问题就在这里。盖因范仲淹冒着仕途被贬的危险，给未来的老板争过面子。结果当然失败了，甭管什么结果，范仲淹牺牲了仕途，在新老板心里打下了忠心耿耿的烙印。站在宋仁宗的角度分析下即可得知，当时刘太后执政，宋仁宗长大了迫切希望自己说了算，但他又不能主动提出来，也没那个政治势力，忽然朝廷中有个小官建言刘太后还政帝国合法继承人，宋仁宗会怎么想？他的心里一定非常温暖。所以宋仁宗一执政，就将在地方工作的范仲淹召回了京城。纵观范仲淹一生仕途，他前半生演戏的成分略少，或者说较为生涩，后半生则极为油滑。

    官场惯例，前任执政者下台通常会被后来者搞臭，之间顺利交接还好，若曾有龃龉摩擦必将搞死搞臭搞到底。宋仁宗执政后朝中有很多官员非议刘太后的各种不是，不知道是为了迎合新君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能够准确把握时局变化的范仲淹说话了，不管刘太后有什么不是，毕竟她庇佑官家十余年，应该“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宋仁宗觉得有理，遂下了诏书，以后官员士大夫不得议论太后时事。

    宋仁宗为什么听取了范仲淹的意见？原因还在范仲淹切中了老板的心理。要知道无论皇帝也好、官员也罢，都是官场中的一员，也就是政治家。高明的政治家通常对外树立一个形象，在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必然符合道德价值观，宋仁宗也不例外，他向百官树立了仁孝的形象，时逢真宗祭日总要哭一通的。范仲淹准确地切中了老板的道德观，刘太后虽不是宋仁宗生母，毕竟也是养母（仁宗生母之谜即著名的“狸猫换太子”案），你对亲爹那么孝顺，对养母难道就抵触吗？即便宋仁宗生活在刘太后阴影下心里有怨气，表面上那也得过得去，毕竟“死者为大”是我们一贯的道德传统。破坏了这个，那便是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从内心感受来讲宋仁宗的确不满刘太后，因为她留下一颗定时炸弹。刘太后遗诏，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棘手的麻烦来了，宋仁宗一直想朝纲独揽，刘太后死了竟然出了个难题。

    为皇帝“排忧解难”算不算是演技的一种？窃以为必须算。要知道这个为皇帝“排忧解难”并非指皇帝有真正的难题让你去解决，话又说回来，如果遇到了真正的难题，皇帝自己都解决不了，你还能解决？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皇帝的“难”是那些“面子难”的事儿，他知道该怎么办，但迫于面子不好意思说出来，要由下属提出、解决，实际上是皇帝与官员上演了一场对手戏。这个戏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双方必须默契，皇帝心里想东，你张嘴说到西，穿帮了演砸了，两人形象全毁！可能原本简简单单的一件事，你这么一掺和反而把事情复杂化了。默契配合，达到心照不宣的境界，此为其一。其二，戏中对配角要求很高，要能够把握主角的心理变化过程，并且所言所演生动准确，达到台词一出口两个人的形象高大起来的艺术效果。譬如说刘太后遗诏事件，以宋仁宗的能力完全可以独立解决掉，他如果那么做了，可能会落得个“忤逆不孝”的罪名，极为被动，所以配角范仲淹要及时出场。官场演技的难度在于没有任何彩排过程，完全即兴，表演不到位则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皇帝因为遗诏正闹心时，范仲淹又说话了：“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太后”只是母亲的一个官方称呼，并非国家储君，死了一个又立一个，这将会给全国人民造成官家离不开母亲帮助的形象，潜台词说你要当个爷们儿，于是宋仁宗在范仲淹的配合下当了一把爷们儿，迅速解决了该事件。

