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晚上，我在熨裙子的时候，我人生的解决方案突然跳进了我的脑海。很简单，不过，大胆而且奇特。我去了起居室，我丈夫在看电视，我说：“我觉得我应该有间办公室。”

    就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这想法是异想天开。我要办公室干什么？我已经有座房子了，这座房子舒适、宽敞，还能看见海。房子里有相宜的空间，用来吃，用来睡；几间浴室，有和朋友说话的地方。我还有花园。家里不缺地方。

    也不全然如此。对我来说，如此开诚布公实为不易。我是个作家。听起来不太对。太自以为是了，不过是个冒牌货，至少并不令人信服。再试一下，我要写作。听起来是不是好一点？我想试试写作。更糟。虚伪的谦虚。那，怎么办？

    没关系。无论如何，我说出来了。我的话为它们自己赢得了沉默一片的空间。说出口之后的敏感时段。但是，大家都是体贴的，沉默很快就被友好的声音所表示的关切吞没了。各种各样的赞叹。真棒。对你是好事儿啊。哦，诱人的好主意。他们颇有兴致地打听，你要写什么？虚构的小说。这一回，我轻而易举地克服了羞耻感，甚至语气还有一丝尖刻。我并非一贯如此。每一次，明显的焦虑都会被机敏的圆滑措辞安抚下去，消灭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的回答把他们准备好的安慰之词一扫而空。现在，他们只好回答：“哦，这样。”

    就是这样，我想要一间办公室。我对丈夫说，我要在办公室里写作。我立刻意识到了，这似乎是个苛刻的要求，算是难得的一回自我娇纵。大家都认为，写作，需要的只是一台打字机，或者一支笔，一叠纸，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些东西卧室的角落都有。但现在，我又想要一间办公室。

    而且，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我想在办公室里写作，我能不能真的静下心来这么做。也许我会坐下来，盯着墙发呆；其实这样的前景对我而言，也不算太煞风景。我喜欢的，其实是这个词听起来的感觉，“办公室”，自信，安宁，有方向，而且还挺重要。不过，我不想告诉丈夫这些感觉。恰恰相反，我发表了一通非常形而上的详尽解释，我大抵记得是这样的：

    对一个男人来说，房子用来工作挺合适。他把工作带回家，为此还特意清出一块地方给他工作。为了尽可能地配合他的需要，房子的布局要重新安排。谁都能看出来他的工作存在。没人指望他接电话，也不会指望他能找到找不到的东西，或者孩子哭了他能起来看看，更不会盼着他去喂猫。他完全可以关上房门。我说，想想吧，要是一个妈妈关上了房门，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她就在门后头。为什么孩子们都会觉得这样对待他们太粗暴？一个女人，坐着那里，看着空气，看着一片乡村的田野，但她的丈夫并不在这片田野中，她的孩子也不在，人们就会觉得这是违反人类天性的。所以，房子对女人的意义和男人不一样。她不是走进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个人。她自己就是这房子本身，绝无分离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真话。不过通常情况下，每每争论的时候，我都会担心自己不应该这样说，把话说得太过断然，太过情感用事。某些时候，也许是漫长的春天的夜晚，天上下着小雨，氛围忧伤，花丛里只有索然无味的球茎。想去海上漂流，光线又太暗了。我推开窗户，感觉到房子仿佛怕得缩回了树林之中，灰泥，以及其他简陋的建筑材料，包括这屋子里的生命，都已经退去，将我一个人留下来，暴露在外，两手空空，却感到一种强烈的，无拘无束的颤动，自由且孤独的颤抖。艰难，不过对我来说，正好是完美的时机来承受。于是我知道了，我的一生是如何受到保护，如何被保护所牵累。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之中，我是如何被温暖所限制的。）

    “去看看吧，要是你能找到一间不算贵的话。”我丈夫只说了这么一句。他和我不一样，他并不真的需要解释。别人的心，都像一本合上的书。这是他常说的话，并不觉得遗憾的样子。

    即使这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这事儿能办成。也许在心的深处，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愿望，并不应该被满足。要是我要的是一件貂皮外套，一条钻石项链，就容易得多了。这些都是女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孩子们听说了我的计划之后，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和漠不关心。不过，我去了购物中心，那儿离我家有两个街区远。我注意到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不过没有想过适合不适合我。其中一座楼上有两个窗口挂了几块出租的牌子，是一家药店和一家美发沙龙。当我走上台阶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现实的感觉。当然了，租用办公室算是一项复杂交易，并没这么简单：不只是要在空荡荡的房门上敲两下，等人家答应。租办公室必须要办理很多手续。而且，还要很多钱。

