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爸爸看着我、凝视我、注意到我，也只有过这么一次。在此之后，他就接受了现实。

    那时候，还不允许父亲步入孩子出生的光荣舞台，也就是女人准备生孩子的地方，在那儿，产妇强忍住哭泣，或者大喊大叫地忍受痛苦。只有睡在病床上、躺在半私人或全私人病房的妈妈们收拾干净了，清醒了，盖上了浅色的毯子，才会让爸爸们见到。我妈妈有间私人病室，正如她在小镇的地位一般，并且正好也亲眼看见了未来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爸爸站在育婴室的窗户外面凝视我，是在见过我妈之后，还是之前。我倾向于之后。这样的话，当她听到门外有他的脚步声，脚步声穿过她的房间时，她听出来他脚下的怒火，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不管怎么样，反正她给他生的是儿子。大家都觉得所有男人都想要儿子。

    我知道他说了什么。或者说，是她告诉我他说过的话。

    “好大一块碎猪肝。”

    然后是：“你用不着想着把那东西带回家了。”

    我的脸有一边很正常。我的全身，从脚趾到肩膀，也都很正常。我身长二十一英寸，体重八磅五盎司。一个结实、白皙的男婴，虽然刚刚经历了一趟寻常不过的旅行，皮肤可能还是红通通的。

    我的胎记不是红色的，是紫色的。在我还是个婴儿，还是个小小孩的时候，颜色很深，不过等我长大一些，就渐渐地淡下来了，虽然从来没有淡到看不出来。迎面过来的人，第一眼看见的肯定是胎记。你要是从我干干净净的左脸那侧过来，会吓一大跳。胎记看起来就像有人把葡萄汁或颜料甩在了我脸上。飞溅上来一大块，到了脖子那儿，变成了点点滴滴的形状。它围住一只眼睛，然后绕着鼻子转了漂亮的一圈。

    “就因为如此，这只眼睛的眼白看起来才这么清澈可爱啊。”这是妈妈傻瓜语录中的一句，虽然情有可原。她只是想让我自己喜欢自己而已。更奇怪的是，因为没有人和我说真话，所以我几乎相信了她的话。

    当然了，我爸爸终究没办法阻止我进家门。并且，我的存在，我的出现，理所当然地筑就了父母之间的巨大裂痕。不过我很难相信以前没有裂痕，至少有误解，还有冰冷的失望。

    我父亲的父亲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开了一家制革作坊，然后是一家手套厂。当时间进入二十世纪，财产渐渐缩水，不过，大房子仍然屹立在原地，园丁和厨师也还在。我父亲上了大学，参加了兄弟会，每次提起时，他都说这是他人生的一段美好时光。手套厂破产以后，他进了保险公司。和上大学的时候一样，他在我们小镇是个公众人物，高尔夫球打得很棒，还是个好水手。对了，我还没说，我们住的是祖父盖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房子坐落在休伦湖的山崖上，面对夕阳。

    在家里，父亲最活跃的特质就是仇恨和鄙视的能量。其实，这两种情感是共生的。他仇恨并且鄙视一些食物、汽车的构造、音乐、演讲礼仪、时尚服装、广播喜剧演员，后来又仇恨鄙视电视名人，还有惯常的种族和阶级分类，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本来就是用来仇恨和鄙视的，尽管用不着像他那么彻底。实际上，只要一出家门，他的大部分观点没有人和他争论，不管是他的兄弟会伙伴，还是出海伙伴。我认为，正是他的激进给人们带来了尴尬，同时也带来了对他的赞赏。

    直言不讳。别人就是这么说他的。

    显然，制造出我这样的产品，在他看来，简直是每天一推开房间门就不得不面对的污辱。他自己一个人吃早餐，不回家吃午餐。早餐和午餐妈妈都和我一起吃，有时的晚餐也和我一起吃，余下的时候和他一起。后来，我估计他们为此吵过架了，变成了我吃饭的时候她陪我坐着，她和他一起吃。

    可以这么理解，对他们的婚姻幸福，我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不过，他们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她没上过大学，她只能借钱读一所培训学校，在她那个年代，老师就是从培训学校出来的。她害怕出海，高尔夫也打不好。就算有些人说得不错，她以前是个美女（人很难判断自己的妈妈是美是丑），她的外表也不会是我爸爸喜欢的类型。他聊过他觉得是尤物的几个女人，还有后来成了他甜心的女人。妈妈不是这类型的。她不涂口红，戴的是单层胸罩，头发编成麻花辫盘在头顶，额头显得更宽更白了。她的衣服永远和时尚没关系，多少有几分没形状，过分地庄严——她是那种你觉得戴着上好的珍珠项链的女人，虽然我想她大概从来不曾真的戴过。

    我似乎打算说的是，我猜想自己可能只是个借口，甚至有可能是天赐良机；我成了他们之间现成的争端，成了他们不可解决的问题，把他们扔回天然的分歧之中，实际上这样的状态下他们反倒舒服点。我在小镇生活的所有年头，都没见谁离过婚，所以也许是想当然地认为，还有别的夫妻在一幢房子里各过各的日子，还有别的男人女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他们之间的差异从来没能弥补，有些话或行为从来没得到过原谅，障碍从来没能消失。

