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埃尔菲恩斯通银马刺旅馆订下的那座两间房的小屋结果竟是我们头一次无忧无虑的旅行中洛丽塔就十分喜欢的那种富有光泽的褐色松木造的；噢，如今情况变得多么不同！我并不是指特拉普或特拉普之类的人。说到头——唔，真的……说到头，先生们，一切变得非常清楚，所有那些令人目眩地不住变换汽车、被我认作同一个人的侦探，都是我这个有受迫害妄想症的人所臆造的人物，是建立在巧合和偶然相似的基础上的反复出现的形象。Soyons logiques，我头脑中自以为是的法国气质这么夸口说——并且进而打消这样一个概念：有一个被洛丽塔弄得神魂颠倒的推销员或喜剧中的歹徒正利用暗探在迫害我、欺骗我，再不然就对我和执法人员之间奇特的关系而充分加以利用。我记得当时我哼着曲子把我的惊恐赶走。我记得我甚至为“伯尔兹雷”那个电话想出一个解释……可是，即使我可以摆脱特拉普，就像摆脱我在钱皮恩的草地上的抽搞那样！但我对于在一个新时期，即我的推断告诉我洛丽塔不再是一个性感少女、不再折磨我的时期前夕所感受到的痛苦，即明白她是那么撩人、那么令人难受地可爱而又不可及所感受到的痛苦却束手无策。
在埃尔菲恩斯通，命运相当亲切地为我安排了一场额外的、讨厌的、毫无理由的烦恼。在最后这段行程中——一点也没有受到烟灰色的侦探或是曲折前行的傻瓜污染的两百英里山路——洛一直无精打采！一言不发。她几乎都没有抬眼去看一眼山上突出的那块形状怪异、给映得通红的著名的岩石那曾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歌舞女郎走向解脱的起跳点。那座市镇是新建的或重建的，位于一片七千英尺高的山谷谷底。我希望这个地方不久就会叫洛感到厌烦，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往加利福尼亚州，开往墨西哥边境，开往神话般的海湾、长着巨大仙人掌的沙漠、海市蜃楼。何塞·利萨拉本戈亚，正如你们所记得的那样，就打算把他的卡尔曼带到Etats—Unis。我设想出中美洲的一场网球比赛，多洛蕾丝·黑兹和加利福尼亚州各校的好多位女子冠军都将光彩照人地去参赛。用微笑开路的友好观光消除了护照和体育运动之间的区别。为什么我希望我们在海外会幸福呢？改变环境是注定不幸的爱情和肺脏所依赖的传统的谬误。
经营那家汽车旅馆的海斯太太是个活泼的、抹着厚厚的胭脂、蓝眼睛的寡妇；她问我是不是赶巧是瑞士人，因为她妹妹嫁了一个瑞士滑雪教练。我是的，而我女儿却有一半爱尔兰血统。我作了登记，海斯把钥匙交给我，脸上闪现出一丝微笑，接着仍然带笑地指给我看应该把汽车停放在哪儿。洛慢吞吞地下了车，微微打了一阵哆嗦。傍晚时光线还亮，空气十分凉爽。她走进小屋，在一张牌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把脸埋在一只胳膊弯里，说她觉得很不舒服。我以为她是假装的，无疑是假装了来逃避我的爱抚。我心头十分焦渴；可是当我想要爱抚她的时候，她异常阴郁地抽泣起来。洛丽塔病了。洛丽塔要死了。她皮肤滚烫！我从口腔里给她量了体温，随后查看了我幸好草草抄在一个笔记本里的公式；等我费劲地把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华氏温度换算成我童年时就很熟悉的摄氏温度后，我发现她的体温是四十度四，这至少说明了问题。歇斯底里的小仙女，我知道，可能会有各种体温——甚至超过致命度数的体温。要不是在查看她可爱的小舌头（她身上的珍宝之一）的时候发现它已经通红，我本来会让她呷一口加了香料的热葡萄酒！吃两片阿司匹林，再用亲吻把高烧驱除。我替她脱下衣服。她的呼吸又苦又甜。她褐色的小嘴里有股血腥气味。她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她抱怨说脊椎骨上半部僵硬发疼——我像任何一个美国家长都会以为的那样以为是小儿麻。我放弃了所有交欢的希望，用一条旅行毛毯把她裹住，抱上汽车。