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英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保罗·哈里森出版了一本使他跻身世界名人录的力作：《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以下简称《第三世界》)。

    这是他历时四年，遍访亚、非、拉美三大洲23个发展中国家之后的呕心之作，它也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的最认真的一次考察。

    在这本书中，哈里森首次发现了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五种根本性失调现象：农业没有得到适当发展，就发展起了工业；小规模工业没有首先得到发展，大规模工业就发展起来了；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相对工农业水平而言，服务行业发展过快；人增长超过了就业面的扩大。

    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哈里森描述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路。

    “在整个第三世界，人们为了寻求工作而进行的迁移的速度正在加快，农民洪水般地拥向城市……因为，那里有他们所向往的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已经成了一个被偏袒坏了的孩子，公用事业的投资大都集中于城市……”

    为此，公正的哈里森非常忿忿不平：为什么政府如此明显地偏袒城市，如此惊人地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公民实行歧视？但是，哈里森也不得不承认：

    “只有城市里才有工业所需的道路、交通、动力和消费市场。”

    那么，这些被现代文明忽视了的农民们。除了“洪水般地拥向城市”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通往现代生活的“罗马之路”？

    在翻译成中文达30万字的《第三世界》中，哈里森始终对此感到茫然。

    哈里森显然不是唯一感到茫然的西方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门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模式的发展经济学，逐渐成了经济学领域中的新兴学科。在这门学科中，农民问题简直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百慕大三角区”。

    在这些西方学者发现的无数发展模型中，农民扮演的始终是一个落后、远离城市文明的人文角色，是一个等待拯救的可怜的“戈多”。

    我们似乎很难将这样的理沦归咎于偏见。

    但是现在，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理论之外的另一条通向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农村，特别是沿海的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农民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培育了自己的市场，然后，又开始建造自己的城市。

    与原有的城市体系相联系，他们构筑起了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现代生存环境。