    结果是，我连门都没敲。一个女人拖了一台真空吸尘器从一间空办公室里出来，用脚把吸尘器往前踢，走向了走廊另一头一扇敞开的门。这扇门显然通往位于建筑后部的一座公寓。她和她的丈夫住在这套公寓里，他们姓麦利。实际上，这座楼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要出租办公室。她对我说她刚刚吸尘的房间，适合当牙医的办公室，我不会感兴趣的。不过，她可以带我看看另一间办公室。她去放吸尘器，拿钥匙，叫我在她的公寓里等她。她的丈夫，她叹了一口气，说，他不在家。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叹气。

    麦利太太一头黑发，是个精致的女人。她的模样应该是四十出头，尽管不修边幅，却依然散发出隐隐约约的动人魅力。鲜亮的口红画的那道纤细的唇线，透露出女性化的专断气息。粉红色的羽毛拖鞋里，是一双柔软的，胖胖的脚。她有一种摇摆不定的被动，疲惫，无语的忧虑气质，透露出来的，是对某个男人的密切关注，而这个男人，时而精力充沛有魄力，时而任性顽固，丝毫也不独立。我一眼便看了出来，立刻便决定，这种看法一点也不能说出来。不过，我估计她肯定没孩子，生活的压力，或者不管是什么压力，让她没法要孩子。这一点我没有猜错。

    我在房间里等她。这个房间明显同时做起居室和办公室。我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是模型船。大型横帆船，快速帆船，玛丽皇后号，一个个模型搁在桌子上、窗台上，以及电视机上。没有放船的地方，则摆了盆栽植物，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有时被视为“男性化”象征的装饰品——陶瓷鹿头、铜马、硕大的烟灰缸，都是用各种沉甸甸的、有纹路的、闪闪发亮的材料做的。墙上的相框里放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和荣誉证书之类的东西。有一张照片是狮子狗和牛头犬，一个穿男装，一个穿女装，一副对这种友爱姿态感觉很无聊的尴尬，底下写的是“老朋友”的字样。但不过实际上，在这个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肖像照，这张照片搁在镀金的相框里，有自己的灯光。这是张英俊的中年男人照片，他一头金发，坐在一张书桌后头，穿了一套西装，看起来相当的成功，健康，并且和蔼可亲。也许又是后知之明，我突然觉得，这张照片上的男人也有明显的不安，有这个男人对自己扮演这种角色的不信任，仿佛他不得不充分地，坚持不懈地展现他的形象，而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展现通向的也许是灾难。

    不用管麦利家的人了。总之，我一看见办公室，就想要它。它比我真正需要的空间更宽敞。它被分隔出来的格局，非常适合当医生办公室。（我们本来有个按摩医师，不过他走了。麦利太太以一种抱歉，却不透露任何信息的方式说。）这间办公室是冷色调的，没有任何装饰，白色掺了一点点灰，以消除眼睛的疲劳。既然这里现在没有医生，麦利太太自己也告诉我，已经有段日子没有医生来租了，我提议二十五美元一个月。她说她得和她丈夫商量。

    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建议被接受了。我见到了麦利先生本人。我对他解释说，其实我已经和他太太解释过了。我说我不打算在通常的办公时间用办公室，而是周末用，或者晚上用。他问我用来干什么。我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我是做速记的？不过我还是告诉了他。

    他以一种不错的幽默感表示理解：“哦，你是个作家。”

    “嗯，是吧，我写作。”

    “那么，我们会尽量让你在这里过得舒服。”他慷慨地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热衷于种种业余爱好的人。这里的船模型都是我有空的时候自己做的。对耐力很有好处。人都需要用什么事儿来锻炼锻炼耐力。我敢说，你也是这样。”

