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历史，不知道父母是谁，没有叔叔，没有表亲，没有家乡。我只有一个哥哥，大我两岁。我三岁时，我哥哥亚蒂五岁，我们俩被留在纽约郊外的一间孤儿院里。我们的母亲把我们扔在那里。我完全不记得她。

    我没把这个告诉卡里、乔丹和戴安娜。这种事我从不谈起，甚至连我哥哥亚蒂也不，他是这世上跟我最亲的人。

    我从不提及它，因为听上去太可悲了，而它其实并不可悲。孤儿院不错，是个舒适又井井有条的地方，还有很好的学校体系和一位睿智的管理人。在我和亚蒂离开之前，那里对我不错。他当时十八岁，找到了一份工作，租了间公寓。我逃离孤儿院加入了他。几个月后，我离开了他，谎报年龄参加了陆军去打二战。现在，十六年后，在拉斯维加斯，我对乔丹、卡里和戴安娜讲述了那场战争和我之后的人生故事。

    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名参加社会研究新学校的写作班。那时人人都想当作家，就像二十年后人人都想当电影制作人一样。

    在陆军里，我发现自己很难交到朋友。在学校里就容易得多。我正是在那儿遇上了我未来的妻子。除了哥哥，我没有家人，所以便花很多时间待在学校，跟朋友在食堂里待着，而不是回到格罗夫街的孤寂房间去。有趣的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走运，说服某个姑娘跟我同居几个星期。我交到的男性朋友都是从陆军退役后利用《退役军人法案》去上学的，我们很有共同语言。问题在于，他们感兴趣的都是文学的生命，而我不是，我想成为作家的原因只是我总能梦到一些故事，那些精彩绝伦的冒险能把我从这个世界中孤立出来。

    我发现自己比其他所有人读书都多，即便是那些在读英语博士的也一样。其实我没别的事情可做，除了赌博。我在东边第十街附近找到个下注人，便每天都赌球类比赛，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我写了些短篇故事，正准备写一本关于战争的小说。我是在短篇故事班里遇到我妻子的。

    她是个小个子爱尔兰和苏格兰混血姑娘，胸部丰满，大大的蓝眸，对一切都非常严肃。她虽然谨慎客气，但批评其他人的故事时非常严苛。她还没有机会对我评头论足，因为我还没上交一篇短篇故事。她朗读了自己的一个作品。我很意外，因为那故事写得很好，非常风趣。是关于她那些爱尔兰酒鬼叔叔们的。

    所以，当她念完，全班都批评她套用了所有爱尔兰人都是酒鬼的刻板印象。她漂亮的脸因为受伤而变得扭曲。

    最终，她得到了解释的机会。她有着美妙的温柔嗓音，带着哭腔说：“但我是跟爱尔兰人一起长大的，他们所有人都喝酒，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她对老师说。他正巧也是爱尔兰人，叫马洛尼，是我的好朋友。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但那一刻他其实就是醉醺醺的。马洛尼靠进椅子里，严肃地说：“我不清楚，我自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们大笑起来，可怜的瓦莱莉低下头，感到迷惑不解。我帮她说了话，虽然那故事很不错，但我知道她永远也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作家。课堂上的每个人都有天赋，但只有几个有精力和渴望去走那条漫长的路，去为写作放弃他们的生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能感觉她不是。秘密很简单：写作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

    学期结束前，我终于交了一篇故事，人人都爱它。下课后瓦莱莉走过来说：“为什么我这么认真，可我写出来的一切听上去都那么好笑？而你总是开着玩笑，表现得一点也不认真，可你的故事却会让我哭泣呢？”

    她是认真的，就跟往常一样。她不是在跟我调情。所以我请她喝咖啡。她叫瓦莱莉·欧格拉蒂，她痛恨这个名字的爱尔兰味道。有时我觉得她跟我结婚只是为了摆脱欧格拉蒂这个姓。她逼我叫她瓦莱莉。我很惊讶自己花了两周多才把她哄骗上床。她可不是文化村里那种随随便便的姑娘，而她也确保我清楚这一点。我们得走完一整套程序：我先把她灌醉，好让她可以指责我通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性弱点占了她便宜。但在床上，她令我大吃一惊。