    君臣对手戏讲求默契，当然这东西也有配合失误的时候，失误的代价是惨痛的。宋仁宗亲政后，注定要进行一次朝野大换血，先后罢免了依附刘太后的党羽，如吕夷简、夏竦、范雍、晏殊等人。随着宋仁宗不断坐稳皇帝宝座，他的身世之谜开始慢慢揭开，倒霉的郭皇后成了新一轮斗争的焦点。简言之，宋仁宗成年之际，刘太后为他择了一门亲事，虽然宋仁宗不喜欢郭氏，无奈刘太后太强势，只好就范了。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为了摆脱她的阴影，将矛头对准了郭皇后。小两口哪有不吵架的，何况宋仁宗三宫六院妃子众多，郭皇后拿出了强势姿态，对宋仁宗管得比较严格。一次为了争宠，郭皇后本想打宋仁宗宠幸的尚美人一巴掌，阴差阳错打在了宋仁宗脖子上，挠出了几道血淋淋的印子，这件事只是个导火索，并未造成小两口感情破裂。此前两人感情还行，一次宋仁宗与郭皇后谈论政事，谈论到了当朝宰相吕夷简。没长脑袋的郭皇后对吕夷简大放厥词，说他阿谀奉承之辈，善于投机取巧罢了。宋仁宗想想也是，罢了吕夷简的相位。

    吕夷简与内侍官阎文应关系密切，得知罢相因为郭皇后一句话，愤恨不已。过了不久，宋仁宗对新臣旧党进行一段时间考察，认为国家大事还得由吕夷简挺起来，于是起复。恰好有了这么一次郭皇后争风吃醋打了宋仁宗一巴掌，尚美人在一旁狠吹枕头风，阎文应又在一旁煽风点火。宋仁宗激动不已，召宰相吕夷简面谈。老吕为相二十多年屹立不倒，自然有他的手段，吕夷简当即表示废郭后。按照道德伦理，平常人家妻子尚且不能欺凌丈夫，何况陛下贵为天子。经过尚美人、阎文应、吕夷简一伙人的撺掇，再加上宋仁宗对身世有所知晓，综合因素下郭后被废，以郭后无子嗣为由，“自愿”退位修道，封为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宁宫。

    废后的消息一出，范仲淹率领谏官们据理力争，以为不可。范仲淹经过起起落落，已混迹官场十余年，仁宗亲政以来大有谏官领袖之风范。范仲淹对形势出现了错误的判断，他以为废后是吕夷简出的主意，事实上也是，但没想到宋仁宗支持。范仲淹忽然明白了，这一次他连个配角都不是，而是个跑龙套的，最后演砸了，诏出知睦州，年末调任苏州。范仲淹的离去并不代表皇帝放弃了他，相反是对他的历练。

    范仲淹到了地方，干了点实事儿。当地发大水，民田不得耕，他开始疏浚水利，通过太湖将洪水引入东海。工程尚未完成，朝廷新的任命到了，转运使奏请朝廷，让范仲淹干完工程再走。范仲淹这件事做得还算漂亮，顺利地完成了工作。又在苏州建立苏州郡学，算是重操就业。范仲淹历任润州、越州知州等，人到中年的老范从这时候开始算是真的对自己的仕途进行了总结与规划，精彩大戏即将上演。

    知越州时范仲淹已五十一岁，这是他为官的一个分水岭。前半生仕途演绎得一塌糊涂，入仕与刘太后斗、配合宋仁宗亲政、与宰相吕夷简争等等，三起三落。半生仕途表演可谓不亦乐乎，似乎所有的积累和准备都为了这一刻的飞黄腾达。经过了宦海沉浮，范仲淹开始崛起在世人的面前。

    《青琐诗话》记载，范仲淹在越州任上，户部有一孙姓官员去世，留下了年幼的妻子和两个小儿子。范仲淹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俸禄一百贯捐助之。同时老范又倡议其他官员给孙的遗孀捐款捐物，所得财物甚多。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虽然大宋当时处在和平年代，国内欣欣向荣，但交通不便，治安问题一直是造成社会动荡的隐患。孤儿寡母的拉着一船财物回老家，万一半路上出来个拦路抢劫的如之奈何？范仲淹更清楚剪径毛贼不如官吏敲诈来得狠毒，所以为了确保孙的遗孀安全回归故里，老范特意写了一首诗，叮嘱吏员，出了越州地界贴船上，我看谁敢动。诗曰：“一叶轻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凉天。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落款不用提了，自然是越州知州范希文仲淹公了。

