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谓，两浙路苏州长州（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原籍河北。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进士，授饶州通判。真宗咸平初年，任三司户部判官。咸平五年（1002年）任户部侍郎，官至参知政事。天禧三年（1019年），以吏部尚书复参知政事。不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平章事兼太子少师。乾兴元年（1022年），封为晋国公。显赫一时，贵震天下。为人健谈，善作诗，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出自寇准门下。拜相后，力排寇准。
从这份简简单单的履历中看得出来，丁谓是何等的高手。丁谓早年文章写得特别好，当时的文坛大师王禹观后大为惊叹，称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始有此作。丁谓与好朋友孙何并列为“孙丁”，王禹抑制不住兴奋，作诗赞曰：“五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太宗淳化三年科举唱名，状元、榜眼、探花相继传完，到了第四名时太宗看了看丁谓的卷子，说甲乙丙丁，合着丁谓该第四名。
丁谓以进士第四名的身份入仕，几经辗转进入寇准门下。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以后的官路只能靠自己了。丁谓学识非常深厚，一次真宗在钓鱼宴上与群臣喝酒，问了一句市井中可有卖好酒的？近臣答道南仁和酒肆的酒不错。真宗遂下令去买酒，与大家一起畅饮，又喝了一会儿突然问，唐代时，一升酒多少钱？群臣面面相觑，历史经济学食货志什么的，很少有士大夫去研究那个，过去几百年了，多少钱一升谁知道！就在这时，丁谓说唐时酒每升三十钱。宋真宗问道，你怎么知道？丁谓解释说，杜甫有诗云：“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诗《逼仄行》）一斗十升，每升则三十钱。宋真宗龙颜大悦，赞道杜诗自可为一代之史啊！大家听明白了，这不仅仅是在赞叹杜甫，更是在赞叹丁谓之才华（《诗话总龟》）。
天禧三年，吏部尚书丁谓为参知政事，与他同一天拜相的人是寇准，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寇准在地方流浪四年左右又回到了中央，接替王钦若为相。王钦若这位仁兄善于搞封建迷信活动，封禅啊、天书啊、祥瑞啊什么的，总之合着领导的心思来，对国家财政不管不顾。总这么搞，终于搞出了事儿。迷信活动搞多了人会愈发迷信，它是双刃剑，既有利又有弊。宋真宗迷信祥瑞天象中毒已深，所以对不好的祥瑞深深忌讳。当时在商州抓到一个非法传教的道士谯文易，手里面有一堆禁书，自称曾出入王钦若家，与之交往过密，有王钦若赠诗为证。宋真宗找老王问话，王钦若认栽，不争辩不否认，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被赶出了中央政府，这就给了寇准机会。
当时永兴军内巡检朱能勾结内侍官周怀政，伪造天书降临永兴军，这是寇准的地盘。寇准对这套东西一直反对，要查个水落石出，秉公处理。中央忽然来了消息，听说降有天书，让寇准交上来。幕后黑手很可能是王钦若，寇准不是反对迷信活动吗？如果你交上来那是对你自己原则的侮辱，如果你一查到底必然触碰官家的忌讳。犯了第一条自己难受，犯了第二条自己更难受。万难之下，寇准终于学聪明了，也效仿王钦若，将天书上呈宋真宗，里面顺便加了几句蝗虫灾害之类的话。宋真宗很高兴，寇准老同志终于开窍了，召入中央。王钦若前脚走人，寇准接着上位。
从寇准的处事原则来看，跟着王钦若混的大肆搞迷信活动的人一律不是什么好鸟，其中自然包括丁谓了。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五位官员，时人称为“五鬼”。真宗封禅泰山时丁谓侍驾，封禅大礼结束后，皇帝要赏赐随从大臣玉带（系在腰间），当时有八名大臣，祗候库（宋代皇家仓库，储存赏赐大臣之物）只有七条。大臣的官带非常考究，尤其圣上赐予的，属于稀有奢侈品。问题来了，七条玉带八个人怎么分？只能再拿一条比普通玉带还好的比玉带，一条价值数百万贯，可谓价值不菲。丁谓一想，按照官阶、资历他都在七人之下，于是对管仓库的有司说，不用拿比玉带了，我自备了一条，权且先用着吧！有司同意给七位大臣颁发玉带，唯独丁谓系着一根一指宽的普通丝带。宋真宗很诧异问道，丁谓的带与诸位卿相差得太悬殊了，赶紧找一玉带赐予。有司说只剩下比玉带了。宋真宗说可以！遂以赐之，丁谓就这么捡了个大便宜（《梦溪笔谈》）。丁谓原出自寇准门下，两人关系尚可，自从寇准钓鱼宴上侮辱了他后，两人分道扬镳，政见上多有龃龉，斗争也就在所难免，双方决战在一次政变过程中。
当时中央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宋真宗生病了，奄奄一息，于是刘皇后开始掌权。决策层有中书宰相向敏中、寇准，参知政事丁谓、李迪，枢密使曹利用、曹玮等人，划分成了两大派别，即“保皇党”和“拥后党”，坚持宋真宗托孤、防止刘皇后掌权的“保皇党”以寇准为代表，支持刘皇后发展权势的“拥后党”以丁谓为代表，双方彼时势均力敌，“保皇党”更强悍一些。