    我之前并没有太爱她，但在床上，她棒极了。我猜也许有些人在性上面很合拍，能在一种原始的肉体层面产生共鸣，我们就是。我想我们都很害羞，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所以跟其他情人在一起时无法在做爱时放松，却能因为从两人的羞涩中迸发出的某种神秘缘由而彻底地共鸣。无论如何，在上了床的那晚之后，我们俩便如胶似漆。我们去村里的所有小电影院看了一切外国电影。我们吃意大利菜或中国菜，然后回到我房间，我们做爱，快到午夜时，我会把她送到地铁站好让她回在皇后区的家。她没胆量留宿，直到一个周末，她想周日早上仍在我家，为我做早餐，跟我一起看报纸。所以她说了女儿通常对父母说的谎言，留了整晚。那是个美妙的周末。但她回家后，陷入的却是整个家族的怒火。她全家人都指责她。当我周一晚上见到她时，她满脸泪水。

    “该死，”我说，“我们结婚吧。”

    她吃了一惊：“我没怀孕。”当我爆笑时，她更加惊讶。她真的毫无幽默感，除了写作的时候。

    我最终说服她我是认真的，我真的想娶她，她脸红了，然后开始哭泣。

    所以下一周的周末，我去了她家在皇后区的房子吃周日晚餐。那是个大家庭，父亲、母亲、三个兄弟和三个姐妹，都比瓦莱莉小。她父亲是个年长的坦慕尼协会工作人员，靠某种政治工作养家糊口。还有几个叔叔，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但是那种快活慵懒的醉法。他们喝醉就相当于其他人在一顿盛大晚餐中吃撑，并没有太离谱。虽然我平时不怎么喝酒，那天却喝了不少，我们都很开心。

    她母亲有双灵动的褐色眸子。瓦莱莉显然从母亲那儿继承了性感，从父亲那儿继承了缺乏幽默。我能看到她父亲和叔叔们半睁着醉醺醺的眼睛打量我，试图判断我是否只是个操了他们可爱的瓦莱莉的混小子，骗她说要跟她结婚。

    欧格莱蒂先生最终谈到了重点。“你们俩计划什么时候结婚？”他问。我知道，如果我回答错误，很可能会在此时此地被一个父亲和三个叔叔狂揍一顿。我看得出她父亲痛恨我在跟他的女儿结婚前就操了她。但我能理解，那并不难。再说了，我也不是在骗人，我从不骗人，或者说，我当时以为自己没有。所以我大笑着说：“明天一早。”

    我笑是因为我知道，虽然这个答案会让他们安心，但他们绝不会接受。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所有的朋友就会以为瓦莱莉怀孕了。我们最终定下来个两个月后的日子，好有时间正式宣布并举行个真正的家庭婚礼。我对此毫无意见。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坠入爱河了，我很开心，那就够了。我不再是孤单一人，可以开始书写我真正的历史了。我的生命将会向外延伸，我会拥有一个家庭、老婆、孩子，我妻子的家庭也会变成我的。我会待在这座城市里完全属于我的地方。我再不是个孤零零的个体。我可以庆祝节日和生日。简而言之，我将会在人生中第一次变得“平常”。陆军真的不能算。之后的十年，我努力让自己融入这个世界。

    我唯一认识并邀请去参加婚礼的是我哥哥亚蒂，和几个新学校的朋友。但有个问题。我需要跟瓦莱莉解释自己的真名并非梅林，或者说，我原来的名字不叫梅林。战后我合法地改了名，我得跟法官解释我是个作家，梅林是我的笔名，我给他举了马克·吐温的例子，法官点点头，就好像他认识几百个做了同样事情的作家。

    事实是，那时我觉得写作是件神秘的事。我希望它能是纯粹无瑕的。我害怕人们一旦了解我，知道真正的我，我便会尴尬得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想写人人都能与之共鸣的角色。（我的第一本书象征性很强。）我想成为两个完全分裂的个体。

    通过欧格莱蒂先生的政治关系，我当上了联邦公务员，在陆军预备役部队里当普通六级行政文员。

    孩子出生后，婚姻生活虽然平淡但仍很开心。瓦莱莉和我从不出门，节日时我们会去她家吃晚餐，或去我哥哥亚蒂那儿。我上夜班时，她和住同一栋公寓的朋友会拜访彼此。她交了很多朋友。周末夜晚，她会去她们的公寓参加小派对，我便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写我的书。我从未参加过派对。当轮到她举办派对时，我反感极了，我猜自己掩饰得并不好，而瓦莱莉痛恨我这样。记得有一次，我走进卧室看看孩子们，然后留在那儿读几页手稿。瓦莱莉离开客人进来找我。我永远忘不掉当她发现我在看书，那么明显地不愿回到她和她朋友身边时，她那副受伤的表情。