    “有一样的地方。”我立刻同意他的看法，甚至感觉颇为如释重负，因为他对我行为的看法，是如此不求甚解，如此的包容。至少他没有问我，而我本来以为他要问的是，那么谁来照顾孩子，丈夫同意没有。十年，也许已经十五年了，岁月让这个照片中的男人柔化了许多，胖了。照片中的那个他消失了。他的臀部和大腿如今已经积攒了惊人的脂肪，让他只要一动，就会发出声响来，皮肉轻轻地沉淀下来的动静。一种女家长式的，沉重的不自在。他的头发和眼睛都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容貌也变得模糊不清，和蔼可亲的强者表情早已瓦解，变成了浑浊的谦卑，以及天长日久的猜疑。我没有看他。我没有想到，因为这间办公室，我有责任了解更多的人。

    周末的时候，我搬了进去，没有叫家人帮忙，虽然他们会很乐意帮忙。我带了一台打字机、一张轻便的小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张小木头桌子，把电炉、水壶、速溶咖啡罐、调羹和一个黄色的杯子都搁在了上面。就这么多了。我心满意足地计划，一干二净的墙面；种种必需品给我带来的并不算昂贵的尊严。东西不多，还省了我打扫、清洗、擦拭的麻烦呢。

    对麦利先生来说，这样的景象谈不上怡人。我安置下来没一会儿，他就来敲门了，说他要和我解释清楚几件事——要把外头房间的灯摘下来，因为我用不着；还有暖气片，怎么用窗户外头的遮阳篷之类的。他四下走动，把所有东西都看了一遍，以一种神秘兮兮，而且忧伤不已的神态说，对一个女士来说，这里绝对不算舒服的地方。

    “对我来说够好了。”我说，没能表现出我希望告诉他的气馁。因为我一直有一种倾向，想要安慰我毫无来由就不喜欢的人。或许不是毫无来由，只是自己不想知道原因罢了。有的时候，我处心积虑地表示自己的恭敬态度，傻乎乎地希望他们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你需要一把坐着舒服的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等待灵感。我地下室有把椅子，我妈妈去世以后，所有东西都放在那儿了。角落里还有一卷小地毯，用起来还挺好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装饰一下，让你感觉更像家。”

    我说，但是，说真的，我并不希望这里像家。

    “要是你想挂窗帘的话，我可以付材料钱。什么地方都需要颜色来点缀，否则我担心你坐在这地方，会生病的。”

    哦，不用了。我说，笑了起来，我不会的。

    “要是你是个男人，就不一样了。女人喜欢舒适一点。”

    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向窗口，透过软百叶窗的缝隙，俯看星期六空荡荡的街头，躲开他那张面露责难而又脆弱的胖脸。我试着让自己用一种冷淡的腔调，这种腔调我在自己的心里听过无数次，但从懦弱的嘴里说出来却艰难无比：“麦利先生，请不要再打扰我了。我说过了，这样适合我。我想要的东西都有。谢谢你告诉我灯的事儿。”

    结果挫败不堪，几乎让我惭愧。他回答说：“我绝无希望打扰你的梦想。”一种演讲的精确态度，表现的是冷淡的恶劣心情，“我只是为了你的舒适，提了几个建议。要是我知道打扰你了，早就走了。”他走后，我觉得好多了，甚至胜利让我感到几分兴奋。不过，这么轻松就做到了，还是让我有点羞愧。我告诉自己说，反正迟早都要打击他，开始就做更好。

    下一个星期，他又来敲我的门。他逾常的谦卑表情，几乎让我觉得是嘲弄，不过也有相反的感觉，他的谦卑是真的。我没把握了。

    “我不会占用你一分钟以上的时间。”他说，“我一点都不打算让自己招人讨厌。我只是想告诉你，上一回我很抱歉，我冒犯了你，所以我向你道歉。这是给你的一个小礼物，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

    他带来的是一种我不知道名字的植物，浓密的，光滑的叶子，花瓶用银色的、粉红色的锡箔扎住，显得很奢侈。

    “放这里吧。”他把这瓶植物放在房间角落里，“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我会自责的。而且，我想，也许她不要家具，不过一株漂亮的小植物又怎么样呢？它能让人豁然开朗。”

    这一回，我不可能告诉他说，我不想要这盆植物。我讨厌室内盆栽。他告诉我怎么照顾它，多长时间浇一回水，之类之类。我谢了他。除此以外，我没什么能做的了。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在他的歉意和礼物背后，他对自己的做法有清醒的意识，而且还颇感满足。他还在说“不好的感觉”、“冒犯”、“道歉”之类的话，我试着想打断他，想告诉他，我对自己的生活有清楚的界定，有自己的范围，不会轻易让什么好的感觉、坏的感觉破坏它。我和他之间，坦率地说，根本没有必要有任何感觉。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无望的任务。我怎么能公开反对这种亲密的愿望呢？再说了，闪闪发光的纸包着的小植物，确实让我迷惑。

