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作为大帅时并非一点儿领导才能没有，如果没这点儿本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口号岂非白喊了。岳家军全盛时约有十万人，分为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和背嵬军等十二军。其中背嵬军是岳家军的绝对精锐，可谓中流砥柱，这支军队由岳飞长子岳云（《宋史·岳云传》载为养子）率领。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儿子了，你这不是护犊子吗？其实不然，率领背嵬军是苦差事。打赢了不受嘉奖，因为你的军队是精锐，打胜仗理所应得；如果战败，那绝对挨收拾，岳飞曾揍过岳云一百军棍，岳云一个多月没起来床。
岳云是少有的少年英雄，十二岁从军，跟着张宪叔叔打仗，军中人称“赢官人”，勇冠三军，无有匹敌，很少有输的时候。北伐之际，数立奇功，每次论功都没有他的分儿，岳飞把功劳给了其他将领，“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襄汉平，功在第一，飞不言。杨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甭管岳云立下多么大的功劳，功劳簿上始终没他的名字。最后搞得将领们不好意思了，纷纷为岳云鸣不平。岳云论战绩、论武功军中谁能比得了，凭什么他没功劳？因为他是大帅的儿子，要受到特殊的待遇，给所有将领做个榜样，岳飞就是凭借这样无私的精神，才使得岳家军所向无敌。
岳飞对儿子严加管教，对母亲一片仁孝。绍兴初年，北方战乱，很多人跑到南方逃难。其中有个叫姚岳的，原本是京兆人，战乱时跑到了四川躲避。岳飞当时为宣抚使，选拔了一批当地士人，姚岳排名第一，他原本进士出身，还没等上任战乱四起。姚岳知道岳飞是一孝子，遂开始投机，投机得非常高明，不得不佩服读书人脑瓜子灵活，直接切中了岳飞的道德原则。
姚岳对岳飞说，其实我姓岳，但是我母亲姓姚，所以叫姚岳。岳飞母亲姚氏，“姚岳”说的不就是岳飞母子吗？岳飞听后大喜，前文说过“大喜”在文言文中的感情境界，不是一般的高兴，直接将姚岳纳入麾下做官。后来岳飞被害，姚岳为求自保摇身一变，说自己不是岳飞门客，奏请秦桧把岳家军根据地之一的岳州改名，当时所有士人对其极为鄙视（《三朝北盟会编》）。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岳飞与八字军王彦闹掰，回到老领导宗泽处，不久宗泽去世，由杜充接任，后来这厮投降了伪齐，此间岳飞招降了其部下傅庆。傅庆挺能打仗，屡立功，岳飞爱才若渴，授予前军统制。傅庆有点儿发飘了，恃才放旷，拿村长不当干部，感觉与岳飞属于平交，别看你官职比我大，但内心里咱俩站在一个水平线上。傅庆逢人吹嘘，岳家军战力彪炳，主要靠我！手头紧了朝领导要钱花，岳飞从容给之，毫无愠色。傅庆散漫惯了，不喜欢岳飞治军严谨的作风，后来投奔军纪松散的刘光世。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岳飞杀了。傅庆的故事表明岳飞能够满足属下的虚荣，问题是你把他给杀了属于内部矛盾，并且现在他是刘光世的人，打狗看主人，间接得罪了老刘。
还是《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了岳飞杀舅的故事。岳飞在徽州时，舅舅姚某人仗势欺人，有不少老百姓状告其舅。岳飞想想没什么好办法，跟母亲说找个机会与舅舅好好谈谈，别那样，影响不好。这方面的工作估计没做到位，一日岳飞与舅舅同行，舅舅突然打马向前数十步，引弓回射。岳飞没注意，舅舅可能紧张手一哆嗦，箭正射在马鞍上。这种行为叫跟阎王爷耍大刀——嫌命太长了。岳飞上去三下五除二，杀掉舅舅。回来与母亲一讲，母亲说怎么闹到这个地步？岳飞解释说，那一箭如果再往上一点死的就是我。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杀。
杀舅舅的故事表明岳飞的原则性极强，可能这是导致他悲剧的一个主要原因。无须说“直抵黄龙府”、“迎二圣还朝”等等大的政治方向，单从细枝末节的小事上就能看得出来，原则在岳飞心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官场处世之道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外圆内方，表面上八面玲珑，实际在内心深处有个不可逾越的底线。狡猾的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会放弃原则性，甚至不惜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以实现政治抱负。当成功那一刻，所有阴暗的行径都成为权谋典范，而不会被人诟病。岳飞的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大领导旨意相悖。面对傅庆、舅舅他会选择杀掉，然而面对皇帝他只能耍耍脾气，最后被杀掉。