    这则故事的高明之处在于，范仲淹以保护孤儿寡母的冠冕堂皇理由，间接地为自己做了宣传。问题是好使吗？答案是肯定的，谁见了想动船上的财物都得掂量掂量，因为大家清楚范仲淹是个狠人。曾树立道德典范、做过应天府书院校长、宋儒学复兴的领袖、朝野谏官们一致推崇的老大、在苏州等任上建立学校，先后与刘太后、吕夷简等大佬纠缠，深得宋仁宗信任，工作期间举荐了丁钧、邓资、徐执中、卫齐、卢革、李硕等人。举荐人一方面是为朝廷考虑，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考虑，范仲淹上《百官升迁次序图》攻击宰相，吕夷简反击他是朋党，可见一斑。这么一官员就好像江湖上影响巨大的侠客，黑白两道通吃，甭管武功水平如何，哪路豪杰听见范仲淹的名头不得给点儿面子。如果没有这两把刷子，范仲淹二十多年宦海生涯算是白混了。

    次年三月，应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的举荐，范仲淹回到了京城，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刚干了一个月，再次晋升为刑部员外郎、陕西都转运使，直接升任省级大员。又过了三个月，迁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不单单管理一路政务，现在军、政一把抓。

    范仲淹为什么升迁如此迅速？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西夏李元昊给了范仲淹机会。李元昊独立了，对原来的宗主国发起了进攻，前线形势极为紧张，三川口一战，宋军溃败。朝廷罢免了范雍等人，重新组织领导班子。其二，宋仁宗时年三十岁，执政七年，算是彻底摆脱了刘太后残余势力的羁绊，需要建立自己的领导班子。范仲淹当年为他争执政大权，并且君臣二人配合得不错，老范在地方工作有年头了，完全有资格成为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骨干成员。宋仁宗考量的是这次前去御敌的相对于夏竦、吕夷简等老臣而言的年轻官员，如韩琦、范仲淹、王素、庞籍、尹洙等人，得胜凯旋之日，便是他们登堂入室之时。李元昊太过生猛，这点宋仁宗始料未及。其三，是范仲淹与吕夷简斗争的结果。《宋史·范仲淹传》载，宋仁宗要他们两人来个将相和，范仲淹就说我对事不对人，我所争论的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然后两人握手言和。要知道官场中很少有这种光风霁月的情况，尤其多年政敌，很难达到和谐状态。吕夷简也有他的小九九，前线需要将领去作战，妥了，小范你去吧！打赢了我们击掌相庆，打输了那就是个事儿！吕夷简对大宋军事历史非常了解，他很清楚开国精华一代一去不复返，自古以来文人带兵很少能够取得胜利。更何况范仲淹建言献策有一套，工作经历中并未带兵打仗，说是说，做归做，这绝对是个考验。《避暑录话》载，范仲淹去世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给他写神道碑，就是立在墓道里记录墓主人生前事迹的石碑，其中有一句说范仲淹与吕夷简“二公欢然相约平贼”。其时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为相，看到了这句话非常不高兴，就说我爹从未与吕公和解。欧阳修说当时你还小，你根本不清楚具体情况。要知道范纯仁做官绝不是靠父亲的裙带关系，范仲淹去世时范纯仁只有二十五岁，刚刚考中进士。而且范纯仁在哲宗朝做到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其父在仁宗朝仅仅做到了参知政事，一个是次相，一个是副相，差着一个等级。范纯仁的官场智商远远高于文人情结严重的欧阳修，虽然当时他年幼，做到宰相之后他通过推测必然清楚当年老爹与宰相的斗争关系，所以他坚持要改掉刚才那句，气得欧阳修爆粗口说这墓志铭没的写了！