这时，好心肠的海斯太太已经通知了当地的大夫。“你真幸运，事情就发生在这儿，”她说；因为不仅布卢是本地区最好的大夫，而且埃尔菲恩斯通医院也是最现代化的医院，尽管不能容纳很多病人。于是受到一个赞同异性爱的埃尔柯尼希的跟踪，我向医院驶去，一路上给低地那边辉煌灿烂的斜阳照得两眼有些发花；给我带路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婆子，一个腿脚灵便的女巫，也许是埃尔柯尼希的女儿，是海斯太太介绍给我的，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布卢大夫的学识无疑大大不如他的名气。他告诉我说这肯定是病毒感染。我提起她最近得了一次流感，他简慢地说，这是另一种病菌引起的疾病，他手上就有四十个这种病例；所有这些病例听起来都像是从前人患的“疟疾”。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提一提，漫不经心地笑着提一提我的十五岁的女儿在和她的男朋友爬过一道难以翻越的围墙时出过一被小小的事故。但我知道自己有些醉了，就决定不吐露这种情况，等到以后必要时再说。我对一个面无笑容、金发碧眼、婊子一样的女秘书说我女儿的年龄“实际上是十六岁”。我一不注意，我的孩子就给带走了！我坚持要求在他们该死的医院一个角落的一块“表示欢迎”的擦鞋垫子上过夜，但白费力气。我跑上一段段构成主义派的楼梯！竭力想找到我的宝贝儿，以便告诉她最好不要胡言乱语，尤其在她感到像我们大伙儿都会有的头昏眼花的时候。有一会儿，我对一个十分年轻、脸皮很厚的护士粗鲁得简直可怕；她臀部肌肉过于发达，两只黑色的眼睛亮闪闪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巴斯克人的后代。她的父亲是个外来的牧羊人，专门训练牧羊犬。最后我只好回到汽车上，在里面不知呆了多少个小时，伛偻着身子坐在黑暗当中，被自己新产生的孤独弄得傻了眼。我张开嘴巴，一会儿朝外望着蹲伏在铺着草地的街区中央那幢灯光暗淡、相当低矮、四四方方的医院大搂，一会儿又抬头望着满天星斗和e montagne的参差不齐的银白色土墙；玛丽的父亲，孤独的约瑟夫洛尔此时就在那儿，正梦见奧洛隆、拉戈尔、罗拉斯——que sais—je！——或者在勾引一头母羊。这类甜美、飘逸的念头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时刻对我始终是一种安慰。尽管我随意喝酒，但只是在我因无尽的黑夜而感到相当麻木以后，我才想到要开车回汽车旅馆。老婆子早就不见了，我对回去的路拿不大准。宽阔的碎石路纵横交叉地越过沉寂的长方形的阴影。我在一片大概是学校的操场上辨别出一个好像绞刑架的侧影似的东西；在另外一片有点儿像荒地似的街区，在寂静中耸立着当地一个教派的灰白色的圆顶教堂。我终于找到了公路，后来又找到了汽车旅馆，无数被称作“粉翅蛾”的一种昆虫正成群地在“客满”字样的霓虹灯四周打转。清晨三点，我洗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热水淋浴（这种淋浴就像某种腐蚀剂，只有助于确定一个人的绝望和疲惫），随后便在她的床上躺下；床上有一股栗子、玫瑰花和薄荷的香味，还有我新近允许她使用的那种非常清淡、非常特别的法国香水的气味。我发现自己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两年内这还是头一次跟我的洛丽塔分开。突然我想到她的生病多少是一个主题的发展——与我们的旅途中叫我困惑和痛苦的那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印象具有同样的风味和色调。我想到那个特工人员、秘密情人、恶作剧的家伙、幻觉或者不管他是什么，正在医院四周徘徊——曙光女神几乎还没有“捂暖她的手”，正如在我出生的国家那些采摘薫衣草的人所说的那样，我就发现自己又想走进那座土牢，去敲敲它绿色的门，没吃早饭，也没拉屎，满心绝望。