    这样的故事，接下来也毫不意外了。爸爸抽烟喝酒很厉害，当然，他的大部分朋友不管是什么处境，大半也是这样。爸爸五十多岁就中了风，几个月后就死在了床上。当然，这段时间，我妈妈把他留在家里，始终在照顾他，他并没有变得温柔一点、感激一点，反倒是一直污言秽语地辱骂她，不幸让他更为激烈，反正对她来说什么污辱都能解释得过去。他呢，似乎非常地满足。

    有个女人在葬礼上和我说：“你妈妈是个圣人。”这个女人的面孔，我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不过忘记她的名字了。一头白色的发卷儿，涂了胭脂的脸颊，面容清秀，垂泪低语。我立刻开始讨厌她。我板着脸。那一年我大学二年级，从来没有参加，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参加爸爸的兄弟会。和我一起消磨时光的人，是一些想当作家、想当演员、有活在当下的智慧、致力于浪费时间的家伙。他们是无情的社会评论家，横空出世的无神论者。那时候，我对言行举止像圣人的人毫无敬意。而且，诚恳地说，我妈妈也没打算当圣人。她离那些虔诚的神圣观念远得很，所以对我也没有这种要求，我每次回家，她从没叫我去爸爸的房间说一言半语和解的话。我自己也没去过。没有和解的观念，更别说什么祝福。我妈妈可不是个白痴。

    她曾经一心扑在我身上——我们俩都没这么说过，但我想在我九岁之前，就是这样的。她一开始在家教我，然后把我送到学校去。上学，听起来就像一个灾难之源。备受妈妈宠爱的紫脸蛋的小家伙，突然掉进了形形色色的奚落之中，遭受幼小的野蛮人无情的攻击。不过，我的日子算不上糟糕，现在想起来，我也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我个子高，身强力壮，也许这些帮了我的忙。不过我想，我家里的气氛和脾气暴躁、粗暴无礼、互相憎恶的环境（即使这一切都来自于并不经常出现的父亲）能让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合情合理、容易理解，哪怕这种理解并非积极主动的，只不过是被动接受。有没有人努力对我好一点，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我的外号叫葡萄籽，不过反正每个人都有个难听的外号。有个男生脚特别臭，每天洗澡都没用，大家都叫他黄鼠狼，他高高兴兴地忍着。我过得不错，我给妈妈写信时语调滑稽，她的回信风格也颇为近似，她略带讽刺地告诉我发生在小镇或者教堂里的事儿。我记得她描述了一场争论，议题是为女士的茶会准备的三明治怎么切才正确。她甚至试图幽默地、不带怨毒地描述爸爸。她称他为神的恩典。

    写到这里，我已经把我眼中的父亲塑造成了一个畜生，而我妈妈则是拯救者和保护人，对此，我深信不疑。不过，他们并不是我的故事里仅有的人物，家里的氛围也不是我唯一知道的。我现在说的是我上学之前的事儿。我认为是我生活中的大戏的事件，早已经在这座房子之外发生了。

    大戏。这么写让我觉得尴尬。我不知道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廉价的嘲弄，或许只是让人厌烦的自以为是。但随后我就想，你想想我是以什么为生，难道不觉得我这么看我的生活、聊我的生活很自然吗？

    我变成了演员。奇怪吗？当然，读大学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是戏剧社的活跃分子，最后一年我自己还导演了一出戏。戏里有一个经典笑话，创作来源是我本人，就是关于我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角色的。用没有胎记的半边脸对着观众席，必须走过舞台的时候就倒退。不过，如此极端的手法其实没有必要。

    那时候，国家电台有一档雄心勃勃的常规戏剧节目，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有。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莎士比亚，易卜生。我的嗓音天生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再加上一些训练，变得更好了。所以我被录用了。开始只是小角色，不过那时候电视把广播挤得行将凋零，我却几乎每周都要上节目，所以我也有了一批忠实的听众，即使人数算不上众多。有观众来信批评不良语言，反对提及乱伦（我们确实在某些希腊戏剧里提过）。不过，并不像妈妈担心的那样有大量雪花般的来信指责我。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妈妈都坐在收音机旁的椅子上，忠心耿耿，而且，忧心忡忡。

    之后是电视行业。对我来说，相当于演艺生涯就此结束。不过，声音给我带来了好处，我得到一份播音员的工作，刚开始在温尼伯，后来就回了多伦多。在过去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每个周末的下午主持一个电子音乐节目。并不像大家通常以为的那样，由我来负责精挑细选各类音乐。我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有限。不过我训练出一种令人愉快、略显古怪、富有耐心的个人特色。节目组收到大量的观众来信。有的来自老人院、盲人之家，有的来自经常开长途车的人、正在无聊的出差路上的人、白天独自在家做饭熨衣物的家庭主妇，以及正在用播种车耕作或耙松大片田地的农夫。信件来自全国各地。

    等我终于退休的时候，溢美之词奔流不息。他们写信来表达他们的失落感，仿佛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甚至是家庭成员。他们的意思是，这一档固定时段的节目，让他们这一周的另外五天都感到充实。时间被填满，可靠，并且愉快，让他们不再茫然，因此他们表达真诚的，也颇为难堪的感激之情。意外的是，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只好小心自己的声音，不让自己在节目中读他们的来信时哽咽。