岳飞能把十万岳家军训练得服服帖帖，说明他不是没有铁血手腕和领导才能，诚然他在做领袖的时候表现非常完美，公平正直、赏罚分明、爱憎分明，不贪污、不纳贿、不搞小动作。军纪严明，士卒爱戴，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想要有所作为的跟这样的领导干，绝对能闯出一片大好河山。可是，岳飞在做“二把手”与皇帝相处的过程中，却处于毫无章法的被动状态。
岳飞悲剧的产生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外部原因，南宋与金国经过长时间战争，军力不断发展变化，从最开始金国强大，到目前南宋军力占据上风，两国打了多年，国力不说穷竭也差不多了，将士厌倦了，尤其南宋决策层厌倦战争，这就给议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宋、金和议的大环境导致主战派被冷落了，将领只有战时才有登场的机会，和平年代只能靠边站听候调遣。其次，是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的结果。是战是和都属于政治策略问题，两者之间的目的是一样的，希望维护国家的利益。习武的最高境界是点到为止，打仗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的目的都是和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如果通过谈判可以解决问题，也就省了动用战争手段。
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比任何会计都会计算利益得失，战与和的利益他们必然计算得非常明白。汉武帝时因为讨伐匈奴而国力迅速衰退，北宋因为与西夏长期战争致使国力枯竭，战争的粮饷补给、武器装备、兵员消耗等等，牵扯到了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运作，绝非简简单单拿刀上去砍。战争与和平之间呈现互补关系，真正的和平只有在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时才有谈判的资本。就南宋当前形势而言，主和、主战都没什么错误。南宋需要顺昌大捷、朱仙镇之战等战役敲打金国，同样需要伸出橄榄枝，表示诚意。
一打一拉，让对方知道朝廷的决心。杀掉一个伟大的将领作为谈判的条件，绝非上策。假如杀掉岳飞，金国继续进攻怎么办？岂非自毁长城？最后，就是岳飞自己的问题。基于这三点，岳飞的悲剧在所难免，最后这一条才是本节讨论的重点内容。
岳飞与宋高宗前前后后见面的次数及关系，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以绍兴七年（1137年）为分水岭。此前因岳飞不断立下战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宋高宗对这样一位优秀的将领表示拉拢。最初岳飞当低级武官时，越职上奏被免了官职，他就像赛场上一匹不被人看好的黑马，从侧面杀出，直教人相信他是可以的。岳飞引起了诸多方面的注意，不仅仅前面说过的花腿军长官张俊，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对这颗将星给予了高度重视。
宋高宗赐岳飞金带器甲，赐岳云战袍戎器，给了一面“精忠岳飞”的旗帜，并让岳飞每次行军打仗张扬这面旗帜。岳飞平洞庭湖杨幺，受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年纪轻轻，建节封侯，不知有多少人干了几辈子也熬不到这一位置上。
君臣的关系在绍兴七年之前相对融洽，领导主动向岳飞示好，给钱给官给荣誉。宋高宗历来被评昏庸无能，这是一种片面的说法。宋高宗除了通过金钱、权力的方式拉拢岳飞外，又为岳飞扣上了一顶道德的高帽。
在对属下管理方面，一味给予物质财富未必能够笼络人心，反而可能养了白眼狼，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岳飞这人战功赫赫，没有什么特殊嗜好，又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总之皇帝找不到他的把柄，这在领导方面就需要一定功夫了。把柄没有，宋高宗找到了道德力量，用这个绑架岳飞。