那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或星期四，她本来就是那么个宝贝，对于某种“血清”（麻雀的精液或儒良的粪便）作出了极好的反应，病情好多了，大夫说再过几天，她就又会“跳跳蹦蹦”的了。
我去探望了她八次，其中只有最后一次依然鲜明地铭刻在我的心上。到医院去探望成了一桩了不起的大事，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子也被当时正在影响我的传染病淘空了。没有谁会知道拿着那束花儿，那个爱情的负担，以及我走了六十英里才买到的那些书所有的那份劳累。那些书是布朗宁的《戏剧作品集》、《舞蹈史》、《小丑和科伦芭茵》、《俄罗斯芭蕾舞》、《落基山的鲜花》、《戏剧协会选集》、十五步就赢得全国少年女子单打冠军的海伦·戚尔斯著的《网球》。我正脚步蹒跚地上楼朝我女儿十三元一天的单人病房门口走去，玛丽·洛尔，那个对我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反感的讨厌的兼职年轻护士端着一个用完早饭的托盘走出来，砰的一声把托盘放在走道里的一张椅子上，飞快地一扭屁股又跑回房去—大概是去通知她的可怜的小多洛蕾丝，她那专横的老爸正悄悄地爬上楼来，手里还拿着书和花束。那束花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我在一个山口亲自用戴着手套的手所采集的野花和美丽的叶子结扎成的（我在那个关键性的星期几乎没有睡觉）。
我的卡尔曼西塔吃得好吗？我朝托盘瞥了一眼。在一个沾有蛋黄的盆子上有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放过东西，因为有一边已经撕开，但信封上没有地址——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不可信的纹章图案，以及用绿色字母印的“庞德罗萨旅社”的字样。于是我跟玛丽就chassé—croisé，她这会儿又匆匆忙忙地走了出来——她们行动得那么快，可做的事儿却那么少，真叫人感到惊奇，这些大屁股的年轻护士。她生气地瞅着我刚放回去的那个已经平整的信封。
“你最好别碰，”她说，对着那个信封点了点头，“会吃苦头的。”
要对她的话作出回答就降低了我的尊严。我所说的只是：
“Je croyais que cétait un账单——不是一封billet doux。”接着便走进那间充满阳光的病房，对洛丽塔说：“Bonjour, mon petit。”
“多洛蕾丝，”玛丽·洛尔跟着我走进房来，从我身旁挤过去，这个胖乎乎的婊子，十分迅速地折起一条白色法兰绒毛毯！而后又眨了眨眼说道，多洛蕾丝，你爸爸以为你收到了我男朋友的信。收到信的是我（洋洋得意地拍了拍她戴的那个镀金小十字架）。我的爸爸也跟你的爸爸一样会parlay—voo。
她走出房间。多洛蕾丝脸色那么红润，皮肤呈一片赤褐色，嘴唇刚刚涂过口红，头发梳得光灿灿的，两只光胳膊笔直地伸出来放在干净的床罩上，躺在床上正天真地朝着我或者并不朝着什么人微笑。在床边的小桌上，挨着一张纸餐巾和一枝铅笔，她的黄玉戒指在阳光下闪烁。
“多么讨厌的葬礼上用的花儿，”她说，“不过仍然要谢谢你。但你是不是可以不讲法语呢？那叫大伙儿都很烦恼。”
那个丰满、年轻的粗野女子又用平时那种急急匆匆的动作跑回房来，身上满是大蒜和尿的气味，手里拿着《德塞雷特新闻报》她的漂亮的病人急忙接了过去，对我带来的那些有着精美插图的书籍却置之不顾。
我妹妹安玛丽说（又给那个情况加上一点事后的想法），在庞德罗萨那地方干活儿。