    对节目的记忆，还有对我的记忆，迅速消失了。新的忠诚形成了。我休息得很彻底，拒绝主持慈善拍卖会，也没有发表过怀旧演说。妈妈去世的时候，已经活到了寿星的年纪。房子我没有卖，只是租了出去。现在我打算卖掉了，也已经通知了房客。我打算自己住一段时间，把这地方（特别是花园）整理出模样再说。

    这些年，我并不孤独。除了我的听众以外，我还有朋友。也有女人。当然了，有些女人就喜欢和她们以为需要她们支持的男人交往——她们急不可待地带你到处炫耀，作为她们自己慷慨付出的证明。我对这些女人保持警惕。这些年，我最为亲近的女人是台里的接待员，她是个明智温良的人，和四个孩子一起生活。我们曾经觉得，等她最小的孩子离家之后，我们会搬到一起生活。但是她最小的孩子是个姑娘，她没有离开家就有了个自己的孩子。于是，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关系，都渐渐消退。我退休回到老家之后，用电子邮件和她保持联系。我请她来看我，她突然宣布说她正在准备结婚，要去爱尔兰生活。我实在是太过震惊，都被这个消息震翻了，没有问她女儿和小婴儿是不是也跟她一起去。

    花园实在是又脏又乱。不过，我觉得待在花园里比待在房子里更轻松。屋子外头还是老样子，里面的变化则翻天覆地。妈妈把后头的起居室改成了卧室，食物储藏间完全改成了洗手间。再后来，为了适合房客居住，放低了顶棚，装上便宜的门，贴了几何图案的艳丽墙纸。花园就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只不过是疏于照顾。多年生长的植物仍然在野草中间蔓延。大黄苗圃有六十年或七十年历史，比雨伞还大的撕破的叶子成了它的地标。六棵苹果树还在，挂着的小苹果被虫子蛀得坑坑洼洼，是什么品种我也忘记了。我清理过的地面看起来那么微小，但清理出来的野草和树枝已经堆积如山了。必须要拖走，而且还得我自己花钱。城里不让放火烧落叶了。

    以前，一个叫皮特的花匠照料我们的花园。我忘记他姓什么了。他跛了一条腿，脑袋永远歪向一边，不知道是因为事故，还是中风的缘故。他干活儿慢，但是心细，勤勤恳恳的。皮特似乎心情永远都不好，妈妈和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柔和，以示尊重，她让他留意下他照料不够的苗圃，后来这些苗圃就有了变化。他讨厌我，因为我总是在不该骑车的地方骑我的三轮车，还在苹果树底下搭我的藏身之处，大概也因为他知道我小声骂他小人皮特。我也不知道这外号从哪里来的，也许是从漫画里来的？

    还有一个他叽里咕噜讨厌我的理由，我刚刚才想到，奇怪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明显都是身体遭受厄运的受害者。你可能以为这样的人有共同话题，不过通常来说，他们没有。有的事本来很快能忘记的，对方可能又提醒了。

    不过，这我也不确定。妈妈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情况。她声称她要在家里教我，是因为我支气管有毛病，而且一开始的两年学校闹传染病，她要保护我不受细菌感染。有没有人相信她的话，我不知道。何况，我爸爸的不友善，家里人人都有感受，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专门针对我的。

    在这里，我还得重复自己的话，我要说，我觉得妈妈做得对。对一个人明显缺陷的强调、持续的刺激和成群结伙造成的压力，会把尚且年幼的我抓住，让我无处可逃。现在就不一样了。对一个像我这样忍受折磨的孩子来说，真正的危险是周围的人小题大做，卖弄爱心，而不是嘲笑和孤立。或许对现在的我也一样。那段日子也许正像妈妈一贯知道的那样，从纯粹的恶毒里感受到的，更多是生活中的活力、智慧，以及人们种种似是而非的观念。

    大概二十年前，也许是更早的时候，我家的地界上还有另一座房子。我以为是一个小谷仓或者棚屋，皮特用它来放工具，有些我们暂时不用的东西，在最终确定处理方法之前，都放在棚屋里。后来，皮特的工作被一对年轻活泼的夫妻——吉妮和弗朗兹接替，他们用自己的卡车运来了最新的设备，没多久就把棚屋拆除了。再后来，他们转行做园艺生意的时候，就让他们十岁出头的孩子们来除草，反正那时候，别的事情我妈妈也不想做了。

    “随它便吧。”她说，“这样不就容易多了嘛。顺其自然。”

    话题再回到那座房子里去——看看我，绕着主题转来转去，心里惴惴不安。这座房子彻底变成储藏室以前，曾住过人，最早住的是贝尔夫妻两人，他们为我的祖父祖母工作，一个是厨师兼管家，另一个是花匠兼司机。祖父有一辆帕卡德，但他自己一直都不会开车。我出生之后，帕卡德和贝尔夫妻都已经不在了，不过大家还是把这座房子叫作贝尔小屋。