    就在其中一个派对结束后，我第一次觉得不舒服。凌晨两点我醒过来，发现腹部和背部正剧痛着。

    我看不起医生，所以第二天我去了复员军人医院。在那里的一星期，他们照了很多X光片，还做了些检测，却查不出任何问题。但我又复发了一回，根据症状，他们诊断是胆结石。

    一周后，我又复发回到医院。他们给我打了很多吗啡，我得请两天假。然后，到圣诞节前一周，正当我准备结束晚上的兼差时，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击中了我。（我没提那时我晚上在银行里兼差，为圣诞节多赚点钱。）我痛极了，但认为自己能去二十三街的复员军人医院，便叫了辆出租车把我送到离大门半街区远的地方。那时已经过了午夜。出租车开走后，疼痛狠狠击中了我的太阳神经丛。我在漆黑一片的街上跪下来，疼痛扩散到我整个背部，只能让我平躺在冰冷的人行道上。周围连个鬼影都没有，没人能帮我。医院大门在三十多米外，我却疼得完全无法动弹。我甚至不害怕，其实，我当时只想就这样死了算了，好让疼痛消失。我才不在乎我的妻子、孩子或者我哥哥，我只想逃离这一切。我想了一会儿传奇的梅林。该死的，我才不是魔法师呢。我记得滚到一边想要阻止疼痛，却滚下人行道的路沿滚到了阴沟里，马路牙子磕着我的头。

    那时，我能看到圣诞彩灯装饰着附近的一家小店。疼痛减轻了点，我躺在那里，想着我就跟个他妈的动物没什么两样。我是个艺术家，出了一本书，一个批评家把我称作天才，美国文学史的希望之一，而我却像条狗一样在阴沟里奄奄一息。这完全不是我的错，只是因为我银行里没存款，只是因为没人真的在乎我的死活。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真相。自怨自艾简直跟吗啡一样好用。

    我不知花了多久才爬出阴沟，又不知花了多久才爬进医院的大门。当我终于爬进一圈光弧中，我记得有人把我抱进轮椅，推我到急救室，我回答了一些问题，然后，魔法般的，我就在一张温暖的白色床上躺着，惬意地昏昏欲睡。没有疼痛，我知道他们给我打了吗啡。

    我醒来时，一名年轻医生正在看我的脉搏。上次也是他给我看的病，我知道他叫孔恩。他咧嘴冲我一笑，说：“他们通知你老婆了，孩子们上学后她就会来看你。”

    我点点头，说：“我猜我是等不到圣诞节就要做手术了。”

    孔恩医生看上去琢磨了会儿，然后轻快地说：“既然你已经拖了这么久了，何不等到圣诞节后呢？我会把手术安排在27号。你可以圣诞夜住进来，让我们帮你准备一下。”

    “好。”我说。我相信他。他说服医院把我当非住院病人对待。他似乎是唯一明白我为什么想在圣诞节后才做手术的人。我记得他说：“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没问题。”我不能向他解释我必须一直打两份工到圣诞节，这样才能给我的孩子们买玩具，让他们仍然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也不能向他解释我背负着整个家庭和它的幸福，而这个家就是我的全部。

    我永远记得那名年轻的医生，他长得就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医生那样，不过完全不装腔作势，而且好说话。他给我打了吗啡后，把我送回家，但他也有自己的理由。手术后几天他告诉我那个理由时，我能看出来他能讲出理由有多么开心。“听着，你得胆结石也太年轻了些，但检查没什么异样，我们完全依靠你的症状诊断，仅此而已，就是胆结石，大块的结石。但我想让你知道，那里没有其他任何问题。我仔细地看过了。你回家后别担心，一定会完好如初的。”

    那时我根本不明白他该死的到底想说什么。跟我往常的风格一样，直到一年后我才理解过来，他一直在担心我其实得了癌症，所以才不想在圣诞节前一周做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