    范仲淹、韩琦等年轻官员在老臣夏竦的领导下上前线御敌。新官上任三把火，上前线谁不想建功立业，总指挥夏竦据后方安全地带，主要工作是在军营里喝花酒，前线战事交给了新兵蛋子。范仲淹主张建立军事据点，以堡垒组成工事，逐步扩张，夺回失地，并招抚诸羌部落，以此削弱李元昊的力量，从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入手。当时老范领着年方十八岁的长子范纯佑血战沙场，取得几次小规模胜利。韩琦则不然，他认为夏军倾全国之力就那么几号人，没必要怕他们，主张深入夏地，与之决战。在韩琦指挥下，任福成功夜袭白豹城，这是对夏作战最大的一场胜利。战果共计斩杀夏兵首领七人、士兵六百余人，俘虏七十余人，烧死者不计其数，破党项族帐四十一处，城周二十公里内庄稼被烧，缴获马、牛、羊、骆驼七千多头。宋军阵亡一人，负伤一百余人。而宋、夏三川口之战，夏军兵力十万，战争初期夏军多有死伤，最后全歼刘平、石元孙两路大军，具体死伤数字不清楚。要不是当时下了大雪行军困难，估计范雍的守军也要搭进去。

    几位新人上任果然有所作为，于是乎前线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首歌谣非常有意思，通过对它的出处、内容、作者的分析，会得出一个“燕然未勒归无计”的结果。

    先说歌谣的出处，一定是从宋军中传出来的。道理很简单，民谣是舆论宣传的一种形式，尤其前线作战的口号，内容通常褒贬相间，贬低一方是为了抬高另一方。古代中国骂人最难听的无外乎“男盗女娼”，中经常出现“直娘贼”、“贼配军”等蔑称，可见骂人为“贼”是对敌人最大的侮辱。夏军不可能吃饱了撑的编个歌谣涨敌军士气灭自己威风。了解了出处，再看歌谣的内容，歌颂了前线两位军事将领领导有方，树立两位的光辉形象。西夏军见了他们都“心骨寒”、“惊破胆”，两位领导太厉害了。值得注意的是，歌谣中韩琦在前、范仲淹在后，为什么会这么排列？论年龄范仲淹长韩琦九岁，论入仕范仲淹早十三年，论资历韩琦远没有范仲淹深厚，他排在前面盖因在他领导下取得了夜袭白豹城的胜利，而范仲淹方面战果并不煊赫。如果顺序调过来：“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士兵们一看，忽悠人没这么干的，脸大如灯笼高高挂，能编得再假一点儿吗？战场上不论资历年岁，论的是军功战绩，如同销售人员一样，靠的是业绩，扯别的都没用。通过对内容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歌谣应该出自范仲淹部。综上所述，歌谣的作者很可能是范仲淹，即便不是他也是在他示意之下完成的一次舆论宣传。

    口号一经喊出有四方面的作用。其一，安定人心，不管口号的目的是什么，至少能够看到这方面的作用所在。前线军民刚刚经历了三川口之战的失败，生活在阴影里，此际朝廷需要鼓舞他们，给予他们建立生活的信心。乱局之中，这是官员必须要做的工作，单凭这一点必须承认范仲淹是合格的官员。其二，对诸多生活在前线的少数民族部落起到一个外交上的威慑，诸羌也不傻，看着两伙来回拉拢，谁强他们就跟谁混。当年曹玮主持西北军政时痛打李继迁，诸羌顺服。如今形势急变了，胜利的天平偏向了西夏方面，诸羌见风使舵，纷纷跑去。这个时候需要宋方出来做工作进行拉拢，不说成为敌人吧，至少别帮着李元昊打我们。其三，该歌谣对宋军将士有个鼓舞作用，宋军新败，民众窝火，将士们士气低落，通过歌谣这么一喊，达到了振奋士气之作用。其四，结交了韩琦。范仲淹能够成为西北前线将领，有韩琦举荐的一份功劳。所谓投桃报李，人情上面得过得去，官场中更加讲究这些。歌谣传到韩琦那面，他一定很高兴，正所谓好言一句三冬暖。最后，那就是给朝廷做的一个姿态，韩琦领导下偷袭成功，朝廷方面给予了嘉奖，大家私下里一定会谈论前线几个主将谁行谁不行。范仲淹聪明之处在于借着韩琦打了胜仗的光为自己宣传了一下，用现在的话叫“抱大腿”。向朝廷传达了一个信息，士大夫们睁眼睛看清楚了，不只韩琦一个人干活，我老范没像总指挥那样喝花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看见了吧？这杀伤力绝不比耍大刀低多少！