    我小的时候，有几年，贝尔小屋租给了一个叫沙仑·萨特尔的女人。她和女儿南希住在里面。她原本是和丈夫一起来镇上的，他当时刚当上了开业医生，但不过一年左右，他就死于败血症，她和孩子留在了小镇上。正如大家说的，她没有钱，也没有朋友。意思就是，没有人帮她，没有人请她做客。某个时候，她在我爸爸的保险办事处得到了工作，就搬进了贝尔小屋。我不确定这是在什么时候，她们搬进去的时候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小屋又空了。总之，那段时间，小屋重新粉刷成灰扑扑的粉红色，我一直觉得这是萨特尔太太自己挑的颜色，就不觉得她还有可能住在别的颜色的房子里。

    我当然叫她萨特尔太太。但是我知道她的名字，而大部分成年女人的名字我并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沙仑不是个普通的名字。我从主日学校里知道，这个名字和一首圣歌有关。我妈妈之所以能同意我去主日学校，是因为主日学校监控严密，根本没有休息时间。大家一起唱歌，圣歌的歌词在屏幕上闪烁。我觉得，我们中的大部分孩子在还没识字的时候，就从我们面前的词句形状，对这些诗篇有了些印象。

    我没想到屏幕的角落真的有一朵玫瑰，然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一朵淡粉色的玫瑰花，花朵上方的光环，变成了沙仑的名字。

    我的意思不是我爱上了沙仑·萨特尔。在我刚刚离开襁褓的时候，我确实恋爱过，我爱上了一个调皮的女仆，她叫贝西。她推着婴儿车带我去散步，我坐在公园的秋千上，她把我推得很高很高，我几乎要从秋千架顶翻过去。后来，我又爱过妈妈的一个朋友，她的外套领子是天鹅绒的，她的嗓音感觉也像是天鹅绒。沙仑·萨特尔和爱没有关系，她的嗓音不像天鹅绒，她也没兴趣给我展示什么美好时光。她个子很高，很瘦，瘦得不像当妈的人，身上似乎一点曲线也没有。她的头发是太妃糖的棕色，发梢是金色，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也始终留着短发。她的口红是鲜亮的红色，看起来很浓稠，像我在电影海报上看见的明星。在家的时候，她永远穿着一件和服式晨衣，那副样子总是会让我想起某种有气无力的鸟。鹳？鹳的腿挺像她的腿。大半时间，她都躺在沙发上抽烟，有时候为了让我们或者是让她自己开心，她就把腿伸直了，先伸一条，再伸另一条，把羽毛拖鞋甩到半空中去。她不和我们生气的时候，声音嘶哑粗糙，语气谈不上不友好，但也从来不是明智、温柔或者斥责的，不是感情丰富、有点悲哀的，这些才是我对妈妈的通常印象。

    你们这些白痴。她就这么叫我们。

    “出去，让我安静一会儿，你们这些白痴。”

    我们跟着南希的玩具汽车在屋里跑来跑去的时候，她躺在沙发上，烟灰缸就搁在她的肚子上。她到底想要多安静？

    她和南希的吃饭时间不规律，食物也很奇特。每回她到厨房去给自己做点心，回来的时候从来不会给我们端可可或者全麦饼干。另外，南希用调羹从罐子里直接舀和布丁差不多黏稠的菜汤，用手从盒子里直接把大米麦片抓出来时，她也从来不管。

    沙仑·萨特尔是不是我爸爸的情人？给她工作，给她粉红的小屋，是不是免费的？

    妈妈谈起她时态度友善，有时也会提到她遭遇的悲剧，就是那位年轻丈夫的去世。她会叫我们的女仆给她送花园里新摘下来的土豆、莓子和豌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豌豆。我记得沙仑·萨特尔躺在沙发上，用食指把豌豆一颗颗弹到半空中，说：“这东西有什么用？”

    “可以放在锅里加水煮。”我好心提醒她说。

    “你不是开玩笑吧？”

    至于我爸爸，我倒从来没有看见他和她在一起。他去上班的时间挺晚，回家又早，然后就去玩他的各种体育活动。有些周末，沙仑搭火车去多伦多，不过每次她去的时候都带着南希。南希回来后，会讲述她的种种经历，还有她看见的大场面，比如多伦多的圣诞大游行。

    当然，南希的妈妈也有不在家的时候，并未穿着和服躺在沙发上。可以假设这些时间她不是在抽烟或休息，而是在爸爸的办公室工作。反正我从来没有去过我爸爸的办公室，那儿也绝对不是欢迎我的地方。

    南希的妈妈上班的话，南希就得待在家里，每到这种时候，爱发牢骚的科德太太就坐在厨房里，听广播里的肥皂剧，她不让我们进去，自己把能吃的都吃了。因为我们一般都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妈妈其实可以一边照看我，一边照看南希，或者叫女仆看着我们，把雇科德太太的钱省下来。

    现在我的印象是，只要是醒着，我们就在一起玩。大概是从我五岁开始的，一直到八岁半结束。南希比我小半岁。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室外玩，肯定有下雨的时候，因为我记得，要是在屋里玩，南希的妈妈会生气。我们得离菜园子远一点，不要踩到花，不过我们一般都在苹果树底下玩，在一片浆果地上来来去去。还有小屋一头的一块荒地，德国人来的时候，我们的防空洞就盖在这里。