    “写得怎么样了？”他问，仿佛要把我们令人遗憾的不同之处都隐藏起来。

    “哦，和平常差不多。”

    “嗯，要是你想写的东西写光了，我这里还有一大桶呢。”停顿。“不过，我猜我在这里，只会浪费你的时间。”他的语气中有一种让人讨厌的轻浮。这是一个试探，结果我没通过这个试探。我笑了笑，目光停留在那株华丽的植物上，回答说，没关系。

    “我刚刚想到在你之前租这个房间的人了。一个按摩师。你可以写一本关于他的书。”

    我摆出一副倾听的姿态，双手不再拨弄钥匙。要是说怯懦和伪善是我的两大缺点，好奇显然就是第三个。

    “他在这里开业，做得很不错。唯一的问题是，和我们列下来的按摩所合同比较比较，他改动实在是太大了。他把左边和右边都改了。他搬走以后我进来看，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隔音板！整个房间都隔了音，所以他改动房间的时候，没人听见。就是你坐在这里写作的房间。

    “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有一天一位女士敲我的门，想问我要一把备用钥匙进他的办公室。他不让她进去，特意锁了房门。

    “我猜测，他大概只是厌倦了给她的特殊待遇吧。我想，他觉得这种事儿已经耽误得太久了。你也知道，几年也就差不多了。他是个年轻男人，有个不错的年轻老婆，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是谁都喜欢。这是世界上最猥琐的事儿了。”

    片刻之后，我才算明白。他告诉我这些事，不仅仅是简单的闲话，而是他以为，作家会特别有兴趣的。淫荡和写作，在他心目中，有一种暧昧的美妙关系。总之，这种观点如此的热切，如此的幼稚，我受了打击，觉得自己在浪费精力，所以懒得反驳他。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为了自己，也不能去伤害他。觉得一点小小的粗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第二件礼物是个茶壶。我坚持说我只喝咖啡，叫他把茶壶送给他太太。他说茶对耐力有好处，他一看见我就知道了，我是个神经敏感的人，和他一样。茶壶是镀金的，还有玫瑰花。我知道这茶壶并不便宜，尽管极端的难看。我把它放在桌子上。我还要继续照顾那株植物，它在我房间的角落里欣欣向荣，看着真是猥琐。但我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他给我买了一个废纸篓，奇形怪状的，前前后后八面都写着中国字。他给了我一个泡沫橡胶靠垫放在椅子上。我鄙视自己，竟然向他的这些讹诈屈服。我并不是真的可怜他，只是因为我做不到掉脸走开，我无法逃避他一心谄媚的渴望。他知道我的忍受是他花钱买来的，所以他必定痛恨我。

    现在，当他在我的办公室逗留的时候，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我有种想法，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生活，大约是希望我写下来。当然，也可能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以前就曾告诉过无数人，而我却迫切需要他的故事。他的一生由一系列的灾难组成，当然人生一般大抵如此。他信任的人辜负他，他依赖的人拒绝他，他关心过资助过的朋友背叛他。其他人，仅仅是些陌生人，过路人，也要以各种各样虚构的创造性手法，搭上自己的时间无偿地折磨他。甚至，有时候，他的生命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另外，他太太也很棘手，她的健康情况糟糕，而且性情不稳定，他该怎么办？你知道这有多艰难，他摊开双手说，但是，我活着。他看着我，指望我回答我明白。

    我开始踮着脚尖上楼，试图拧钥匙时不发出任何声响。当然很傻，因为我肯定没办法给打字机装上消声器。实际上，我真的考虑用速记的办法来写，希望他把那个邪恶的按摩医师的隔音板给我。我把我的问题告诉了丈夫，他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告诉他你很忙，他说。但事实是，我告诉过他。每一回他上门拜访，总是用一样小礼物，或者一件小事儿来武装自己。他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我今天很忙。哦，那么，他隔着门安慰自己，我不会耽误你很久的。而且，正如我所料，他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多么虚弱地希望摆脱他。他知道，却没有时间关心。