    范仲淹侧面做的歌谣宣传，受众多为前线军民，至于朝野的士大夫方面他也做了舆论工作。

    范仲淹文采斐然，比韩琦高出了好几个档次。韩琦比较务实，除了晚年有点儿糊涂外，一生秉承实干家的精神。他之所以没有范仲淹有名，只因不会喊口号，后来学会了，但没有老范喊得高明响亮。范仲淹的文学造诣自不必说，仅次于宋六家，著名的《渔家傲·塞下秋来》即是在西北前线时创作出来的。词曰：“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该词描写边关将士生活的艰苦，历来被认为表达了作者破敌立功的决心和思念家乡的矛盾心情。

    《渔家傲》就文学而论的确是宋词少有的名篇佳作。传到朝廷，欧阳修评价为“穷塞主”，意思说少数民族酋长之词，含有贬低讥讽之意。前线将领的工作和生活是在后方好吃好喝的欧阳修无法体会的，他如是说必有理由。稍后王素出守平凉，欧阳修也作了首《渔家傲》赠送之，其断章句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欧阳修对王素说，这才是真正的元帅要做的工作，而不是像范仲淹“塞下秋来”那么凄苦压抑（《东轩笔录》）。欧阳修代表了一部分官员的意见，将领在前线作战要保家卫国，只有凯旋才能实现保家卫国的目标，光发一些生活怎么苦、怎么不容易的牢骚，能起什么作用？欧阳修更多是一孔之论，因为这首词朝野官员多数同情老范。此外，范仲淹不忘记举荐结交，当时士人张载前来投笔从戎，老范说你回家好好学习去吧，研究研究《中庸》。张载非常听话地回去钻研，遂成为宋理学“关学”的创始人。范仲淹还举荐了一著名人物，对夏作战中有突出表现的年轻的文彦博。歌谣作词也好，举荐结交名士也罢，从官场的角度来看它就是官员自身宣传的手段。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光鲜的舆论口号渐渐变成了讽刺。

    范仲淹部创作的《边地谣》对敌人产生了震慑效果，李元昊给范仲淹写信求和。老范算是松了口气，歌谣不是白写的，文学作品有它的作用。范仲淹给李元昊回信，可以约和。万万没想到，宋仁宗庆历元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领十万大军攻宋。情报传到宋军指挥部，反应不一。韩琦主张跟他干，西夏人少地狭，一共就那么两个人，怕他干什么？况且我们已经有过一次胜利，李元昊不过尔尔。将领们一致同意这个决定，由秦州通判兼经略判官尹洙去庆州范仲淹部，约定共同进兵。范仲淹坚决反对，三川口之战我们已经败了，如今岂可深入，当今要观察形势，然后再说破敌之事。尹洙叹口气说，你这就不如韩公有魄力，韩公曾说“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领导你太保守了。范仲淹说大军一动，万命所悬，怎么能把胜负置之度外？两人最后不欢而散。宋、夏之间发生了最为惨烈的好水川之战，主将任福战死，宋军全军覆没，死伤十万余人。韩琦丢盔弃甲从战场回来，士兵家属上千人拦住马匹，哭嚎不止，哀恸声震天动地。韩琦不胜悲愤掩泣，驻马不能前。范仲淹得知后，叹曰这就是“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的结果（《东轩笔录》）。