    我们的小镇北边有一个训练基地，真正的飞机一直在我们的头顶盘旋。有一次飞机坠毁，让我们失望的是，飞机掉进了湖里。因为这些战争的迹象，我们把皮特想象成了一个纳粹，而不仅仅是小镇的敌人，还把他的割草机想象成坦克。有时候我们爬到野苹果树上朝他扔苹果，站在树下就看不见我们。他跟妈妈告一回状，妈妈就会少带我们去海滩玩一回。

    去海滩的时候，她常常带着南希。我们不是去我家房子下面的山崖，那里是一片海水涌来涌去的沙滩。我们去的是另一片要开车去的小沙滩，那里没有吵吵闹闹的游泳者。其实，她教过我们游泳。南希比我胆子大，这让我很生气，所以有一次我把她扔到扑过来的海浪里，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她屏住呼吸乱踢一气，杀出一条生路来。

    “南希是个小姑娘。”我妈妈批评我，“她是个小姑娘，你应该像对妹妹一样对她。”

    我其实就是这么对她的。我从来没觉得她是个弱者。她确实比我小，但是，有时年龄小是优势。我们一起爬树的时候，她可以像猴子一样在树枝之间荡来荡去，而我就不行，我太重了。有一次我们追来追去（我不记得为什么追了），我一拦住她，她就一口咬在我胳膊上，咬出了血。这一回我们被分开了，大概分开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不过，很快我们就从一开始的怒目而视，转为急切盼望、苦苦哀求，所以禁令就解除了。

    冬天的时候，哪里都可以玩了，我们堆雪碉堡，用柴禾来布置碉堡，我们的军火库里装满了雪球，谁过来就砸谁。实际上没人过来，这条街是条死巷。我们只好自己堆一个专门用来挨揍的雪人。

    要是大雪天出不了门，就在我家由妈妈带着我们玩。万一爸爸头痛躺在床上，我们只好安静点，妈妈会给我们读故事书。我记得是《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听到艾丽丝喝了一种水，越长越大，卡在兔子洞里出不来了，我们都给吓坏了。

    也许你想知道的是性游戏。没错，我们也会做性游戏。在额外炎热的某一天，我们扎好了帐篷，躲在里面，我忘记是怎么回事儿了，总之帐篷就在小屋的后头。我们蜷缩在里面，有意识地互相摸索。帐篷有一种色情但并不成熟的气味，如同我们脱下的内衣裤。各种瘙痒的感觉让我们兴奋，不过，没一会儿，就不对了。我们浑身发痒，汗淋淋的，迅速萌生了羞耻感。钻出帐篷的时候，感觉竟然是从未有过地疏远，并且奇怪地厌倦了对方。我不记得有没有类似的事情，是不是同样的后果。反正，要是有也没什么奇怪的。

    如今，南希的脸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没有她妈妈的脸记得清楚。我想她的样子和她妈妈是一样的吧，至少迟早会一样的。金黄色的头发自然地变成棕色，但是因为在太阳底下晒得太久，有些褪色。肤色是玫瑰色，甚至差不多是红色。是了，我看见她的双颊通红，简直像蜡笔涂过。这也是因为夏天在户外待的时间太久。阳光的力量是巨大的。

    不用说，在我家，除了特意说可以让我们玩的房间，其他房间不给进去。我们做梦都别想上楼去，也休想下楼去地下室、去前廊或者去餐厅。然而，在南希家的小屋里，除了南希妈妈想静悄悄地待着的地方，或者科德太太黏着收音机的地方，哪里都是可以的。每当下午的炎热连我们都受不了时，地下室是个好地方。台阶边没有扶手，我们可以互相挑衅，看谁敢跳，一步一步跳下去，直到跳到坚硬的泥地上。厌倦了互相挑衅，就爬到旧帆布床上蹦来蹦去，装出用鞭子抽马的样子。有一回，我们从南希妈妈的烟盒里偷了一根烟（主要是不敢多拿），想试试抽烟的滋味。南希抽得比我好，因为她比我有更多机会练习。

    地下室还有一个老式的木制梳妆台，上面搁了几罐油漆和清漆，大部分都干掉了。一堆干硬的刷子、搅拌棒，还有用来调试颜色和清洗刷子的木板。少数几罐漆的盖子还扣得挺紧，挺难撬，开了以后我们发现油漆还能搅拌均匀。我们把刷子放进油漆里，花了点时间把刷子弄松，然后把沾着油漆的刷子往梳妆台的木板上砸，砸了个乱七八糟，还是没见到多少颜色。不过，我们发现一瓶松节油，这下效果就好多了。猪鬃刷子可以用了，我们可以刷了。感谢妈妈，这时候我已经学会一些拼写了。南希也会，她刚上完了二年级。

    “写完之前不要看。”我对她说，把她稍微推远了点。我已经想好我要写什么了。反正南希也正忙着在一罐红漆里搅她的刷子。

    我写的是：纳粹有售。

    “现在看吧。”我说。

    她早就转身背对我了，这会儿正拿着刷子对着自己挥过来挥过去。

    她回答说：“我很忙。”

    她回过头来面朝我，脸上涂满了红油漆。

    “现在我和你一样了。”她说着，把刷子往下拉，红漆一直刷到了脖子上，“现在我和你一样了。”她听起来很兴奋，我以为她在嘲笑我，其实她的声音充斥的是满足感，仿佛她达成了毕生的心愿似的。