可怜的蓝胡子。那些残忍的弟兄。Est—ce que tu ne maim es plus, ma Carmen?她从来就没爱过。那时，我知道我的爱情和先前一样毫无希望——我还知道这两个姑娘是同谋，她们用巴斯克语或曾费拉语密谋应付我那毫无希望的爱情。我要更进一步说洛正在耍两面派的花招，因为她也在愚弄感情用事的玛丽。她大概告诉玛丽，她想和她爱开玩笑的年轻舅舅住在一起，而不跟着我这么个冷酷、阴郁的人居住。我始终没有查明的另一个护士，把病床和棺材用车推送到电梯里的那个乡下来的白痴以及候诊室鸟笼里那些愚蠢的绿色相思鸟——所有这些都参与了这个阴谋，这个卑鄙的阴谋。我想玛丽准是以为滑稽有趣的父亲亨伯托尔狄教授正在干涉多洛蕾丝与她那位替代父亲、矮矮胖胖的罗密欧（因为尽管吸可卡因，喝酒，罗，你知道，你那时是相当胖的）之间的恋情！
我喉咙疼痛，咽下了一口口水，站在窗边，凝望着大山，凝望着在充满笑意、暗中密谋策划的天空下耸立着的那块富有浪漫色彩的岩石。
“我的卡尔曼，”我说（以往我有时也这么叫她），“等你可以下床了，我们就离开这个阴冷、恼人的市镇。”
“顺便提一句，请你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找来给我，”这个gitanilla说，一边弓起双膝，又翻到下一页。
“因为，说真的，”我继续说，“待在这儿毫无意义。”
“待在随便什么地方都毫无意义”洛丽塔说。
我在一张印花装饰布的椅子上坐下，翻开那本吸引人的植物学著作，在房里充满热病气息的寂静中，试图识别出我采的那些花。结果无法办到。不久，外面走道里不知什么地方轻轻响起一阵悦耳的铃声。
我想在这家供人参观的医院里至多只有十二三个病人（有三四个是精神病患者，这是洛在较早的时候兴冲冲地告诉我的），医务人员十分空闲。可是——同样为了供人参观的原因——规章制度相当严格。我总是去得不是时候，这也不错。能够见到幻象的玛丽（下一次就会是飘然走过咆哮谷的une belle dame toute en bleu）不无隐秘朦胧地恶意地拉住我的袖子，把我领出房去。我望了望她的手；那只手垂了下去。在我离开的时候，自动离开的时候，多洛蕾丝·黑兹提醒我第二天早晨要带给她……她也不记得她要的各种不同的东西放在哪儿……“带给我，”她喊道（我已经走出房间，门在移动！就要关上，关上了），“那个新的灰色的小提箱和妈妈的大箱子。”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在汽车旅馆里那张她只躺过几分钟的床上浑身打颤，痛饮了一番，弄得人都快要死了；在那种往复循环、不断剧烈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请那个寡妇的情人，一个身强力壮、为人和蔼的卡车司机把那两个箱子给她送去。我想象着洛向玛丽展示她的宝贝……毫无疑问，我有点儿头晕目——下一天，我仍然不住颤抖，而不是稳固不动，因为当我透过浴室的窗户朝外望着邻近的草地时，我看见洛莉漂亮的新的自行车用撑架撑着放在那儿，优美的前轮像一贯的那样并不正对着我，有只麻雀停在车座上一旦那是女店主的自行车；我笑了笑，对自己这种难以实现的幻想摇了摇可怜的脑袋，跌跌撞撞地走回床前，像圣徒似的平静地躺在床上——圣徒，的确！当褐色皮肤的多洛蕾丝，在一片充满阳光的草地上跟桑奇查一起阅读一本电影杂志上的故事———不管多洛蕾丝到什么地方，总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电影杂志。根据一直在燃放的爆竹、真正的炸弹判断，城里有一场盛大的国民庆祝活动。下午一点五十五分，我听见有人在我的小屋半开着的房门附近吹口哨，随后门就给嘭的敲了一下。
原来是大个儿弗兰克。他仍然站在敞开的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身体微微前倾。
你好。洛尔护士打来电话。她想知道我是不是好一点了，今儿会不会去？
在二十步外，弗兰克看上去是个非常高大健康的人；五步以外，就像现在，他是一个脸色红润、到处都是疤痕的汉子——在海外经历过种种磨难；可是，尽管受过难以启齿的伤，他却依然能够驾驶一辆巨型卡车，能够钓鱼、打猎、喝酒，并且轻松愉快地跟路旁的女子调情。那天，或许因为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或许只是因为他想要让一个病人高兴，他脱掉了通常戴在左手上的手套（就是按着门框的那只手），向发呆的病人显示他不仅完全缺少第四和第五个手指，而且在他这只残缺的手的手背上还很诱人地刺着一个裸体的姑娘，具有朱红色的乳头，靛蓝色的私处，食指和中指成了她的两条腿，而手腕上刺着她戴着花冠的头。噢，妙极了……斜靠在门旁，像一个顽皮的小仙女。