绍兴七年对君臣二人关系而言是关键的一年，经过了十余年的抗金战斗，南宋与金国的战斗力趋于平衡。宋廷中的主战派最初占据上风，没有办法的事儿，金国穷追猛打，南宋唯有奋起反抗。当双方战斗力平衡了，有了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政治环境上主和派渐渐地占据了上风。绍兴七年二月，岳飞入见，君臣两人遂有了著名的“良马对”。
宋高宗问，卿得良马否？
岳飞回答说，原来有两匹好马，不幸相继死去了。如今坐骑是匹驽马，跑一会儿呼哧带喘的。
“良马对”是宋高宗在试探岳飞对议和的态度。说岳飞完全政治低能纯属扯淡，就这个回答足见岳飞有一定的政治经验。他并未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按照他老人家的脾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别在爷爷这儿废话。现如今宋、金两国军事力量达到了平衡点，岳飞嗅到了政治上的变化，所以对宋高宗提出的问题来了一招剑走偏锋，用“良马”比喻主战，“驽马”比喻主和，以此间接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宋高宗听后对其赞许有加，升至太尉，做国防部部长了。又将刘光世淮西军的王德、郦琼部隶属岳飞部队，并说“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宋高宗一连串的动作，说明了他在主战和主和两方面的思想犹豫。一面起用主和派秦桧，排除主战派官员，想与金国和议，又担心和议不成怎么办，所以他做了两手打算；另一面把淮西军的大部分军力整编到岳飞麾下，刘光世虽手里有五万人马，但着实不给力，万一议和失败，还得依仗岳飞、韩世忠跟金人干。
事态的发展比预期的要好，“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琼兵隶飞”。岳飞听说皇帝把军队给他了，刚刚高兴两天半，秦桧主和有了成功的迹象，于是淮西军整编的事儿打了水漂。几乎在同一时间，岳飞母亲去世，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丁忧守丧等道德伦理必然没有国家社稷安危重要。皇帝对岳飞虚晃一枪，岳飞憋了一肚子气。
当时宰相张浚就问他关于淮西军之事，解了刘光世兵权，让属下王德担任都统，吏部尚书吕祉监军行不行？岳飞说了令朝廷深深忌讳的一句话：“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一语双关，先是得罪了吕尚书，组织上派他去监军调和两位将领，那是朝廷对他的信任，可能吕尚书也不想去，但这还没上任呢，岳大帅先给盖棺论定了。其次，岳飞犯了一个官场忌讳，言多必失。刘光世手下的两位将领王德、郦琼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虽然刘光世打仗善于躲在后面，美其名曰坐镇后方，可只有他能够震住他们。如今把王德扶正，郦琼晒一边，必然导致两位将领争抢，高级将领争斗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兵变。
官场中有很多暗语，打禅机似的，机锋不可触，得反复琢磨方可知晓。官场奉行的一个原则即是点到为止打太极。对于重大人事安排，只说“山重水复疑无路”即可，没必要过多发表预判性意见，至于结果是柳暗花明还是走进了死胡同，当事人自己寻思去吧！混迹官场的老油条多半会这招，岳飞也会，如前面“良马对”。
再如，明代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造反，消息传到中央，正德皇帝召开紧急会议。内阁首辅杨廷和、兵部尚书王琼、驸马都尉崔元等高级官员悉数参加。几人路上相遇，崔元问王琼，皇帝火急火燎地开会，所为何事？王琼问旁边杨廷和，老杨你说啥事儿？杨廷和惊曰，我哪知道？王琼笑着说别装了，全国皆知矣。宁王造反之事内阁首辅当然知道，然而消息在未得到皇帝确认之际，没必要瞎发表意见。
所以杨廷和说，早年宣德皇帝朱瞻基对赵王朱高煦不放心，曾派驸马袁泰去宣旨，革其王府护卫，可能是这事儿吧！本朝亲王造反，拿宣宗时期朱高煦造反的例子影射，杨廷和历仕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屹立不倒，心智才学、思维反应皆居于顶。这件事岳大帅完全可以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接回绝可能是个很好的选择。发表也没必要说得那么预判，谶纬的力量在于如果未能言中事实，充其量说得不准，如果言中很可能“祸从口出”。非常不幸的是岳飞说中了，给他与皇帝本来就微妙的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