    现在，我必须得试着解释接下来的几分钟发生的一切。

    第一反应是，她看起来真可怕。

    我不相信我的脸上有哪里是红的。根本没有。半边脸上是胎记通常的颜色——紫色。而且，我说过了，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颜色渐渐地淡了。

    不过，在我心里，我看见的颜色不是这样的。我心里觉得，我的胎记是柔和的褐色，如同老鼠皮毛的颜色。

    我妈妈没有夸张地不让在家里摆镜子，没做过诸如此类的蠢事儿。不过至少可以把镜子都挂得高高的，让孩子看不到镜子里的自己。洗手间的镜子就是这样的。唯一能让我轻松地看见自己的，是挂在前厅的镜子。白天室内颇为晦暗，到了晚上就有了微弱的灯光。一定是因为这面镜子，我才以为我的半边脸是这种阴暗的、温和的颜色，是如同老鼠皮毛一般的阴影。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所以南希的红油漆成了一种巨大的污辱、一个恶毒的玩笑。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她往梳妆台一推，自己夺路奔上台阶。我想我是想找一面镜子，或者找个人，让这个人告诉我她错了。只要有人确认我的想法，我立刻恨死她。我要惩罚她。不过在那会儿，我没有时间盘算怎么惩罚她。

    我从小屋跑出去，虽说是礼拜六，不过我没看见南希的妈妈。我砰地关上纱门，在沙砾小路上狂奔，然后跑上了剑兰丛中的石板小径，我看见妈妈从阳台上的柳条椅上站了起来。她平时就坐在那里看书。

    “不是红的！”我咽下愤怒的泪水，喊道，“我不是红的。”妈妈震惊地下了台阶，但还是太远，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紧接着，南希就从小屋里跑出来，昏头昏脑地跟在我后面，涂着一张鲜艳的脸。

    我妈妈明白了。

    “你这个讨厌的小畜生。”她冲南希吼道。我从来没有听过她发出这样的声音，尖利、狂乱，并且颤抖。

    “你别过来。你敢过来！你这个坏姑娘！你有没有一点起码的同情，你有吗？没人教育你……”

    南希的妈妈从屋里出来了，一头湿淋淋的头发挡在了眼睛上面，用手按着浴巾。

    “老天爷，这儿连洗个头发也不得安宁……”

    我妈妈冲她继续吼。

    “别在我和我儿子面前说这种话……”

    “哎呀呀呀。”南希的妈妈马上就回答，“我就听到你大喊大叫……”

    我妈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在——大——喊——大——叫。我只不过在告诉你那个没良心的孩子，以后我家不欢迎她。这个残忍的、恶毒的孩子，她竟然嘲笑我可怜的儿子，就因为他自己也没办法的缺陷！你什么也不教她，连点礼貌也不教她，我带她去海边，她连道谢都不会。她连‘请’、‘谢谢’都不会说。也难怪，有这么一个裹了块毛巾就开始晃来晃去炫耀的妈妈……”

    妈妈的话滚滚而来，仿佛一股愤怒、痛苦、挣扎的洪流倾泻出来，将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尽管这时候，我已经拽住了她的衣服，说：“别，别这样。”

    这下更糟了。妈妈的话咽到了肚子里，眼泪却流了出来。她身体颤抖，声音哽咽。

    南希的妈妈把湿头发从眼前撩开，站在那儿看。

    “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她说，“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把你送到疯人院去的。你说，丈夫恨你，儿子长了张乱七八糟的脸，我怎么帮你？”

    我妈妈用双手捂住脑袋，叫唤道：“哦！哦。”疼痛仿佛吞噬了她。那时候，家里的女仆叫维尔玛。维尔玛从屋里出来，来阳台上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她说：“太太，太太，别这样。”然后，她提高嗓门呵斥南希的妈妈。

    “你省省吧，回你自己屋里去，嘘！”

    “哎呀，你别急，我肯定会回去的。不过，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管我？给一个疯女人干活，滋味儿怎么样啊？”接下来，她又去吼南希。

    “上帝！我怎么把你洗干净？”

    说完这句话，她放大了声音，让我听清楚她说什么。

    “他还要吃奶呢，看看他挂在老女人身上的样子。你以后不许和他玩了。老女人的小屁孩。”

    维尔玛和我各站一边，试图安慰我妈妈，让她回屋里去。她没有再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挺直后背，用一种不自然的快活声音说话，以便让小屋里的人听到。

    “把剪刀给我拿来，维尔玛。我要剪剪剑兰了，有些花儿都已经败掉了。”

    不过，等她住手的时候，剑兰倒了一路。没有一株是站着的，不管是枯了的，还是正在盛开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件事儿一定发生在礼拜六，因为南希的妈妈在家，维尔玛也在我家，礼拜天维尔玛是不来的。到了礼拜一，或者可能更早，我知道小屋已经空了。维尔玛也许在公共俱乐部找到了我爸爸，也许在绿地上，谁知道在哪里，总之他回了家，起初很不耐烦，非常粗鲁，没一会儿也就服从了。服从指的是让南希和她妈妈搬走。我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也许他把她们安置在某个酒店里，然后再找地方给她们住。我相信，搬家对南希的妈妈来说，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渐渐地明白了这个事实，我再也没机会见到南希了。刚开始，我生她的气，并不在乎。后来，只要我一打听她去哪里了，妈妈就含糊其辞，她再也不愿意回想那个痛苦的场面了，不管是我的痛苦，还是她的痛苦。可以肯定的是，就在那段时间，她开始认真地考虑送我去上学。我想，就是那年秋天，她送我去了莱克菲尔德学校。也许她觉得但凡我习惯了男生的学校，对女伴的记忆就会越来越淡，渐渐觉得不值得，甚至有些可笑。