    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恐，惊得宋仁宗好几天吃不下饭，确定战报之后，龙颜震怒。朝廷开始讨论善后抚恤，追究相关责任人。前线总指挥夏竦为责任人，韩琦率军作战失败负主要责任，范仲淹按兵不动不去支援负次要责任。正当节骨眼上，范仲淹与李元昊通书信的猛料被曝光了。好水川战败之后，李元昊给范仲淹的信言辞颇为傲慢，老范一怒之下，当着来使的面烧了书信。这个情节非常严重了，大有毁灭证据之嫌疑。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宋庠以“人臣无外交”为由，要求力斩范仲淹，以正视听。前线将领犯这么大错误，无组织无纪律，不杀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将士们？这段前文已叙，再一商量吕夷简不吱声了，把得罪人的活推给了宋庠。国防部部长、枢密使杜衍力言不可，杜衍是个明白人，范仲淹虽然带军打仗过于保守，但在前线做了很多工作，诸如修建堡垒、安抚诸羌等。如果杀掉范仲淹，换了另一个人去估计还没他干得好。朝廷里为老范喊冤的大有人在，如王尧臣为其鸣不平。胜败乃兵家常事，因为一场战役的失败就杀掉了一位矬子中拔大个的将领不值得。宋仁宗征求吕夷简意见，吭哧了半晌他才说，杜衍言之有理。建议一出，朝野哗然，被吕夷简出卖的滋味不好受（《续资治通鉴长编》）。

    从宋仁宗自己的角度来看，范仲淹不能杀，他算是皇帝的心腹。范仲淹水平再差也比前任范雍强。大家都看清楚了，范仲淹中了李元昊的稳兵之计，给他写信目的就是稳住他，不让他发援兵，西夏从容取得了好水川之战的胜利。范仲淹代表皇帝的利益，他为前线将领是仁宗的意思，如今失误了，皇帝面子过不去。假如果然一刀了断，损失了一个人才不说，关键是仁宗没有挽回面子的可能了，留着范仲淹只为了他能够找回丢的份儿。最后夏竦被罢免，朝廷象征性处理了韩琦、范仲淹，过了几个月又恢复了职位，不过范仲淹很长脸，很快把面子争回来了。

    这里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宋仁宗是大哥，范仲淹是小弟，小弟犯了事儿，大哥必须给兜着。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这是范仲淹一手造成的，致使宋、夏第三次战役失利。生活在前线战区的诸羌是属墙头草的，谁强就倒向谁。范仲淹跟他们约法三章，算是稳定了，并且提议朝廷使用蕃兵。宋军由禁军（中央军）、厢军（地方军）、乡兵（民兵预备役）和蕃兵（少数民族部队）组成。仁宗庆历年间禁军多达120万，军费开支1200万贯，竭尽国力去养兵，结果养了一群废物。西北战事吃紧，范仲淹来了一招“以夷制夷”，兵源主要是西北地区的羌人、吐蕃以及党项等。蕃兵工资低，劳动力相对廉价，但宋廷对待蕃兵有着本质上的歧视。这就造成了蕃兵积极性不高，他们也不傻，拿工资混口饭吃，真正到战场上谁跟你玩？宋廷自以为手段高明，结果在宋、夏定川寨之战中该隐患影响了战事走向。

    简言之，韩、范被贬后，朝廷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又来了。渭州知州王沿派遣大将葛怀敏会合诸路军马大约一万人去阻击夏军，结果被围困在定川寨。战事非常诡异，宋军由于此次出战多数为蕃兵，与夏军同宗同源，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内部产生哗变，葛怀敏等十六位将领战死，其他宋军投降了。葛怀敏的儿子当时也被围困在定川寨，竟然神奇地从前线跑到了后方。然后，李元昊的四路大军长驱直入，直抵渭州。当时渭州空城一座，王沿让所有民众站城墙上摇旗呐喊虚张声势，最后李元昊围着城转了三圈撤退了。李元昊是一位名将，他不可能轻易撤退，原因在于另一路夏军遭遇原州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死伤较大。此外，宋境鄜延路屯兵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共计二十余万。庆州的范仲淹率领六千人马前来支援，其他援兵克日即到。李元昊这次出来没占到什么便宜，看老范的架势要跟他拼命，要与宋军死磕家底容易打光，所以撤退了。

    当时战报送到朝廷，宋仁宗指着地图对大臣们说，如果范仲淹出兵援助，吾无忧矣。果然前线战报，范仲淹出兵吓退了李元昊。《宋史·范仲淹传》载，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看一下他的情绪，是“大喜”，文言文中“大喜”是人高兴的最大程度，比“大笑”、“大悦”等要高出一个层次，打心眼儿里往外那么高兴。可见范仲淹代表了皇帝的利益，前面他跌份儿，如今找了回来，给领导争足了面子。甭管使用蕃兵是谁提的意见，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长脸。你给领导争面子，领导一定给你面子，宋仁宗特诏范仲淹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