我请他告诉玛丽·洛尔我整天都得躺在床上，明天什么时候，假如我觉得自己像个波利尼西亚人，就会和我女儿取得联系。
他注意到我的目光盯着的方向，于是让手背上那个姑娘的右边屁股色情地抽动起来。
好吧——好吧，！大个儿弗兰克大声说道，用手拍了拍门框，吹着口哨，把我的口信带走了；我继续喝酒，到早晨热度就退了；尽管我跟癞蛤蟆一样一瘸一拐，但我还是把那件紫色的晨衣披在那件找黄色的睡衣外面，走到办公室的电话面前。一切都很不错。一个欢快的声音告诉我说是的，一切都很不错，我女儿前一天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已经付清账目出院了，她舅舅古斯塔夫先牵着一条长耳小狗来接她，对大伙儿都笑嘻嘻的，他开的是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牌汽车，用现金付了洛莉的账，还叫他们告诉我不要担心，注意保暖，他们按照约定待在老爷爷的牧场上。
埃尔菲恩斯通过去是，我希望现在依然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小市镇。它像一个设计模型似的铺展开来，整洁的绿编般的树木和红顶的房子分布在那个山谷的谷底。我在前面曾经提过它的模范学校、教堂，以及一片片宽广的长方形街区。说来奇怪，有些街区只是一些异乎寻常的草场，上面有头骡子或独角兽在七月清晨的薄雾中吃草。十分有趣：在一个沙砾沙沙作响的急转弯处，我擦边撞击了一辆停放着的汽车，心里暗自说道一而且对那辆汽车两手挥动的车主会心地（我希望如此）说道——我晚些时候会回来对伯德学校讲话，伯德·新伯德，杜松子酒叫我的心变得灵敏，但却叫我的头脑变得麻木。经过在乱梦颠倒中相当普通的一些差错和损失以后，我发现自己在接待室里，想把医生痛打一顿，对着躲在椅子底下的人咆哮，还叫嚷着要玛丽出来，算她幸运，当时她不在那儿。许多只粗野的手拉着我的晨衣，撕下一个口袋。不知怎么，我似乎坐到一个秃顶的长着棕色头发的病人身上，我把他错当成了布卢大夫，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乖戾反常的声音说道：“我倒要问问看，谁是精神病人？”一接着，一个身材瘦削、面无笑容的护士交给我七本美丽的、美丽的书和那条给十分精细地叠好的格子花呢旅行毛毯，要我写一张收条。在那片突然出现的寂静中，我意识到走道里有个警察。刚才被我蹭了一下的那个开汽车的朋友正把我指点给他看，我温顺地在那张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收条上签了字，就这样把我的洛丽塔交给所有这些粗野笨拙的人。可是我有什么法子呢？脑子里有个简单、刻板的念头特别清楚，那就是：“眼下自由就是一切。”只要错走一步一我也许就会被迫去解释自己罪恶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假装从迷乱中清醒过来，向那个开汽车的朋友支付了他认为公平的赔偿费用。布卢大夫那时正抚摸着我的手，我含泪地向他讲到自己过于随意地用于维持一个需要慎重对待但不一定有病的心脏的那些酒。对医院里的全体人员，我做了个几乎叫我自己大吃一惊的挥手的动作表示歉意，同时又补充说我跟亨伯特家族其余的人关系并不太好。对我自己，我悄没声儿地说我手里还有枪在，还是一个自由的人——可以自由地去追踪那个逃亡的人，自由地去干掉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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