    爸爸葬礼后的第二天，妈妈让我吃了一惊，她居然问我愿意不愿意带她去几英里外湖边的一家餐馆吃饭。实际上，明显是她要带我出去吃饭。她想找个没有熟人的地方。

    “我就是觉得，我一直被关在这房子里。”她说，“我需要新鲜空气。”

    在餐馆里，她谨慎地四下打量，然后宣布说，没有她认识的人。

    “你陪我喝杯酒？”

    难道开车来这么远的地方，只是为了在公共场合喝酒？

    我们点的酒上来以后，她说：“我觉得有件事儿应该让你知道。”

    这种话，大概是谁都最不愿意听到的。通常来说，你应该知道的，往往都是你难以承受的，这种概率很大。而这一切，其实只是一种暗示：其他人都不得不背负负担的时候，你却得到了轻松的豁免。

    “我爸爸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回答，“太棒了。”

    “别傻了，你还记得你的小伙伴南希吗？”

    其实，有一会儿，我根本想不起来南希是谁，之后，我说：“有点印象。”

    这一回，和妈妈的谈话似乎需要技巧。我要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愉快，俏皮，而且不为所动。她的声音，她的表情，都有些隐隐的悲伤。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痛苦，但是在她告诉我的故事里，有很多无辜的人、受虐待的人，有如此之多的暴行，我打算转身离开这一切，至少带着一颗更沉重的心灵，回到我的朋友和我幸运的生活里。

    我不会合作的。也许她想要的，不过是看见同情的迹象，或者是温柔的动作。我不会满足她的。她是个过分敏感的女人，并没有因为岁月而受些许污染。但是，我退却了，仿佛感觉到没完没了的悲苦的危险，这是一种会传染的气质。特别是，我要避免一切可能，不要让她提到我的痛苦。我觉得她仿佛特别热衷于提这些。她是我无法摆脱的镣铐。我不得不承认，从在子宫里发育开始，我就和她息息相关。

    “要是你一直在家，可能早就知道了。”她说，“这事儿就发生在我们送你去学校前不久。”

    南希和她妈妈住在了一间公寓里，公寓也是我爸爸的，就在广场那儿。一个明亮的秋天的清晨，南希的妈妈偶然发现，她女儿在浴室里，把一把剃须刀割进了自己的脸颊。地板上，水池里，南希身上，这里，那里，到处都是血。可是，她没有住手，也没有叫疼。

    我妈妈怎么会知道？我只能猜是整个城镇到处都在流传这个故事，本来是想隐瞒的，但是实在太过血腥了——就是字面意思，不要想细节。

    南希的妈妈用浴巾裹住她，不知怎的把她送到了医院。那时候，还没有救护车。她可能是在广场上找到一辆过路的车。她为什么没给我爸爸打电话？没关系，反正她没打就是了。伤口不深，流血也不算过多，尽管血四处飞溅。没有伤到重要的血管。整个过程中，南希的妈妈一直在训斥她，问她大脑有没有问题。

    “看看我的命。”她不断地说，“有你这么个孩子。”

    “毫无疑问，要是那时候有社工，”我妈妈说，“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会有儿童救助病房的。”

    “就是脸上。和你一边。”妈妈说。

    我想保持沉默，装作听不懂她说什么，可是，我不得不开口。

    “她满脸都是油漆。”我回答。

    “没错。这回她小心多了。她只割了半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你。”

    这下，我不再克制自己了。

    “要是个男孩，可能就不一样了。一个女孩，这样的事儿太可怕了。”

    “如今的外科大夫厉害着呢。”

    “嗯，也许行吧。”

    隔了一会儿，她说：“这么深的感情。孩子居然有。”

    “长大就没了。”

    她说她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孩子和妈妈的情况都不清楚。我一直都没问过，她挺高兴的，因为她不希望在我尚且年幼的时候，告诉我这么痛苦的事儿。

    我不知道这件事儿和其他事儿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不得不说，妈妈在她非常高寿的时候，人彻底地变了，变得粗鄙、沉溺于幻想之中。她声称我爸爸是个伟大的情人，而她自己则是一个“漂亮的坏女孩儿”。她宣称我应该娶“那个割脸的女孩”进门，因为我们两个人中，谁都不会因为对方干了什么好事嘲笑对方。她咯咯直笑，说，因为你们两个都乱七八糟的。