    范仲淹又开始演戏了，不行啊，我毫无贡献不可胜任，以军出无功，辞不敢受命。演员最大的毛病，就是一旦拉开架势很难收住。《渑水燕谈录》载，范仲淹有效治理番邦诸羌，当地人管他叫“龙图老子”或者“小范老子”，前任领导范雍叫“大范老子”。范仲淹有一黄金铸的笺筒，里面装着朝廷给的各种奖状，后来不知道怎么个情况被一老卒盗去。范仲淹的表现值得玩味，“公知不究”，明明知道是谁偷的而不去追查，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假借老卒之口宣传他的神圣典型。果然后世有人在他遗像上题了一首诗，曰：“甲兵十万在胸中，赫赫英名震犬戎，宽恕可成天下事，从他老卒盗金筒。”这位仁兄完全道听途说，如果研究了历史，他会认清一个真实的范仲淹。

    夏、宋经过了三次大规模战役，双方疲惫不堪，最后达成了庆历和议，双方停火。大宋获得了三四十年的和平，得以开始进行富国强兵的两次全面改革。第一次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第二次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议和之后，范仲淹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为庆历新政主力。改革期间范仲淹不忘老本行，又演了一把，当时西北不知怎么地传出了一首歌谣，内容是“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好欺”，据说是从西夏方面传出来的，借敌人之口肯定了他在前线的工作，或者是为了当副宰相做舆论资本。别人不懂，韩琦应该明白，估计他听到后会找个旮旯狂呕。

    实际上，庆历新政是由宋仁宗发起的，他比任何人都迫切。范仲淹的态度是“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士人贪图安逸，国家积弊已久，政治改革这事儿不好整！宋仁宗两次逼迫，范仲淹才拿出了改革意见。宋代每驾崩一个皇帝建立一个阁，储藏图书、符瑞、宝玩之物及宗室名籍等，绝对的庄严之地。老范提出的十条改革政策，其中有七条由韩琦提出，他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山寨了一下。糊弄了一年零四个月，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击。范仲淹一见事情不妙，赶紧撂挑子，主动辞职，寻求下地方工作。《碧云》中有条史料值得注意，说范仲淹提出的十条改革意见，宋仁宗看了评价不高，老生常谈了，然后范仲淹主动辞职。《碧云》是魏泰假托梅尧臣之名义撰写的史料，魏泰是吕夷简方面的人，存在诬陷范仲淹之嫌疑。这点姑且不论，事实上的确有这种嫌疑。君臣二人联袂出演的各种戏剧不知多少场，这是最后一次。宋仁宗看清了范仲淹的真实面目，对他心灰意冷，从此各自单飞。明哲保身是最高明的演技，一看不行了赶紧跑路，因为只有跑得快才能保留全尸。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其实每一位官员都不怕死，就怕死了没人埋。

    范仲淹先后知邓州、杭州、青州，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著名之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其实是一句带有表演性质的口号。还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据说也是他喊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个史无定论，还有说是诸葛亮说的。不管谁说的，总之放在范仲淹身上这是一句空话。从相位退下来没见他去当医生，当然我们理解这是一种比喻，写下了《岳阳楼记》旨在给天下读书人疗病，可惜沉疴未愈，反而弥坚。纵观中国历史，文人士大夫中喊口号最响亮的莫过范仲淹，实际上没有多大作为。

    晚年他在地方干了些什么呢？“置田数千亩为义庄”，买了上千亩地，美其名曰“义庄”，用来接济亲族。这岂非偏离了你最初的信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寄托了伟大的情结，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抛头颅洒热血，敢为天下先。然而实际情况令人大失所望，还不是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此外，范仲淹规劝过的张载也会喊口号，喊得也很响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可只是喊一喊而已，并未落到实处。千古一相王安石是明白人，早年对范仲淹比较崇拜，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后来王安石洞烛他的本来面目，也有了能力去公正地评价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