    一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发现我把一封打算寄出去的信丢在办公室了，于是回去拿。我在马路上就看见办公室的灯亮着，然后，我就看见他在我的桌子前弯着腰。当然了，他晚上进我的房间，看看我写的都是什么！他听到我在门口，我进来的时候，他赶紧拿起我的废纸篓，说他进来帮我打扫卫生。他立刻就出去了。我什么也没说，我浑身颤抖。因为愤怒，也因为满足。找到一个理由，真是奇迹，这是一个几乎不堪忍受的安慰。

    下一回，他再敲我的门，我就把门从里面锁上了。我听到他的脚步，他亲热的哄骗之词，我继续大声打字，不过并没有不停地打，所以他知道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叫我的名字，仿佛我在和他开玩笑。我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应声。一如继往，不理智的罪恶感困扰了我，但是我依然继续打字。这一天，我看见植物也已经枯了，随它去了。

    对之后的事情，我没有心理准备。我发现房门上贴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如果我去他的办公室，麦利先生将感激不尽。我立刻就去了，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坐在自己的桌子前，身边是各种各样模糊的权威迹象。他隔着一段距离打量我，仿佛被迫以一种全新的，令他难过的，责备的目光来看我。他表现出来的局促，似乎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他说话的语气有一种造作的勉强。他一开口，说的是，当然，他收留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个作家。

    “我没有因此担心什么，尽管我早就听说过艺术家、作家这类人的种种事迹。这些事迹并没有给我留下鼓舞的印象。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儿。”

    这听起来很新鲜，我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讲什么。

    “你来了，你对我说，麦利先生，我想要一个写作的地方。我相信了你。我给了你。我没问什么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清楚地知道我的想法，还有我想了解的东西。”

    “想了解什么？”我问。

    “还有你的态度，也让我不放心。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不答理别人。这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要是没什么要躲躲藏藏的话，用不着这样。更别说一个年轻女人，说自己有丈夫有孩子，却跑得远远的，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咔嗒咔嗒的打字上。”

    “不过，我不觉得……”

    他抬起一只手，做出原谅的手势：“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坦率地对我开诚布公，我觉得我值得这样的态度。你用这间办公室有没有其他目的，你有没有不经同意，把你的朋友，或者连朋友都不是的人叫来看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你自称是个作家。好吧，我读过不少东西，从来没见过你的名字。难道你用笔名写作？”

    “没有。”我回答道。

    “好吧，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些作家的名字我确实没有听说过。”他和蔼可亲地说，“这个问题就算了吧。你以你的名誉担保，在你占用的这间办公室里，不会再有欺骗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事端。”

    不知何故，我的怒火迟迟未发。一种愚蠢的，难以置信的感觉妨碍了我的表达。我能做到的只是站起来，走到走廊上去。他的话余音未了地跟在我身后，还有锁门的声音。我想，我得走了。但是，当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来，看着我自己的工作，我又想我是多么喜欢这个房间，我在这里工作得多么好。于是我决定不能被逼走。我觉得，毕竟，我们之间的斗争已经走到了死局里。我可以拒绝开门，拒绝看他的便条，碰到他时拒不说话。我的房租提前付过了，要是我现在走，看起来他也不会退给我钱。我决心不在乎。在此之前，我每天晚上都要把稿子带回家，防止他偷看。现在看来，似乎这种防范措施都是在贬低自己。就算他看了，又何妨？难道比黑暗中，一只老鼠爬过我的稿纸更严重吗？

    几个回合之后，我又在门上看见了便条。我每回都不想看，但每回都看。他的指控越来越具体了。他听到我屋里的响动。他太太要午睡的时候，我的动静影响她的休息。其实，我除非是周末，从来不会在下午来办公室。还有，他在垃圾里发现了一个威士忌酒瓶。

    我对按摩医师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明白麦利先生的人生传奇是如何建立的，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当便条变得越发恶毒以后，我们的私人碰面便没有了。有一两回，我在走廊上看见他佝偻的，汗流浃背的背影消失。慢慢的，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种纯属虚构的白日梦阶段。他用便条谴责我，说他和五号的人关系很好。五号是邻社区的一座咖啡屋，我估计他这么说是出于某种象征主义目的。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情再发生了，便条会继续，内容大概会越变越怪诞，因此也就越发不会影响我了。

    星期天的上午，他再次敲我的门。大约是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刚进门，脱掉了外套，把水壶放在电炉上。