    我同意。从此以后，我相当地喜欢她。

    几天前，我被一只黄蜂叮了，当时我正在一棵老苹果树下面清理腐烂的苹果。正好叮在我的眼睑上，眼睛立刻就睁不开了。我一只眼睛看路，开车去了医院。被叮的眼睛在我“好”脸的那边。医生竟然要我在医院过夜，因为一打针，两只眼睛就都得用绷带扎上，防止能看见的眼睛疲劳过度。我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老是醒来。当然，医院从来都不可能真的安静，就在这段短暂的、看不见东西的时间里，我的听力似乎更敏锐了。脚步声在病房里响起来的时候，我立刻感觉到是一个女人。而且，我有一种直觉，她不是护士。

    不过，当她说，“太好了，你还醒着。我来给你读了”时，我以为我肯定搞错了，她到底还是个护士。我伸出一只胳膊，以为她是来读生命体征参数什么的。

    “哦，不是的。”她的声音低低的，语气颇为坚定，“我是来给你念书的，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有时候人在床上躺的时间太长了，眼睛又不能睁着，就会希望听人念书的。”

    “他们选，还是你选？”

    “他们选。有时候我也会建议。有时候我提议读《圣经》故事，他们能记得的故事。或者他们小时候听的故事。我带了一堆书呢。”

    “我喜欢诗。”

    “你听起来一点也不积极。”

    我确实不积极，我知道是为什么。我自己有在广播里大声朗诵诗歌的经验，也听过别的受过训练的嗓音在广播里朗读，有些朗诵风格我觉得很舒服，有些我简直是深恶痛绝。

    “那我们做个游戏吧。”她说，听起来好像我和她解释过了，事实上我没有。“我给你读一两行，然后我停下来，看你能不能背出下一行，行吗？”

    我突然意识到，她可能非常年轻，急切地需要认可，需要在工作上获得成功。

    我说行。不过不要古英语，我说。

    “国王坐在邓弗姆林城堡之中……”她以询问的语气开始了。

    “喝着血红的葡萄酒。”我接上。我们一句接一句，情绪不错。她朗诵得很好，虽然语速有点孩子气，仿佛在炫耀。我渐渐开始喜欢自己的声音，不时地陷进演员的光环之中。

    “真不错。”她说。

    “给你看看那百合生长的地方，在那意大利的岸边……”

    “是百合生长的地方？不是风吹百合的地方？”她问，“其实我没带有这首诗的书。我应该记得的。没关系，挺好的，我喜欢你广播里的声音。”

    “是吗？你听过？”

    “当然听过。很多人都听过。”

    她不再给我一句一句的提示，让我一个人背下去。你大体能想得到。《多佛海滩》，《忽必烈汗》，《西风颂》，《野天鹅》，《青春挽歌》。嗯，也许也没全部都朗诵，或者没有从头背到尾。

    “你喘不上气来了。”她说着，小手飞快地放在我嘴巴上，接着，她的脸，或是半边脸，靠在我脸上。“我得走了。走之前还有一个。这个难，因为我不打算从头开始了。

    “没有人为你长久悲伤，为你祈祷，想念你，你的位置空空如也……”

    “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回答说。

    “真的？”

    “真的。你赢了。”

    这时候，我起了疑心。她似乎变得心烦意乱，甚至有些乖戾。我听到大雁从医院飞过时的鸣叫声，每年这个季节，它们就开始练习飞行，然后飞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它们会飞得不见影子。我从这个令我心悦诚服的梦中醒过来，处于一种惊讶和愤慨交织的状态之中。我想回到刚才那一刻，想让她把脸靠在我的脸上，让她的脸颊贴近我的脸颊。但是，梦乡一般不会如此乐善好施。

    我回家了，也能看书了，我开始回想她在我梦里留下的诗句。我查了两本诗集，但没有发现。我开始怀疑那几句根本不是真的诗，只不过是梦里编出来的几句话，给我挫败感而已。

    可是，到底是谁编的呢？

    秋天更晚些时候，我在整理一些旧书，准备捐给慈善义卖会，一张褐色的纸掉了出来，上面用铅笔写了诗行。不是我妈妈的笔迹，我也不觉得是我爸爸的笔迹。那么，到底是谁的？这个人也在底下写了作者的名字。瓦尔特·德拉梅尔。没有书名。这个诗人我不熟悉，对他的作品没有印象。不过，我应该读过这首诗，也许不是在这张纸上，可能是在教科书里。我肯定是把这些诗句埋藏在了记忆深处。但是，为什么？是为了让这些诗句在梦中和我开玩笑？为了让一个坚定的女孩子的幻影在梦中和我开玩笑？

    这首诗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某种程度上，它让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我没有卖掉房产，而是选择住在这里。

    这里发生过事情。在你的一生中，有几个地方，甚至只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只是这里。

    我当然明白，要是我认出了南希——比如说，在地铁里，在多伦多——我们两人的脸上都有醒目的标记，最大的可能是，我们想方设法做到的，恐怕只是一场尴尬且毫无意义的对话，急急忙忙地列举一些没用的事实当成自传。我会看到她修复得近乎正常的面孔，或者仍然显著的伤口。但是大概不会谈这个。也许会谈谈孩子。不管她的脸修复得怎么样，也未必不能有孩子。孙子。工作。我也可能不得已地和她谈谈我的工作。我们会感到无比震惊，情感受到强烈刺激，急不可待地想要走开。

    你觉得这样能改变什么吗？

    答案是当然，暂时，然后永不会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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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