早年宋真宗曾想立刘氏为后，遭到了寇准、王旦、向敏中、赵安仁等大臣的反对，均以刘氏寒微不可母仪天下为由。参知政事赵安仁提出立前宰相沈义伦孙女沈德妃为后，宋真宗闷闷不乐，就跟王钦若发发牢骚。王钦若正好排挤赵安仁，急忙借机说，副宰赵安仁他之所以坚持立沈德妃，那是因为他曾经是故相沈义伦的幕僚。宋真宗当即明白了，原来老赵用心不轨，想拥立沈德妃以此巩固朕就成全你吧！赵安仁徇私舞弊，致仕处理。几经波折，刘氏这位曾经的市井艺人终于当上了国母（《东轩笔录》）。
寇准与刘皇后也有过节，以寇准的为人性格，他看不起刘氏那个妇道人家。刘氏亲戚横行于四川，夺民盐井被告了。宋真宗的意思是给刘皇后个面子，赔偿损失，从轻发落得了。寇准坚持己见，说那绝对不好使。结果可想而知，把刘皇后彻底得罪了。真宗患病期间，刘皇后与寇准形同水火，只要有个燃点必然爆发激烈冲突。
两派相互敌对，谁也不敢先动手，原因在于宋真宗的病时好时坏，指不定哪天重新上朝听政，这玩意只能观望着。从一位政治家的角度讲，宋真宗内心深处偏向向敏中、寇准这一派。皇帝的信息多半通过向敏中抵达“保皇党”阵营。眼瞅着皇帝一天天病重，万事俱备，条件成熟，寇准率先发起了进攻。寇准对宋真宗说：“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矛头直指丁谓，间接指向刘皇后。他话里的“方正大臣”当然是指接受托孤的忠臣们，至于丁谓、钱惟演，免了吧！宋真宗还不糊涂，赞同了寇准的意见，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文件请太子监国。就在两派开始斗争之际，关键时刻向敏中死了，重量级人物的离开使得胜利的天平趋向丁谓一派。在此时，寇准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泄密了！
《罗织经·谋划》有云：“上谋臣以势，势不济者以术。下谋上以术，术有穷者以力。臣谋以智，智无及者以害。事贵密焉，不密祸己；行贵速焉，缓则人先。其功反罪，弥消其根；其言设缪，益增人厌。行之不辍，不亦无敌乎？”谋划，顾名思义“相互制约”的意思，领导凭借权势制约臣子，当权势失去效果时则需要用权术。同样，下属依靠权术制约领导，当权术穷尽那就看实力了。谋划需要智谋，智慧不起作用时，只好使用合法的伤害。无论治下、事上还是整同事，行动一定要严密，一旦泄密必然祸及己身。官场中谁也不比谁弱智，有的人反应迟钝，但终究会反应过来，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一次寇准喝高了，不慎失言，泄露了他与宋真宗的秘密谈话内容。被对手眼线听到后告诉了丁谓、曹利用，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开始反击。当晚曹利用等人见了刘皇后，关乎生死之大事，咱们该出手了。刘皇后能够胜利有一个先天原因，即刘皇后总在皇帝身边，能够第一时间准确掌握宋真宗的病情。刘皇后一不做二不休，施展了矫诏这一杀手锏，罢免寇准，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后贬道州司马。一次有可能成功的政变被寇准喝酒误事，功亏一篑。宋真宗临死前处在被劫持的境地却依然不糊涂，有气无力地问，为什么这些天看不到寇准？左右莫敢对。
宦海沉浮无常，这的确值得深入仔细的研究。寇准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以往他都是一个人独挑大梁，反正自己才华够用，特立独行，也不去结交朋友、拉拢豪绅、建立组织关系网，就好像铁血战士，在官场中扮演着“独行侠”。事实证明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狼多。最后这一次寇准不经意地建立了组织关系，却极为脆弱。有些原本“保皇党”的人见风使舵投敌了，譬如钱惟演，为什么本该支持他的人到头来反而攻击他？《罗织经·瓜蔓》有云：“荣以荣人者荣，祸以祸人者祸。”你发达了能够让身边的人也跟着沾光发达，那才是真正的发达；反之你有了祸患，你身边的人也跟着遭殃，那才是真正的祸患。寇准前者没有做到，后者做得很踏实，党派成员如李迪、曹玮悉数被罢免。
寇准最惨的一次贬谪由丁谓执笔起草诏书，丁谓问另一位与寇准有隙的刚上任的宰相冯拯，贬崖州，让他再经历点惊涛骇浪，怎么样？崖州，即广南东路琼州朱崖军，今天的海南省三亚市。冯拯知道丁谓狠毒，唯唯诺诺，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丁谓想了想，没必要做得那么绝，于是寇准贬雷州，在今广东省湛江市海康县，与三亚当然有一段距离。元丰末年，苏轼也被政敌章惇贬到此地。其后，丁谓因修宋真宗陵寝擅自移改陵穴，被曹利用抓住把柄，攻击他与内侍官雷允恭勾结，把持朝政架空刘太后，遂被贬。政治结盟的内部并不稳固，如同欧阳修《朋党论》说的那样，君子以义结，小人以利结，当彼此没有利益价值时必然相互倾轧。这一次贬丁谓的命令由冯拯起草，老冯想都没想，大笔一挥，贬崖州（《归田录》）。
官场斗争的最后一个原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也许只有曾仕五朝、八姓、十三帝，乱世之中前后为相四十年屹立不倒的冯道他老人家的《偶作》能给人以启发，全诗曰：“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