    这次，是另外一张面孔了。疏远，神圣不可侵犯，闪烁着一脸发现了罪行证据的强烈快感之光，让人浑身发冷。

    “我问一下，”他激动地说，“你不介意跟我去一趟走廊吧？”

    我跟他去了。盥洗室的灯开着。这间盥洗室是我的，没有别人用，不过他没给过我钥匙，所以门一直是开着的。他在门前停下了脚步，把门一推，眼睛垂下来，小心翼翼地吐了口气。

    “这是谁干的？”满腔的悲痛。

    梳洗台和脸盆上方的墙上，遍布各种线条画，还有那类常常在海滩的公共洗手间看到的评论。我在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镇的市政厅洗手间里也见过这样的东西。是用一管口红画的，通常也都是如此。我想，前一天晚上肯定有人来了，也许是一伙少年，他们星期六晚上总是在购物中心附近巡游闲荡。

    “本来就该上锁。”我冷淡而又坚定地说，仿佛借此就能摆脱这个局面，“够乱的。”

    “显然。在我看来，都是些淫秽的话。也许对你的朋友来说，只是玩笑。对我来说不是的。别告诉我这是艺术作品。一大早，推开自家的门，看见这样的东西，真是件喜事儿。”

    我说：“我觉得口红能擦掉。”

    “哦，我只能庆幸我太太没看见这种东西了。让女人心烦，结果可真美好。现在，为什么不把你的朋友们叫来，让他们拎着桶和刷子来这里聚会？我也正好见见这么有幽默感的人。”

    我转身就走，他笨拙地挡住我的路。

    “我不觉得还有什么疑问。这些图案怎么跑到我墙上来的，很清楚了。”

    “要是你想说的是，我和这些东西有关，”我语气平淡，疲惫不堪，“你肯定是疯了吧。”

    “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这是谁的盥洗室？嗯？谁的？”

    “门又没上锁，谁都能进来。也许昨天晚上我回家以后，街上哪个孩子上来干的，我怎么会知道？”

    “明明是大人把孩子教坏了，还把什么都推到孩子头上，真是可耻。这件事儿倒是值得你思考。你知道吧，有一部法律，叫《反诲淫法》，适用于这种情况，我估计文学也包括在内。”

    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我下意识地深深呼吸，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真想宰了他。我还记得，他的脸看起来多么令人作呕，皮肤松软，眼睛几乎都闭上了，鼻孔是张开的，为了嗅一嗅美好的正义气味，胜利的气味。要是没有这件蠢事，他就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他现在有机会了。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见了一种让他失去勇气的表情。在这种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他竟然退回墙脚，开始说，实际上，事实上，他也并不是真的觉得我这人会做这样的事，更可能是我的某个朋友干的——我进了自己的房间，甩上了门。

    水壶发出可怕的尖叫，几乎都已经烧干了。我抢一般地把它从电炉上拿了下来，拔下插头，在狂怒之中，哽咽地站了一会儿。等情绪过去，我做必须要做的事。把打字机和纸放在椅子上，折起了轻便桌，拧紧了速溶咖啡罐，把它和黄杯子、调羹都放进了当初搬它们用的大包里。包一直折叠着放在架子上。我孩子气地想报复那株植物。植物和花茶壶一起，放在屋子的角落里，还有他送的废纸篓、垫子。对了，我忘记说了，垫子后头藏着一把塑料铅笔刀。

    我带着东西下楼，朝自己的汽车走过去。麦利太太来了。自打第一天以后，我几乎没见过她。她看起来并不意外，而是颇为冷静，一脸听天由命的样子。

    “他认错了。他不该这样的。”

    她拿起我装咖啡和杯子的包。她那么平静。我感觉到，怒火离开了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趣的沮丧。

    我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办公室。我想哪天我要去试着找找，不过还没来得及。至少，我要等到那幅情景渐渐淡化的时候。现在它在我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尽管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场面。麦利先生，带着他的抹布、刷子，还有一桶肥皂水，以他特有的笨拙姿势刷墙。他的笨拙是故意的。他面朝梳洗台艰难地弯下了腰，伤心地喘着粗气。他的心里，又在编造一桩离奇的，背信弃义的故事，但是无论怎么叙述都不尽如人意。而与此同时，我在字斟句酌，觉得自己有权利摆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